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动因和学科动因下的美国文学批评 ——从D.H.劳伦斯的《美国经典文学研究》谈起

D. H. 劳伦斯

英国小说家D. H. 劳伦斯的《美国经典文学研究》（下称《研究》），曾被美国不少院校列为美国十九世纪经典文学批评的必读佳作[1]，但是，美国文学批评正史却常将它拒之门外。多数美国文学学者恐怕都会认同E. 古德哈特对劳伦斯的赞誉：《研究》是“欧洲人演变为美国人”这一“最伟大戏剧性历史篇章的再演绎”，是美国文学的“寓言”。[2] 与此同时，多数美国文学史学者又都会像K. 范德比尔特一样，以劳伦斯“被较早的美国学者视为局外人” 为由，免去对其的赘述之累。[3] 的确，作为批评家，劳伦斯没有理论归属，也非学术圈内人，因而无法进入雷纳·韦勒克的《近代文学批评史》，也无法进入G. 格拉夫的美国文学体制史。[4] 而作为一个欧洲人，劳伦斯一方面高度关注和认可被欧洲文学界嗤之以鼻的美国文学，另一方面又以居高临下者的姿态和语气对其加以评判，因而既让美国文学学者感到自豪，又让他们颇为尴尬。D. 沙姆威和古德哈特就曾不约而同地自嘲道：“一个英国人竟然对美国文学传统的缔造贡献如此巨大，着实具有讽刺性”[5]， “美国人似乎必须要有一个充满天赋的欧洲人才可感知自我命运”[6]。

正是由于这种既自豪又蒙羞的矛盾心理作祟，美国批评家在论及《研究》时，总给人躲闪之感。例如，古德哈特一方面明确指出，《研究》“与美国作家之间有一种姻亲(或拒姻亲)关系，而非影响与被影响的关系”[7]，另一方面，他却只通过主题检索对这种关系进行列表式描述。而沙姆威尽管反省说：“劳伦斯在美国这一被诠释对象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被低估了”[8] ，却也仅通过寻章摘句，对这种作用进行蜻蜓点水式注解。但是，不得不承认的是，古德哈特对劳伦斯的概括性评价的确客观而透辟。古德哈特说，《研究》不仅“最为深刻地分析”了美国经典文学，也准确地表述了“美国意识”，高度概括了“美国这一概念中的所有意义元素”，所有这些使得《研究》成为美国批评家的一个“取之不竭的生存资源”。[9] 鉴于此，《研究》与表述和实践美国意识和美国概念的美国文学批评之间，就不仅是影响与被影响的关系，也是概述与被概述的关系。《研究》所表述的美国本质，正是十九世纪初至二十世纪中期美国文学批评的根本本质。这种关系使美国文学批评对劳伦斯的审视无异于审视自我，这也是其陷入既自豪又自嘲、既赞颂又躲闪的矛盾态度中的原因之一。但是，这种态度恰恰表明，若要深刻认识以民族动因和学科动因为核心驱动力的美国文学批评的本质，或如伯克维奇所说，若要揭去美国文学批评的“伪装”，劳伦斯这一“局外人”的“宏观认识” 不啻为最佳视角之一。[10]

从当代学术视角来看，《研究》更类似于个人感言。《研究》出版前，劳伦斯就已经处在经济窘迫、身体赢弱、精神颓丧的困境之中。与人合办的杂志《签名》仅在三期之后便寿终正寝；《虹》手稿先遭退稿，付梓问世后，又被指淫秽而遭查禁；《恋爱中的女人》手稿被出版商退回；劳伦斯本人的英国背景和弗丽达的德国背景，还将两人抛入英国和德国的双重怀疑之中。劳伦斯将所有这一切，归因于“不伦不类的英国”那“错综复杂和正在崩溃的生活”。[11] 对英国的“精神和肉体厌恶”[12]，使劳伦斯将自己的乌托邦幻想寄托于他并不了解的异国他乡，尤其是美国。1922年，劳伦斯开始了他向往已久的美国之旅，但是，劳伦斯发表于1917年至1918年、后被收录于《研究》的所有文章表明，早在发表这些文章之前，他的美国精神之旅就已经启程。确实，劳伦斯除在 《虹》中曾提及《白鲸》外，还发表过《阿美利加，倾听你自己吧》（1920）这样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劳伦斯写道，欧洲“除了回望丁托列托，已经别无所剩”，“没有传统，缺乏文化纪念碑的那个国家快乐了”；他向美国发出了爱默生般的呼唤：“倾听你自己的声音吧”，去“超越陈旧欧洲的生命体”，“脱离陈旧欧洲的道德观”，“脱离情感和感悟的陈旧范畴吧”。[13] 他以美国为最后一站的世界之旅，为的就是要寻找和证明拯救西方文明之路。[14] 然而，现实的美国与劳伦斯想象中的美国相距甚远，现代而物质的美国已经“腐烂”，令他嫌恶，他写道：“当你站在大西洋的彼岸，通过望远镜不正确的一端审视美国时⋯⋯比你亲临其境，或许更容易激情满腔地爱上它，当你一旦置身于美国，美国就令人伤痛，因为它对白色的心灵施展着一种巨大的瓦解性的影响。”（56）

