甦飞 | 后稀缺时代的无政府主义（上）

原创五月写作组桑斯Jouissance

收录于合集

作者：默里·布克钦（Murray Bookchin）

译者：孤云飞鹤

编辑：Shawn Chan

本文有删节，完整译文请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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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条件与可能性

过去所有成功的革命都是少数阶级的排他性的革命（particularistic revolutions），其目的是要维护他们凌驾于整个社会的特殊利益。近代的资产阶级大革命虽然提供了一种根本性的政治重建的意识形态，但现实中它们只是证明了资产阶级的社会统治地位，使资本的经济优势得到正式的政治表达。“国家"、"自由公民"、"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崇高的概念，掩盖了中央集权的国家、原子化的孤立的人、资产阶级利益的统治的平凡现实。

我们这个时代的独特之处在于，排他性革命现在已经被普遍革命（generalized revolution）的可能性——完全的和整体性的革命——所吞并。资产阶级社会，如果说它没有取得其他任何成就的话，那么它也以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规模对生产资料进行了革命。这场以网络化为高潮的技术革命，为一个没有阶级统治、剥削、辛勤劳动和物质匮乏的世界创造了客观的、数量上的基础。

自由必须从人的角度，而不是从动物的角度——从生命的角度，而不是从生存的角度——来设想，这一点已经很清楚了。人并不能仅仅通过摆脱社会统治和获得抽象形式的自由，来消除奴役和成为完全的人。他们还必须获得具体的自由：摆脱物质上的匮乏，摆脱辛勤劳动，摆脱把大部分时间——事实上，是大部分生命——投入到与必需品的斗争中的负担。看到了人类自由的这些物质前提，强调自由的前提是自由时间，强调物质富足以废除作为一种社会特权的自由时间，这是卡尔·马克思对现代革命理论的重大贡献。

同样，不能把自由的前提条件误认为是自由的条件。解放的可能性并不构成其现实。技术进步除了其积极的方面外，还有明显消极的、社会倒退的一面。如果说技术进步确实扩大了自由的历史潜力，那么资产阶级对技术的控制也确实加强了社会和日常生活的既有组织。技术和丰富的资源为资本主义提供了将社会中的大部分人同化到既有的等级制威权体系中的手段。它们为这个体系提供了武器、侦测装置和宣传媒体，以应对大规模镇压的威胁和现实。丰富的资源由于其中央集权主义的性质，加强了政治机器中的垄断、中央集权和官僚主义倾向。简而言之，它们为国家提供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手段，可以操纵和调动整个生活环境，并使等级制度、剥削和不自由永久化。

然而，必须强调的是，这种对环境的操纵和调动极易产生问题并充满了危机。资产阶级社会企图控制和利用其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尝试，不但不会导致安定（pacification）（这里根本谈不上和谐（harmonization）），反而会产生破坏性的后果。关于大气和水路的污染，关于树木植被和土壤的破坏，关于食品和液体中的有毒物质，已经有了许多著作。更具威胁性的最终结果是对像人类这样的复杂生物体所需的生态环境的污染和破坏。放射性废物在生物体内的富集对几乎所有物种的健康和遗传禀赋都是一种威胁。全球范围内受到抑制浮游生物产氧的杀虫剂的污染，或受到汽油废气中近乎有毒的铅含量的污染，都是威胁到所有高级生命体——包括人类——的生物完整性的持久污染的例子。

在生态方面，资产阶级的剥削和操纵正在破坏地球维持先进生命形式的能力。由于空气污染和水污染的大规模增加；由于不可降解的废物、铅残留物、杀虫剂残留物和食品中的有毒添加剂的不断积累；由于城市扩张成巨大的城市带；由于拥挤、噪音和大众生活造成的压力越来越大；由于采矿作业、伐木和房地产投机对地球的肆意破坏。在短短几十年内，地球被掠夺的规模在整个人类居住于地球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社会上，资产阶级的剥削和操纵，使日常生活达到了最令人痛苦的空虚和无聊的地步。随着社会被改造成工厂和市场，生活的理性已经沦为为生产而生产，为消费而消费。

救赎性辩证法

是否有一种救赎性的辩证法可以指导社会发展，使之朝着安那其社会的方向前进，在那里人们能够完全掌握自己的日常生活？还是社会辩证法会终结于资本主义，它的可能性被高度先进的、用于镇压和收编目的的技术的使用所封杀？

我们在这里必须了解马克思主义的局限性，在物质匮乏的时期，马克思主义将资本主义的矛盾和社会辩证法固定在经济领域，这是可以理解的。前面强调过，马克思研究的是解放的前提条件，而不是解放的条件。马克思的批判植根于过去，植根于物质匮乏、技术发展相对有限的时代。即使是它的人本主义异化理论，也主要围绕着工作问题和人来自其劳动产品的异化问题。然而，今天，资本主义是未来的寄生虫，是靠自由的技术和资源生存的吸血鬼。

马克思时代的工业资本主义是围绕着普遍的物质稀缺体系来组织商品关系的；我们时代的国家资本主义是围绕着普遍的物质富足体系来组织商品关系的。一个世纪前，稀缺必须被忍受；今天，稀缺必须被强制执行——由此可见国家在当今时代的重要性。这并不是说现代资本主义解决了它的矛盾^[2]，使得社会辩证法不起作用，而是资本主义的矛盾和社会辩证法从经济领域扩展到社会的等级领域，从抽象的"历史"范畴扩展到日常经验的具体细节，从生存的舞台扩展到生活的舞台。

官僚国家资本主义的辩证法起源于商品社会的压抑性与技术进步所开启的巨大潜在自由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也是将社会的剥削组织与自然界对立起来——这个界不仅包括自然环境，也包括人的"天性（nature）"——他的情欲衍生的（Eros-derived）冲动。社会的剥削组织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矛盾是无法调和的：人类生存所需的大气、水路、土壤和生态是无法通过改革、让步或修改战略政策来挽回的，也没有丝毫证据表明，在可预见的将来，资产阶级社会在任何时候会放松对重要生态过程的破坏，放松对自然资源的开采，停止把大气和水路作为废物倾倒区利用，或停止癌变式的城市化和土地滥用。

