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 | 论巴赫金个性化的文学史观及其特点——以巴赫金《俄国文学史讲座笔记》为中心

内容提要  巴赫金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所作的《俄国文学史讲座》因学生米尔金娜的笔记记录而得以被发现，并流传至今。虽时隔近百年，但巴赫金的《俄国文学史讲座笔记》仍处处闪耀着学术判断的睿智光芒，具有广阔的学术视野和不同凡响的学术价值，对当今时代依然是一笔不可多得的丰厚精神遗产。《俄国文学史讲座》既是巴赫金个人学养的展露，也是其文学理论的试验田；巴赫金式个性化的文学史观集中体现在“同情之理解”和思想史考察上，这既带有一定的时代特征，更反映了他与时代的对话、交流和争辩，也从侧面勾勒出一个专业文艺学家的早期成长图景。

关键词  巴赫金  《俄国文学史讲座笔记》  文学史观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中学毕业后当了几年教师、年仅二十五岁的巴赫金就开始和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在维捷布斯克和列宁格勒等地作公开的讲座，内容涉及文学、哲学和美学等，场合多为公众图书馆、剧院和私人住所等，听众包括各行各业的人，尤以文化人和中学生居多。这是在一个新生政权下文化建设热潮蓬勃兴起的年代，整个社会对知识的渴求和对文化的尊重，让施教者和受教者都充满激情。“俄国文化中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这是社会革命、文化革命、感觉自己是文化代言人的新阶级的年代。”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巴赫金饱读书籍、勤奋思考、奋笔疾书，一边热衷于参加同好者组织的各种文学辩论会、文学晚会，进行积极的学术交流活动，一边又频繁举办文学和哲学类讲座，热心向普通大众传播文学与文化知识。

关于巴赫金及其文学小组成员作讲座的史料，原先只见于同时代人的零散回忆文章中，且只有关于小组集体的信息。比如，“那些辩论会的主题有‘上帝与社会主义’‘艺术与社会主义’‘论生活的意义’‘论爱情的意义’，那些报告的题目则有《谈谈列奥纳多的世界观》《谈谈契诃夫》《基督教与批判》《尼采与基督教》《文学与哲学中的俄罗斯民族性格》——在这些辩论会和报告会上，到处都有巴赫金的身影”。但是，关于巴赫金本人所作的文学讲座，其题目、时间、地点和具体内容，一直未见详细的记载，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发现了拉希尔·莫伊赛芙娜·米尔金娜记录巴赫金所作的俄国文学史讲座的笔记。发现的过程是曲折的，但结果令人欣慰。讲座笔记的内容之丰富，不由得令读者对当时还是一名中学生的记录者心生感激，对巴赫金心生敬佩之情。

在当今中国，学术界争相出版文学课、文化通识课等课堂讲义，它们一改以前让读者死记硬背教科书的填鸭式教学，将讲座者的学识判断、个性化内容、互动现场感以及通俗的口语化特征等鲜活呈现出来，赢得了课堂以外的更多读者。毋庸置疑，巴赫金的《俄国文学史讲座笔记》也正是此类讲义。值得注意的是，我们今天阅读这部近一百年前的笔记，并未感觉有陈旧与过时之嫌，反而会折服于演讲者睿智的学术判断，且对其个性化的文学史观深表赞同，同时，也对演讲者的详略安排与现今教材的大相径庭而心生疑惑，不由生出稽考其思想语境的冲动。可见，讲座笔记不但说明巴赫金的学术判断经得起历史考验，还在历史观和方法论上为后人认识俄国文学史提供了合理的参考和深刻的启示。

