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杨杰

编辑  从玉华

新冠肺炎康复后，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的护士郭琴复工了。“看我站在那里，病人心安。”郭琴在自己躺过的隔离病床前，护理新的病人，“我的出现，即使不说什么，也是鼓励。”

短短十几天，她由一名急诊护士变成患者，再回归医护队伍。再次穿起防护服时，郭琴的改变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6号病床

很难确定病毒是从什么时刻找上郭琴的。1月12日下午，头疼，发冷。她下了夜班，一量体温，37.8摄氏度。

“我们1月7日开始穿防护服，此前还没有排查‘不明原因的肺炎’。”她可能在穿上防护服前被不知情的患者传染。

病毒也可能来自她穿上防护服后接触的6位确诊患者。采血、吸痰，都是高风险的暴露工作。一位53岁的姓胡的患者，从菜市场回家后接连高烧，转入中南医院急诊中心。郭琴把手伸进他的口腔，气管导管插进呼吸道，他的痰喷了出来，溅出粉色的泡沫。

看到体温计的数字后，郭琴立马隔离家人，通知单位，大量喝水，“当时往好的方向想，是不是甲流。”

第二天，体温一度升到39.5摄氏度。她验了血、做咽拭子检测，一看到是阳性，心凉了半截。当双肺毛玻璃样的CT结果出来时，医生下达指令，必须住院。

6号病床在一个两人的房间里，10平方米，没有窗户，白炽灯昼夜亮着。她在这张病床上护理过无数病人，也抢救过危重患者。这回，她第一次以的病人视角扫视曾经工作的地方。

“会联想到这张床上发生的不好的事情。”她想到那位原本健康的胡姓患者，竟要靠机器维持生命，“如果到了需要仪器支持的地步，你的生命直接托付给医疗团队，你无能为力。”她想到自己最坏的结果，想到病人痛苦的呻吟、呼吸频率加快、指甲因为缺氧而变干，不能一口气说出一句完整的话。

她给儿子发了一条信息，“自己能做的要多承担一些，爸爸一个人很辛苦。”她心里内疚，陪伴孩子的时间太少了。

夜晚在焦虑中度过，抢救仪器就在枕边，输液瓶滴滴答答到凌晨两点。原本与郭琴搭班的男徒弟，一个人在病房里穿行，监护仪报警声频繁响起。从晚上10点接班到第二天上午8点，脚步声没有停下来，不是平稳的步伐，而是急促的小碎步。

同事忙完，走到郭琴跟前，观察她的呼吸和睡眠。“曾经我也是这样无数次巡视病人，日日夜夜地坚持了15年，现在想想都不知道是怎么做到的。”

“如果我没有症状，就可以帮同事一下，他就没有那么辛苦。”同事来护理她，她很不好意思，她不能走动，需要喝水时，也不想过多麻烦他们。

“我终于理解了有些病人不忍打扰护士的心理，宁可自己憋着，也不跟护士说。”等她重返岗位时，添了主动询问病人需要的习惯。

“病人最需要的是重视，人一生病就变脆弱，渴望别人多陪伴。”郭琴说，“对轻症病人给予心理上的鼓励，重症病人有的神志不清楚，只能用一些音乐安抚。”

住院的第二天，连轴转的护士长抽空给郭琴送来早餐，郭琴讲着前一夜的观察，两人忍不住抱住痛哭。

　　“逃兵”

郭琴是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第一个感染的医护人员，同事们都在紧张地盯着她的变化。幸运的是，住院3天后，她的体温恢复正常。她腾出床位，开始回到父母家居家隔离。

父亲不大同意，每天问她，为什么待在家里？为什么不去医院打针？

知道郭琴感染了，邻居开始减少与她家人接触，母亲气不过，总是跟人说：“我女儿没什么，你们为什么要远离她？”