官僚国家资本主义内部的矛盾弥漫到资产阶级社会发展的和过度发展的一切等级制的形式中。长期孕育着产权社会并促进其发展的等级制形式——国家、城市、集权经济、官僚制、父权家庭和市场——已经达到了它们的历史极限。它们已经耗尽了其起稳定作用的社会功能。这不是一个有关这些等级形式是否曾经在马克思意义上"进步"的问题。正如拉乌尔.范内格姆（Raoul Vaneigem）所指出的那样。"也许说等级制的权力保护了人类几千年，就像酒精通过阻止胎儿生长或腐烂来保护它一样，是不够的"{3}。今天，这些形式成为了由现代资本主义产生的所有革命力量的攻击目标，无论人们认为其结果是核灾难还是生态灾难，它们现在都威胁着人类的生存。

随着等级形式发展成为对人类生存的威胁，社会辩证法远远没有失效，而是获得了新的维度。它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提出了"社会问题"。如果说人为了生活而不得不获得生存的条件（如马克思所强调的那样），那么现在人为了生存就必须获得生活的条件。通过这种生存与生活关系的颠倒，革命获得了一种新的紧迫感。我们面对的不再是马克思著名的社会主义或野蛮的选择，我们面对的是更激烈的选择，安那其主义或灭亡。必需品和生存的问题已经与自由和生命的问题相一致。它们不再需要任何理论上的调解、"过渡"阶段或集权组织来弥合现存与可能之间的差距。事实上，可能的东西，就是一切可以存在的东西。因此，占用了马克思主义者近一个世纪的"过渡"问题，不仅被技术的进步所消除，而且被社会辩证法本身所消除。社会重建的问题，已经简化为社会的自我解放行为可以自发解决的实践任务。

事实上，革命不仅获得了一种新的紧迫感，而且获得了一种新的希望感。在嬉皮士的部落主义中，在千百万青年的辍学生活方式和自由的性行为中，在安那其主义者自发的亲和团体中，我们发现了从否定行为中产生的肯定形式。随着"社会问题"的倒置，社会辩证法也出现了倒置。"是"与"否"自动和同时地出现。

解决方法的出发点在于问题。当历史的这一时刻已经到来，国家、城市、官僚制、集权经济、父权家庭和市场已经达到其历史极限的时候，所提出的不再是形式上的变化，而是对所有等级形式的绝对否定。对国家的绝对否定就是安那其主义——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不仅解放了"历史"，而且解放了他们日常生活中的所有直接环境。对城市的绝对否定是社区（community）——一个社会环境被去中心化为一应俱全的、生态平衡的公社（commune）的社会。对官僚制的绝对否定是区别于中介关系的直接关系——在自由的个人们的大会（assembly）上，代表被面对面的关系所取代。对集权经济的绝对否定是区域生态技术——在这种情况下，生产工具被塑造得与生态系统的资源相适应。对父权家庭的绝对否定是性行为的解放——所有形式的性管制都被平等人之间自发的、不受约束的情欲表达所超越。对市场的绝对否定是共产主义——集体的富足与合作将劳动转化为游戏，将需求转化为欲望。

自发性与乌托邦

在历史上，当等级制权力和操纵达到最有威胁的程度时，等级制、权力和操纵的概念本身却受到了质疑，这不是偶然的。对这些概念的挑战来自于对自发性的重要性的重新发现——这种重新发现是由生态学、加强了的自我发展的概念以及对社会革命进程的新理解所滋养的。

生态学所表明的是，自然界的平衡是通过有机的变化和复杂性来实现的，而不是通过同质化和简单化来实现的。例如，一个生态系统的动植物种类越多，潜在害虫的数量就越稳定。环境多样性越是减弱，潜在害虫的种群波动就越大，其失控的概率就越大。如果不去干预，一个生态系统会自发地趋向于有机分化，动植物种类变得更多，猎物和捕食者种类多样化。这并不意味着必须避免人类的干扰。生产性农业——本身就是对自然的一种干扰——的需求必须始终放在粮食种植和森林管理的生态方法的重要位置。同样重要的是，人类往往可以在生态系统中产生变化，从而大大改善其生态质量。但这些努力需要洞察力和理解力，而不是行使蛮力和操纵。

这种管理理念，这种对自发性的重要性的新的重视，对技术和社区——特别是对人在解放了的社会中的社会形象具有深远的应用。它挑战了资本主义理想中的农业的工厂化运作，其围绕着巨大的、集中控制的土地所有权、高度专业化的单一作物种植、将土地退化为工厂车间、用化学方法代替有机过程、使用班组劳动等组织起来。如果粮食种植要成为一种与自然合作的模式而非对手间的对抗模式，那么农业技师们就必须彻底熟悉土地的生态环境；他必须对其需求和可能性有一种新的敏感性。这就要求把农业缩小到人的规模，恢复中等规模的农业单位，并使农业的状况多样化；简言之，它要求建立一个去中心化的、生态的粮食种植系统。

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污染控制。巨型工厂群的发展和一到两种能源的使用是造成大气污染的原因。只有发展较小的工业单位，通过广泛使用清洁能源（太阳能、风能和水能），实现能源多样化，才有可能减少工业污染。现在，这种彻底的技术变革的手段已经具备。技术专家们已经为大规模的工业活动开发了小型化的替代品——小型的多功能机器和先进的方法，将太阳能、风能和水能转化为工业和家庭使用的电力。这些替代品往往比今天存在的大型设施更具生产力，浪费也更少。^[3]

小规模农业和工业对一个社会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人类要使用管理生态系统所需的原则，社会生活的基本公共单位本身必须成为一个生态系统——生态社区（ecocommunity）。它也必须变得多样化、均衡化和全面化。这种社区概念绝不是完全出于人与自然界之间持久平衡的需要，生存的手段和条件就变成了生活的手段和条件；需求变成了欲望，欲望变成了需求。到了这一点，最大的社会分解提供了最高形式的社会整合的源泉，使最迫切的生态需要与最高的乌托邦理想成为共同的焦点。

自我的解放首先涉及到一个社会过程。在一个把自我萎缩成商品——生产出来供交换的对象——的社会里，不可能有实现了的自我。只能有自我的开始，一个寻求实现的自我的出现——这个自我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它为了实现必须克服的障碍来定义的。(There can only be the beginnings of selfhood, the emergence of a self that seeks fulfillment—a self that is largely defined by the obstacles it must overcome to achieve realization.)在一个肚子被革命胀得要爆裂的社会里，其慢性状态是一连串无休止的分娩痛苦，其真实状况愈发危急，只有一种思想和行为是有意义的——分娩。