劳伦斯和弗丽达

加拿大学者阿明·阿诺德的研究显示，《研究》出版前，劳伦斯对其中的文章至少进行了两次较大的修改，第一次在西西里，第二次在美国。[15] 阿诺德指出，未经修改的文章显然更为“客观”，“科学”，“逻辑、睿智”，“评述合理”，语气“中庸，诠释性强”，因为当时的美国对于劳伦斯而言就是“避风港、天堂”。[16] 但是，重写于美国的第三版文章，则随着劳伦斯乌托邦幻想的部分破灭而充满了“歇斯底里的情感释放”，“夸张而尖啸的风格”。[17] 阿诺德的发现从文本之外的角度证明，充满感性和诗性的《研究》，的确如基思·萨迦所说，包含着“他成年时罗曼蒂克的渴望”[18]，它没有雄辩，没有辛辣的批评，也不是纯粹的美学审读，而是劳伦斯对美国独特的人性体认和由衷而发，是其个人情感和思想的载体，其“写作主旨并不在于真的美国，而在于一个虚构的美国”。[19] 的确，对于劳伦斯而言，无论是美国还是美国文学，都是同时具有特殊意义和普遍意义，超越了国家和艺术实体范畴的符号概念。这样一种体认，使得《研究》始终为两个假设命题所主导，其一，“艺术经由谎言方式而编织真理”（8），具有表里不一的特征；其二，美国虽然有欧洲的沉淀，却迥异于欧洲，其独特之处就在于它有一种两面性，而美国文学之所以是一种具有地域独特性的艺术，正是因为它诞生于并表征了这种两面性。这两个命题，有效地将看似散漫甚至有史实谬误[20]的所有文章串连成以美国为主题的逻辑整体和有的放矢的真相揭示过程。

在《研究》的前言开篇，劳伦斯就向欧洲人疾呼：“听一听美国自己的断言吧：‘时候到了！美国的人要成为‘美国人’了。U.S.A.在艺术上已经成长起来了。现在是我们不再吊在欧洲的裙裾上的时候了，是我们不再像刚刚松开欧洲老师之手的小学生那样举止行为的时候了。”（3）在紧接着的《地之灵》一章中，劳伦斯继续说道，已经开始崛起的美国文学不再是欧洲人眼中的“儿童的文学”，它是“属于美洲大陆”的“新经历”、“新情感”和“新声音”。但是，美国的“新”，是在与“旧”的碰撞过程中产生的，在劳伦斯看来，无“旧”，则“新”不存，不破“旧”，则“新” 不立。同理，美国人所追求的“自由”，也是在“凌迟”他者和对他者喝训“你不可以” 的过程中获得了勃兴（黑体原文为大写）。尚未完全破去“旧”意识的美国，只能是一种“负面的民主理想”。诞生于这种两面性的美国文学，就是禀承了分裂性的美国艺术和艺术思维，是“瓦解和蜕去旧意识”，同时“建立新意识” 的过程。艺术的两面性和美国的两面性在此汇聚相交。

对于劳伦斯而言，专注于瓦解“旧事物”和“旧的白人自我” 的爱伦·坡，在探入认知、意志和情感极限的同时，疏于“创造”，最终在劫难逃。但他将对“爱”永不满足的追求这种“疾病”表述得“看上去正当且吸引人”，恰恰代表了“艺术尤其是美国艺术” 的“表里不一”。而渴望做“绅士”也渴望做纳蒂·班波的詹姆斯·F.库柏，视野中总有“两个魔兽在耸动”，心中总有“两根弦在振动”：欲望和纯真、欧洲的文明与印第安人的原始等。没有蜕去欧洲旧意识的他，作为白人，既自感优越，又负疚于此，他明知已被美国白人的“民主平等之针” “刺穿”身体，却仍将此针“推入美洲大陆的心脏正中”，他只能在皮袜子故事系列里想象一个从老到新的美国神话，求得“愿望实现”。“信仰圣父”“又违犯于他”的霍桑，用他“魔力般的寓言性洞察力”，在《红字》中，暴露了自我和美国的两面性真相：表面上践行“心智意识” （mind-consciousness）、“普世之爱和知会知行”，“暗地里却对此毫不理会”。向往野蛮又留恋文明的梅尔维尔，在身处野蛮部落时，却无法摆脱厌恶之感和逃离的冲动，回到文明后，又把自己放逐于大海，被缚于“文明、民主、理想世界”等枷锁之中的他，只是作为美国的“符号”、伟大的艺术家活着，他的“ ‘人的’ 自我”几乎死去。但“掩藏于白人内心最深处的血性生命”并未真正死去，仍在顽强地涌动着，为此，“美国灵魂之船”“皮廓德” 与象征着这种血性生命的白鲸之间的搏战，注定以前者的灭亡而告终。对“旧道德心感不安” 的霍桑、坡和梅尔维尔，除去对旧道德出手“抨击”和“破坏”之外，别无挣脱之法，唯有屈从于它，因此，他们的两面性就是美国和美国艺术的“致命谬误”。在劳伦斯看来，惟有惠特曼超越了谬误的两面性。在他的诗中，实现“民主” 之时和认同“同一身份”之时，就是“死亡”和“崩溃”之时，虽然他的触及民主的“同情”仍是居高临下的“拯救”，但却开拓了真正民主的“包容四方之路” （the Open Road）。作为《研究》的收尾，惠特曼显然就是劳伦斯的希望所在。