总体来看，巴赫金的讲座笔记对作家作品的取舍值得重视，其文学史框架的建构与安排比较符合文学史实，至今仍可为学界编写俄国文学史提供睿智的解读和有益的借鉴。受制于时间、地点和受众的不固定，讲座缺乏从容道来的顺畅和按部就班的系统性，这也导致所记笔记的不完整和详略失当，但其学识、判断和论述基调无疑是巴赫金式的。巴赫金对文学史的讲解，与同时代文学史教材看似四平八稳、滴水不漏的描述相比，呈现出广阔的学术视野和鲜明的个性化风格。这种个性特征并非出于情绪化的诳语，而是基于其大量的阅读、饱满的学识和著书立说的激情，更是演讲者本人的问题意识和文学的自我意识使然。巴赫金看似并未将挖掘俄国文学的独特性作为讲座的主要任务，但讲解无时不在诠释“俄国文学与生俱来的对人和社会的理解”，而“俄国文学的思想-哲学方面”又“潜在地涉及展现俄国文学民族独特性的所有其他形式（情感-表达的、修辞的形式等等），不过并不排除对每一形式展开专门研究的必要性”。具有巴赫金式独特性的《俄国文学史讲座笔记》，其独树一帜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讲座内容的取舍与详略，见证了巴赫金和那个时代的关系。讲座笔记不仅随处可见一个有思想的文艺学家的渊博与卓识，还涉及许多被当时的教材和主流学界所蔑视、否定甚至抛弃的俄国现代派（即在后来的文学史里被正式命名的俄国白银时代）的诗人和作家，比如象征派、阿克梅派、未来派等。这本身就是在与主流文学史教科书进行若明若暗的对话、交流和争辩。

（马雅可夫斯基，图片源自Yandex）

而对有些作家或作品，巴赫金却常常三言两语一带而过，表明他对讲述对象的不甚重视或轻视。但比起那些被他直接跳过、略而不述的作家作品来，他们还具有一定的文学史、文化史和思想史研究的史料价值。对被同时代人推崇过高的作家作品，巴赫金有时却表现出异常的冷静甚至不以为然，其学术判断和学理分析未追随主流，不人云亦云，而是会依据作家作品对文学和文学史的新贡献进行公正客观评述。如对平民知识分子作家波米亚洛夫斯基，巴赫金就认为他“被自己的同时代人评价过高，不过应该给他一个恰如其分的评价：他巧妙地描绘了一个具有自发力量的集体组织”。至于波米亚洛夫斯基的小说《宗教寄宿学校特写》，则是“一幅不需任何情节和个人因素就在其力量和鲜明性方面令人震惊的社会图景，是一幅没有赤裸裸的倾向的艺术图景”。又如，巴赫金对马雅可夫斯基的态度非常耐人寻味：喜欢他的作品，但不喜欢当时苏联教科书对诗人的描述。据其学生回忆，巴赫金对文学史的态度“相当坦率”：“有一次照大纲应该讲马雅可夫斯基。可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一来到我们班上就明确地说：‘马雅可夫斯基我不喜欢，我们就跳过他了。’”其实，巴赫金内心还是十分认可马雅可夫斯基诗歌的价值和文学史地位的。在与杜瓦金的几次私密访谈中，巴赫金承认：“我还记得，我当时非常欣赏他的《战争与世界》。这首诗里有些精彩的片段。但是，当然，也有一些虚假的、做作的、生硬的诗句。”由此可见，巴赫金不是对马雅可夫斯基不感兴趣，而是反感当时教科书对诗人某些艺术价值并不高的作品过分推崇。

这种客观理性的学术态度，显然与巴赫金一直奉行的学术信仰有关：追求独立的学术判断，力求创新思维。五十年代末，他在萨兰斯克主持摩尔多瓦国立大学俄罗斯文学与外国文学教研室时，曾明确说过：“对他人的‘任何的基本思想’不经思索地加以重复，会使学生的意识变得迟钝，而且会导致他们不再进行创造性的思维和研究，失去对知识和学说的兴趣爱好。”因此，在讲述文学史时，巴赫金没有照本宣科地复述他人观点，而是别求新声，竭力挖掘文学作品的价值与意义。

