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师:管涛(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
联系人:刘立品
研报发布时间:2021年2月23日
全年,经常项目顺差2989亿美元,仅次于2008、2007和2015年的顺差规模,但占GDP比重继续保持在±4%的国际标准以内。其中,一季度经常项目录得逆差,主要是因为国内疫情导致货物顺差减少;二至四季度,随着货物顺差增加、服务逆差减少,经常项目转为顺差。本轮人民币升值对经常项目差额影响有限。
全年,资本项目(含净误差与遗漏)逆差2709亿美元,仅次于2015和2016年的水平,但占GDP比重明显小于后者,表明我国抵御资本流动冲击风险的能力明显增强。其中,外来直接投资顺差明显扩大。联合国贸发会议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成为全球最大外商直接投资接收国。可见,迄今没有出现全球产业链重构的“去中国化”现象。预计2021年,中国仍将凭借经济增长优势以及投资便利化措施,继续吸引外商来华投资。
全年,交易引起的储备资产增加280亿美元,是因为基础国际收支顺差规模大于短期资本净流出;交易引起的外汇储备资产增加262亿美元,远小于央行公布的外汇储备余额增加1086亿美元的水平,表明外汇储备余额变动主要受估值因素影响。
在人民币持续升值背景下,我国外汇政策取向主要是增加汇率弹性、扩大资本流出、调控资本流入。预计这一外汇政策组合仍将延续。不过,鉴于本轮人民币升值压力主要来自基础交易,而非热钱流入,因此扩大资本流出将是缓解汇率升值压力的重要政策工具,调控资本流入的政策效果相对有限。
正文
全年经常项目顺差扩大,主要是由于货物顺差增加1085亿美元、服务逆差减少1159亿美元,二者分别贡献了经常项目顺差增加额的69%和74%。分季度来看,一季度经常项目逆差337亿美元,同比减少638亿美元,主要是由于国内疫情暴发导致企业生产受阻,货物顺差减少526亿美元,贡献了经常项目减少额的83%;二至四季度,国内疫情传播基本阻断、企业逐步复工复产,但海外疫情加速蔓延、居民境外出行受到抑制,货物顺差增加1612亿美元、服务逆差减少995亿美元,二者分别贡献了经常项目增加额的73%和45%(见图表2)。
理论上,贸易顺差扩大会增加外汇市场供给,推动人民币升值;人民币升值意味着本币购买力增强、出口产品竞争力下降,会反过来抑制贸易顺差扩大。确实,正如我们在2月初的报告指出,本轮人民币汇率持续升值背后的市场力量主要来自经常项目顺差(详见报告《当前人民币升值压力是来自热钱流入吗?》2021年2月2日)。但这并不意味着经常项目顺差扩大、人民币汇率升值的逻辑必然成立。例如,2015年经常项目顺差3042亿美元,仅次于2008年和2007年的水平,但当年人民币汇率却贬值5.8%。这是因为我国经常项目收支基本平衡,人民币汇率趋于均衡合理,对于汇率波动没有明确的方向性。此外,我们也一直强调,本轮人民币升值对出口企业的财务影响要大于出口竞争力,因为后者主要受人民币多边汇率影响:2020年BIS公布的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指数上涨3.4%,小于同期人民币对美元汇率6.9%的累计涨幅。
2020年,我国资本项目(含净误差与遗漏)逆差2709亿美元,较上年增长69%,仅次于2015年和2016年分别为6471亿美元和6459亿美元的逆差规模;占全年名义GDP比重为1.8%,较上年提升0.7个百分点,但远低于2015年和2016年分别为5.8%和5.7%的水平,表明随着国家经济实力提高,我国抵御资本流动冲击风险的能力明显增强(见图表3)。
全年资本项目逆差扩大,主要是因为短期资本(即证券投资、其他投资、净误差与遗漏合计)逆差3742亿美元,较上年增加1558亿美元,贡献了资本项目逆差增加额的141%(见图表4)。由于国际收支平衡表初步数据未披露短期资本的细项数据,因此我们只能分析跨境直接投资数据。
2020年,国际收支口径的直接投资顺差1034亿美元,较上年增加453亿美元。直接投资顺差增加是因为外来直接投资增加,而非对外直接投资减少:外来直接投资顺差2130亿美元,增加36.7%;对外直接投资逆差1096亿美元,增加12.2%。分季度来看,一季度,受国内疫情影响,外来直接投资顺差同比减少133亿美元;二季度,随着国内疫情好转,外来直接投资顺差仅减少了4亿美元,对外直接投资逆差增加35亿美元;三、四季度,外来直接投资顺差、对外直接投资逆差较上年同期均有所扩大,由于外来直接投资顺差增幅更大,因此直接投资净流入额明显增加(见图表5)。另外,联合国贸发会议发布的《2020-2021年全球投资趋势与展望》指出,2020年全球外商直接投资下降42%,但中国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逆势上涨4%,中国成为2020年全球最大外商直接投资接收国。
从上述数据来看,迄今没有出现全球产业链重构的“去中国化”现象。预计2021年,在全球直接投资可能进一步疲软的情况下,中国仍将凭借经济增长优势以及投资便利化措施,继续吸引外商来华投资。
2020年,央行公布的外汇储备余额增加1086亿美元,大于同期交易引起的外汇储备资产增加262亿美元,二者缺口(即估值效应)为824亿美元,贡献了外汇储备余额增幅的76%。分季度来看,一季度,外汇储备资产和外汇储备余额均有所减少,后者变动幅度更大,二者缺口为负,主要反映了一季度美元升值、全球金融市场下跌造成的负估值效应,贡献了外汇储备余额降幅的47%;二至四季度,美元高位回落、金融市场反弹,推动外汇储备余额增幅大于外汇储备资产,二者缺口转正,正估值效应贡献了外汇储备余额增幅的67%(见图表7)。可见,2020年外汇储备余额变动主要受估值因素影响。
日前,有关部门负责人接受专访时指出,2021年在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下,将推出的资本项目外汇管理措施包括,完善企业境外放款管理(例如提高企业境外放款宏观审慎调节系数),研究有序放宽个人资本项下业务限制(例如修订境内个人参与境外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的管理规定,取消年度购付汇额度限制;研究论证允许境内个人在年度5万美元便利化额度内开展境外证券、保险等投资的可行性),推进QDII制度实施(例如完善常态化QDII额度发放机制;适时提高QDII额度)等[1]。这应该都是当局“扩流出”的外汇政策工具箱中的工具。
当然,这些政策从想法成为做法,不可能一蹴而就。“扩流出”不是单纯的外汇管理问题,能不能对外投资不完全取决于外汇形势,更取决于境内机构和个人有没有在全球配置资源的能力。而且,政策出台还会涉及多个部门甚至需要相关配套政策。
[1]叶海生,深化改革稳步推进高水平资本项目开放,《中国外汇》,2021年第3-4期。
风险提示:海外疫情超预期,政策不及预期。
END
前往“发现”-“看一看”浏览“朋友在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