饭间，他的假牙牙冠数次脱落，他频频用舌头顶回去，又掉落，循环往复。就像生活的一切也难以归位。上海解封的第6天，手机里突然弹出段老师发来的微信：“我要离开上海了。"我本以为这最多是隔离期后的一次释放旅行，但他很快又补充：“如果能长住，就不再回来了。”一个在上海土生土长，领着当地的低保补贴过活的本地老人，做出这样的选择，颇有些令人费解。
段老师是我在上海租房遇到过的唯一一位老年室友。他与和我们4个年轻沪漂挤在同一个出租屋里，住一个木板搭建起来的违规隔断间。屋子只有十来平，窄而长，被他用一张橘色窗帘布隔成两半，一头放床，一头放他的乐器们。老头就在这个隔音效果几乎为零的小房间里教小提琴，收了三个小学生。由父母带着上门，咿咿呀呀地拉上一个下午。屋子空间利用率极高，坐在椅子上，翘个二郎腿就会踢到电子琴，转身幅度大一点，就会打翻琴架上的肖邦和老上海乐谱。离沪潮在上海封控尾声集中爆发。媒体争相报道过上海虹桥火车站过的种种奇观。因为交通管制，有人拖着行李箱花几个小时赶路。情况好一点的，骑了几十公里的自行车。草坪上、天桥下、马路牙子旁，堆满了倚在行李箱边或躺在硬纸板上过夜的人。有的接通了家里的电话，讲到一半就嚎啕大哭。几乎全是外地来沪讨生计的人。解封之后，住在楼下的老太太余惊未定。“活到七八十岁，这种情况一辈子没碰见过，”然而很快在无可奈何中收敛情绪，转身走进房门：“外地人想走还能走，我们的家就在这里，能走到哪里去？”“去Saigon，越南的一个城市。”解封之后，我与段老师约在美食城见面，他点了一扎啤酒，聊起往后的打算。朋友第一次在出租屋里遇见他，就对他颇感兴趣：“只有在上海才能见到这样的老人。”老头的确有格调。头发花白，他特地留出前额一小簇染成金色。跟人自我介绍先说英文名。发来一张电子名片，尾缀着好几个演奏小提琴的视频。定期来清洁的阿姨与他认识的时间更久，有一次趁着段老师不在，皱着眉低声告诉我：“父母死了，外甥抢了房子，还把他赶了出来，就靠着低保过日子，上几节课能挣几个钱？喔唷，好可怜的。”段老师倒不一定看得上守着房产的本地人，“有点能耐的都出国去了”。年轻时他是“有能耐”的那类，美国、德国、意大利、澳大利亚、越南，都去遍了。法德英三门语言是基本技能，有时为了展示自己的语言天赋，会突然来几句越南话或粤语。
老头不把阿姨当朋友，没文化，没有共同话题，不懂艺术，只看得见他生活上的窘迫。小区志愿者在楼下喊居民做核酸，全程不过几分钟，他不慌不忙，脱下居家服，换上白衬衫，搭配一身深蓝色的西装，杵着一把长杆黑伞，才肯移步下楼。而今上海留不住这样的老人。“以后就在越南发展。”段老师说。不是“定居”、不是“养老”，而是“发展”，是年轻人外出闯荡才会说的话。“人都要关死掉了。”饭桌上，段老师用筷子挑出一块烤生蚝肉，就一口啤酒。他最好这口，封控以来，已经有两个多月没尝过了。
生蚝口味淡了，老板抱歉地解释自己被迫停业两个月，手已经生了。很多同类的餐饮店关门之后就再没开过，像弹簧拉扯到极限，失去了弹回复原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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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封控期间，空无一人的街道
