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殖民主义阴魂不散，在文化上杀死原住民

Kent Monkman关于寄宿学校的

一副油画《The Scream》的局部

当地时间5月27日，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坎卢普斯市（Kamloops）发表声明称，当地一所前原住民寄宿学校的地下发现了215名孩童遗骸，死者中最小的年仅3岁。由于故意隐瞒和文件缺失，此前没有任何关于这215人的记录。尽管该寄宿学校的很多幸存者都知晓集体坟墓的存在，但因为缺乏证据，没有人相信他们，此次发现证实了这一段黑暗的过去。

坎卢普斯寄宿学校成立于1890年，起初由天主教会管理，1969年被联邦政府接管，直到1978年关闭。它曾是加拿大规模最大的原住民寄宿学校，被注册的学生一度多达500人。在坎卢普斯寄宿学校发现的集体坟墓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几十年来，在加拿大其他地方的前寄宿学校也都发现过不少类似的无名集体坟墓。联邦政府从未就如何处理寄宿学校儿童死亡问题制定过官方政策，出于相关费用的考虑，印第安事务部往往拒绝将儿童遗体交还家属和社群。因此，那些在寄宿学校死亡的儿童通常被埋葬在校内或周边。

根据《印第安人法》实施的原住民寄宿学校制度的主要目的是割裂原住民与其文化与社会的联系，塑造其对欧洲文化传统的认同，以此将他们同化并纳入主流白人社会。寄宿学校内禁止任何原住民文化活动，不允许儿童讲母语。在许多学校，学生们被以数字编号的方式称呼，他们不仅丧失了部落归属，其条约权利也被完全无视，性虐待在内的各种虐待行为并不鲜见。此外，不少幸存者离开学校后还会陷入代际创伤的恶性循环中。在很多人眼里，寄宿学校无疑是（文化）种族灭绝的制度。

2021年6月6日，加拿大多伦多，超千人参与抗议加拿大种族灭绝黑暗史的示威游行活动，挖出215具儿童遗骸的原住民寄宿学校创建者埃格顿·瑞尔森的雕像被抗议者推倒。

此次遗骸的发现在加拿大全国引起了巨大震动，多地降半旗致哀。民众自发将童鞋、玩具和蜡烛摆放在公共场合，悼念逝去的孩子们。加拿大总理贾斯廷·特鲁多称其对“将原住民儿童从其社群掳走的可耻政策感到震惊”并称此次事件是“对我们国家黑暗和可耻的历史章节的痛苦提醒”。他说：

事件发生后，原住民社群呼吁加拿大政府对官方数据中全部130个寄宿学校的旧址展开详细调查。加拿大政府已宣布将提供2700万美元的资金以帮助寻找死于寄宿学校的儿童。

在欧洲殖民者将北美原住民赶出他们世代栖居的领土的过程中，如果说在美国更多地体现为直接身体暴力，那么加拿大显然在同化和吸纳技术方面投入更多（尽管也不乏暴力，而且到了19世纪末，两国的原住民政策开始愈加相互影响（Woolford & Gacek 2016））。加拿大原住民数量不多，居住地分散，抵抗力量相对单薄，未曾出现原住民对欧洲殖民者的大规模武装抵抗。1760年英国取代法国获得对加拿大的控制权后, 对原住民实行所谓“依法治理”方针。殖民当局和后继政府制定针对原住民的法律, 并与后者签订若干条约, 以此推进欧洲人的定居和资源开采计划。经过各种谈判和条约缔结, 原住民将其原本居住、应属其所有的数百万平方公里土地的权利割让、转让和出让给加拿大政府, 最终只留下约2.6万平方公里保留地属于自己（姜德顺 2007）。

正是这样的历史使大多数（非原住民）加拿大人持有一种“和平缔造者”迷思，即作为“和平缔造者”的欧洲定居者与加拿大原住民之间的互动是完全友好和平的。他们笃信自己国家的历史叙事是一个“来自其他地方的人们和已经在这里生活的人们之间展开合作的故事”——除了几个邪恶的白人和少数抗逆的原住民之外，绝大多数原住民都张开双臂拥抱欧洲人的到来，随后双方通过和平签订的法律条款共同和谐地生活着。2009年，时任总理的斯蒂芬·哈珀曾宣称加拿大“从未有过殖民的历史”。

