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X，XX，再XX

原创编辑部 3号厅检票员工

写在前面

这是一篇从国庆档就开始准备的稿子，因为当时发生了一个事情：

我在《坚如磐石》上映前发了一条微博，内容大概是从我看过原版的视角给大家形容了一下这部片遭遇的删减，期望大家降低预期，然后再强调了一下原版真的非常不错。

这条博文没多久就上了热搜前三，一直发酵到上映之后。结果去了影院的朋友发现电影被剪得七零八碎，电影口碑因此滑坡，我也遭到了一些“用删减为烂片铺垫洗白”的指责。

虽然本身是一场对我的批评，但我始终觉得这个话题是值得被拿出来继续讨论的。

尤其是当同为删减受害者的观众和创作者，在这个问题上越来越走向对立，而短期内我们无法解决房间里那头大象的情况下，去讨论观众和创作者在这件事情上的怨气如何消解、如何共存是非常有必要的。

当然，我一个人的视角有限，所以这个话题被放到了我们第4次圆桌活动，所谓圆桌就是我们编辑部的同事就同一个话题，写一些自己的看法，全文的观点不追求统一，鼓励多视角的分歧。

这次共有包括我自己在内的4位作者参加，我们主要会讨论这几个问题：

删减内容的知晓对观众来说有意义吗？

谈论删减意味着为电影开脱吗？

评论删减的电影，对电影公平吗？

观众需要考虑删减因素吗？

检票小哥（写在前面的笔者）：

第一个问题，删减内容的知晓对观众来说有意义吗？

我们自然无法替观众做任何决定，有人觉得有，我们从业者作为观众的那一面，自然也认为有；但一定有不少人想的是“知道那玩意儿有啥用，听起来都费神”，这也是人家的自由。

所以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只能聊宏观的群体角度，而不是观众个体，这里我认为最好的回答是娄烨导演在纪录片《梦的背后》里说的那句“二流观众论。”

他不是在骂观众，而是在说我们因为无法直接和创作者对话，完整接收创作者的表达，所以在观看和评价时，都是不完整的思考，久而久之，我们被迫成了“二流观众”。

这句已经充分说明了观众应该知情的原因——这是一种避免成为二流观众的手段。

第二个问题，谈论删减意味着为电影开脱吗？

这个问题也是我当时主要被批评的方向，所以回答这个问题，我就干脆聊我自己了。

《坚如磐石》不是我第一次面对这类事情了，之前《断·桥》也有过类似的情况。我也不知道为啥我老干这种事，干得多了我也反思了一下。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主动和被动、有意和无意的问题。

比如《坚如磐石》，我在主观上并非有意于此，我甚至原意是希望大家降低对这部片的预期，因为我看完两个版本之后觉得公映的版本有不小的改变，我还特意写了一句“我说这些不是要为电影开脱”，只是原版的精彩应该被大家知晓。

但后续的发酵其实还是没按我的意思走，热搜上因为词条的关系，大家对这部片更期待了，上映后很多人也涌来批评我是在提前用删减为它口碑铺垫好后路。

现在回头看，我发现其实是自己忽略了一个常识，就是删减和尺度这两个词，在我们这儿是存在“隐喻”的，不是一种单纯的中性陈述，它带有褒义，代表着这部片的稀奇，他能惊动一些什么，触及一些什么，就和上个世纪很多禁片一样，本身是不流通没人看的片子，一成禁片，大家反而都知道了，抢着看，这是一种被动效应在无意中被触发了的结果。

所以要回答“谈论删减意味着为电影开脱吗？”这个问题的话，我只能说——

是我们的某些东西，催生了这个不必要的提问，而这个提问的答案，也因为那个有着我们特色的“隐喻”，成为了一种唯一且无法分割的答案，去表达和被误解，无可避免。

最后两个问题其实可以合到一起说，因为这俩问题的答案是矛盾的——

批评一部支离破碎的电影，对电影公平吗？

很多人尤其影迷下意识会认为这不公平，尤其对于自己期待很久的片子，最后看到成品是那样一个面貌，会为片子不甘心是很合乎逻辑的情绪。

但如果我们问“观众在评价时需要考虑删减，打同情分吗？”时，大部分人又会产生一个矛盾的答案，就是观众花钱买票，还不能如实评价了吗？必须包容吗？

我个人觉得这只是一种选择，但并非义务。

看电影就是花钱买票，在电影作为一种文化讨论之前，它和观众的关系只是经济行为，只有观众愿意去解读电影，讨论电影，追问作品之前发生了什么之时，才能跃进文化讨论的范围里，这当然是一种善意。

但观众没有义务一定要去实现这种跃进，我们完全可以停留在看电影只是作为一种经济消费行为的层次，当我们只谈花钱这件事，那看电影便和你在超市买袋大米没有任何区别了，观众便没有任何必要去共情一袋大米的遭遇了。

所以上面的两个问题，看似矛盾，其实共存，是不同观众的两种选择。

黑曜石：

必须要坦诚的是，我对于今天要讨论的这些问题会稍有迟疑。

这种迟疑来自于，我在思考这些问题之前，意识到自己有视角的局限性，也就是影视从业者的视角。

当然我们去讨论观众对待删减的态度，要不要评论删减电影这些站在影视从业者角度提出来的问题时，因为观众角度的缺失，很容易看起来还是在为自己开脱。

考虑到圆桌效果，还是先分享下当下视角里的一些主观感受。

我的身上一直有两种身份，一个是影迷观众，一个是影视从业者，这两者并不是完全统一的，有时候还挺割裂和矛盾。

从一个电影观众，一个影迷，过渡至如今的影视从业者，哪怕是个半吊子，但后者这个身份或多或少都会让我对电影本身有更多的了解，这种身份转换的过程其实是一个信息增加的过程。