段老师常去的那家小牙科门诊也联系不上了。饭间，他的一颗假牙牙冠数次脱落，他频频用舌头顶回去，循环往复。就像生活的一切也难以归位。早在封控开始之前，看着疫情态势逐渐严重，三个学生就不来上课了。段老师又搞不懂网课，收入来源便这么断了，只能靠着低保和房屋补贴生活，一个月近四千，其中两千多要交给租房房东。2022年3月底，上海宣布浦西从愚人节开始为期5天的封控，居民足不出户。出不了门，吃饭买菜怎么办？还开不开工？看病吃药又怎么办？这场封控隐晦得像不可明说的暗示——话说完了，剩下的都晓得伐？众人各凭自己的常识行事。最先冲进菜市场和大小商超的是大爷大妈和中年人。大小货架的绿叶子被一扫而空。为了抢一颗菜，有人动起手，被打得头破血流。一根售价8.9块的玉米和50元一个的迷你哈密瓜引起众怒，有个大爷指着超市员工大骂：“上头迟早会收拾你们的！”一位上海年轻人在网上谴责群众素质低下，哄抢物资。这么大的现代化都市，还能生生把你们饿死吗？这时没有人知道，这场明面上5天，实则长达2个月之久的封控，不久之后就会突破所有人的认知。封控前一天，我从出租屋搬走。网约车司机从已经封控的上海浦东地区来：我偶遇了段老师，问他物资准备得如何。他愣了好几秒，像老旧的系统处理过载信息时突然卡顿：“什么抢菜？什么封控？”走的时候，我给他留下几罐速食八宝粥和牛奶，叮嘱他出门再备点吃食。封控第六天，上海并没有如期迎来解封日。之前把冰箱塞得再满的人家，此时也只能盯着空荡荡的储藏室发愁。被历史尘封的饥荒恐惧感穿越而来。“没得吃，人就完蛋了。”段老师回忆。各小区的社区团购是慌乱中筹建起来的，卖十几块一斤的蔬菜包，尽是土豆萝卜之类的便宜货。买上了也要好几天，物流关卡要打通，来往的司机要核酸，除了保持耐心别无他法。抢菜软件上的平价菜可望不可即。你需要定好五点多的闹钟，在站点开放的一瞬间提交订单，接着系统崩溃、刷新、再崩溃、再刷新，最后显示已售罄......网上流传着抢菜的段子，最有名的一种，是用筋膜枪放在手指上，以数倍的机械速度按抢购键。段老师连这样折腾的机会也没有。他的安卓机反应总慢几秒，容易死机，在播放视频时会幽灵般传出另一个音频的声音。后台攒了好些正在运行的应用，大多是针对老年人设计的流氓软件。段老师断粮时，团购的物资还要一周才能送达。家里只剩下点米面。他敲开隔壁屋研究生的房门：“你还有什么吃的，能不能帮帮忙?”研究生拎出来一小袋奶粉，倒出一杯，充当他几天的蛋白质来源。居委会送过免费物资，一户10个鸡蛋和一袋香肠。合租房人再多，也只能算是一户。段老师和另外两个室友，各人分得三个鸡蛋和一小截香肠。独居老人理应得到更多照顾。但段老师不在此列，他被划分为是“群居”人士。社区团购顺畅些的时候，段老师买到了一包冰冻海鲜。带鱼、八爪鱼、鲳鱼，被他炖做一锅。年纪大了记性差，小火煨着，竟忘了关，一大锅烧得焦黑，全倒了，一口没尝到。三颗种植牙的烤瓷牙冠偏在这个时候脱落。段老师的侄子帮着在网上抢到了两盒海底捞的自热火锅。连续几天的素食吃得他嘴里没味，辣味正过瘾，但海带咬不动，藕也咬不动，只能吃点粉条就辣汤。咬不动的食材只能挑出来切碎、重煮，直至软烂，只需尝一口，就食欲全无。在医疗资源挤兑最严重的时候，段老师在手机上看到过老人病死在家里的新闻。三颗牙算不上什么大事，他在家里翻出一条502胶水，挤在牙冠上，粘了回去。膏体上标着“食入、吸入有害”的说明，他看得懂。胶水味道很冲，其中一颗偶尔脱落，但总算能吃东西了。我是出租屋里唯一会跟他攀谈的室友，其他两个房间的租客，像大多数合租在一线城市的年轻人一样，礼貌但疏远。