（《奥勃洛摩夫》，图片源自Yandex）

其次，巴赫金对作家作品的讲解往往是一个由共情式阅读到理论升华的过程。俄国文学史中个别作家作品引起了巴赫金的浓厚兴趣和深刻共鸣，讲座中他花费大量时间，不厌其烦地讲述这些作家作品的接受史。其中较为突出的例子就是他对冈察洛夫及其长篇小说《奥勃洛莫夫》以及同名主人公的解读。

讲座中涉及冈察洛夫的这一段，被俄罗斯研究者称为“真实的暗示”，即“暗示巴赫金自己的心路历程中某些非常重要的方面”。但巴赫金没有止步于这种共情式的文学阅读，而是充分拓展了这部作品对人之心境的启示和思想方面的普遍价值。巴赫金认为，“奥勃洛莫夫希望外在的生活不要妨碍内心的独立自在”，这与德国作家席勒对心灵平静的追求不谋而合：“使心灵平静——这就是一切，因为需要改造的不是世界，而是自己的心灵”（《巴》：22，注①）；也与果戈理的“需要改造的”“自己的心灵”的主题一以贯之。相比而言，在当时的苏联文学史著作中，奥勃洛莫夫一直被当成好逸恶劳的剥削者而遭到批判和否定，主流观点认为，爱情不能拯救主人公的堕落与腐朽，说明在俄国现代化的趋势下剥削阶级正在加速灭亡。然而，巴赫金并未拘囿于这种一元化的定论，他还深刻揭示了奥勃洛莫夫性格的普遍悲剧意义，即“他不想成为跟别人一样的人，因为别人就是那些只过外在生活，而没有内心生活的人”（《巴》：21）。这种心理学角度的解读，追寻文学现象背后本质的能力，在那个时代无疑属于一种别样解读和求异思维。

巴赫金对《奥勃洛莫夫》以及对莎士比亚探赜索隐、钩深致远的探索，彰显了文艺学家深度挖掘经典之意义的本能，反映出一个文学批评家的专业素养和理论深度。对此，俄文版《巴赫金文集》编注者认为：“巴赫金式的充满灵感和深刻的解读，其意义、价值首先在于，所有外在的东西都突然消失（或者说变得明晰和透彻了），而内在的、不可见的东西清晰无遗地显露出来的时候，我们面前就又有一种巴赫金对艺术文本的解读。虽然文本带有提纲挈领的、只记要点的性质，但我们还能看到一个例子，那就是对‘形象（形象的内核）的第一层深意’的揭示，将这层深意与能够转变为一种装饰的第二和第三层深意分开来”（《巴》：22）。艺术文本的意义和价值，正是在文艺学家们颇有成效的多重解读中得到了开拓、提升和充实。