很明显，今天革命的目标必须是日常生活的解放。任何不能实现这一目标的革命都是反革命。最重要的是，要解放的是我们，是我们的日常生活，包括其每日、每时、每刻，而不是"历史"和"社会"这样的普遍性（universals）。^[4]自我在革命中必须始终是可识别的(identifiable)，而不是被革命所压倒。自我必须在革命过程中始终是可感知的(perceivable)，而不是被革命所淹没。在"革命的"词汇中，没有比"群众（masses）"更险恶的词了。革命解放必须是达到社会层面的自我解放，而不是"群众解放"或"阶级解放"，其背后隐藏着精英、等级和国家的统治。如果一场革命不能通过革命者的自我活动（self-activity）和自我动员（self-mobilization）产生一个新的社会，如果革命过程中不涉及到锻造自我，那么革命就会再次绕过那些活着就是为了活着的人，留下未受影响的日常生活。从革命中必须出现一个完全掌控日常生活的自我，而非再次由日常生活来完全掌控自我。因此，阶级意识的最先进形式就变成了自我意识（self-consciousness）——伟大的解放普遍性在日常生活中的具体化。

仅仅因为这个原因，革命运动深刻地关注生活方式。它必须努力生长（live）在革命的全部过程中，而不仅仅是参与它。它必须深切关注革命者生活的方式、他与周围环境的关系以及他的自我解放的程度。革命者在寻求改变社会的过程中，不能拒绝自身的变化，其要求对自身存在的再征服。就像他所参与的运动一样，革命者必须努力反映他所力图实现的社会的情况——至少到达在今天可能的程度。

过去半个世纪的背叛和失败使其不言而喻：革命进程与革命目标是不能分离的（there can be no separation of the revolutionary process from the revolutionary goal）。一个社会的根本目标是生活各方面的自我管理，这只有通过自我活动才能实现。这就意味着一种行政管理总是被自我所拥有的模式。人对人的权力只有在人获得对自己生活的权力的过程中才能被摧毁，在这个过程中，人不仅"发现"了自己，而且更有意义的是，在这个过程中，人在所有社会层面上形成了其自我（selfhood）。

自由意志主义社会只有通过自由意志主义的革命才能实现。自由不能作为"革命"的"最终产品"而"交付"给个人；大会和社区不能通过立法或判决而存在。一个革命团体可以有目的、有意识地寻求促进这些形式的产生，但如果不允许大会和社区有机地出现，如果它们的成长没有经过去大众化（demassification）、自我活动和自我实现的过程而成熟，那么它们就会像革命后俄国的苏维埃一样，仍然只是形式。大会和社区必须在革命过程中产生，事实上，革命过程必须是大会和社区的形成，也是对权力、财产、等级制和剥削的毁灭。

作为自我活动的革命并不是我们这个时代所独有的。它是现代历史上所有伟大革命的首要特征。它标志着1792年和1793年中无套裤汉（sans-culottes）的那些天（journées）、1917年2月彼得格勒著名的"五天"、1936年巴塞罗那无产阶级的起义、1956年匈牙利革命的初期以及1968年巴黎的五月风暴。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上，几乎每一次革命起义都是由"群众"的自我活动自发发起的——往往是断然违抗革命组织提出的犹豫不决的政策。1917年11月7日晚，布尔什维克政委在冬宫砸酒瓶不是没有理由的。

传统左派的清教徒主义和工作伦理源于当今反对革命的最强大力量之一——资产阶级环境对革命框架的渗透能力。这种力量的起源在于资本主义下人的商品性，这种品质几乎自动地转移到有组织的群体中——而群体又反过来在其成员身上强化了这种品质。正如已故的约瑟夫·韦伯所强调的那样，所有有组织的团体"都有使自身变得自主的倾向，即使自身与其原定目标相偏离，最后以落入管理它们的人手中为结局。"{5}。这种现象在国家和半国家机构、官方政党和工会中是如此，在革命组织中也是如此。

脱离了革命进程本身，偏离的问题永远不可能彻底解决，但可以通过敏锐地意识到问题的存在而加以防范，并通过对革命者及其团体进行自愿但剧烈的重塑来部分解决。只有当革命团体认识到自己是革命进程中的催化剂，而不是"先锋队"时，这种重塑才能开始。革命团体必须清楚地看到，它的目标不是夺取权力，而是消解权力——实际上，它必须看到，整个权力问题，即从下方控制和从上方控制的问题，只有在不分上下的情况下，才能解决。

最重要的是，革命团体必须摆脱权力的形式——章程、等级制、财产、受规定的意见、癖好、用具、官方礼仪——以及最不易察觉却也最明显的官僚和资产阶级特征，这些特征自觉和不自觉地加强了威权和等级制。这个团体不仅在其制定的决策中，而且在其制定的过程中，都必须保持公开，接受公众的监督。它必须在深刻的意义上是一致的，即它的理论就是它的实践，它的实践就是它的理论。它必须在日常生存中摒弃一切商品关系，按照它所要实现的社会的去中心化组织原则——社区、大会、自发性来构成自己。用约瑟夫·韦伯的绝妙话语来说，它必须"永远以简单和清晰为标志，永远有成千上万毫无准备的人可以进入并管理它，永远对所有人保持透明并由所有人控制"{6}。只有这样，当革命运动与它所要实现的去中心化社会相一致时，它才能避免成为社会发展的另一个精英主义障碍，像手术线溶入愈合的伤口一样溶解入革命。

展望

今天美国正在进行的最重要的进程是资产阶级社会结构的全面去制度化。对既定秩序的价值、形式、愿望，尤其是对制度，正在形成一种基本的、影响深远的不尊重和深刻的不忠诚。以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规模，数以百万计的人正在放弃对他们所生活的社会的承诺。他们不再相信它的主张。他们不再尊重它的象征。他们不再接受它的目标，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们几乎直觉地拒绝按照它的制度和社会准则生活。

这种日益增长的拒绝情绪非常深刻。它从对战争的反对延伸到对一切形式的政治操纵的仇恨。我们所处的时期与十八世纪席卷法国的革命启蒙运动十分相似——这个时期彻底改造了法国人的意识，为1789年的大革命准备了条件。那时和现在一样，旧体制在被大规模革命行动推翻之前，早已被自下而上的分子行动慢慢粉碎。这对制度的广泛批判发展起来——无论是两百年前实际的启蒙运动本身，还是今天存在的广泛批判——它向下渗透，加速了基层的分子运动。无论是愤怒的姿态、"暴乱"还是有意识地改变生活方式，越来越多的人——他们对有组织的革命运动的承诺不比对社会本身的承诺更多——开始自发地进行自己的反抗性宣传行为。

