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度研究｜论争之年与“女性叙述的伟大时刻”——2019年德语文学回顾

这场关于汉德克的大讨论主要聚焦于汉德克关于南斯拉夫的作品。1991至2011年间，汉德克共计写作了十部相关作品，其中有游记、日记等，如1996年的《多瑙河、萨瓦河、摩拉瓦河和德里纳河冬日之行或给予塞尔维亚的正义》以及《冬日旅行之夏日补遗》等。在这些作品里，汉德克公开站在南斯拉夫、塞尔维亚一边，批评西方媒体对南斯拉夫战争进行的片面报道，抗议北约对于塞尔维亚和科索沃的轰炸，并质疑审判前南联盟总统米洛舍维奇的国际战争罪法庭的合法性。事实上，汉德克对待南斯拉夫战争的态度及其亲塞尔维亚的政治立场早已让他陷入纷争，如2006年的海涅文学奖原本计划颁给他，孰料引起轩然大波，他不得不宣布放弃；2014年获颁挪威的易卜生奖，亦引发众人抗议。而随着2019年10月10日诺奖的公布，一场论争再次开始，德语甚至世界文坛再次被割裂。

（作家彼得·汉德克，图片源自网络）

文学界里，为汉德克获得诺奖拍手叫好者有之，200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地利女作家耶利内克就认为这个决定“非常棒”；著名导演、曾和汉德克合作电影《柏林苍穹下》的文德斯认为：“除了他（汉德克）还有谁在背负世界的重担，而且仅仅是通过对于语言的信任？”愤怒抗议者亦有之，作家雅都达认为，颁奖给汉德克是“给了世人一个耳光，不单单是那些波斯尼亚大屠杀的受害者”。在反对者看来，汉德克关于南斯拉夫的作品并没有展现出历史真相，正如2019年德国图书奖得主、1992年由于内战逃往德国的斯坦尼西奇对汉德克的批评：“我今天之所以能够站在大家面前，也是拜一种真相所赐，但这种真相是那个人（汉德克）没有学会的……有人编造了一种真相，并且声称要伸张正义，但他所谓的真相却全是谎言。在他写的关于我的家乡维舍格勒的文章中，他描写的是政府军，但那些人如果赤手空拳是不可能犯下他们实际犯下的罪行的。他对牺牲者绝口不提。”斯坦尼西奇对汉德克的批评涵盖了两个重要的论争议题，即文学与真实的关系，文学/作家与政治的关系。汉德克的批评者认为，汉德克的作品淡化甚至否认了塞尔维亚的战争罪行，而他在2006年参加米洛舍维奇的葬礼并发表演说就更加坐实了他支持塞尔维亚的态度，这一切在西方主流思想中都被视为“政治不正确”。

汉德克本人则以强调自己的作家身份来回应这种指责，否认自己的作品是在进行政治表态。在和《时代报》进行的一次访谈中，汉德克称，“我写作的关于南斯拉夫的作品里没有哪句话是可以被谴责的，没有任何一句。这是文学。”那么，究竟文学要在多大程度上展现真相，如何展现真相，或者更进一步，真相究竟如何被界定，被什么人界定，文学是否要进行政治表达，对此文学评论界各持己见。在批评者看来，汉德克声称自己运用文学的方式服务于文学的真相，但文学的方式也应该是准确和恰当的，文学的真相也应该是真相。汉德克的支持者们则捍卫作家在作品中建构真相的权力，并且认为批评汉德克的那些人根本没有认真阅读汉德克的作品，例如，作家鲁格称，汉德克的作品仅仅是对当时西方的媒体报道以及非黑即白的媒体叙事方式表示了怀疑，但他并不认为汉德克否认了什么，因为“他甚至没有否认他自己对于塞族领导人卡拉季奇的谋杀想象，他曾希望有刺客去刺杀卡拉季奇，为的只是杀戮能够停止——这才是汉德克：一种愚蠢的诚实……人们，去读一读他的作品吧！那是晦涩、艰深、多重转折的作品；是一位质疑者的作品，但它们绝非战争宣言，绝非充满恨意的演说，也不是什么虚假的新闻”。伦讷特支持了这一观点，认为“汉德克半个多世纪的作品表明，他就是一个独特的怀疑者。在他这里，写作包含着对自己感知的发问”。