经过我们的房间时，他便停下来，敲开门，站在门口聊会儿天，或者送点水果零食。每当谁家有快递或者外卖送来，段老师往往是最先对敲门声做出响应的人。他的房门永远敞开着，并不避讳室友，似乎对外界信息保持着敏感的渴求。见我在客厅走动，段老师会偶尔走出来，问我，能不能把我养的宠物兔放出来，在公共区域里跑一跑。我们搬走之后，他变得沉默。段老师和隔断墙那边的室友共享一台中央空调，他想开中央空调，男室友不愿意，这就是全部的交集。我无法想象他是如何度过这两个月的，只是偶尔接到他发来的消息：“受不了了，要把人关疯了。”有一天他铁了心要下楼去。周遭一个人也没有，段老师不敢走远，只是在离楼栋两米远的长椅上坐着，留恋已经被疫情错过的春天。防疫人员很快走过来了：“怎么跑出来了？” 他别过脸去不理睬，僵持了一阵，还是上了楼。顾全大局的居民劝人安分。“看到巡逻的大白了吗？碰见不自觉的乱跑的，不管阴的阳的，一律逮到方舱去。”在房间待得太久，他从床上抱出充气娃娃，为她穿上自己的白色衬衫，立在显眼的地方。我才明白过来他拿橘色帘布围住床的用意。如今将娃娃暴露在外，不过是为了“增加点人气。”素不往来的隔壁室友看见了，偷偷拍下照向房东告密。老不正经的。就好像人老了便失去做男人的资格，就应当住在空屋里，用孤独供奉晚节。有位学生家长给段老师弄来了物资，就在小区门口搁置着。他等了很久，见没人送上门，急不可耐，特地跑到门卫处要。防疫人员又把他赶回去，外界物资一律要经过杀毒、静置一两个小时。段老师不肯走，起了冲突，防疫人员便威胁着要报警。“110你家开的啊，他妈的。”那天这个得体的、好面子的、下楼做核酸会穿西装的老人，站在小区门口破口大骂，为了一块猪肉和五包香烟，为了一个普通人最基本的自由和尊严。年轻时他去过越南几个月，跟一个德国人住在一家宾馆。没有工作，每天开着摩托车，到处瞎兜风。封控在上海的时候，这段记忆突然活了过来。在越南开车驶过的7000公里路，在他十余平米的小屋里铺开。年轻时，他为此不惜牺牲一段婚姻。1968年，段老师17岁，被“把子女送到乡下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下乡浪潮卷到了东北。直到文革结束，他在25岁才上了大学。毕业后留在沈阳的厂里工作，娶了一位同厂的女工。结婚一年多，他如梦初醒，婚姻是最大的枷锁，女人隆起的肚子也是种要挟。他们裹挟着他进入机械般的稳定生活中去，到厂里上工，领一套靠近郊外的简易老公房，开一块地，种很烦的菜，忍受乡下蚊虫无休止的侵扰。儿子出生几个月，两人离了婚。段老师回到了上海，在外企上过班，也曾跑遍全国各地做过生意，只是至今没能见过那个孩子。晚年他喜欢孩子。给小学生上完小提琴课，段老师会亲自下厨，把学生留下来吃饭。盛饭、夹菜、叮嘱，像在模拟一种家庭氛围。这天来的是一对母女。段老师脸上堆着笑，热络地在厨房和房间之间穿梭，端上几样热腾腾的饭菜。餐桌那头是个四十岁左右的母亲，一家保险集团的经理，长得精明，负责上海中高端养老业务。在这里做老年人的生意想必不难，这座人口老龄化严重的城市，多的是子女远在国外的独居老人。她认识不少附近复旦、上财的退休教授，最直接的方式是上门拜访，又或是组织以老年人“深度社交”为名的路演活动。段老师正是在这类路演活动上认识她的。活动实际上是产品介绍，卖眼贴的、卖中药的，还有各类保健品。在他们的关爱下，老人们付出信任，购买产品；又或是以这种方式，给彼此的关系充值。女人带女儿到段老师这里上课。给他塞一个蓝色小册子，详细罗列着各类养老服务。疫情期间，别人抢菜无门，她在朋友圈晒养老院的下午茶：“这里是全上海最有安全感的地方。”我想他也犹豫过，选择一个温暖的牢笼，还是颠沛但自在的晚年？