第三，俄国文学史讲座也是巴赫金创立其小说理论最早的试验田，这里可以看到其后来蔚为大观的小说研究的众多成果——对话和复调等理论的雏形。

（屠格涅夫，图片源自Yandex）

譬如，巴赫金在讲到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罗亭》时，提到了作者作为“第三者”的观点——作者变成了与主人公平起平坐的对话者，甚至是在若干个主人公之间起着传话、干扰、破坏关系等作用的“第三者”，这其实就是对话理论的早期架构。巴赫金指出，屠格涅夫喜欢故意塑造男弱女强的男女主人公关系：“我们觉得，在罗亭和她之间有一个看不见的第三者——作者；作者破坏了罗亭和娜塔莉娅的真正的关系，让他们疏远开来。屠格涅夫通常对罗亭的态度有多轻率，而当娜塔莉娅在场时，他对罗亭的态度就有多凶恶。在这里，他使罗亭处于一个不体面的、痛苦的、难堪的境地。女主人公就应该胜出。”（《巴》：10）塑造人物关系固然是小说作者天然的权利，但是作者对人物关系的强行介入和过度干预，势必是他已经预见到笔下人物如果自然而然地顺势发展便将出现某种可能，他不愿看到某种他不希望发生的故事，从而强行干预，从扭转人物性格等方面入手来推动情节的发展，以实现自己所期望的结局。巴赫金认为，屠格涅夫的早期创作即是如此。屠格涅夫多以诗意的抒情主题著称，可一旦着手创作小说，“想成为作家型公民的屠格涅夫”却多多少少将自己与波琳娜·维亚尔多的明知无果的爱情关系笼罩在自己笔下的男女人物关系上，将虚幻性、不安定性、无望性等哀歌式音调渗入自己的小说中。但是，巴赫金转而又指出，屠格涅夫在创作《父与子》时似乎对某些“强有力的人物”又是“无力驾驭的”，比如：“面对巴扎罗夫，所有人都甘拜下风；屠格涅夫本人也甘拜下风，迎合他，想讨好他，但与此同时，却又憎恨他。”（《巴》：13）对此现象，巴赫金总结道：“有一些作品，其作者并不能控制自己的主人公，因为主人公是自我行动的。原因在于作者赋予主人公的思想开始合乎逻辑地发展，作者就变成思想的奴隶。巴扎罗夫身上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况。他过着自己的生活而不知道作者的存在。”（《巴》：13）不难看出，这种观点中已经孕育了他后来详细展开论述并成熟运用于文艺学研究的小说复调理论。

在讲座论述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时，巴赫金也曾指出该作家笔下人物所具有的一些共同的特点，如未完成性和开放性等。“在其他的作家那里，主人公带给我们的是其现成的、有着完成性形式的思想的结果。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主人公的思想还处在形成的过程中。决定这一点的原因是，他不掌握具有完成性的世界观，他的思想还不知道自己要走向哪里。”（《巴》：88）这些极具创见的观点，都与巴赫金后来以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主而得出的对话、复调理论一脉相承。

第四，巴赫金的文学史讲座具有跨学科的视野和比较诗学的文学自觉，使讲座真正做到了既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又触类旁通、引人思考。

巴赫金的讲座虽以俄国文学史为主题，但其思想涉猎的范围并未局限于此，它们已经越出了文学的界限，跨越到哲学、美学、社会学等学科领域，还将俄国文学史置于世界文学的语境中，通过对世界文学的认知来更好地反观俄国文学。比如，巴赫金指出了勃留索夫与维尔哈伦、巴尔蒙特与雪莱、爱伦堡与别雷的师承关系，提到了列米佐夫和梅特林克在含蓄上的相似性，还将马雅可夫斯基的修辞与古希腊罗马作家西塞罗和李维乌斯的修辞学相联系，将高尔基的长篇小说《阿尔达莫诺夫家的事业》与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以及普希金的《鲍里斯·戈都诺夫》相比较，等等，这种放眼世界文学史和“长远时间”的眼光，显然是一种比较诗学的视野。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卡拉马卓夫兄弟》，图片源自Yandex）

巴赫金对个别作家作品的偏爱，往往使这部分的讲解充满睿智的见解和深刻的阐释，同时又很容易让文学功底不算深厚的听众听懂、领会和贯通。正如文学史讲座笔记的记录者米尔金娜所说，巴赫金“在进行普及性讲授时，却从未把任何东西简单化”，“这种善于将简洁的叙述与深刻的分析相结合的本领”是他的特长。比如长篇小说《卡拉马卓夫兄弟》历来让普通读者，特别是中国读者发怵，但巴赫金的讲解不落俗套，既挖掘了作家的创作思想和艺术价值，又针对性地为普通中学生读者将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形象抽丝剥茧、条分缕析。巴赫金以老卡拉马卓夫与四个儿子的关系为例分类论述，让听者立刻就有了深刻印象：“尽管在法律上讲，他［老大德米特里］对父亲的死是有罪责的，他没有杀父亲，因为他的内心深处是不同意这样做的。在他内心的最深处，并没有像伊万或斯梅尔嘉科夫那样的对父亲的仇恨。伊万事实上在保护父亲，精神上却在杀害他。斯梅尔嘉科夫在精神和肉体上都把父亲杀死了。”（《巴》：118）也就是说，对于老父亲，四兄弟的态度有同有异：老大德米特里事实上想杀掉父亲，却在精神上保护了他；老二伊万事实上在保护父亲，精神上却在杀害他；三子阿廖沙和养子斯梅尔嘉科夫完全相反，后者在精神和肉体上都把父亲杀死了，而前者在精神和肉体上都在保护父亲。从此处可以看出，主人公们千差万别而又异中存同的思想与形象在各种冲突中交织出形式各异的对话性、双重性、未完成性等，这既是小说得以展开多声部对话和复调的理论基础，也是巴赫金引导读者由浅入深、窥斑见豹的一条思想路径。