但事实上，作为大英帝国的一部分，加拿大是通过剥夺和大规模消灭原住民建立起来的，欧洲殖民者尝试解决所谓“印第安人问题”的过程中充斥着欺诈、虐待和暴力，深深打上了种族主义烙印。和其他定居者殖民类似，原住民被看作低等、落后、野蛮、可随意剥削和牺牲的，这一殖民心态的负面影响延续至今。因此，一方面，此次遗骸事件再次破除了“和平缔造者”迷思；另一方面，寄宿学校制度乃至更广泛的抹除原住民身份的暴行也需要放在定居者殖民的框架下理解。

1879年，宾夕法尼亚州卡莱尔（Carlisle）的寄宿学校成为美国随后建立的500所寄宿学校的模板。受美国制度的影响，加拿大寄宿学校于19世纪80年代中期首次出现，并持续了一个多世纪。从殖民者的视角看，原住民同化教育的构想至少部分是“善意”的——教育者及政府和教会官员抱着家长式心态坚信自己知道什么对原住民“是最好的”，在他们眼中，同化教育的目的是帮助原住民更好地融入主流社会、适应在白人主导国家的生活。纵然定居者和原住民的早期交往中包含一定的对原住民的尊重和对其利益的关注（例如双方签订的许多条约都带有政府资助保留地学校的条款），然而，这些尊重和关切很快就让位于更具强制性的教育机制，随之到来的便是以寄宿学校为极端代表的强迫同化和文化毁灭。

在这张未注明日期的档案照片中，学生们坐在圣约瑟夫修道院的教室里，该修道院也被称为加拿大西北地区的 Fort Resolution 印第安寄宿学校 | 图片来源：路透社

寄宿学校设在保留地外，这使儿童被迫与家人分离。为了完成这项强制教育任务，儿童往往由印第安事务官或警察从家中强行带走（《印第安人法》赋予印第安事务部将儿童从家中带走的权力）。原住民儿童的父母往往强烈反对学校这种“咄咄逼人的同化做法”，并称这些学校为“对孩子们来说极其危险的地方”。事实也的确如此，许多寄宿学校卫生状况堪忧、食物匮乏、医疗服务不足，“疾病和死亡是无处不在的危险”（MacDonald & Hudson 2012）。而且，《印第安人法》禁止原住民在没有许可证的情况下离开保留地，并在1951年之前禁止他们雇用律师，这些限制使父母和家人无法离开保留地去探望孩子。当孩子们失踪时，学校通常不会通知监护人。

寄宿学校学生的年龄范围从4、5岁到18、19岁不等，他们每年在学校里要呆上10个月时间。在校期间，他们面临的同化教育主要由宗教灌输和强迫劳动构成。学生们每天上半天课，剩下半天则进行所谓职业技能训练，包括针对男孩的铁匠、木工或机械训练和针对女孩的缝纫、烹饪和其他家务训练。通过切断学生与其文化传统的联系，寄宿学校试图在毕业时将他们转变成可塑性强的雇佣劳动者。不少学校是为强迫原住民儿童从事农业和机械工作而专设的，它们通常被称为“体力劳动”（manual labour）学校或“工业”（industrial）学校。由于资金匮乏，寄宿学校常常依赖就读学生的强迫劳动来进行学校日常的维修和保养。此外，学校主管还会将女孩作为劳工“出租”给白人妇女以增加收入来源。

联邦政府与主流教会紧密合作共同管理寄宿学校，天主教会管理约60%的学校，圣公会管理约30%，其余的由长老会、卫理公会和联合教会管理。1894年后直到20世纪50年代，5至16岁原住民儿童的入学是强制性的。从19世纪70年代到1996年最后一所寄宿学校关闭，至少有15万名第一民族（First Nations）、梅蒂（Métis）和因纽特（Inuit）儿童在加拿大的寄宿学校上过学（加拿大原住民由第一民族、梅蒂人和因纽特人组成，其中“第一民族”是加拿大境内不包括梅蒂人和因纽特人的数个民族和部落的通称）。约有8万名前寄宿学校学生今天仍健在。