D. H. 劳伦斯的《美国经典文学研究》封面（1923年版）

劳伦斯的美国想象，不仅是对美国民主未来的想象，也是对欧洲未来的想象。为此，处处以评判者自居的劳伦斯，自愿成为“尚未出生的小矮人（homuncuIus，此处意为“美国文学”）的助产士”。通过《研究》，劳伦斯的确出色地完成了这一项自赋的使命。但是，令劳伦斯本人始料不及的是，《研究》更为出色的完成了担当美国文学批评之助产士、美国特殊论之助产士的任务。劳伦斯独具慧眼地肯定了美国地域的特殊性对构建一种独立的美国文学所起的作用，高度概括了美国的特殊性和由其所决定了的美国文学的文学性，并在此基础上用欧洲美学语言阐释这种独特的美国艺术形式，赋予了美国文学以普遍性的美学特点。这样一种构思，令短小的《研究》在十九世纪初至二十世纪中期的美国文学批评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美国文学批评无法兼顾的美学和民族性难题，在《研究》中迎刃而解；二十世纪中期美国文学批评满足民族诉求和学科诉求的根本思路，早已被《研究》所涵摄；而美国文学批评的两面性本质，更是被《研究》一语言中的。

虽然《研究》所承载的并非民族主义情感，但劳伦斯对美国独特性的执着体认，使《研究》与十九世纪的美国文学批评之间具有了共性。十九世纪初，文学的贫弱、欧洲的鄙视迅速推动了美国文学批评的兴起和发展。[21] 诞生之初的美国文学批评，既无典可读，也无史可谈，但却有独立革命和国家主体意识催生而来的民族文学热情和民族文学自觉意识。弘扬民族文学以强国治民的意愿与文学贫弱的现实，一方面决定了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末美国大多数重要思想家和文人必然围绕美国主题来探讨文学[22]，另一方面，也使文学美国论者、文学欧洲论者和文学普世论者（如Knickerbocker派）达成共识，将文学主体意识构建等同于民族主体意识。这一共识使得两派的分歧保持在对话的状态之下，亦使保守与激进之间的界限趋于模糊。曾被归入保守阵营的爱伦·坡，在坚称民族性“实乃政治而非文学”时就承认说，“毫无疑问”，民族性可以“护卫我们的文学，支持我们的文人，维护我们的尊严，依托我们自己的资源”。[23] 同样具有文学普世主义思想的保守派人物J. 拉塞尔·洛威尔，虽将“民族主义” 等同于“狭隘的地域主义”，斥其为“被提升到较高境界的小丑式粗俗行为和不良举止”，却又自相矛盾地呼吁，美国文学应该像美国“政治机制赖以存在的思想”一样，以“人道与尚勇精神”来创建“自己的戏剧与史诗”。[24] 保守与非保守的相互包容，使十九世纪上半叶“提倡文学民族性和反对文学民族性的运动”，如B.斯宾塞所说，“以令人愉快的相互妥协结局”，达成了通过美国文学的民族性来定义和获得美国文学的普遍美学价值的共识。[25] 十九世纪下半叶以惠特曼《民主憧憬》一文为开端的关于民族文学的新一轮对话，也在流行于世纪终结时的文学史叙写行为和对美国物质主义的全面批判中，进入了视美国民主为普适性价值的帝国意识形态的共识性尾声。

惠特曼的《民主憧憬》封面（1871年首版摹本）

在这种共识的作用下，近一个世纪的美国文学批评，形成了自身鲜明的话语体系特征和文学运动史特征，如雄辩和思辨、对话和批判、未来意识和危机意识、与时俱进和锐意创新、个人行为与团体性等，文学批评家也因此而成为其一直试图建构和厘清的美国思想的表征者和实践者。但是，以民族构想主导自我构想和文学构想的美国文学批评，由于忽略了文学评价体系和作品解读模式的构想，忽略了美学的构想，从而产出了大量的高谈阔论之作、普遍主义的感想式作品解析、堆砌信息的百科全书式文学史和基于狭隘的道德判断的作品判读。这种批评把语言、道德、自然资源以及独立精神等现实性元素视为美国文学的民族性和文学性之所在，虽然具有了帝国意识形态共识，却仍旧未能从美国文学作品中析出具有广泛适用性的美国式特点，未能厘清美国性范畴中那些具有普遍美学意义的文学特征，也未能完全消除文化和文学劣势心态。

相较于十九世纪的美国文学批评，劳伦斯的《研究》之所以大胜一筹，在于劳伦斯偶然而巧妙地避开了美国文学是否具有文学性这一焦点问题，直接探入作品，将美国性和文学性置于互动的关系之中。其实，劳伦斯的巧妙规避本身并非全新之举。范德比尔特指出，享有美国文学学科“之父”、美国文学史之“荷马”等美称的摩西斯·泰勒，在其第一部学术性美国文学史、同时也是美国思想史开山之作的《美国文学史：1607—1765》 [26]中，就用美国是否具有值得考据、值得撰写的文学史这一全新议题取代并绕过了文学性是否存在于美国文学这一问题，继而通过作家传记和文本判读相结合的文学史撰写法整合了十九世纪用文学表达美国精神的民族主义传统和用文学追求普遍真理的理想主义传统。但是，泰勒至今极少被美国文学界引用的事实表明，他几乎无法与劳伦斯相提并论，但他在学术批评史中所受到的重视和劳伦斯所受到的排斥这一反差又表明[27]，体制化和民族化动因是二十世纪美国文学批评的主导。