巴赫金个性化的文学史观，集中体现在他对文学史的“同情之理解”和思想史解读上。

首先，“同情之理解”指巴赫金对俄国文学史中某些作家、作品及人物存在“同情之理解”和“理解之同情”的态度。这既反映出他的学术策略，又折射出当时某些主流观点的客观影响。

具体而言，巴赫金之所以在讲述茹科夫斯基、果戈理和席勒的讲座中屡次出现“改造心灵论”之类的判断，还在于这契合其心境，真实地暗示了他曾因参加“复活”小组的读书活动而遭受的不公正判决。尽管跟他一起被捕的同案者都得到平反且恢复了名誉，但巴赫金本人连申请平反昭雪的想法都没有：“我完全不需要这个。绝对不需要。有什么用呢？”巴赫金这种与世无争的坦然态度，与奥勃洛莫夫“过自己内心生活”的夙愿似乎心灵相通。另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当巴赫金说到六十年代派的杜勃罗留波夫时，虽然有所批判，却带着明显的“同情之理解”，没有对这位个性突出的文艺学前辈求全责备。俄文版编注者因此认为，巴赫金的这一态度集中反映在其论述杜勃罗留波夫的最后一句话里：“总而言之，杜勃罗留波夫是六十年代派人中最温和的、最聪明的、最崇高的人。”（《巴》：27）

当然，在一定程度上看，巴赫金的“同情之理解”和“理解之同情”虽反映了他的学术策略，即不能因言获罪、但求细水长流，却也从侧面反映出苏联文学界当时的主流观点对他的影响。比如，在文学史讲座笔记里，他只用一句话就把车尔尼雪夫斯基打发了，而在当时乃至当今的俄国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中，“别车杜”都是需要列专章专节来详加论述的。从强烈的反差可以看出，巴赫金这种做法的背后似乎大有文章。据俄文版《巴赫金文集》的编注者考证，巴赫金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略述亦见于其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问题》第二章的修改稿，但后者这样做是为了通过援引这些革命民主主义批评家们而求得论著的出版，是一种有悖于真心、迫不得已的策略选择。但在文学史讲座中，车尔尼雪夫斯基之前的杜勃罗留波夫却又得到了巴赫金“同情之理解”的详细分析。因此，不难看出，巴赫金可能出于某些外在原因而不能畅所欲言地评判这些作为当时主流文学批评之前辈和标杆的六十年代派。

（《<烟>与<处女地>》，图片源自Yandex）

不言而喻，个性化的文学史观并不意味着与主流史观全部迥然不同甚至截然相反，更不是表现出面面俱到、八面玲珑的特点，而通常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的是：在很多方面，它们只是存在大同小异的区别而已。明显的高下之别就在于看谁的分析更加符合实际、更加令人信服。其实，巴赫金的文学史讲座也不乏与主流文学史教材中近似甚至一致的判断。比如，对屠格涅夫长篇小说《烟》和《处女地》的解读，巴赫金跟当时的苏联文学史一样，基本都是持否定态度的。巴赫金认为：“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处女地》都经不住批评。它与《烟》一样，历史的因素超出了心理的因素。基本的主题是七十年代的‘到民间去’运动。但是，屠格涅夫对这一运动知道得并不清楚。这里写的是思想任务，而且只是思想的任务，思想战胜了对生活的艺术洞察。屠格涅夫是在匆忙中弄出自己的画面的。”（《巴》：15）可见，心理让位于历史，思想大于艺术，是巴赫金所认为的这部小说的最大弊病。