加拿大的原住民寄宿学校是种族灭绝制度吗？现行的联合国《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Convention on the Prevention and Punishment of the Crime of Genocide，以下简称《公约》）对种族灭绝的定义：

有人以此为依据辩称寄宿学校的初始动机是“善意”的，不存在“蓄意”消灭原住民儿童的情况，而且“身体毁灭”从不构成这些学校的主要议程，因此，寄宿学校并非种族灭绝的制度。然而，这样的辩驳在事实面前显然站不住脚。

首先，一些研究种族灭绝的学者指出，即便最开始没有种族灭绝的意图，只要政府认识到其政策可能带来种族灭绝后果却不加以阻止，就可以明确推断出种族灭绝的意图。在寄宿学校运行期间，曾有数份报告称在校儿童被殴打、鞭挞、剃光头、公开羞辱、关在禁闭室的狭小空间里达数周之久。政府和教会官员多次意识到这些问题的存在，但从未采取任何措施来阻止或减少猖獗的虐待行为。

原住民寄宿学校与其说是学校，不如更准确地被看作监禁空间——在这里，多种空间策略与监禁技术相互渗透，共同施行社会控制，达成强制同化的目标。从最初以监狱为蓝本，到深嵌其中的基督教修道院策略（儿童通过静默、祷告和仪式来改造灵魂）；从类似阿甘本所说的营/收容所（camp）的学校环境，到前身是监狱牢房的单独禁闭室；从教室里课堂上的残酷责罚，到男女分开的性别规训、斩断传统性别关系和分工、强制灌输欧洲的性别认同（例如前文提到的针对男孩和女孩的不同职业训练，如此培训出来的孩子们在回到自己的社群时已经完全失掉了传统生计手段和性别角色认同），这些都将寄宿学校转变为融合各式种族灭绝技术的监禁空间（Woolford & Gacek 2016）。

其次，从情理和常识出发，政策的后果往往比意图更重要，而寄宿学校制度致使原住民社群成员在身体和精神上遭受严重伤害、造成毁灭性后果是无可争辩的事实。根据成立于2008年的加拿大国家真相与和解中心（NCTR）的数据，预计有4100名儿童在加拿大原住民寄宿学校内死亡。但这个数字可谓冰山一角，因为它来自现有的记录，而许多学生的死亡未曾被记录下来，况且教会方面的一些记录也还未公开。

1960 年代，Alberni 印第安寄宿学校礼堂里的

男学生 | 图片来源：联合教会档案馆

研究表明，与未曾经历过寄宿学校的人群相比，寄宿学校学生及其家人的生理、精神和情感健康都更糟糕（Wilk, Maltby, Cooke 2017）。资金不足、物资匮乏、医疗服务短缺、空间拥挤、通风不良、卫生条件恶劣，加上普遍的虐待问题，使寄宿学校往往成为拥有极高死亡率的致命环境。最主要的致死因素是结核病，鉴于其狭小空间和卫生条件，寄宿学校可谓结核病传播的温床。此外，艾滋病、糖尿病、丙型肝炎、慢性头痛、关节炎、过敏和性传播疾病等慢性病和传染病也在寄宿学校中肆虐。生理健康之外，心理健康（尤其是情感健康）被认为是寄宿学校学生最常受侵害的健康领域。许多儿童在上学期间所受的虐待产生了长久的后果，暴力倾向、抑郁、成瘾行为、药物滥用、自杀行为等是最常见的症候群（产生了专门术语“寄宿学校综合症”来指代它们），其影响甚至超越个体进入了代际传递的恶性循环中。

幸存学生在与家人分别多年后回到家中，由于在校时被剥夺传统语言和文化，他们与自己的社群产生了隔阂。他们的成长过程中未曾得到所需的健康关系和照护，也没能学到任何养育子女的技能，这导致暴力的恶性循环和心理健康问题代际相传，幸存者家庭和后代饱受困扰。“第一民族”社群的代际创伤在今日的统计数据中得到反映：4万名儿童被寄养，青年自杀率是全国平均水平的5至7倍，药物成瘾人数和被监禁人数比例畸高。