汉德克大讨论的另一个重要议题是，作家写作的文学价值与个人的政治和道德观点是否可以分开来看？在汉德克的众多支持者看来，评判一位作家的标准自然首先是作家作品的文学质量，但在批评者看来，“艺术自主的观点里混入了一个后果严重的错误，那就是认为，艺术神圣的真实绝对不可以被公共的阐述所打扰、所批评，或者如汉德克在《时代报》采访中声称的所‘谴责’。这种观点听起来很高尚，但却是陈腐的艺术宗教。它将文学封闭在一个虚构的脱离世界的神龛里，使阅读文学成为一种无菌的活动，而且使得批评毫无希望”。艺术与生活、作家与作品应该被视为一个整体，因此汉德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令人混乱的”，因为诺贝尔文学奖同时也是“道德机构”，在这里道德和美学是“缠绕一体的”。

可以说，在过去整整一年并且还将持续的关于汉德克的论争里，人们讨论的是一系列既古老又现实的问题，即作家是否有权力在文学作品中建构自己认为的真相，作家与作品是否可以被割裂来看，作家是否也应该是道德的典范。笔者认为，虽然这是一场文学界的讨论，但辩论双方在使用两种不同的话语来谈论世界，一个用文学，一个用政治，这使得双方完全“鸡同鸭讲”，根本不能够理解对方，都认为对方是根本错误的。但这场论争也是文学评论界为数不多的、值得一辩的题目，政治和文学的问题在这次论争中都得到了充分的表达和体现。这也是这次论争本身的意义所在，尽管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无法做出结论，究竟哪种观点更加正确，但这次论争本身折射出了激荡于今天这个世界的种种利益或价值冲突、观念或话语更新，它既与当下文学的阅读者、写作者和批评者相关，更关系到未来世界里无数的人们。

2019年的德语文坛还有另一场讨论引起了笔者的关注。这场讨论的规模可能没有汉德克大讨论的规模那么大，但就激烈程度以及影响范围而言并不逊色。这场讨论的出发点是青年新锐作家维尔格的小说《施特拉》。维尔格因处女作《俱乐部》大获成功，于是，在2019年发表第二部作品《施特拉》时，得以使其在德国著名的汉泽尔出版社出版。汉泽尔出版社也对这部作品寄予厚望，进行了大规模的宣传营销。不料，这部作品却使得维尔格和汉泽尔出版社都饱受争议，甚至陷入了法律纠纷。

（作家维尔格，图片源自网络）

那么，这部引起巨大争议的小说究竟讲述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维尔格在这部小说里选取了历史上的一个真实人物作为描写对象，即施特拉。她是一名犹太人，为了将自己的父母救出集中营，她成为盖世太保的帮凶，将大约三百名犹太人送入纳粹的魔爪。在获悉父母都在集中营里遇害后，她虽继续和纳粹合作，但也帮助了一些犹太人。战争结束后，施特拉在苏联占领区被判处十年监禁，后来她生活在弗莱堡，于1994年自杀身亡。历史上的施特拉是一个复杂的、令人难以捉摸的女性，但维尔格的小说却将主体放在一名瑞士人与施特拉的爱情故事上。维尔格似乎意识到，作为一名德国人去写作一个犹太人成为纳粹帮凶的题材不是那么恰当，所以他将小说中的第一人称叙述者“我”设置为一个来自中立国瑞士的年轻人，并将这个来自于瑞士富裕家庭的“我”送到了1942年的柏林。为了让读者理解主人公弗里德里希甘愿离开相对平静的瑞士来到混乱中的柏林的奇怪举止，维尔格花了不少笔墨描写弗里德里希的家庭：母亲是一个反犹的醉鬼，父亲是一个世界主义者，在母亲升起纳粹的铁十字旗后，父亲最终离开了母亲。因为这样的家庭，也因为他隐约听到一些德国犹太人的遭遇，同时作为一个康德和冯塔纳的崇拜者，细腻敏感的弗里德里希来到了柏林，住在一家大酒店里。暂且不论维尔格为主人公设置的来到柏林的理由多么牵强，接下来，维尔格很快就让主人公爱上了美丽、神秘、性感的施特拉。小说同时还塑造了一个党卫军军官阿鹏的形象，他热爱黑人爵士音乐和法国奶酪，没干过什么坏事，而且和“我”以及施特拉都是好朋友。简而言之，小说将一个投身纳粹的犹太女性的真实经历与虚构的爱情故事结合在一起，但并没有去展现施特拉这个人物内心的想法与纠葛，去探寻她背叛犹太族群、与纳粹合谋所造成的文化断裂以及给她个人带来的冲击，反而充斥着毒品、大酒店、夜生活等庸俗化、表面化的描写，连纳粹在这里都成为一种空洞的符号，甚至阿鹏这个党卫军军官也被包装得善良无害。全书中，施特拉不过是男性想象（一方面娇小、无助、瑟瑟发抖，另一方面性感、狂放、任性）的直观教具，而弗里德里希仅仅是一个毫无生命力的媒介，作用只是为了传递这个故事，对那段黑暗历史以及当事人的命运的深刻反思完全缺失。正如评论所指出的，维尔格的小说只是为了“吸引人的眼球，满足大众的情欲想象”。