养老小册子最终被丢在出租屋的垃圾堆里。段老师走了，拖着一个拉杆行李箱，背着背包，外加一把小提琴。别人有钱才出国，段老师却明显没有多余的预算。他打算先买一张上海-广西的火车票，再转乘广西-越南河内的火车。他在越南唯一认识的，只有二十年多前的那群朋友。多年之后，很多已经断了联系，段老师也不确定他们是否还在那里，打算过去后再联系看看。一旦离境，他唯一的低保和住房补贴等收入来源，也将会被取消。但他不在乎，唯一的问题是护照过期了，出入境管理局拒绝了他的申请。非必要不出境，“旅游”明显不是够格的理由。出于疫情防控需要。这句话适用于任何场合作为任何缘由。他一生经历过诸如此类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17岁下乡，他迷上了音乐，笛子藏在书包里，等放牛了才拿出来吹。文革期间，靡靡之音亦有罪，尤其是西方音乐。他偷偷看过《外国民歌200首》，收藏一张名叫《Red Valley》光碟。被发现是要挨批斗的，东西没收，全部丢到火里。他见识过群众的厉害。那时地方上有个开琴行的人，能手工制作大提琴和小提琴，家里摆满了他的作品。“造反派”冲进他家的时候，人已经死在了阁楼上，系自杀。他正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完成了音乐启蒙。音乐是自由。而他永远在奔向这个目标的路上。封控结束之后，上海的租房市场冷淡，但房租不降反升。段老师在一家洗浴中心暂时落了脚，住宿费一天只需46块，占得休息厅的一个床位。好在疫情重击之下，洗浴中心的客流量始终没缓过来，人极少，难得清静。住一天算一天的费用，以便护照通过后随时抽身。我问他去越南之后的打算，他说，如果能贷上款，就开一家琴行，教小孩子拉琴。餐饮也行，开一家大排档或支个烧烤摊，摆上一列列长桌，等客人熟起来了一定热闹。说这话时，上海已经解封，还没正式恢复堂食。一家家餐饮店大门敞开，灯光通明，店里却没有人影。偶尔有外卖小哥进出，警察上门排查。老板为求生计，让客人藏在阁楼里，甚至躲在消防通道里用餐。解封不到两个月，传播速度、免疫逃逸能力更高的新冠BA.5变异株出现在上海，以卷土重来的态势重新蔓延。段老师所在的洗浴中心，和我们的住处只隔着一条街，七月份以来，这个地区被越来越多橙红色标识的中高风险区包围。7月25日起，我们所在的片区紧急封控，实行7天的封闭管理。这次行动称为“合围”。消息一发出，街道拉起了铁网，大白驻守在关口，几个临时工加班到深夜，蹲在路边吃快餐。负责任的保安碰见人便强调一遍，每个小区“只进不出”，想好了再进。他们拒绝封控多久的问题，“7天，还是两个月，两年，谁说得清楚？”我知道段老师还没走成。洗浴中心不再营业，关了灯，周围被一大团黑暗包围。我想起那天在饭桌上，我告诉他，如果上海还有疫情和封控，我就回到广东去。他不以为然，广东就不会有疫情吗？“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美国、俄罗斯、澳大利亚，哪里都想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