在能够对电影内容好坏进行明确评价之外，我还能获得相对别人而言更多的可能，看到电影内外的付出及遭遇种种，以至于在对电影本身进行理性分析与评论之余，我还是会因为电影遭遇的各种不公平，而对它产生更多的感性认知。

以及伴随从观众到影视从业者的身份变化，我和电影的关系也发生了某种对调，从它对我说话变成了现在的我对它说话。这些因素加上近几年的大环境变化，我个人倒是越发觉得，电影并不是高高在上的造梦机器，反倒是需要我们来保护的——梦。

为了保护这个易碎的梦，我仅能做的只有去谈论它。

所以从影视从业者的角度，我会坚持认为观众应该关注，当然，是否践行则因人而异。

但做回普通观众，我发现如果是处于看不出删减，又没有渠道获取关于删减的外部信息的情况下，作为观众的我要不要考虑删减因素、权利问题就会被挤进盲区。

既然今天圆桌的起源是《坚如磐石》，那就以这次争吵作为例子，再具体化下我的表述。

我想除了个人喜爱不同之外，前面聊到的信息差也是导致这次争吵的原因之一。我不认为谈论删减是在为电影开脱，但基于视角差别，我会思考是不是有时候我们急于告知删减，而相对缺少了对于删减版电影本身的好坏、删减对于电影本身影响程度的回答。

关于电影删减的种种问题里，始终都存在一个三角关系，“放电影的人”、“看电影的人”和电影。

在这个三角关系里，无论是观众还是影视从业者都面临着同样问题，你我他都无法还原这些电影的原貌，无论我们怎么聊，对于电影本身而言，都是不公平的事情。

猹：

对这几个问题，我其实挺矛盾的，当我站在不同的角度，会获得不同的答案，所以我今天只准备站在我作为观众这个视角来回答。

首先想聊的是第二个问题。

我不认为谈论删减就完全是为电影开脱，甚至我认为在一个正常的舆论环境里，去谈论是必要的。

当然这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这是一部值得去谈论“删减”的电影。

毕竟，当你谈论删减的时候，就已经隐含着对这部片子的期待和惋惜，因为我好像还没看到过有人对一部几乎没有争议的烂片谈论过删减的问题。

所以顺势下来，我不认同的一个观点是：如果补充上了这些删减的内容，这可能就是一部好电影。

我就拿近期的《坚如磐石》为例，它有着肉眼可见的大量删减，但即便了解了它删减的内容，我对它原本不好的评价也没有什么改观。

因为它受影响的更多是人物和叙事的连贯，但它主要的问题在于，在反腐扫黑的主题里，以于和伟为代表的商人阶层是如何卷入并与张国立这个权力阶层勾结的，以及权钱两端外中间被影响到的普通人，这些基本背景和内容是空着的。

这些东西，其实都是《狂飙》里曾经拍出来的，所以删减真的会导致一次全盘性的崩塌吗？这就到了第三个问题，有时候我们去评判的不仅仅是质量，还有能力和态度问题，所以评论删减的电影，没有什么公不公平的。

当一部电影不管以何种面貌呈现在大众的视野，它就有被评论的理由，而且它此刻出现的那个样子，就是我们应该去评判的样子。

删减成了常态，这是一个可悲的事实，但恰恰电影又拥有极强的表意空间，所以如何更好的修改及暧昧的呈现也成了当前环境下重要的一环。

这不是在为删减说话，只是说除了反抗之外，还有另外一条辗转迂回不顺从的路线。‍‍‍‍‍

而这赤裸地呈现了在面对删减时，个人的能力问题。

当年美国《海斯法典》颁布了12条不允许呈现的禁令，但同期的好莱坞也诞生了数不胜数精彩的隐喻；大陆电影圈流传着一个故事，原本《天下无贼》大结局是刘若英饰演的贼逃脱了法律的制裁，这个结局让它迟迟无法过审。

后来王朔研究了一下剧本，给出了让女贼怀孕的建议，从而让电影的结局顺利转向了女贼道德观念的转变，又不对前面的人物和剧情产生什么伤害。

还有《鹦鹉杀》里，两个男性角色明显是爱情关系，但电影中不能直接道破，所以导演通过眼神的流转，以及镜头朝向二人不断逼近营造出逼仄的感觉，在视听上构建了二人的关系。

但《坚如磐石》里，张国立和晓薇有地下情，编剧和导演必须要在删改的情况下让观众感受到二人的暧昧关系，所以最终他在外在形象上把晓薇塑造成了一个刻板的“情人”形象，比如张国立深夜去家里找她吃饭的戏中，她穿着非常紧致的吊带低胸背心。

用这些东西来补足暧昧不是说不行，只是我确定还有更好的方式。

最后再说说观众需要考虑删减吗这个问题，它和第一个问题可以连起来谈，要不要知情和需不需要考虑都是观众自己的问题，毕竟如果在电影院看到的内容我都提不起兴趣的话，那在脑子里还有必要为删减的东西而嗨起来吗？

除非某一天，我们能看到那个最初版，这是不能忘记的期待。

芋泥：

首先，关于影片遭遇删减观众是否需要知情的问题上面已经被大家回答得很全面了，我就不重复了，直接聊第二个问题，

去谈论删减、去告诉大家电影删了什么，这是在为电影作开脱吗？

我认为不是的。谈论这个的目的，其实更多是为了观众，让观众对消费的这一文化产品拥有足够的知情权。观众是否愿意接收这个信息，是否愿意为删减的版本买单，这是一回事，而观众作为消费者是否有这个权利，是另一回事。当年陈哲艺导演的《热带雨》在大陆放映时被删减，他的态度亦是：“接受删减，但观众必须有知情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