此外，虽然现行《公约》对种族灭绝的定义侧重于“身体毁灭”，但在拉斐尔·莱姆金（Raphael Lemkin）的初始设想中，“文化灭绝”构成种族灭绝的重要一项。二战前，国际法中并没有明确的种族灭绝罪名，莱姆金在《轴心国占领欧洲后的统治》一书中首次提出“种族灭绝”（genocide）这一法律术语，并通过自己的积极游说促使联合国大会于二战后通过了有关谴责种族灭绝的决议，为种族灭绝罪名化和《公约》的创制做出了极大贡献。莱姆金认为物理、文化和生物的灭绝技术是互相交叠而非各自独立的，在现实中往往不可截然分开。在他的初始构想中，文化种族灭绝包括“即使在私人交往中也禁止使用传统语言”、“强迫转移该团体之儿童至另一团体”等五种行为。以“在文化上‘杀死’原住民”为己任的寄宿学校制度显然完全符合这一定义，它极大摧毁了原住民文化，破坏了其个人和社群生活。1920年，印第安事务部副部长邓肯·坎贝尔·斯科特（Duncan Campbell Scott）曾说：

然而，被同化和吸纳的原住民也并未过上被许诺的生活，丧失了传统生计手段的他们主要作为工人和仆人进入白人主流社会，处于经济阶序底层，根本无法与欧洲定居者进行职业竞争。

综上所述，不应只看到加拿大原住民寄宿学校制度与现行《公约》对种族灭绝定义的细微出入，正相反，寄宿学校的悲剧对扩展（文化）种族灭绝的理解提出了紧迫要求。通过一整套规训和监禁技术，寄宿学校使原住民社群饱受身体虐待、心理创伤、代际暴力、文化解体的毁灭性后果，无疑是种族灭绝制度。

“今天是我们正义斗争的结果，”原住民大会主席菲尔方丹在道歉后说。在这张照片中，他于2008年6月11日在下议院收到了总理斯蒂芬·哈珀（左）的嘉奖 | 图片来源：Fred Chartrand/Canadian Press

2008年6月11日，时任加拿大总理的斯蒂芬·哈珀在议会发表对原住民寄宿学校的正式道歉声明中说：

早在1986年，参与管理寄宿学校的联合教会就发表了道歉声明（对寄宿学校系统负有责任的大多数教会时至今日都作出了正式道歉，唯独天主教会至今拒绝道歉）。1998年，联邦政府发表和解声明，同时设立了3.5亿美元的“疗愈基金”。2008年，哈珀政府在议会正式道歉，对所犯错误表示遗憾。独立的评估程序随之展开，旨在对幸存者进行补偿。2009年，真相与和解委员会（TRC）开始收集相关陈述，并于2015年发布了一份报告，其中包括94项行动呼吁。

然而，尽管政府看上去为“和解”付出了诸多努力（道歉、赔偿、调查），真正的和解远未到来。在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报告发布5年后的2020年，委员会成员承认94项行动倡议“失败了”。幸存者人数日渐减少，对原住民社群承诺的实质改变没有到来，保留地的贫穷状况一如既往，资源攫取的步伐日益加快，使寄宿学校制度得以产生的更广泛的殖民心态和制度背景丝毫未被触及。有人认为，除非原住民的自决权得到承认，条约得到履行，被侵占的土地和资源得到归还，社会、经济、健康和教育权利得到实质性尊重，否则真正的和解无从谈起。一些人担心，幸存者讲述真相或公开见证个体的虐待和创伤经历只会被公众当作奇观来消费，对开展负责任的历史教育、改善原住民生活、推进社会正义议程并没有什么实质帮助。

在此次儿童遗骸事件后，民众依然没有看到真正的和解到来的信号。加拿大左翼把特鲁多的声明及回应称为“鳄鱼的眼泪”，称其代表了政府的一贯做法——做出“含糊其辞的承诺”，却不提供具体实施细节。来自政府的物质补偿（联邦政府至今已向寄宿学校受害者支付了超过40亿美元的赔偿金，在今年的预算中，自由党承诺在五年内为原住民社群提供180亿美元的赔偿）也被左翼视为自由党“购买”和解的企图。巨大数额的赔偿金未能改善保留地内外原住民的生活质量，80%以上的保留地的中位收入在贫困线以下，全国原住民的中位收入比非原住民人口低30%，近一半的保留地需要建造新学校，超过40%的保留地房屋亟需维修。