郭琴的先生与儿子在另一处隔离，儿子许久未见妈妈，只能看到手机屏幕上露出的一双眼睛。

以前孩子最喜欢问郭琴：“妈妈你今天上什么班？”她常年倒夜班，一旦在家，孩子总是特别开心。“他其实想说妈妈今天不上班才好。”听到要去上班的答案，儿子默默走开。

郭琴在家里隔离，看工作群里同事格外忙碌，大家讨论今天又收治了几个病人、讨论物资输送，讨论寄贺卡的小朋友。不论几点都有人在群里说话，好像没人休息、没人睡觉。

1月27日，郭琴的血液检测结果、核酸检测结果和CT都显示正常。护士长意外地收到了郭琴的微信：“护士长，了解到病房现在重患越来越多，大家压力也大……护士长看能不能请示一下，问问专家们不发烧几天后可以（工作），要是没大碍，我就来上班。”

父亲得知后有些不高兴，不愿意跟她说话。“好不容易没事了，还要再去，你在单位就是个员工，在家里父母就你一个孩子，儿子就你一个妈。”家人劝阻她。

她说服了家人：“我是第一个被感染的医护人员，也有其他同事病了，哪个家庭没有孩子，我现在要是不回去，我不知道算不算逃兵。”

　　欢迎归队

返岗那天，同事们一起为郭琴喊了口号，“欢迎归队！”然后穿着隔离服，一一拥抱。

“疫情留下很多思考，关于你和家人、关于同事之间、关于你和整个社会的关系，以及如何面对病人。”郭琴说。

郭琴又依次套上粉色贴身的手术衣、蓝色的隔离服、白色的防护服，戴上面屏与护目镜，套上两层手套和脚套。同事们在防护服外给彼此写名字，有的还写着“彭于晏”。

6号床又收进了新病人。得知郭琴是康复的新冠肺炎患者，病人们对她更信赖，围着她问“胸闷到底是什么导致的”“我今天喝的水够不够”。

病人们愿意看到她，仿佛她站在那里，就意味着一种治愈的希望。

一个感染的护士拿到确诊结果时，哭了。她向郭琴求助，“我该怎么办”。郭琴安慰她：“你看我不好好的嘛。”

医院里有了变化，走廊上贴着市民寄来的卡片，一个小学生用零花钱给他们买来午餐。还有人送鲜花、蛋糕、水果、煲仔饭。郭琴上班的第一天，交通停摆，警察敬了礼，送她到医院。同样充当护送者的，还有外卖小哥。

郭琴说自己爱感动，以前在急诊常遇到各种突发状况，一个两三岁的宝宝被货车撞伤，家人一分钱都掏不出来。病床那么大，他只有小小的一点，睁着眼睛，不哭不闹。她和几位同事看不下去，凑钱给孩子治疗。

她现在每天都会流泪，看到武汉封城的消息，哭了；一个志愿者护送了50多位病人，哭了；雷神山的工人连夜建医院，她也哭了，“工人很朴素，说想为国家做点事情，以后好跟孩子吹牛”。

如今，一天下来，她的防护服干了又湿，湿了又干，护目镜一片模糊。

一个40多岁的女病人，刚刚失去了父母，呼吸很差。她向郭琴倾诉，觉得自己的一生就要结束了。郭琴护理她、安慰她、陪伴她。经过治疗，她能下床走路了，还能跟家人视频。

儿子渐渐习惯隔着屏幕看到戴口罩的母亲，他把母亲写进作文里，那是“永远在说减肥，永远没有瘦下来的妈妈”。

武汉的街头呈现从未有过的安静，让人怀念起堵车的日子。医院人少了，受疫情影响，医护之间减少走动，在餐厅里也要分开进食。“等疫情过去，我最想做的是拥抱孩子，和朋友聚餐，跟同事拌嘴。”郭琴说。

那位吐出粉色泡沫痰的胡姓患者经过体外膜肺氧合（ECMO）治疗，重获健康。他出院那天，正是郭琴返岗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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