在具体细节上，社会的瓦解进程是由许多源头滋养的。这个过程的发展具有所有的不均衡性，实际上具有所有的矛盾，这也是每一个革命趋势的标志。在十八世纪的法国，激进的意识形态在僵化的科学主义和粗放的浪漫主义之间摇摆不定。自由的概念立足于一种精确的、逻辑的自我控制的理想，也立足于一种模糊的、本能的自发性规范。卢梭反对霍尔巴赫，狄德罗反对伏尔泰，然而回过头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人不仅超越了另一个人，而且还以另一个人为前提，朝着革命的方向积累发展。

革命启蒙运动与我们这个时期的相似点是，人群，即所谓"暴民（mob）"的出现，成为社会抗议的主要载体。典型的制度化的公众不满形式——在我们今天，它们是有序的选举、示威和群众集会——倾向于让位于人群的直接行动。这种从现存社会制度化框架内的可预测的、高度组织化的抗议活动转变为来自外部（甚至是针对）社会可接受形式的零星的、自发的、近乎暴动的攻击，反映了大众心理的深刻变化。"暴动者"已经开始与那些传统上将"群众"与既有秩序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根深蒂固的行为规范决裂，甚至比任何对警察暴力和司法报复的恐惧更有效。然而事实是，"暴动"和群众行动代表了群众对个体化的第一次摸索。群众倾向于在这样的意义上变得去大众化，它开始主张自我，反对资产阶级家庭、学校和大众传媒所产生的实际上是大众化的自动反应。同样的道理，群众行动涉及到对街道的再发现和解放街道的努力。归根结底，权力必须在街道上被消解：因为街道是日常生活被忍受、受苦和受侵蚀的地方，也是权力被对抗和斗争的地方，其必须变成享受、创造和滋养日常生活之处。反叛的人群不仅标志着私人反抗自发转变为社会反抗的开始，而且标志着从抽象的社会反抗回归到日常生活的问题中。

最后，与启蒙运动一样，我们看到出现了一个巨大的、不断增长的跌落者（déclassés）阶层，大量的从社会各阶层抽离出来的贫民化的个体。我们这个时期的长期负债和对社会缺乏信心的中产阶级可与革命前法国的长期无力偿还债务和逃亡的贵族不精确地相比。当时和现在一样，出现了大量受过教育的无家可归者，他们生活无所适从，没有固定的职业，也没有既定的社会根基。在这两种结构的底层，我们发现了大量的长期贫困者——流浪者、漂泊者、只有兼职工作或根本没有工作的人、有威胁的、桀骜不驯的无套裤汉——靠公共援助和社会扔下的垃圾生存，巴黎贫民窟的穷人，美国聚居区的黑人。但到了这，所有的相似之处都结束了。法国启蒙运动属于一个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革命转型时期——这两个社会都是建立在经济匮乏、阶级统治、剥削、社会等级制和国家权力的基础上。标志着十八世纪并以公开革命为高潮的日常民众抵抗，很快就被新兴的工业秩序——以及赤裸裸的武力所约束。大量的跌落者和无套裤汉在很大程度上被吸收到工厂体系中，被工业纪律所驯服。以前没有根基的知识分子和自由自在的贵族在新的资产阶级秩序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的等级制度中找到了安全的位置。跌落者被固化为明确界定的阶级，"暴民"被固化为政治选区。"暴动"变成了我们称之为"示威"的乖巧的游行，自发的直接行动变成了选举仪式。

我们所看到的是一个半世纪以来的资产阶级化的崩溃和所有资产阶级制度的粉身碎骨，而此时正是最大胆的乌托邦概念得以实现的历史时刻。而目前的资产阶级秩序除了官僚操纵和国家资本主义外，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代替其传统体制的破坏。这个过程在美国展开得最为激烈。在短短二十多年的时间里，我们看到了"美国梦"的坍塌，或者说，在同样的意义上，在美国稳步地摧毁了以人与人之间的商品关系为基础的物质富足可以掩盖资产阶级生活内在贫困的神话。这一进程是以革命还是以毁灭为高潮，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革命者是否有能力扩大社会觉悟，并捍卫革命发展的自发性，使其不受"左"或右的专制意识形态的影响。

自文艺复兴以来，几乎每一个时期，革命思想的发展都很大程度上受到科学的一个分支以及往往是连同一个哲学流派的影响。在我们自己的时代，我们看到这些一度解放的科学被既定的社会秩序同化。事实上，我们已经开始把科学本身视为控制人的思想过程和生理存在的工具。这种对科学和科学方法的不信任不是没有道理的。即使是哲学也屈服于工具主义（instrumentalism），趋向于仅作为逻辑的专用工具；它是计算机的侍女，而非革命者的基础。

然而，有一门科学，却可能恢复甚至超越传统科学和哲学的解放遗产。它在"生态学（ecology）"这个名称下相当松散地通行着。狭义的生态学被认为是生物科学之一，往往被简化为各种生物统计学，其领域工作者关注的是食物链和动物种群的统计研究。健康生态学几乎不会冒犯美国医学会（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的敏感性，而社会生态学的概念也符合纽约市规划委员会（the New York City Planning Commission）最精心设计的概念。

然而，从广义上讲，生态学处理的是自然界的平衡问题。由于自然界包括人，这门科学基本上是处理自然界和人的协调问题。生态学方法的爆炸性影响之所以产生，不仅因为生态学本质上是一门批判性的科学——在最激进的政治经济学体系未能达到的范围上是批判性的——还因为它是一门整合性和重构性的科学。生态学的这种整合的、重构的方面，贯彻到它所有的意义上，直接导向了社会思想的安那其主义领域。因为，归根结底，如果不创造一个与自然环境持久平衡相处的人类社会，就不可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

生态学的批判性

生态学的批判锋芒，是这门科学在科学普遍温顺时期的一个独特特征，源于于它的主题——源于它的领域。生态学所处理的问题是不朽的，因为如果忽视这些问题，就会带来对人类的生存和地球本身的生存的质疑。生态学的批判锋芒与其说是由于人类理性的力量——科学在其最革命的时期所崇尚的力量——不如说是由于一种更高的力量，自然的主权。也许人类是可以操纵的，就像大众媒体的所有者所争辩的那样，或者自然界的元素是可以操纵的。但是生态学清楚地表明，自然界的整体性——从自然界的所有方面、循环和相互关系来看——抵消了人类对地球的所有自命不凡的主宰。地中海盆地的大片荒地，曾是农业兴旺繁荣或有丰富自然植物的地区，是大自然对人类寄生的报复的历史证据。