值得一提的是，时至今日，寄宿学校的幽灵依然存在。虽然原住民只占全国人口的5%，但他们却占据了加拿大监狱人口的30%，比非原住民的监禁率高出10倍，自2010年4月以来，原住民入狱人数增长了近44%，而同期的非原住民入狱人数则下降了13.7%。这种现状使加拿大一家媒体在2016年称加拿大监狱为“新的寄宿学校”。

该图显示了自 2001 年以来每年被联邦监禁的人口中原住民的百分比。被监禁的原住民人口的比例从 2001 年的 17.6% 稳步上升到 2020 年的 30.4% | 资料来源：惩教调查办公室加拿大

加拿大的马克思主义运动强调，经过几个世纪的剥削、虐待和种族灭绝，原住民和他们的剥削者及国家之间已没有真正和解的可能，只要资本主义继续统治，罪行就会继续。伪善的道德姿态和表面的物质补偿不足以使原住民与他们被夺走的一切和解。只要原住民的条约权利继续被践踏、资本继续从他们身上榨取剩余价值、资源继续被从他们的土地上掠夺时，“和解”只可能是障眼法。他们呼吁立即停止侵犯原住民土地和权利的工业项目，将项目资金用于解决原住民社群的基础设施危机。此外，原住民发动的斗争运动需要与广泛的劳工运动结成同盟，将反压迫与反剥削结合起来。

追寻“真相”与达成“和解”不仅要求政治行动和政策变革，同时也对历史叙事、认识论和知识生产提出了深刻的去殖民化要求。如前所述，按照许多非原住民所熟知的历史叙事，相比在美国发生的暴力，加拿大的定居过程相对和平，欧洲人与原住民签订条约，避免了战争，带来了法律和秩序，制定了善意的政策（尽管最终出了岔子），通过文明教化拯救“野蛮人”，解决“印第安人问题”。正是这种家长式殖民心态推动了掠夺原住民土地、攫取其资源的进程，推进了以寄宿学校为代表的强制教育政策的施行。这一家长式殖民话语贯穿了从19世纪定居者与原住民签订的条约到当代“和解”叙事的整个历史，持续影响着原住民-定居者关系。这种对原住民的他者化使定居者无视原住民在处理冲突和实现和平方面付出的历史努力和做出的巨大牺牲，无视渗透在日常原住民-定居者关系中直接身体暴力之外的暴力运作机制（如种族主义、文化霸权、社会控制、权力和特权），也因此无视了自己的去殖民化需要。只要定居者还抱持政治和道德上的优越感，将自己视为和平缔造者的后裔，把原住民客体化视作亟待解决的“问题”，充当“什么对原住民是最好的”的仲裁者，那么无论如何设想“和解”，实质上都是在不断重复殖民话语。 

破除殖民神话要求交还原住民的历史主体性。长期被和平缔造者的主流历史版本遮蔽的，是来自原住民的丰富反叙述（counter narrative）——由原住民自己讲述的关于其治理体系、语言、仪式、律法、知识系统，关于他们抵抗殖民主义的力量和坚韧，也关于他们与定居者的外交活动和缔造和平实践的历史叙事。非原住民必须面对自己深藏的殖民心态、道德冷漠和历史无知，了解原住民的丰厚历史遗产，追溯交织于加拿大历史结构中的殖民暴力的不间断线索，为原住民提供去殖民化空间。实现这一目标不仅需要对历史教育进行课程和教学改革，也需要在研究中探索叙事、对话、神话、仪式、表演性实践等形式在解决冲突、开启变革中的作用。这呼吁一种真正的跨学科合作——参与条约谈判和索赔过程的冲突解决学者-实践者、研究原住民-定居者关系和冲突的历史学家、关注地方性知识和本土实践的人类学者以及专注于公共历史教育的教育工作者之间的持续的跨学科对话（Regan 2010）。这一彻底的殖民清算既是追寻“真相”的要求，也是达成“和解”的前提。

