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 “十八线” 城市买房子的人

在市场被冰封时，河南省驻马店成为第一个把冲动变成行动，放松楼市政策限制的城市。

2月21日，河南省驻马店市出台了17项稳楼市政策。其中一条，是首套房公积金贷款最低首付比例由30%下调为20%，被解读为第一个真正救市的房地产政策。随后，河南省委、省政府立即约谈了驻马店市人民政府，坚持“房住不炒”,落实主体责任。目前，该文件已从政府网站上撤下。

驻马店曾被称作“豫东塌陷区”三市之一，与周口、商丘一起占据了河南省内城市人均GDP、城镇化率的倒数前三位，10块钱打的就能绕城一圈的“幸福生活”延续了很多年，直到棚改和货币化安置政策的到来，品牌房企连续进驻，开始把土地价格拉高到百万元每亩，开启新一轮大建设。

但与一线城市相比，驻马店等四五六线城市落后的三十年不止，根据统计局的信息显示，2018年末，驻马店总人口805.18万人，但名义上的城镇化率只有37.6%，六成以上的人还没有放下镰刀。

隔壁周口市，是一个人口大市，但当地人主要的谋生就是外出打工，2019年周口外出半年以上的人口就有311万，占了户籍人口的26%，他们去到另一个城市的边缘，靠卖菜、捡破烂、做建筑工赚钱，然后回到老家倾尽积蓄买一套新房。

这些推动当地发展的主力军，其实是最普通的基层人。但在开发商眼中，人即财富。每年的十一和春节长假期间，都是这些末端城市房地产项目最重要的去化时机。 

有河南人说，九朝古都洛阳是三线城市，但人口更多的周口、驻马店、商丘只能算得上是四五线城市。但在前两年，这几个人口逼近千万的四五线城市，曾让开发商看到了黄金般的春天。

2018年周口建业通过147次竞价，拍出了当地最高价456万元/亩，楼面价3419元/平方米，溢价率达50.97%。业内人士称，“当时周口地产圈被建业地王刷屏，不是为友商做广告，而是为涨价做铺垫。”

建业的底气来自于之前的市场试水。2017年，建业在周口的销售额增幅达到了355%。并继续下沉，进入周口辖县鹿邑、沈丘等地。鹿邑全年卖出了15亿的房子。在沈丘上午拿地，下午就动工开发，第一期开盘卖出1278套住宅和66套商铺，销售额超过8亿元。建业董事长胡葆森称，这些县级项目超出了他的预期。

2018年拿下周口地王之后，建业当年开盘，三天内销售1.75亿，三天去化率44%，再一次验证了胡葆森的话。

2018年，建业仅在周口区域就实现近100亿元的销售额，除了中心城区，建业加速布局周口辖区，目前在周口11个县市储备了超过48个项目。

主攻三四线的碧桂园2013年就进入了周口，第一个项目开盘当天卖出8.5亿元，占据周口楼市全年超三分之一的市场份额，几乎全县市的买房人都被拉去看过碧桂园的项目。

“县里的楼市其实是被大开发商带活的。”项目营销经理刘琪回想2018年某TOP房企刚进县城时，户型设计甚至还不如小开发商的楼盘。但仅凭品牌，就牵动了人心，让许多人坐不住了。

开盘第一天的两个小时内，均价5000元的1300套房子一抢而空。彼时，相邻本地开发商单价不到4000。没过多久，县城里其他楼盘也随之涨价。

当地的买房人和开发商都没见过这样的营销气势和节奏，不约而同被带跑了。一位购房者说，周口某个百亩大盘，开盘第一期只拿出100多套房子，销售约了近千组客户过来，一些人害怕买不上，还没看房就开始交钱了。

另一个主要原因是棚改和货币化安置的推行。周口从2017年开始实行棚户区改造拆迁，2018年周口的土拍迎来井喷，全市住宅用地出让宗数为295宗，住宅用地出让面积为1102.95万㎡，吸引了万科、建业、实地、碧桂园等品牌房企竞拍，住宅用地出让地面均价升至2227元/㎡，房价随之上涨。

根据周口市住房与城乡建设局信息所知，2018年，周口全市商品房成交均价4637元／平方米，同比上涨26.9%。2019年，周口全市商品房成交均价5615元/平方米，同比上涨16.15%。

建业的地王纪录也在一年多后被追平，2020年1月，昌建地产又同样以456万元/亩的高价竞得中心城区地块。

在品牌开发商进驻、地价飞升、房价上涨的背后，一面是地市级财政受益，另一面是被焦虑和市场推动的买房人。

在一二线城市买房需要“六个钱包”，而这个十八线县城房地产靠的是扔掉镰刀，背井离乡去城市边缘打工的农村人，他们的辛苦只为了生存。

看着房价不断上涨，28岁的赵奇坐不住了。他在省会郑州做小生意，“我起早贪黑卖凉皮，一年挣的钱还不够房价涨一丁点。”去年，他回到县城，几乎没有犹豫，全款60多万买下一套将近140平的房子，然后还庆幸“相比郑州周边房价，老家还是便宜些。”

