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答四则：母亲节、汶川、五四、青年节
最近受邀在「头条问答」上答题。因为时间精力有限，只能浮光掠影点到为止地回复，许多细节有待展开详细论述。不过毕竟敝帚自珍，觉得可以先把一得之愚记录在此。今天所录是对以下四道题的回答：
如何看待母亲节在朋友圈秀孝心这一现象？
2008年5月12日汶川地震时，你在做什么？
过去近一百年了，今天该如何评价五四运动？
你从什么时候起发现青年节已经和自己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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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母亲节在朋友圈秀孝心这一现象？
母亲节的创建者Anna Jarvis，晚年对她费尽心血推广开来的这个节日被迅速商业化和形式化痛心疾首，忿忿地说：
「一张印刷的贺卡，只能说明你懒到连给那位比世界上所有人为你做的事都多的女人亲手写点东西都不愿意。还有糖果！你买了一盒给你妈——然后自己把里面的大部分糖果都吃掉。多美好的感情啊。（A printed card means nothing except that you are too lazy to write to the woman who has done more for you than anyone in the world. And candy! You take a box to Mother — and then eat most of it yourself. A pretty sentiment.）」
在朋友圈发图秀孝心，与为Jarvis所不齿的买贺卡买糖果一脉相承。乍看起来，Jarvis带着宗教意图与追求人类和平的目的而建立的节日，被她所反对的纪念方式鸠占鹊巢，似乎是莫大的讽刺。
但是这里有两个问题值得思考。
首先，在消费主义社会，凡能被大众广泛接受的节日，其商业化似乎无可避免；而纪念方式的流于表面，似乎也是「节日」这个概念本身的题中应有之义——毕竟真正的尽孝，一定体现在日常的生活中；既然把某一天单独划出来作为「节日」，那么这一天做的事情必定形式大于实质，符号大于内容。
所以反倒可以说，像Anna Jarvis那样坚持母亲节「初衷」，以至于为了对抗其商业化潮流而濒临破产，又或者像如今有人对母亲节在朋友圈秀孝心的做法出言嘲讽，恐怕不是冬烘，就是刻奇。
但是另一方面，「母亲节」这个概念却仍旧蕴含另一层更大的讽刺。男权社会的权力结构与话语体系，其维系本身依赖于传统上对男女二元性别角色的刻板划分；而「母亲节」的诞生虽然在当时或许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其实Anna Jarvis本人就是「lean in」式的女强人，当时费城保险行业中最早的女性中层管理人员之一），但其对母职的称颂恰恰落入男权社会二元性别角色的话语窠臼，因此很快就被各路保守势力利用。
比如我在《三八国际妇女节的五大起源迷思》中提到过，纳粹上台后，便把「母亲节」定为官方假日。这一方面是为了对抗左翼的「妇女节」，另一方面则借机推销国家主义与雅利安种族优越论，鼓励德国妇女争做祖国的子宫，为德意志民族生儿育女。
而当代对母职的称颂，其背景同样是结构上的恶性循环：国家对育儿类社会保障的投入不足、和男性对家庭劳动的逃避，使得女性生育后必须付出更大精力照顾孩子，而雇主又以此为借口将工作招聘机会、提薪提职机会向男性倾斜，令女性在职场前景愈发黯淡，只得进一步转向其经济价值得不到社会文化正式承认的家庭劳动。
在这种结构背景下，母亲节的兴起固然有消费主义与流行文化作祟，但更多的恐怕是对大结构中被压迫者的心理代偿罢了。与其讽刺「母亲节在朋友圈秀孝心」的行为，不如戮力追求公共政策与社会文化的改革，让男女平等真正得到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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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5·12汶川地震时，你在做什么？
赴美第一学年临近期末，有几篇课程论文要交。五月十二号照例通宵赶论文，到凌晨两三点脑子已经不大转，打开网页想刷点新闻放松一下，蹦入眼帘的却是地震的消息。第一时间不大能反应得过来，以为是或者希望是自己的幻觉。然而看着不断刷新的伤亡人数估计和现场视频，控制不住地浑身颤抖，没有注意到自己在哭。一边刷新闻一边给国内朋友写邮件和打电话，着急确认在四川工作的朋友的安全，确认有家人在四川的朋友一切正常。中途写了一张给纽约领事馆的支票，委托其将捐款转交相关救援组织。这样刷着新闻不知不觉就到天亮，从大脑到全身已经麻木，爬到床上想睡一会儿，但是躺下后怎么也睡不着，寻思人在海外如何能做更多一点事情，一时却也茫然无头绪。白天觉得精神恍惚，给几位老师写信说了此事，提到有可能因此推迟提交论文，老师们回信表示理解。
之后的事情不必细表，只是几年下来，看到调查豆腐渣校舍的人锒铛入狱，看到发起记录罹难学生姓名的人流亡海外，看到全国六百多亿捐款迄今只有一百多亿公布了使用详情，心中除哀痛外更多已是悲愤。不过两年前认识了一位学生，是当年从废墟中死里逃生的孩子之一，后来上了很好的大学，准备从事社会公益事业，又觉得无论这个世界有多少颟顸与丑恶，也不能成为放弃付出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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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近一百年了，今天该如何评价五四运动？
