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大可丨方方是罕见的第二类作家，第三类从未在中国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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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的全球爆发，打破了实体空间的高度疏隔。人们借助互联网链接融入陌生社会，架设起临时的传播链共同体。尽管这共同体稍纵即逝，但它终究可以成为一种道德化叙事，融入宏大历史的总体性记忆。方方日记是这方面的另一范例，它实现了一名女作家跟整个良知社会的辐射式链接。
方方的现场叙事，引发出一个更为广泛的议题，那就是作家在巨大灾变中所扮演的角色。我们看到的事实是，作家通常被分为三种类型。第一是歌德型，这类作家负责赞美苦难，把民众引向幸福和快乐的感受；第二是揭示者，这类作家负责说出真相，尽管冒着某种被xun诫的危险；第三类是审判者，这类作家试图对事件、人物及其象征意义作寓言式的裁决。
方方无疑是罕见的第二类作家。她身居病毒爆发的原点，以女性的敏锐和独特的勇气，在众所周知的语境中，尽其所能地讲述“围城”中的事实和感受，独自建造起一座虚拟的互联网哭墙，并提供了一种罕见的中式奢侈品——真相。
但这完全不符合某些人对第一类作家的期待，也不符合另一些人对第三类作家的期待。人们已经发现，在中国大陆，第三类作家还没诞生，第二类作家凤毛麟角，只有第一类作家四处可见，犹如爬满宫墙的苔藓。
更为吊诡的文化原理在于，任何一种文本、思想、事件或现象，你总能在世界的某个角落里找到它的相似物。历史学家最喜欢谈论的是，一个新文本和另一个旧文本之间的“复调”关系。
仅就“wen疫”这个母题而言，我们就能找到一大堆类似的文本，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普希金提供的卓越手稿。俄国批评家巴赫金坚称，普希金既是信笺私语的高手，也是guang场狂欢的歌者。正是基于他提供的启示，我仔细阅读了那位诗人的遗作。
一八三〇年秋天，普希金回到波尔金诺村的家族庄园，去继承已故叔父的遗产，恰逢俄罗斯爆发霍乱，交通被关卡切断，以至于他被迫滞留小村达三个多月。因闲得无聊，他创作了五部小戏剧、五个短篇、三十首诗歌，以及著名的叙事长诗《叶甫盖尼·奥涅金》。这个私人事件以后被不断放大，被俄国文学史家称为“波尔金诺之秋”，成了作家创作高潮期的同义词。
我还特别注意到，被绝大多数研究者忽略、隐藏或丢弃的第五部戏剧手稿《乡村女医生》，惊人地预言了我们的当下语境。在那个充满死亡激情的音乐悲剧脚本中，被追光灯照亮的女主角——一位乡村女医生率先登台，她不仅容颜美丽，而且具有诚实的美德，并在疫情流行时就以咏叹的方式发出了警告。
但在村长和特派员的命令下，县警察还把她囚禁起来，直到疫情结束。许多村民在信息被蒙蔽的状态下感染病毒而死，到处是凄厉的哭号。女医生出狱以后，冤情才被乡邻们揭发出来。她形单影只地站在舞台上，用先前的咏叹旋律，唱出了内心的无限哀伤（普希金在手稿里标注：音乐不变，但词已改换）。
直到此刻，戏剧依旧笼罩在暴力，痛苦和死亡的悲剧调性之中。但随着几个女医生的支持者遭到殴打，扮演农民的演员身穿小丑装扮出现了，他们从舞台两侧涌出，围着女主角、恶吏、骗子和sha瓜跳踢踏舞，跟手持长刀的士兵周旋，用口shao模仿女主角的歌声，开始了一场富有节律的肢体反抗。
剧情这时开始向观众席扩展，在那里发生了骚乱，许多观众用口shao模仿女主角的旋律。一个坐在前排的女教师尖声喊道：村长应该被审判，最好自己上吊。观众全体起立，用更热烈的口shao和欢呼声表达赞同。剧场的秩序在粗鄙的激情中分崩离析。