自工业革命以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没有任何历史先例能与人类的掠夺（以及自然的报复）的影响相提并论。古代的人类寄生的例子基本上都是局部范围的；它们确实是人类破坏潜力的例子，仅此而已。它们往往被一个地区自然生态的显著改善所弥补，如欧洲农民在数百年的耕种过程中对土壤的精湛改造，以及前哥伦布时代印加农业技师在安第斯山脉梯田化的成就。

现代人对环境的掠夺是全球性的，就像他的帝国主义一样。其甚至会超出地表，就像几年前范艾伦带^[1]受干扰一样。今天人类的寄生所破坏的不仅仅是一个地区的大气、气候、水资源、土壤、动植物，它事实上扰乱了自然界的所有基本循环，并有可能在世界范围内破坏环境的稳定。

自工业革命以来，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总质量比早期更稳定的水平增加了25%。我们可以根据非常合理的理论依据来论证，这种不断增长的二氧化碳厚层，通过拦截地球辐射的热量，将导致更具破坏性的风暴模式，并最终导致极地冰盖的融化、海平面的上升以及大片土地的淹没。虽然这样的洪水可能离我们很远，但二氧化碳相对其他大气气体比例的变化是对人类影响自然平衡的警告。

一个更直接的生态问题是人类对地球水路的广泛污染。在这里，重要的不是人类弄脏某条小溪、河流或湖泊的事实——这事他已经做了很久了——而是过去两代人所达到的水污染程度。现在美国几乎所有的地表水都被污染了。许多美国的水路都是露天的污水坑，准确地说是城市污水系统的延伸。把它们描述为河流或湖泊是一种委婉的说法。更重要的是，大量的地下水已经被污染到无法饮用的地步，一些地方的肝炎流行已经追溯到郊区的被污染的水井。与地表水污染相比，地下水或次表层水的污染极难消除，在污染源被清除后，往往仍会持续几十年。

一本大量发行的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将美国被污染的水路恰当地描述为"我们正在死去的水（Our Dying Waters）"。这种对美国水污染问题的绝望的、世界末日式的描述实际上适用于整个世界。地球上的水真的在死亡。大规模的污染正在摧毁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河流和湖泊，以及高度工业化的大陆长期被滥用的水路，摧毁这些生命的媒介。(我这里说的不仅是核弹试验和核能反应堆产生的放射性污染物，这些污染物明显地影响到海洋中的所有动植物；石油泄漏和柴油的排放也成为大规模的污染问题，每年杀死大量的海洋生物)。

事实上生物圈的每一个部分都可以重复这样的描述。关于地球上几乎每一个大陆每年都有大量肥沃的土壤损失；关于主要城市地区致命的空气污染事件；关于放射性同位素和铅等有毒物质在全球的分布；关于人类的直接环境——可以说是他的餐桌——被农药残留和食品添加剂化学化的情况，都可以写上几页。这些对环境的侵犯像拼图一样拼凑在一起，形成了人类在地球上的漫长历史中没有先例的破坏模式。

显然，人类可以被描述为一种极具破坏性的寄生虫，它威胁着要毁灭宿主——自然界——最终也毁灭自己。然而，在生态学中，"寄生虫"这个词并不是一个问题的答案，而是提出了一个问题本身。生态学家知道，这种破坏性的寄生通常反映的是生态状况的破坏；事实上，许多在一种条件下显得极具破坏性的物种，在另一种条件下却是极为有用的。赋予生态学以深刻批判功能的，是人类的破坏能力所唤起的问题：是什么干扰使人类变成了破坏性的寄生虫？是什么产生了一种寄生的形式，不仅导致了巨大的自然失衡而且威胁到了人类自身的生存？

人类不仅在自然界中产生了失衡，而且更根本的是，在他与同胞的关系和社会结构中产生了失衡。人类在自然世界中产生的失衡，是由他在社会世界中产生的失衡造成的。一个世纪以前，人们还可以把空气污染和水污染看成是工业大亨和官僚的追逐私利活动的结果。今天，这种道德上的解释将是一种严重的过度简化。毫无疑问，大多数资产阶级企业仍然是以一种大众该死（public-be-damned）的态度为指导，正如电力企业、汽车公司和钢铁公司对污染问题的反应一样。但是，比所有者的态度更严重的问题是企业本身的规模——它们的巨大比例、它们在某一地区的位置、它们在社区或水路中的密度、它们对原材料和水的需求以及它们在国家分工中的作用。

多样化与简单化

问题甚至更深。人必须支配自然的观念直接来自于人对人的支配。父权家庭在人类的核关系（nuclear relations）中埋下了支配的种子；古代世界中精神与现实（spirit and reality）——实际上是思想与劳动（mind and labor）——的古典分裂滋养了它。由于其固有的竞争性，资产阶级社会不仅使人与人之间相互对立，而且使人类大众与自然界对立。正如人被转化为商品一样，自然的方方面面也被转化为商品，成为可以肆意规模生产和经营的资源。自由主义对涉及的进程的委婉说法是"增长"、"工业社会"和"城市枯萎"。无论用什么语言来描述，这些现象的根源都是人对人的支配。

"消费社会"这个词是对被描述为"工业社会"的当前社会秩序的补充。需求被大众传媒量身定制，创造出公众对完全无用的商品的需求，这些商品每一种都经过精心设计，在预定的时间后变质。市场对人类精神的掠夺，与资本对地球的掠夺遥相呼应（自由主义的支持是一种隐喻，它中和了生态危机的社会主旨）。

尽管目前关于人口增长的喧闹声很高，但生态危机中的战略比例不是印度的人口增长率，而是美国这个生产世界一半以上商品的国家的生产率。在这里，"富裕"这样的自由主义委婉语也掩盖了"浪费"这样的直白词语的批判主旨。美国将其工业能力的九分之一投入到战争生产中去，它就是在践踏地球，撕碎了对人类生存至关重要的生态关系。被看作是矿物块的地球，可以支撑这些盲目的垃圾产出的增加。然而被看作是复杂的生命网的地球当然不能。唯一的问题是，地球是否能在掠夺中存活足够长的时间，让人类用一个人文的、生态导向的社会来取代目前的破坏性社会体系。