泰勒的确是较早把美国文学作为专业研究方向的学者之一，是文学批评开始向大学全面转移的产物和标志，而其专著中被范德比尔特重构了的重心转移、方法转变和传统整合，也的确是二十世纪初美国文学批评的典型特征。这些特征是由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美国的文化、政治和物质语境所决定的。当时的美国，面对物质文明的崛起、移民大潮的高涨、道德生活的渐衰和十月革命的胜利，产生了文化同一性建构和文化帝国身份建构的迫切需要，这一需要将大学教育推上了科研化、专业化、职业化和平民化之路。逐渐走入大学的美国文学批评，不仅面临着如何解决诗性与科学性、人文价值与实用功能、美学批评方法和史学批评方法、不可考量的人文因素与实证科学的设问和求证模式之间的矛盾，从而立足于科研型大学之内的问题，还面临着如何与排斥和贬黜自身的古典文学和欧洲文学研究界抗衡，从而立足于文学学科之内的问题。这种被琼斯称为导致“学院革命和政治革命”的双重逆境[28]，不仅未使刚经历了学院转型的美国文学批评与之前的美国文学批评分裂，相反，将十九世纪美国文学批评的民族意识和抗争性质，延伸入批评的学科化工程之中，创造了学院革命和政治革命相互依托的必然性和可能性。两种革命的结合，使得文化身份构建、科学身份构建和帝国构建行为在美国文学批评中得到统一。

二十世纪初美国的大学课堂（摄于布鲁克林学院）

刚刚走上学院化之路的美国文学批评，纷争和冲突在所难免，欧文·白璧德等新人文主义者对文学批评的科学化和政治化倾向竭力诟病[29]，激进派和保守派对美国文化的现状和未来走向各执己见，语用学派和历史学派在孰为科学的争议中各霸一方。但是，极少有学者和文人对民族主义的热潮漠然处之。促成文化崛起直至文化帝国的建成，几乎是各派共有之所求；构建传统和叙写历史，也成为近乎各派文人学者的共为之事。对文学的学科化持批判态度的激进派美国文学批评家V. W. 布鲁克斯，在其文章《论创建一个有用的过去》（“On Creating a Usable Past”）中指出，传统构建对于文化构建和帝国构建至关重要，“一种有生命的批评”，就应该“发现、创造一个有用的过去”，过去“只产生我们期待寻找的东西”。[30] 如果布鲁克斯仅仅突出了传统构建行为中的虚构本质和想象本质，那么，具有新人文主义背景的F·诺曼则在其《美国文学史诸因素》（“Factors in American Literary History”）一文中，同时强调了历史构建的想象本质和科学本质。他指出，构建文学历史，不仅需要体现“自由和新鲜的思想”，体现“科学思想”，也必须同时发挥“观察能力、理性思维能力和想象力”。[31] 虽然布鲁克斯和诺曼并不同宗同派，但前者所说的通过构建传统寻找美国的“方向”[32]，与后者所说的通过构建历史定义“美国精神” 的象征意义[33]，几乎完全不谋而合。诚如两者所示，历史和传统构建具有同时满足学科性和民族性诉求的潜质，也是同时实现民族构想和学科构想的思路。

这种双赢意识，使得美国文学史、文学选集和美国文学综述成为这一时期的主流批评成果，首版《剑桥美国文学史》（1917—1921）就是典型一例。但是，多数以文学史具名的论著，仍然是有史实却缺乏思想深度，有生平叙述却缺乏文学审美，没有衡量作家的统一标准，除美国公民身份外没有勾连不同作家或不同作品的纽带。而综述类著作虽较之纯粹的文学史论在深度上和思想性上更胜一筹，但也多将对美国文学的论述寓于思想史、文化史、政治史、宗教史、哲学史乃至经济史的框架中，与其说是文学论著，不如说是文化批评或思想论述。正因为如此，弗农·帕林顿的《美国思想的主流》（1927）获得了1927年历史类普利策奖，B. 佩里（Bliss Perry）的《文学中的美国精神》（1918）也通常被认为是美国文化发展史研究的里程碑式著作，布鲁克斯的《新英格兰的成熟》（The Flowing of New England，1936）获得的也是当年的历史类普利策奖。

文学史叙述尽管未能与作家作品的批评相辅相成，却逐渐形成了既契合民族性也契合学科性的作品作家选择标准与认读模式。二十世纪初，梅尔维尔在遭批评界冷落多年之后，被重新推上美国文学之巅。究其原因，一如P. 劳特所说，正是因为他的晦涩文体、独立品性、海外经历既可以使文学研究这一学科保持在精英层次之上，能够不断地生产出错综复杂的文本意义，又可以在意识形态的层面缔造帝国制所需要的个人英雄形象。虽然《白鲸》在不少19世纪的批评家眼中具有令人无法接受的瑕疵，但仍旧是它，而不是在道德意义和题材风格上更为大众化的《泰皮》或《欧穆》，进入了美国经典行列。[34] P. 劳特指出，帝国主义意识和学科精英主义意识的双重作用，使美国文学学者将叛逆传统美学和道德价值观的作家(如梅尔维尔)套上个人英雄主义的光环，并将他们组构成光荣的美国“文学传统”。[35] 同梅尔维尔一样，马克·吐温和梭罗的命运也在同一时期得到彻底改变。前者因为“最少继承任何书卷传统” 而被耶鲁（1901）和牛津（1907）相继授予荣誉学位[36]，后者则因为在美国语境下对人类普遍真理进行不懈探索而广受批评家关注。