其次，巴赫金个性化的文学史观还体现在他喜欢把私人的阅读体验放在历史的宏大叙事中讲述，由小见大，解读出文学和文学史的思想史意义。面对大量的文学作品和丰富的文学史实，巴赫金擅长作广泛的文化史层面的考察与总结，偏爱作思想史的引导和哲理性的阐述。所以，他的学生米尔金娜认为，巴赫金的那些讲座为“非常广泛的思考——不仅是对文学问题的思考，也是对社会现实的各个不同方面的思考——提供了动力储备”。

在这一点上，巴赫金对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前夜》的解读就很有代表性。关于《前夜》的讲座，他的第一句就是对“前夜”的哲理判断：“小说主要的抒情主题是人的心灵的前夜状态。在这里，整个的生活被推迟到英勇的未来，不确定的和迷茫的未来；而现在的生活却是让人大伤脑筋的事。女主人公就是前夜的心灵，而英沙罗夫却没有从前夜状态中走出来。读完这部小说，我们心里有一种苦楚，它引发了前夜状态及其虚幻性。”（《巴》：11—12）他还进一步指出，英沙罗夫是身处前夜、无法实现的严整性的代表，而作为其对立面的舒宾则“代表着俄国气质的广泛性”（《巴》：12）。这种对文学作品的思想价值的解读方式，突破了当时文艺学界普遍流行的对文学作品所作的传记式研究、实证主义考证、泛阶级论解读的刻板模式，不仅挖掘出文学经典的内在价值和永恒魅力，还有助于读者将个人的私人化阅读体验与作品的宏大叙事语境及其文化史和思想史意义有机地结合起来。

总体而言，巴赫金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就敢于尝试超越社会文艺学的藩篱，力图克服实证主义的单调化解读，竭力提出独立的批评思想和文学理论，并大量讲解与西方现代派文学几乎平行发展的俄国现代派文学（主要是“白银时代”文学），彰显俄国文学本身的独特魅力和价值及其对世界文学的贡献，其勇气可嘉、功绩巨大。这既有俄国“白银时代”所树立的宽松思想氛围的哺育和持续影响（在这个意义上，巴赫金也可被称为“白银时代之子”），也是巴赫金等学者个人文学素养的积累和宏大学术眼光的内在标准所致。

学术薪传，必须立足于前辈的学术成就才能有所推进和创新。有鉴于巴赫金与日尔蒙斯基等俄国形式主义理论家们在文学史建构方面的创新意识和引领作用，当今的俄国文学史研究者对他们这一代学者在比较诗学和历史诗学方面所进行的“哲学、美学、文化-历史问题领域广泛的综合概括”的努力，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日尔蒙斯基、艾亨鲍姆和巴赫金这一代人，在尝试克服编纂史学-文学中传统的传记主义和实证的唯社会学论，并且在尝试寻找对他们非常重要的新学术论据时，把目光投向了亚·尼·维谢洛夫斯基的遗产及其打算按照体裁原则编纂文学的历史诗学以代替传统历史的宏大计划。”以巴赫金的《俄国文学史讲座笔记》为例，不但可以从中勾勒出巴赫金本人作为专业文艺学家早期的成长图景，更能由点及面地见证他那个时代的文艺学家们在探索文艺理论方面所作的努力和贡献。而在当今时代，我们在消化和享用他们创造的理论财富的同时，正试图做出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理论突破和文艺思维的创新。

（原文载《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020年6期“重读”专栏，由于篇幅有限，省略了原文中的脚注。）

责编：袁瓦夏    校对：艾  萌

排版：培  育     终审：时  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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