他们出门是“生意人”，在家是农民，城市和房子并不意味着光鲜和更好的生活。

赵奇虽然是本县人，但对没来过几次的县城并不熟悉。他家在离城40公里外的村子里，初中读完就跟着父母去省会找活干，扔在地上没人捡的“垃圾”成了他们的谋生手段。“老家人挺多干这行，收破烂也得在大城市才能赚得多点，但没啥技术含量。废纸箱、旧报纸是最常见的，要是收到个家电那跟捡到宝一样。”

过了两年，赵奇辗转来到郑州郊县巩义，自学了做凉粉、凉皮等河南小吃手艺，开始在城中村摆摊、赶乡镇庙会做小本生意。每天除了在太阳底下使劲儿蹬着装满食材的人力三轮车爬坡，躲避城管检查也变成了日常，“家伙什被没收一次，仨星期就白干了。”

一旦生存和挣钱成为人生的驱动力，和其他被称为“中国的吉普赛人”的河南人一样，赵奇对自身居住环境要求并不是舒适度，日常生活的一切都是围绕生意。租房的条件是必须有院子且便宜，他需要空间来架锅烧料以及储存货品。

结婚后赵奇夫妻带着父母在两间窑洞里住了七八年，“窑洞冬暖夏凉，省了空调钱。房租一年才五六百元，很划算。”即使后来挣到一些钱，他们也仅仅从窑洞搬进了城中村的平房，继续在凌晨三点起床，在院子里准备当日所需的材料。

赵奇开始成为有“夜生活”和时差的人，“为了一个好摊位，通常前半夜就得过去占上位置。还要早起熬制原料，小本生意都得自己干，挣得就是这份辛苦钱。”庙会集市相当于农村的购物广场，他对巩义每个乡镇村落集市的时间、路线、人流量了如指掌，架上炉子和锅具，两张桌子一拼，等待在太阳的晨光中迎来客流。

城市化在改变着一切。2015年之后城中村慢慢消失，到处都起高楼，农村庙会的生意也越来越难做。赵奇拿出积蓄试探性的开了一间小门店，结果生意比之前好了不少。“刚开店真怕赔光了，房租水电又贵，不像摆摊推个车也不用给别人那么多钱。”第一年门面房租只有2000元，生意越来越好后，房租也早已过万。

赵奇一家没有固定休息日，一整年里他们唯一会歇业的就是遇上雨天。“刮风减半，下雨全完。”一般家里没大事，他舍不得关门，即使是中国人最看重的春节，也日夜无休。

对买卖人而言，关门一天没赚钱就意味着赔钱。“每次回家，都在心里算遍账。尤其过年生意最好的时候，至少少赚一两万，我回去还得买东西走亲戚，想想都心疼。”

为了买房，赵奇罕见地关门歇业三天，回到老家找到卖房的熟人，实地看了看就下了定。他十多年攒了40多万辛苦钱，跟亲戚朋友又借了十多万，宁愿欠人情也不考虑银行贷款。“几十万的利息太贵了，我得卖多少份凉皮肉夹馍啊。”

但像赵奇这样肯吃苦、又赚到了钱的年轻人在县城越来越少，眼看着高楼大厦竖立起来，新闻报道中一些人的财富飞速增长，他们也越来越希望走捷径，拆迁和结婚彩礼成为当地人“一夜暴富”的最现实途径。

赵奇的表哥吴刚在南京的城中村卖杂粮煎饼，儿子刚满20岁，原本去年在老家相好对象准备结婚。女方一开口彩礼要30万，经过双方家庭几次讨价还价，目前降到了18万。

高昂的彩礼意味着是实打实的现金，甚至礼品店为不同金额准备了尺寸不一的红包。“风俗就是这样，简直成了行情，并且只涨不落。我邻居十年前20岁，相亲彩礼只要两万拿不出来，今年还为彩礼发愁，估计这辈子就打光棍了。”除此之外，县城有房是必要条件，最少也是120平，几乎没有小两居80平米的户型。即使村里宅基地上新盖了三层自建房，没在县城买房，也谈不成婚事。

成年后男女迁徙难度不同造成了农村男女比例失衡，那些留下来的小伙子们必须通过“市场”来表明自己的竞争力，“生个儿子就意味着要准备一百万。”

在一线城市，很多白领羡慕农村有宅基地的人，但在四五线城市，“老家农村房子不值钱啊。”吴刚村里靠近省道是最好的地段，按临街的宽度来定宅基地价，两万一米，长度则直接被忽略。在县城看房时，吴刚深深感受到身为父母的无奈。他坦诚只想买低价的房子，“我只要便宜实惠，随便哪个楼盘都行。”

儿子和吴刚在买房这件事上有分歧，儿子更愿意拉着吴刚去看大品牌开发商的项目，他认为房子品质有保障。但吴刚心里觉得，这不过是儿子好面子，因为他好几个同学已经在那买过了，说出去“显得他有面子”。

但面子需要钱来撑着，品牌开发商的房子意味着更高的价格。算了算手里的钱，吴刚决定只出彩礼和首付，以后让儿子自己还贷。

疫情来临，乡镇之间建起隔离卡，赵奇和吴刚们的生活也都暂停了，一起受到影响的还有“返乡置业”。需要外出打工的人因为疫情导致了收入下降，他们希望早点外出。沿海发达城市希望工人早点回厂，提高开工率，人员增加也可以形成竞争、压缩工资。而当地则希望他们多留一段时间，多多消费。

赵奇们游走在发达城市和内地县城之间，就像是串联起它们的线，悄声无息，而又丝丝相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