生态学家经常被要求，颇为嘲讽性地，以科学的精确性定位自然界的生态断裂点——自然界将向人类塌陷的点。这就等于问精神科医生，一个神经质的人什么时候会变成失能的精神病患者的精确时刻。永远不可能得到这样的答案。但生态学家可以提供一种战略性的洞见，了解人类因与自然界分裂而似乎要走上的方向。

从生态学的角度来看，人类正在危险地过度简化他的环境。现代城市代表了合成物对自然界的退化侵蚀，无机物（混凝土、金属和玻璃）对有机物的退化侵蚀，粗糙的、基本的刺激物对多变的、广泛的刺激物的退化侵蚀。现在世界上工业化地区发展起来的广大城市带，不仅严重地伤害了人们的眼睛和耳朵，而且长期烟雾弥漫，噪音很大，几乎因拥堵而不能运作。

简化人类的环境并使其变得越来越基本和粗糙的进程，既有文化层面，也有物理层面。操控庞大的城市人口——运输、喂养、雇佣、教育和以某种方式娱乐数百万密集的人口——的需要导致了公民和社会标准的严重下降。人类关系的大众化概念——极权主义的、中央集权主义的和制度化的方向——倾向于支配过去更多的个体化概念。官僚主义的社会管理技术往往取代了人文主义的方法。所有自发性、创造性和个性化的东西都被标准化、规范化和大众化所限制。个人的空间被无个性的、非人的社会机器强加给他的限制不断缩小。任何对个人独特品质的认可，都越来越多地屈服于迎合大众的最平庸之处的操纵措施。一种定量的、统计学的方法，一种以蜂巢方式处理人的方法，往往战胜了宝贵的个性化和定性的方法，其最强调个人的独特性、自由表达和文化复杂性。

现代农业中也出现了同样的环境退化性简化现象^[2]，现代城市中被操纵的人必须有饭吃，而要养活他们就涉及到工业化农业的延伸。食用植物的栽培方式必须允许高度的机械化——不是为了减少人类的辛劳，而是为了提高生产力和效率，为了最大限度地增加投资，为了利用生物圈。相应地，地形必须降到一个平坦的平原（或者一个工厂车间，如果你愿意的话）而且必须尽可能地减少地势的自然变化。植物的生长必须受到严格的控制，以满足食品加工厂的严格时间表。犁地、土壤施肥、播种和收割必须大规模进行，往往完全不顾一个地区的自然生态。大面积的土地必须用来种植单一的作物——这是一种种植园农业的形式，不仅适合于机械化，也适合于病虫害的发生。单一的作物是害虫繁殖的理想环境。最后，必须大量使用化学药剂来处理昆虫、杂草和植物病害造成的问题，调节作物生产，并最大限度地开发土壤。

夸张的地区（实际上是国家）分工进一步推进了简化过程。地球上的大片区域越来越多地被保留给特定的工业任务，或者沦为原材料的仓库。其他地区则变成了城市人口的中心，主要从事商业和贸易。城市和地区（实际上是国家和大陆）被特别地确定为特殊的产品——匹兹堡、克利夫兰和扬斯敦有钢铁，纽约有金融，玻利维亚有锡，阿拉伯有石油，欧洲和美国有工业产品，世界其他地区有这样或那样的原材料。构成一个大陆各地区的复杂生态系统被整个国家组织淹没在经济合理化的实体中，每个实体都是一个巨大的、规模是全球性的工业传送带系统中的一个路站。最令人愉快的乡村地区屈服于混凝土搅拌机只是时间问题，就像美国东部大部分海滨地区已经屈服于小区和独座房屋一样。剩下的自然美景将被活动房屋地段、帆布贫民窟、"风景"公路、汽车旅馆、小吃摊和摩托艇的油污所败坏。

关键是，人类正在破坏有机进化的工作。通过创造巨大的混凝土、金属和玻璃的城市聚落，通过覆盖和破坏构成自然界地方差异的复杂的、微妙地组织起来的生态系统——简而言之，通过用简化的、无机的环境取代高度复杂的有机环境——人类正在拆解支撑了人类无数年的生物金字塔。在用更基本的关系取代所有高级生物所依赖的复杂生态关系的过程中，人类正在稳步地将生物圈恢复到只能支持更简单的生命形式的阶段。如果进化过程的这种大逆转继续下去，那么，可以设想高级生命形式的先决条件将被无可挽回地破坏，地球将无法支持人类本身，这绝非异想天开。

生态学的批判锋芒不仅在于它是所有科学中唯一向人类提出这一令人惊惧的信息，而且还在于它在一个新的社会层面提出了这一信息。从生态学的角度来看，有机进化的逆转是城镇与乡村、国家与社区、工业与畜牧业、大规模制造与手工技艺、中央主义与地方主义、官僚的尺度与人的尺度之间令人震惊的矛盾的结果。

生态学的重建性

直到最近，解决城市化、中央集权、官僚主义的增长和国家化所造成的矛盾的尝试，都被视为对"进步"的一种徒劳无功的逆流——这种逆流可以被蔑视为空想和反动。安那其主义者被认为是一个孤独凄凉的远见者，一个社会的弃儿，充满了对农民村落或中世纪公社的怀念。他对一个去中心化的社会、对个人（自发的、不受权威约束的个人）的天性与需求融为一体的人文社会的渴望被认为是浪漫主义者的反应，是一个没落的工匠或一个知识分子中的"不适应者"。他对中央集权和国家化的抗议似乎更没有说服力，因为它主要是由伦理上的考虑——乌托邦式的、表面上是"不切实际"的。

时间对思想的冲突不是很友好。无论它们曾经拥有过怎样的进步或解放作用，现在它们已经完全变成了退步和压迫。它们之所以退步，不仅是因为它们侵蚀了人类的精神，使社会失去了所有的凝聚力、团结和伦理文化（ethico-cultural）标准；从客观的角度、从生态的角度来看，它们也是退步的。因为它们不仅破坏人类精神和人类社会，而且破坏地球和地球上所有生物的生存能力。