这个题目太大，我争取以后能够给出较全面地回答；这里先试着换个角度，讨论一下对「如何评价」的「如何评价」。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对历史事件的「评价」，背后往往反映出评价者受自身时代影响而产生的问题意识和预设。
即以五四为例。一般而言，要评价一个历史事件，首先要澄清这一历史事件的定义与上下时限；可是对于何为「五四运动」，迄今却众说纷纭。狭义而言，各方当然都承认，「五四」一词源于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上街抗议北洋政府未能在巴黎和会中圆满解决山东问题一事。但是单单这一天的抗议，并不足以构成一场「运动」，需要将抗议的相关前后脉络囊括进来，构成一个对「五四运动」的更广义的定义。
然而如何确定这场广义的「运动」在时间上的起止点？出于不同意识形态、不同政治需要、不同时代背景、不同理论关切，便会对这个问题给出不同的回答。
许多年来，官方提到「广义五四运动」时，上限往往定在1915年：一方面，是年中日签订《二十一条》，埋下「山东问题」民愤的导火索（袁世凯政府并以签约日为「国耻纪念日」），有利于将五四理解为以「外争国权、内除国贼」为主要诉求的「爱国运动」这种叙事；另一方面，1915年也是《新青年》创刊之年，对于试图将五四运动等同于追求「德先生、赛先生」的「新文化运动」者来说，同样是合乎逻辑的叙事起点。是为「一个年份，各自表述」。
至于五四的时间下限，同样众说纷纭，有人认为迄于一个月后中国代表团拒绝在和约上签字、罢工罢市罢课达到目的而平息，也有人说迄于北伐，甚至更晚。
对比不同定义即可看出，定义其实已经包含了一部分评价：五四的精神内核究竟是追求科学民主、文化革新，还是追求国家强盛、救亡图存；其形态主要是一场思想运动，还是一场社会运动；若是社会运动，其主体阶层是学生，还是工人与市民；「火烧赵家楼」是不是五四叙事中必不可少的关键环节；等等。
在这些问题上，由于长期以来的官方定调是「爱国运动」与「新文化运动」重合的叙事，因此当八十年代「告别革命」思潮兴起后，以及近年某些人「将爱国变成生意」的做法在知识界引起反弹后，一种流行的做法便是极力将这两重叙事相分离，区分「两个五四」（「作为革命运动的五四」相对于「作为启蒙运动的五四」，或者「鼓吹爱国主义的五四」相对于「鼓吹民主科学的五四」）。
这种区分对于澄清以往被刻意混沌化处理的历史素材自然有其好处，但其对「两个五四在当时的语境下可以在思想上或实践中完全切割」的预设，本身也并非不可置疑。
而前些年网络上颇为流行一时的「大汉奸梅思平年轻时是五四游行领袖并带头火烧赵家楼」的说法，其生产与传播同样反映出「历史层累发生」背后的当代焦虑。
概而言之，「如何评价五四运动」固然是个大问题，但抽身而出，观察不同时代不同立场的不同人（包括我们自己）如何回答「如何评价五四运动」，又是大问题背后的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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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从什么时候起发现青年节已经和自己无关？
许多人把「发现青年节于己无关」等同于「发现自己不再是青年」。实际上，「发现」一个节日「于己无关」，也可能是因为意识到，一个节日宣称关注的对象，和它实际服务的对象，其实并不是一回事。
作为北大校友，我「发现」青年节「于己无关」，源于对北大校庆日期的困惑。
初中读《鲁迅全集》，记住了鲁迅「北大是常为新的」这句判词，也记住了北大的校庆是在十二月十七日。进了北大以后，却被告知北大校庆是五四青年节。
问同学问老师，没有人能说得上来校庆什么时候起改了日期，为什么改期（许多同学老师甚至连校庆曾经是十二月十七日都不知道）。有人猜测：大概是隆冬腊月天寒地冻，校友聚会不便，所以改到春暖花开的五月吧？但是这个说法就好比，我明明出生在年底，可是仅仅为了每年生日聚会能够搞得隆重些，就去派出所改户口，把出生日期往后挪个半年——怎么想怎么不对劲。
于是去图书馆档案馆和网络上查资料，发现北大中文系陈平原教授的《老北大的故事》系列文章已把校庆改期的来龙去脉大致说清（我在《北大秘史》中对此有更详细总结，并介绍了陈平原与沈弘在与校庆相关的另一些问题上的争论）。
原来，北大直到1951年颁布校历时，还把12月17日定为校庆放假。但就在校庆前几天，校领导突然提出取消庆祝活动。1952年院系调整，教会背景的燕京大学被撤销，北大从沙滩红楼迁到燕园；同年及下一年，北大均无校庆，直到1954年，忽然宣布校庆与五四青年节是同一天。
为什么五十年代初要把校庆改期？当然不是贪图春暖花开，而是因为在新政权看来，旧校庆象征旧体制（何况又刚好与逃往台湾的北大老校长「反动文人头子」胡适的生日是同一天），而五四青年节这个新校庆则代表了知识分子在「思想改造」下的新生，代表了以北大为首的高等教育体系对权力的臣服。
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北大校庆如此，青年节何尝不是如此？所谓「青年节」，其实从来都与「青年」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