梅尔维尔和霍桑，两人在信件往来中常谈及《白鲸》的创作

学科与民族目标、民族利益的相通，加快了美国文学批评的体制化进程，而这个进程也可以说是将构建传统和叙写历史的任务体制化和战略化的过程。事实上，诺曼在MLA学会美国文学组（简称ALG）1925年的研讨会上，就宣读了完全相仿于《美国文学诸因素》的一篇论文，题为《美国文学诸观点》（“New Viewpoints in American Literature”），引起反响。在1926年的研讨会上，ALG通过了将美国文学研究方向划分为清教传统、浪漫主义、边陲精神的提议[37]，制定并颁布了“对美国文学博士教育之若干建议”的报告。报告认为，博士教育应以美国文学的独特性、美国文学与欧洲文学的异同、美国社会和思想对美国文学的影响这三方面为重点研究方向。[38] 而《美国文学诸因素》就是该研讨会约定之作《美国文学重解》（The Reinterpretation of American Literature, 1928）中的核心论文。[39] 该研讨及其约定之作，都标志着美国文学批评的民族诉求和学科诉求已经正式以体制化和战略化的方式合而为一。

以上论述表明，这一时期的文学学者利用了文学标尺的人为性，在科学理性取向和社会价值取向之间建立了相互依存的关系，学科的民族意识形态意义因为被科学化和理论化而逐渐具有了合理性和普遍性，学科的科学意义则因为服务于意识形态意义而展示了其实用价值，美国文学批评的文化资产价值、象征性资产价值在学科科学意义和民族意义的相互纠结中得到提升。但是，民族性与科学性的紧密结合，也加深了美国文学批评的美学困惑，加深了批评家对与其精神与精英追求相冲突的物质文化的困惑。既要诠释美国现实、又要说明美国理想，既要体现美国文学的美学意义，又要兼顾批评的科学性、文学的语境意义——这样的一种批评体系显然还需要一定时日才可能诞生。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F. O. 马西森的《美国文艺复兴》（1941，下称《复兴》），通过将以往处于断裂之中的“历史叙述与批评”有机结合的方法[40]，有效解决了以上困惑，成为美国文学批评步入成熟期的重要标志。[41] 马西森用“美国”这个“唯一通用的标尺”，把“对民主可能性的执著探索”作为通用主题，把“为民主而作的文学”作为预设定义，将梭罗协调言与物、言与行关系的“有机体裁”和爱默生承载所有实体意义的“代表人物”和“骨干人物”解析为正主题，将《红字》中在受难中体验崇高的精神之旅与《白鲸》中介于怀疑与信念之间的民主悲剧诠释为“反主题”，将惠特曼的“旷野之人”解释为两个主题的“综合”。他的批评和阐释不仅赋予了美国作品以民族象征意义，也说明了其美学缺陷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在他看来，爱默生的“充满冲突的表述” 和“极端的自相矛盾”，就是“个人主义所能制造的最完美个案”；梭罗“创造力的匮乏”，真实再现了美国典型经历中最为普通的“技艺性工作必然具有的特质”；霍桑的“悲剧性困境”，客观反映了“物质和精神”、“现实与理想之间的模糊关系”；而梅尔维尔的“怀疑论” 则成为他对“美国民主理论和实践” 的深刻反思和反应。马西森将作为“普通人神话”之缔造者的美国作家置于他对欧洲文学家、批评家和普遍性美学符号的不断指涉和运用之中，将美国文学指归于文学大体系之中，运用新批评文本意义自主性理论，构建了符合美国文学即民主文学之预设的文本意义，文本意义和历史现实的论据化亦使得先行的假设转化成为科学性的结论。最终，在马西森的笔下，文学内容、文学形式和文学作家共同举隅了美国，美国举隅了普世，美国作品人物形象则举隅了人类。

F. O. 马西森的《美国文艺复兴》封面（1941年版）

《复兴》不做引文注释，也无文献目录，追索《复兴》与《研究》的关系实属徒劳。但是，即便没有马西森的直接话语为证，《复兴》与《研究》的相似性，在美国文学界看来，也早已是不争的事实。范德比尔特就直截了当地指出：马西森“大量借用了劳伦斯的观点”。[42] 基于两者的这种相关关系，《复兴》所掀起的一场美国文学批评的复兴[43]，从根本上说，就应该追溯到劳伦斯的美国文学思想与批评思路中去。的确，细读出版于三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末之间的美国文学研究核心文献，就会发现[44]，衍生于《研究》的美国文学母题被反复重构和扩展，这些母题包括处女地、西部边陲、个人与社会、城市与乡村、纯真与成熟、欧洲与美国、梦想与现实等[45]；《研究》所涉及的美国文学形式如寓言、象征、神话等被标准化；《研究》亦虚亦实的叙述模式中所包涵的情感性和想象性，与美国民族愿望和民族想象对应，但同时又被社会科学理论和历史研究等理性话语所遮蔽；《研究》所圈点的美国文学与欧洲文学的关系被反复厘清，并被延伸为美国思想体系和欧洲思想体系、美国思想和人类思想的关系。