再怎么强调也不过分，安那其主义概念的平衡社区、面对面的民主、人文主义的技术和去中心化社会——这些丰富的自由意志主义概念——不仅是可取的，而且是必要的。它们不仅属于人类未来的伟大愿景，现在也构成了人类生存的前提条件。曾经被认为是不切实际的、梦幻的东西，现在已经变得非常实用。而曾经被认为是实践的、客观的东西，在人类向更全面的、不受约束的生活方式发展的过程中，已经变得非常不切实际和不相关了。如果我们把对社区、面对面的民主、人文主义的解放技术和去中心化的要求仅仅看作是对盛行的现状的反应——对今天存在的"是"的强烈的"不"——那么现在就可以为安那其主义社会的可行性提出令人信服的客观理由。我认为，对盛行现状的拒绝是当今年轻人中直觉的安那其主义爆炸性增长的原因。

生态学最有意义的是它能够将这种往往是虚无主义的对现状的拒绝转化为对生命的强烈肯定——实际上，转化为人文社会的重建性信条。生态学重建信息的本质可以用"多样性（diversity）"一词来概括。从生态学的观点来看，自然、社会以及推理得出的行为的平衡与和谐，不是通过机械式的标准化，而是通过其反面，有机的分化来实现的。只有研究其实际意义，才能清楚地理解这一信息。

让我们考虑一下生态学原则中的多样性——查尔斯·埃尔顿所说的"多样性保护（conservation of variety）"——因为它适用于生物学，特别是农业。动物和植物种群数量的波动，从温和到害虫般的比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生态系统中物种的数量和环境的多样性程度。猎物和捕食者的种类越多，种群数量越稳定；环境中动植物种类越多，生态不稳定的可能性越小。稳定性是种类和多样性的函数：如果环境简化，动植物种类减少，种群数量的波动就会明显，容易失控。它们往往会达到有害的比例。

就虫害防治而言，现在许多生态学家得到的结论是我们可以通过让生物之间有更大的相互作用来避免重复使用杀虫剂和除草剂等有毒化学品。我们必须为自然的自发性，为构成生态环境的各种生物力量留下更多的空间。在复杂的生态系统中，能使单一物种出现高种群数量的特殊条件是罕见的事件。对生物群落或生态系统的管理应该成为我们的目标，尽管它很有挑战性。”

然而，以有意义的方式"操纵"生物群落的先决条件是农业的广泛的去中心化。只要可行，工业化农业必须让位于土壤和农业畜牧业；工厂车间必须让位于园林和园艺。我并不想暗示我们必须放弃大规模农业和机械化所取得的成果。但是，我主张，必须把土地当作花园来耕种；土地上的植物必须多样化，必须精心照料，并以适合当地的动物和防护林木来平衡。此外，去中心化对于农业技师的发展以及农业的发展都很重要，他必须成为农业情况的有机组成部分。如果不把农业降到人的尺度，不把农业纳入个人的范围，我们就很难希望在粮食种植者身上实现这种高度的敏感性和整合。为了满足粮食种植生态化的要求，农业必须从庞大的工业化农场向中等规模的单位重新调整规模。

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能源资源的合理开发。工业革命增加了人类使用能源的数量。尽管工业化前的社会主要依靠畜力和人的肌肉，这一点固然没错，但欧洲许多地区发展出了复杂的能源模式，涉及到对风能、水能等资源和各种燃料（木材、泥炭、煤炭、植物淀粉和动物脂肪）的巧妙整合。

工业革命压倒并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这些区域能源模式，其首先被单一能源系统（煤炭）取代，后来又被双重系统（煤炭和石油）取代。作为整合能源模式的模形的区域消失了——实际上，通过多样性实现整合（integration through diversity）的概念被抹除了。正如我在前面所指出的，许多地区成为主要的矿区，致力于开采单一资源，而其他地区则变成了巨大的工业区，往往致力于生产少数商品。我们无需回顾真正的地方主义的崩溃在造成空气和水污染，对大片农村地区造成的破坏，以及在耗尽我们宝贵的碳氢化合物燃料方面所面临的前景等方面所发挥的作用。

当然，我们可以转而使用核燃料，但想到如果动力反应堆是我们唯一的能源，需要处理的致命放射性废物，就令人胆寒。最终，以放射性物质为基础的能源系统将导致广泛的环境污染——最初是以一种不易察觉的形式，但随后将以大范围的、极易察觉的破坏性的规模。或者我们可以运用生态学原理来解决我们的能源问题。我们可以尝试重建早期的区域能源模式，使用由风能、水能和太阳能提供的综合能源系统。我们将得到比过去已知的任何设备都更先进的设备的帮助。

单独使用太阳能设备、风力涡轮机和水电资源都不能解决我们的能源问题和传统燃料造成的生态破坏。如果把它们拼成一个马赛克（mosaic），作为由地区的潜力发展出来的有机能源模式，它们可以充分满足一个去中心化的社会的需求。在阳光充足的纬度地区，我们可以更多地依靠太阳能而不是可燃燃料。在大气湍急的地区，我们可以更多地依靠风力设备；在合适的沿海地区或拥有良好河流网的内陆地区，我们的大部分能源将来自于水电设施。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会使用不可燃、可燃和核燃料的马赛克组合。我想说的是，通过使我们的能源资源的使用多样化，通过将它们组织成生态平衡的模式，我们可以将特定区域的风能、太阳能和水能结合起来，以满足特定社区的工业和家庭需求，而只需使用最少的有害燃料。而且，最终，我们可能会将我们的非燃烧能源设备先进化，达到可以消除所有有害能源的程度。

然而，与农业的情况一样，将生态学原则应用于能源资源的前提是社会的广泛去中心化和真正的区域性社会组织概念。维持一个大城市需要大量的煤炭和石油。相比之下，太阳能、风能和潮汐能主要以小包的形式到达我们手中；除了壮观的潮汐大坝外，新设备很少提供超过几千千瓦时的电力。很难相信我们能够设计出能为我们提供巨大的蒸汽厂所产生的那样巨大的电力块的太阳能集热器；同样也很难想象风力涡轮机的电池能够为我们提供足以照亮曼哈顿岛的电力。如果家庭和工厂高度集中，使用清洁能源的装置很可能仍然只是玩物；但如果城市社区的规模缩小，并广泛地分布在土地上，没有理由不把这些装置结合起来，为我们提供工业化文明的所有设施。为了有效地利用太阳能、风能和潮汐能，必须将特大城市分散开来。必须用一种根据一个地区的特点和资源精心设计的新型社区来取代今天正在出现的蔓延中的城市带。