观众纷纷起立离席向台上涌去，用手里的彩色气球击打那些恶人，气球爆炸的噼啪声制造了暴力的快感。还有人用一个纸做的桂冠为女演员加冕。大家簇拥她走出剧场，来到辽阔的彼得guang场。在那里，更多市民卷入了这场陌生人的狂欢。
他们的“乐器”越出口shao的范围，代之以歌喉、小提琴、手风琴、双簧管和小号，而且使用了奇特的复调结构。一些互相平行的多声部合唱，以女教师的咏叹为核心，在guang场上自由展开，有的庄严，有的戏谑，有的则荒腔走板。这正是巴赫金所期待的美学景象。扮演女医生的演员淹没在骚乱的人群里，似乎已经遭到狂欢者的遗忘。
整个圣彼得堡和俄罗斯都听见了这场合唱，就连躲在冬宫里的沙huang尼古拉一世都为之胆寒。他满脸怒气，坐卧不宁，不知是否应该调动禁卫军，用zhen压十二yuedang人的大炮，去轰击农民和市民的声音联盟。
天色已经逐渐变黑，侍从们点燃了吊灯，闪烁不定的烛光，照亮了堆积他脸上的阴霾。皇di说出其在全剧中仅有的那句独白：“朕是该假装不知他们在反对我呢，还是该用绞索去勒住他们的咽喉？”
这时手稿出现了断崖式的空白——普希金还没来得及为这出巴洛克风格的戏剧写好结尾。当时的情况是，疫情已经结束，他急于回去拥抱心爱的女友冈察洛娃，而更重要的是，他必须小心翼翼地藏起这份有冒犯嫌疑的手稿。
普希金的寓言体戏剧告诉我们，他并非方方这样的第二类作家，而更像是第三类作家的古典代表，但在wen疫的母题上，却跟方方日记构成跨时空的“复调”关系，其间有大量对应性细节值得玩味。基于本文的性质，我只想说明一下它在寓言构造上的复古意义。
历史上至少存在过三种寓言样式：莎士比亚所代表的历史寓言、班扬所代表的道德（宗教）寓言，和卡夫卡、加缪、贝克特、尤涅斯库所代表的虚无性寓言，后者是与总体性历史完全脱节的荒诞时空，旨在构筑“人类失败的象征”。毫无疑问，从文学史的角度看，它应当是病毒流行时期的主要书写样式。
但文学以外的情形则截然不同。转发方方日记、在某医师的微博下留言、还有发生于三月中的大规模文本复制事件，向我们展示出中国民众寻求代言人的热切渴望。他们正在努力逃离谣言和信息垃圾的围城。到处是语词的鞭炮和烟花，以及残留于互联网大地上的思想碎屑。这场为期两个多月的数码狂欢，不仅要疗愈新冠肺炎带来的巨大创伤，也要修改卡夫卡式的阴郁语法。
但从社交媒体上的大声叫喊或窃窃私语中，你仍然可以闻出道德感和历史感的浓郁气息。基于某种罕见的正义诉求，人们试图让互联网回到真相传播的初始设置上去，他们要借助复制、粘贴、转发和评论，把真相这种奢侈品变成日常晚餐。无论如何，这都是饱受惊吓的小产阶级或微产阶级的最后呐喊。
我们同时也看到，幸福欧洲在这次疫情中露出了罕见的痛苦面容。狂欢的意大利民族惊慌失措起来，中世纪的黑死病疮疤被触痛了，仿佛鼠群在经历电击之后突然记起了上一次电击。但时隔短短一周，被戒严和隔离令逼回家室的人们，竟把阳台变成新的社交空间。地中海式的华丽阳台，曾是浪漫幽会的包厢，现在却成了囚徒表演的舞台。
这是一种类似彼得guang场的剧本化景观。从亚洲到欧洲，人本主义地图正在重构它的战地。正是方方所记录的“武汉故事”告诉我们，基于某种久远的信念，人不会在病毒、苦难、暴力和死亡面前退缩，而是要在黑暗的事物面前赞美生命本身，赞美对戕害者的无畏反抗，赞美追寻真相的勇气，赞美互助、救援和自我献身的精神。
古老的历史机器就此重启了它的程序。它要划定一条新的时间分界线，并向一个难以预料的未来飞跃。如同中世纪病毒酝酿了“文艺复兴”那样，四处sha人的新冠病毒，正在为二十一世纪孕育新的创造者，没有任何其他疾病能扮演这种重塑民族国家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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