例如，C. 费德尔森的《象征主义与美国文学》就认为，象征主义一方面是隶属于现代思想体系的、超越了自我主义和二元论之假设前提的诗性和哲学认知方法，另一方面又是美国文学的思想运动和思想体系，也是美国传统。美国文学用现代的自我实现式的象征主义语言，解决了延伸至美国本土的欧洲浪漫主义问题，也即如何“维护创造性思想” 的问题，既是“现代思想状态之缩影”[46]，又是独立于其外的思想体系。而象征主义在L. A. 费德勒以心理分析话语为特色的《美国小说中的爱与死》中，也同样是勾连欧洲文学和美国文学的纽带。费德勒认为，借助象征主义，美国作家得以变欧洲感伤主义小说、哥特式小说、历史传奇的文学传统为己所用，赋予了这些非悲剧性体裁以悲剧效果，创造了独特的可以投射心理、社会和形而上矛盾的美国式哥特小说。这种被变异的同时又被重新创造了的体裁，不仅包容了远离欧洲以求得纯净之境界的梦想，包容了由奴隶制、印第安人大屠杀、弑父的独立革命所带来的负罪感，也包容了男性作家对已经被异质化为女权主义和反智主义的美国感伤主义小说的利用和对抗。被这种种矛盾所纠缠的美国男性作家避开“异性成人之爱”，用严肃和“逗趣的伪装”相结合等两面性方式处理“死亡、乱伦和无辜的同性恋”等题材，让“人本善之理念和人的原罪之事实”并存于小说中。[47] 库柏的“男孩主题”就改变了历史传奇中善打败恶的老生常谈。[48] 霍桑的小说则“重访伊甸园”，表现了“新世界”在自由选择的诱惑面前所经历的二次堕落，表现了作家“自身的良心危机”，成为“对爱之死的挽歌式叙事”。[49] 在梅尔维尔所刻画的男性同性恋关系中，有象征毁灭的费代拉（Fedallah），也有象征拯救的魁魁格，象征“心” 的伊希梅尔见证了象征“脑” 的阿哈的疯狂自我毁灭，最终“被荡涤、被拯救”，但是，就象魁魁格的黑皮肤总是令人“怀疑他是否具有天使般力量”一样，模糊性在梅尔维尔的小说中无所不在。[50]

梅尔维尔写给霍桑的信

费德勒所说的模糊性，其实就是《研究》所说的美国两面性作用于美国作家的结果。就像菲德勒把美国民族心理和美国社会现实中的矛盾性作为这种模糊性的源头一样，D. 霍夫曼通过民俗学方法将这种模糊性追溯至包含神话的美国民俗传统中。霍夫曼认为，美国的神话，就是因循伊甸园和地狱、堕落状态中的人和非堕落状态中的自然等等对立性思维而延展开来的传统脉络。以此为基础的美国世界观作用于美国作家，使得其笔下产生了众多具有相似性的处于困境之中的人物形象。这个形象可能像霍桑传奇中的诸多人物一样，无法摆脱伊甸园和地狱的共同纠缠，也可能像踏上猎鲸之旅的伊希梅尔一样，从出猎走向探索走向启蒙。[51] 同样，R.W.B.刘易斯也是透过旧与新、悲剧与喜剧、堕落与纯洁、自由和束缚等对立视角，把基督教文化中的亚当形象作了美国化的移植，使之成为美国文学中的“亚当” 原型。美国文学就是围绕这一原型所展开的对话，而这种对话构成了典型的美国思想史。据此，刘易斯把十九世纪美国作家划分为希望派、怀旧派和反讽派。在刘易斯看来，以亚当为原型形象的美国文学，其形式和主题就是一个人类问题，其所构建的则是一个有别于希腊罗马神话的美国神话。[52]

无论是美国二元现实和二元论传统，还是美国文学与欧洲文学这种既类属又独立的关系，在L. 马科斯的笔下，都被统摄于“机器与花园” 的象征之中。在马科斯的论述中，文明与自然的冲突是普世性主题，不仅为古希腊诗人忒奥克里托斯（Theocfitus）和古罗马诗人维吉尔所关注，也是莎士比亚在《暴风雨》中所探索的问题。美国作为这一主题“特殊而真实的个案”[53]，早在伊丽莎白时代就被英国人或描绘成理想的田园，或视为黑暗的地狱，这种只取其一的视角无助于揭示美国真谛，反而将它遮蔽。马科斯认为，《暴风雨》则不然，其故事结局表明，无论是文明还是自然都无法解决上述冲突，它所暗喻的唯一出路就是本身即为自然之产物的艺术。而唯有这样的视野才可以用来揭示美国的“神秘性”：“美国看似承诺了人一直以来梦想得到的一切，但它也可能消灭他们已经获得的一切。”[54] 据此，马科斯指出，《暴风雨》的构想就是“经典美国寓言之构想” 的“序曲”。[55] 像《暴风雨》一样，无论是爱默生和惠特曼工业化了的田园理想，还是梅尔维尔包容对立面的田园理想，都没有中庸的结局。[56] R. 蔡斯在《美国小说与传统》中所得到的结论，与马科斯的这一结论完全相通。在蔡斯看来，生存于美国二元论传统和二元现实语境中并被其激活了的美国作家，作为“探索者”和“发现者”，必然对“异化、矛盾和无序等激进形式的美学可能性”进行尝试和探索，使得发源于英国小说传统的美国小说与作为“皇权事业”且在内容、形式、视角上“取中间之路的英国小说”分道扬镳，转而从遥远的中世纪传奇中吸取灵感，变成美国传奇。这种体裁，使得美国作家能够更为自由地利用语言，利用“神话、寓言和象征形式”[57]，重塑和探索矛盾现实，而不是美化现实。