（《施特拉》，图片源自网络）

但这并非文学的初衷，文学应该展现矛盾冲突，而非讨人欢心，文学应该具有震撼读者的力量，让读者发问，而非单纯的娱乐和消遣。此次，汉泽尔出版社无论是选择出版这部小说，还是对小说的低俗化封面设计，甚至大规模的市场运作，都非常令人不解。因为汉泽尔出版社在仅仅四年之前，拒绝出版英国小说家马丁·艾米斯的新作《兴味之地》。这部小说用嘲讽的笔触描写了奥斯维辛集中营里一个党卫军军官的故事，从施暴者的视角讲述了集中营里的“爱”与“性”，他们试图在无法想象的恐怖与悲惨里营造所谓的“正常生活”。当时，汉泽尔出版社拒绝出版这部作品的理由是，这部小说仅仅将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设置为小说的背景，重点讲述的却是一个党卫军军官和一个集中营指挥官的妻子之间的爱恨情仇，这让德语文坛难以接受。但时隔四年，汉泽尔出版社似乎就将当年自己坚持的原则抛之脑后，出版了这本《施特拉》。

长久以来，纳粹大屠杀都是娱乐性作品的禁区，阿多诺的告诫“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言犹在耳，奥斯维辛之后，写诗如何不是野蛮的？至少，不能站在施暴者的立场上，不能庸俗化这段人类历史的至暗时刻。但遗憾的是，在庸俗化写作如此泛滥的今天，关于纳粹、关于大屠杀的作品里已经出现了程度不一的庸俗化现象：1995年施林克塑造一个集中营文盲女看守的《朗读者》大获成功，并被好莱坞拍成电影；2014年多尔的《所有我们看不见的光》描写了一个希特勒青年团成员与一位法国盲人女孩的故事，得到《纽约时报》年度好书等诸多好评，并在2015年获得普利策奖小说奖。而2019年的《施特拉》则进一步说明德国年轻一代对于自己历史的无知与轻慢，在他们看来，纳粹与自己毫无关联，他们可以取用任何东西作为素材，即使是种族大屠杀也不例外，所以他们才会以如此淡漠的态度来写作和运作这样的作品。

同时，这次讨论的时机也是值得关注的。2018年德国书业和平奖的得主阿莱德·阿斯曼曾经指出，集体记忆中与口述历史相关的部分能够持续大概八十年的时间。而2019年恰恰是二战爆发八十周年，这意味着，二战的亲历者及其后辈的口述历史将会经历一次自然的、无可避免的损失，与之关联的一切包括文学也会损失掉一部分震撼的力量。我们难以想象，如果在集体记忆和家庭记忆中丧失了关于二战的部分，德国这个国家的身份建构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文学又将在未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但值得庆幸的是，此次评论界对于《施特拉》的态度几乎是压倒性的批评，这使笔者看到了评论界的力量。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总有批评的声音说，德语文学评论界已经失去了真正的批判性力量，失去了独立的思想品格，沦为出版业的附庸，廉价的吹捧或缺乏见地的文学评论随处可见，而这次评论界发出响亮的批评，强力拒绝出版社将《施特拉》运作为畅销书，这意味着文学评论界的复苏。在笔者看来，通过公开透明的美学比较以及文本的证明来指出某部作品无论在文学上还是道德上的瑕疵，这是文学评论的使命所在，也因而担负着一种启蒙的责任，这种启蒙不仅仅针对广大读者，同时也针对作者以及出版业内人士。某种程度上，文学评论界是读者的守护者，它时刻提醒读者要在文学作品中寻找更多的东西，而我们期望中的文学既能够反思过去，又秉持对未来的希望，既赞颂人性之美，又直面人类实际的存在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