可以肯定的是，去中心化的客观理由并不以讨论农业和可燃能源造成的问题而告终。我们时代几乎所有的"物流（logistical）"问题都可以证明去中心的正确。让我举一个交通问题领域的例子。关于汽油驱动的机动车的有害影响已经写了很多——它们的浪费、它们在城市空气污染中的作用、它们为城市环境贡献的噪音、它们每年在世界大城市和高速公路上造成的巨大死亡人数。在高度城市化的文明中，用清洁、高效、几乎没有噪音、当然也更安全的电池动力的车辆来取代这些有毒的车辆是没有用的。我们最好的电动汽车每隔一百英里就必须充电——这一特点限制了它们在大城市中的交通用途。然而，在一个小型的、去中心化社区中，使用这些电动汽车进行城市或区域运输并建立单轨网络进行长途运输是可行的。

安那其主义不仅指去中心化社区。如果说我对这种可能性进行了一些详细的考察，那就是为了证明，安那其主义社会，绝非遥不可及的理想，而是已经成为实践生态原则的先决条件。总结一下生态学的批判信息：如果我们减少自然界的多样性，我们就降低了它的统一性和完整性；我们破坏了使自然和谐和持久平衡的力量；更重要的是，我们在自然界的发展中引入了一种绝对的退步，这种退步最终可能使环境不适合高级生命形式的存在。总结一下生态学的重建信息：如果我们希望推进自然界的统一和稳定，如果我们希望协调自然界，我们就必须保护和促进多样性。可以肯定的是，仅仅为了多样性而多样性是一个空洞的目标。

正如生态学家力图拓展生态系统的范围，促进物种之间的自由互动一样，安那其主义者也力图拓展社会经验的范围，消除对其发展的一切束缚。安那其主义不仅是一个无国家的社会，而且是一个和谐的社会，它使人接触到农业生活和城市生活所提供的促进因素，接触到体育活动和心理活动，接触到不受压抑的感官享受和自主的精神，接触到公社团结和个人的发展，接触到区域的独特性和世界性的兄弟情谊，接触到自发性和自律性，接触到辛勤劳动的消除和对手工技艺的促进。在我们这个精神分裂的社会里，这些目标被认为是相互排斥的，甚至是尖锐对立的。它们之所以作为二元性出现，是因为现今社会的组织工作——城乡分离、劳动专业化、人的原子化——而如果认为如果没有安那其主义社会的物理结构的总体概念，这些二元性就可以解决，那将是荒谬的。我们可以通过阅读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的《乌有乡消息（News From Nowhere）》和彼得·克鲁泡特金的著作，对这样的社会会是什么样子获得一些认识。但这些作品为我们提供的仅仅是一瞥。它们没有考虑到二战后技术的发展和生态学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这里不是着手"乌托邦写作"的地方，但即使在通常的讨论中，也可以提出某些准则。而在提出这些准则时，我不仅急于强调支持这些准则的比较明显的生态学前提，而且还想强调人文主义的前提。

安那其主义社会应该是一个去中心化的社会，不仅要为人与自然的和谐建立持久的基础，而且要为人与人间的和谐增加新的维度（but also to add new dimensions to the harmonization of man and man）。在作出集体决定时——古代雅典公民大会在某些方面是作出社会决定的典范——社区的所有成员都应该有机会充分了解在大会上发言的任何人的情况。他们应该能够在直接的个人接触中，通过面对面的讨论，理解他的看法，研究他的表情，权衡他的动机以及他的想法。

我们的小社区应该在经济上是平衡的、全面的，一方面是为了使它们能够充分利用当地的原材料和能源资源，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扩大个人所受到的农业的和工业的促进因素。例如，应鼓励对偏爱于工程的社员将手浸泡在腐殖土中；应鼓励有思想的人运用他的肌体；"天生"的农民应熟悉轧机的工作原理。把工程师与土壤、思想家与铲子、农民与工业厂房分开，就会促进一定程度的职业过度专业化，导致专家对社会控制的危险措施。同样重要的是，专业和职业的专业化阻碍了社会实现一个重要的目标：技术人员对自然的人性化和生物学家对社会的自然化。

我认为，一个安那其主义的社会将近似于一个可明确界定的生态系统；它将是多样化的、平衡的、和谐的。这样的生态系统是否会有一个具有明显中心的城市实体的布局，如我们在希腊城邦（polis）或中世纪的公社中发现的那样，在任何情况下，这些社区的生态规模都将由能够支持中等规模人口的最小生态系统决定。

一个相对自给自足的群落，明显地依赖于其环境获得生活资料，将获得对维持它的有机相互关系的新的尊重。从长远来看，我认为，对于几乎自给自足的尝试，会比今天盛行的夸张的国家分工更有效率。虽然社区与社区之间无疑会有许多重复的小型工业设施，但每个群体对当地环境和生态根基的熟悉，会使其环境得到更明智和更爱护的利用。我认为，相对的自给自足不但不会产生偏狭陈腐，反而会为个人和社区的发展创造一种新的环境——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使社区充满活力。公民、职业和专业责任的轮换将刺激个人的感觉，创造和完善自我发展的新维度。在一个完整的社会中，我们可以希望创造出完整的人；在一个完善的社会中，我们可以希望创造出完善的人。在西方世界，雅典人虽然有种种缺点和局限，但他们是第一个给我们提供这种完整概念的人。

如果生态社区在实践中得以实现，社会生活将提供人类和自然多样性的体贴发展，共同成为一个平衡、和谐的整体。从社区到区域再到整个大陆，我们将看到人类群体和生态系统的多彩的差异化，每个群体都在发展其独特的潜力，并使社区成员受到广泛的经济、文化和行为刺激。在我们的视线范围内，将出现令人振奋的、经常是戏剧性的各种社区形式——这里的特点是建筑和工业适应半干旱的生态系统，那里的特点是适应草原，其他地方的特点是适应森林地区。我们将见证个人与群体、社区与环境、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创造性互动。今天按等级划分人类和其他生命形式之间的差异，以"优"或"劣"来界定外部的思维方式，将让位于以生态方式处理多样性的观点。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将得到尊重，甚至是鼓励，作为丰富经验和现象的统一性的要素。主体与客体对立的传统关系将发生质的改变；"外在的"、"不同的"、"他者"将被视为一个整体的个别部分，整体由于其复杂性而更加丰富。这种统一感将反映出个人之间、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利益协调。摆脱了压迫性的例行公事，摆脱了麻痹性的压迫和不安全感，摆脱了辛劳的负担和虚假的需求，摆脱了权威的束缚和非理性的强迫，个体终于将在历史上第一次能够实现其作为人类社会和自然界成员的潜力。

排版 / Shawn C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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