莎士比亚的《暴风雨》插图

刘易斯指出，他著写《美国亚当》，旨在从美国文学中“理出” “新兴的美国神话”，这个美国神话不同于罗马神话，因为它“不是由某一个天才之人最终单独塑造而成的，它一直是、现在还是一个集体之事”，而发掘由集体性的对话所构成的美国思想史，也即发掘由美国作品所构成的可以“洞悉人类境遇”的美学体系和思想体系，则是他的最终目标。[58] 但是，以上论述表明，这个早已被ALG1926年研讨会作了战略性表述的目标，并不是刘易斯个人之事，它的实现是同时期诸多论著集体合作和行动的结果。但参与该行动的论著远不限于上述著作，也包括出版于同一时期但因篇幅有限而未被本文论及的其他多部著作，如H.N.史密斯的《处女地》（1950），A.N.考尔的《美国视域》（The American Vision, 1964），I. 哈桑论述当代美国文学的《过激的纯真》（Radical Innocence，1961）等等，包括被M. 考拉克丘直接溯源至劳伦斯《研究》的几部论著，其中有Q. 安德森出版于1971年的《帝国自我》（The Imperial Self）。[59] 这些与劳伦斯的《研究》一脉相承的论著，构成了二十世纪中期美国文学批评的绝对主流，因为，在罗素·雷星看来，它们不仅定义了美国独特性，构建了美国传统，也形成了“美国文学理论”。[60] 这些理论所构成的，与其说是美国思想体系和知识体系，不如说是美国特殊论的思想和知识体系。学科化对批评提出的对话性和互文性要求，可以说是民族诉求作用于文学批评的最终结果，至此也有效地服务于民族诉求，使批评成为在某种程度上相仿于造神运动的集体意识形态工程。

由于美国文学批评从十九世纪初诞生以来一以贯之的民族诉求使然，二十世纪中期美国文学学科的全面理论化、科学化和体系化，不仅没有形成有利于纠正或暴露美国文学批评漠视复杂性、多元性和破碎性现实这一问题的契机和视角，反而变成强化一元化民族认同和帝国主义想象的理性和合法性依据。此时的美国文学批评，如C·提奇所说，是“冷战批评，意识形态构建”[61]，同时，它“对过去的重新设计”，除满足政治动机外，也如F·费舍所说，“适应了智识上的需求，适应了新出现的以过去为对象的职业化研究的节奏”。[62] 的确，二十世纪中期的美国文学批评，一方面，正是运用劳伦斯的手法，获得了被劳伦斯所批判了的美国式自由，另一方面，也变成了劳伦斯最为不屑的商品产业和摒弃了灵性生命以满足精英目的的智识追求。费德尔森明确指出，艺术作品“的意义是没有边缘的，它的边缘就是整个宇宙”[63]，在这一前提之上进行著述的二十世纪中期的美国文学批评家，表面上看，似乎履行了劳伦斯所说的拯救艺术于艺术家的批评职责，但本质上，它却已经有了疏离艺术的明显倾向。

J. 伍德莱斯在颇为畅销的美国文学批评导读著作《八位美国作家》1971年修订版的前言中指出，从1955年至1969年，美国文学研究成果成倍递增，它所辑录和引述的由美国境外的学者所发表的美国文学研究成果也成倍递增，“显而易见，关注我们的文学的国家不再限于法国和德国”，“意大利、斯堪的纳维亚、东欧、以色列、印度、日本，甚至全世界，都开始深入研究我们的作家”。[64] 这或许是美国文学批评在经过了一个半世纪的努力之后所获得的最令其欣慰的丰硕成果。但是，自愿承担美国文学的助产士角色，无意间又担当了美国文学批评的助产士角色的劳伦斯，对此一定会有别样感言。

劳伦斯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的居所

[1] D. H. Lawrence, Studies in Classic American Literature, 1923, Reprinted edition，New York：Penguin，1977. 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明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2] Eugene Goodheart，“Lawrence and American Fiction，”in Jeffrey Meyers ed.，The Legacy of D. H. Lawrence：New Essays, New York：Macmillan，1987，p. 136.

[3] Kermit Vanderbilt,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the Academy, 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1986，p. 576.

[4] Gerald Graft，Professing Literature: An Institutional History，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7.

[5] David Shumway，Creating American Civilization，Minneapolis：U of Minnesota P，1994，p. 321.

[6] Eugene Goodheart，“Lawrence and American Fiction，”in Jeffrey Meyers，ed., The Legacy of D. H. Lawrence：New Essays，p. 136.

[7] Eugene Goodheart，“Lawrence and American Fiction，”in Jeffrey Meyers，ed., The Legacy of D. H. Lawrence：New Essays，p. 139.

[8] David Shumway，Creating American Civilization，pp. 321-322.

[9] Eugene Goodheart，“Lawrence and American Fiction，” in Jeffrey Meyers ed.，The Legacy of D. H. Lawrence：New Essays，p. 137.

[10] 萨克凡·伯克维奇《惯于赞同》，钱满素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8页。

[11] 基思·萨嘉：《被禁止的作家——D.H.劳伦斯传》，王增澄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07、114、l13页。

[12] 基思·萨嘉：《被禁止的作家——D.H.劳伦斯传》，第114页。

[13] D. H. Lawrence，“America，Listen to Your Own”， http://209.212.93.14/doe.mhtml?i=classic&s=lawrencel21520.

[14] Pyllis Decry Stanton，“Processing the Native American Through Western Consciousness”, in Wicazo Sa Review 12.2(1997), p. 60.

[15] Amain Arnold，“Transcendental Element in American Literature：A Study of Some Unpublished D. H. Lawrence Manuscripts，” in Modern Philology 60.1(1962)，pp. 43-44.

[16] Armin Arnold，“Transcendental Element in American Literature：A Study of Some Unpublished D. H. Lawrence Manuscripts，”in Modern Philology 60.1(1962)，p. 45.

[17] Amain Arnold，“Transcendental Element in American Literature：A Study of Some Unpublished D.H Lawrence Manuscripts”, in Modern Philology 60.1(1962)，p. 45.

[18] 基思·萨迦：《被禁止的作家——D.H.劳伦斯传》，第184页。

[19] 基思·萨迦：《被禁止的作家——D.H.劳伦斯传》，第184页。

[20] Michael J. Colaeureio，“Symbolic and the Symptomatic：D. H. Lawrence in Recent American Criticism”, in American Quarterly 27.4(1975), p. 487.