佐伊·托德 (Zoe Todd) 是梅蒂斯 (Métis) 人类学家和土著研究、人类-动物研究、科学技术研究和人类世的学者 | 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佐伊·托德（Zoe Todd）是一位加拿大原住民（梅蒂人）女性主义学者。2013年，她满心激动地飞赴爱丁堡大学听敬仰已久的拉图尔（Bruno Latour）作讲座，主题有关自然宗教、气候问题、宇宙政治（cosmopolitics）和共同行动。随着讲座的展开，托德发现拉图尔所述议题和思考与因纽特人的宇宙论和律法秩序非常相似，她于是期待拉图尔会在讲座中提及原住民的丰厚思想遗产——毕竟，既然拉图尔在其研究和作品中引用了“盖亚”（“Gaia”，希腊神话中的大地女神。拉图尔引入大气科学家洛夫洛克的“盖亚”学说来理解生命现象与地球的复杂互动，以此概念批判西方传统的整体主义、客观主义、上帝视角的自然观，通过建构非整体论的联结来呼吁参与气候和环境议题的在地行动），那么他应该也知晓含义相近的因纽特“Sila”概念（兼有“生命气息”和“气候”之意，将知识、生命、存在和环境联系在一起），这个概念在原住民社群将气候变化议题推向国际舞台方面发挥了不可或缺的动员作用。托德等了整场讲座，然而拉图尔并未提及原住民强调关系性的宇宙论，也没有赞扬原住民思想家和行动者几千年来与“有知觉/意识的（sentient）环境”的互动，或他们将气候作为组织行动关键点的洞见。托德满心失望，没等到提问环节结束便离开了讲座会场（Todd 2016）。

托德的失望与其说是针对拉图尔本人，不如说源于更广泛的学术实践。她失望于欧美（欧洲尤甚）学界少有学者以直接、明确、当代、负责任和有意义的方式引述和谈论原住民思想（家）。常见的情况是，学者对原住民思想的引用过分依赖某位白人学术明星的阐释和过滤，原住民要么作为抽象的文化身份为欧美知识生产服务，要么以“研究对象”或研究致谢里含混的“合作者”面目出现。

在人类学学科内，本体论转向、多物种转向、后人类主义、人类世、行动者网络理论、宇宙政治，这些当下最火热的理论框架和研究趋势可谓受世界各地原住民思想体系的影响和启发最深，但许多欧美学者却未能对创造、实践、维系这些地方性知识的原住民给予应得的承认。相反，大家的崇敬对象往往是某位欧洲思想家，因为ta（通常是男性）“重新发掘”或通过借鉴欧洲知识遗产“重新阐明”了原住民已实践数几千年的本土智慧，例如对环境/气候的关系性理解。这种抹除原住民主体性的学术实践使学者们不自觉地避免与当代原住民学者和思想直接接触，而满足于按部就班地与百八十年前的经典人类学文本或数百年前的哲学文本对话。

因此，在去殖民化和“本体论自决”占据核心位置的人类学学科中，殖民主义的阴影仍然存在。这一结构性问题通过引用实践（citational praxis）——白人（男性）学者的著作学说才值得引用——得到不断再生产。面对这种“引用政治”，需要“引用抵抗”（Ahmed 2013）：从直接、负责任地引用原住民思想（家），到确保原住民在学术机构中的知识存在；从关注以尊重姿态与原住民打交道、充分肯定原住民律法、叙事、哲学和知识体系的学者，到反思白人学者微妙但普遍的学术特权；从毫不含糊地承认原住民的政治处境和主体性，到尊重他们为自决权和主权展开的抗争——毕竟，原住民思想不仅是可供借鉴的理论来源，更是生活和实践的体系，他们通过自己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法律秩序争取自决权和主权。

殖民时代并未远去，孕育它的条件没有消失。托德写道，欧美学界倾向于讨论“后殖民”，但在加拿大，“我向你保证，我们仍在毫无疑问地经历殖民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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