[21] 1815年《北美评论》(North American Review)杂志的发行，1829年首本美国文学史Lectures on American Literature(Samuel L. Knapp)的出版，标志着美国文学批评的正式诞生。

[22] 当时的许多经典文论都曾以美国民族文学作为主题，多数文论都可见于Gordon Hutner ed.，American Literature，American Culture，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

[23] Edgar Alien Poe，“Marginalia，”in Gordon Hutner ed.，American Literature，American Culture，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999, p. 25.

[24] James Russell Lowell，“Nationality in Literature，”in Philip Rahv ed.，Literature in America，Cleveland：The World Pub.1ishing，1962，p. 81，p. 82，p. 78.

[25] Benjamin T. Spencer，“A National Literature，1837—1855”, in American Literoture 8.2(May1936)，p. 156.

[26] Moses Coit Tyler，A History of American Literature，1607—1765，2 Vols，New York：G. P. Putnam’s Sons，1879.

[27] Howard Mumford Jones早在1933年就出版了一部泰勒传记The Life of Moses Colt Tyler. 

[28] Howard Mumford Jones，The Theory of American Literature，Ithaca：Cornell UP，1965，p. 171.

[29] 如Irving Babbitt的《文学与美国的大学》(1908)。

[30] Van Wcyk Brooks，“Creating a Usable Past”, in Dial，11 April，1918，p. 339，p. 338.

[31] Norman Foerster，“Factors in American Literary History”, in Norman Foerster，ed.，The Reinterpretation of American Literature，New York：Harcourt，Brace and Company，1928，p. 24.

[32] Van Wyck Brooks，“Creating a Usable Past”, in Dial，11 April，1918，p. 341.

[33] Norman Foerster，ed.，The Reinterpretation of American Literature，p. 24.

[34] Paul Lauter，“Melville Climbs the Canon”, in American Literature 66.1(1994)，pp. 1-24.

[35] Paul Lauter，“Melville Climbs the Canon”, in American Literature 66.1(1994)，p. 9.

[36] Carl Van Doren，The American Novel 1789—1939，Revised Edition，New York：The Macmillan Company，1940，p. 137，p. 162.

[37] 见http://library.duke.edu/digitalcollections/rbmscl/modern/inv/#bioghist

[38] Kermit Vanderbilt，American Literature and the Academy，p. 263.

[39] Norman Foerster, ed., The Reinterpretation of American Literature，New York：Harcourt，Brace and Company，1928.该书首篇文章就提到并赞扬了劳伦斯。MLA协会成立于1883年。1921年，该协会组建了美国文学组。1929年MLA美国文学组主办的《美国文学》杂志诞生。

[40] F. O. Matthiessen，American Renaissance，New York：Oxford UP，1941，p. ix.

[41] Kermit Vanderbilt，American Literature and the Academy，p. 521.

[42] Kermit Vanderbilt，American Literature and the Academy，p. 576.

[43] Myra Jehlen，“Introduction”，in Sacvan Bercovitch and Myra Jehlen，eds.，Ideology and Classic American Literature, Cambridge：Cambridge UP，1987，p. 3.

[44] Gerald Graft，Professing Literature，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7，p. 216.

[45] Gregory Jay，American Literature and Culture Wars，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7，p. 205.

[46] Charles Feidelson, Jr.，Symbolism and American Literature，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3，p. 105.

[47] Leslie A. Fiedler，Love and Death in the American Novel，Revised Edition，New York：Stein and Day，1966，p. 12，p. 27.

[48] Leslie A. Fiedler, Jr.，Symbolism and American Literature，p. 182.

[49] Leslie A. Fiedler, Jr.，Symbolism and American Literature，p. 232，p. 237.

[50] Leslie A. Fiedler, Jr.，Symbolism and American Literature，p. 370，p. 386，p. 370.

[51] Daniel Hoffman，Form and Fable in American Fiction，First Edition，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5，p. 171.

[52] R.W B. Lewis，The American Adam，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5.

[53] Leo Marx，The Machine in the Garden，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4，p. 35.

[54] Leo Marx，The Machine in the Garden，p. 45.

[55] Leo Marx，The Machine in the Garden, p. 69.

[56] Leo Marx，The Machine in the Garden, p. 222，p. 318.

[57] Richard Chase，The American Novel and Its Tradition，New York：Doubleday Anchor Books，1957，pp. 5-12.

[58] R. W. B. Lewis，The American Adam，p. 4.

[59] Michael J. Colacurcio，“The Symbolic and the Symptomatic：D. H. Lawrence in Recent American Criticism”,  in American Quarterly 27.4(1975)，pp. 486-501.

[60] Russell J. Reising，The Unusable Past，New York：Methuem，1986，p. 2.

[61] Cecelia Tichi，“American Literary Lawrence to the Civil War”, in Stephen Greenblatt and Giles Gunn，eds.，Redrawing the Boundaries，New York：MLA，1992，p. 218.

[62] Philip Fisher，“American Literary and Cultural Lawrence since the Civil War”, in Greenblatt and Giles Gunn，eds，Redrawing the Boundaries，New York：MLA，1992，p. 235.

[63] Charles Feidelson Jr.，Symbolism and American Literature，p. 146.

[64] James Woodress，“Foreword”，in J. Woodress，ed.，Eight American Authors，Revised edition，New York：W. W. Norton ＆ Company, 1971，p. xi，p. xii.

全文完

原载于《外国文学评论》200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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