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经历能否让你看到此刻的香港？ | 香港来信

政府网站提示：有症状的人不能去社区检测中心。

私人诊所职员说：“我们不能收你，你去医院等急诊吧。”

急诊室医生说：“医院的住院病房全满，如果X光结果无异常，就要回家等待检测结果。”

医院职员说：“你可以去门口坐小巴到地铁站。”

“居安抗疫”接线员说：“你也可以自己下楼买日用品，在接到确诊通知前，都不犯法。”

卫生署职员说，现在排队等候的确诊患者很多，全港医院病房全满，你可能要在家等候数个工作日才能去隔离。

撰文 贰叁

编辑 党元悦

2月20日，北京冬奥会闭幕那天，我离开了香港竹篙湾检疫中心。从2月9日检测出新冠阳性开始的这12天里，我的身份是一名新冠感染者。

不过，在确认感染的前六天里，我只能自己待在家里，直到2月14日才被香港特区卫生署安排住进了竹篙湾，集中隔离。这期间，我见到了恐慌的市民，高压之下的医院，人满为患的隔离营，以及略显混乱的防疫安排。

过去两年，香港曾经历过四次疫情反扑，但没有哪次像这次一样严重。2月23日，香港单日新增本土病例达8671例。一家媒体这样描述香港的疫情状况：无法与病毒共存，也无法“清零”。

2015年，我进入香港一所大学读本科，毕业后留下工作，到现在已经在香港待了快七年。我确诊的那天，距离我上一次自由往返内地和香港已经过去了两年多。2020年2月，除了深圳湾之外，香港和深圳之间的口岸都关闭了，也就是“封关”。往返香港和内地，通常需要经历“14+7”甚至更长时间的隔离。之后不久，香港和世界其他地方的连接也被切断了。

过去两年，香港也执行着“动态清零”政策，但却无法像内地一样，一有病例就封闭小区、让市民禁足，因此，疫情常有反复。

虽然前四波疫情都被控制住了，但香港总是距离“通关”一步之遥。同时，由于与内地通关的需求，香港又无法效仿世界其他地方去放开防疫管制，因此也无法完全向世界开放。

两年来，这座城市里的800万人，有人再没离开过，有人离开不再回来，也有人因为事业、学业或家庭需要，被迫承受着隔离带来的巨大时间和金钱成本。2021年底，“通关”的消息一度传得沸沸扬扬。当我们都怀揣着对“通关”的期待时，没想到新冠病毒又如此猛烈地杀了回来。

直到现在，我也不清楚我是在哪里感染的。但我把自己的患病经历记录了下来，或许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香港第五波疫情，何以至此？

2月8日，惠康超市

香港这次疫情的源头是两位违反防疫规定的国泰航空的空少。2021年底，这两名空少从芝加哥飞抵香港之后，在医学监察期间违规外出聚餐，导致疫情在社区中传播开来。至今，第五波疫情已造成超过50000人感染。

1月以来，政府的限聚令逐步收紧，要求餐厅在晚上6点后不能开放堂食，午市限一张桌坐两人，娱乐及健身场所关闭。

春节期间香港十分热闹，热门餐厅前许多人等候外卖自取，超市和街道上依然人流涌动。也是在这时，疫情急转直下。2月7日，假期的最后一天，香港新增了607例本地确诊，不少公司开始通知员工居家办公，我的公司也不例外。接下来至少一周，我都不用过朝九晚六的通勤生活了。我去了趟惠康超市，准备采购食材。

2月7日的大新闻是，因为不断有往返深港两地的货车司机确诊，所以深圳短暂封闭了文锦渡口岸，司机和蔬菜都滞留了，预计供港蔬菜会受到影响，菜价会上升。当天，相关消息在香港市民的社交网络上爆炸式传播，每个人都很焦虑。

在香港，惠康超市是一家面向平民的连锁超市，每天都有大批市民在自家周围的惠康购物，所以惠康的情况或许正是社会的缩影。疫情恐慌之下，惠康变得像一个战场。下午5点，我看到超市收银台前大排长龙，蔬菜区已经被扫荡一空，价格明显比过年前上涨不少。阿姨们围在仅存的西兰花菜篮面前抢购，我一看，价格是11元2个，而平日大概是10元3或4个。我没有买到其他蔬菜，买了一些冻肉、方便面和速冻食品便回家了。我看到街上还有许多人在逛街、购物，巴士地铁依旧拥挤。

晚上我没有睡好，嗓子痒想咳嗽，走路有些飘忽，第二天下午出现了低烧。我一度认为只是没休息好，过年吃多了上火的缘故。晚上洗了个澡，物理降温后又继续工作了。

那天我从新闻中得知，菜价一夜飙升，两棵生菜就卖到了40港币，一斤菜心要35港币。

2月9日上午，满街寻找检测包

一觉醒来，我还在发烧，而且嗓子嘶哑，咳嗽加剧，整个人异常疲劳。同时，我的“安心出行”App收到了“可能感染通知”。

“安心出行”是特区政府推出的抗疫App，从2021年11月起，政府要求市民在进入几乎所有公共场所时都要扫描安心出行留下行踪记录。如果市民与感染者的轨迹有所重叠，“安心出行”便会推送“可能感染通知”，建议市民去做核酸检测。不过，这一通知并非强制性的。我收到的那则通知提醒我，我曾在2月4日下午和感染者出现在同一场合，建议我做检测。想到我的症状，我隐隐担心起来，立刻请了病假，准备去做检测。

2020年11月起，港府在全港各大主要社区建立了社区检测中心，方便市民做核酸检测。一般来说，去社区检测中心做核酸是最方便的。但那两天，社区检测中心排队盛况堪比MIRROR（香港当红男团）演唱会抢票，朋友说，他站在街上等了5个小时才轮到检测。

而且政府网站提示，有症状的人不能去社区检测中心，会给别人带来感染风险。我家里没有检测包，朋友也没有囤货。我只能去看看有没有社区自助检测包。为了应对疫情，政府在全港120间邮政局、20个港铁站设置了自动派发机，市民可以每天免费领取一个深喉唾液样本收集包，把样本交回指定收集点后，便可等待检测结果。

我根据政府网站的指引，找到了离家最近的一个投放点，无奈发现当天已全部派完。又问了几家药店，新冠自测盒都已售罄。找了六七家私人诊所，均被告知满号，得知我发烧，他们拒绝收治，让我先去社区检测中心。

“可是我有症状，不能去社区检测中心吧？我不舒服，你们可以给我看病吗？”我问。

一位诊所职员回答：“我们不能收你，你去医院等急诊吧。”

回家躺在床上，我已浑身无力，全身发烫，无法起身，只能蜷缩在床上喘气休息。

2月9日下午，东区医院急诊室

下午3点，我决定打车去医院。那时还没有运送疑似患者的专车，救护车资源紧张，为了避免人群聚集感染，特区政府建议民众打的士或坐私家车前往医院。一路上我坐在窗边开窗通风，戴上了两层口罩，没有与司机交谈。10分钟后，我抵达东区医院急症室。等候区划分为发热病人区和非发热病人区，非发热病人区只坐了一个人，而发热病人区有十几个人。

我住在港岛东，东区医院是这个区域唯一的一家大型公立医院，而整个东区的居民有54万。到医院半小时后，我被叫到了分流站。护士用耳温枪一测，39.3度。她听了我的症状描述，脸色一沉，摇头叹气，快速把我带到户外的小帐篷里，说我是疑似新冠个案，要在这等待医生。

我听见隔壁帐篷里的阿姨在说自己去过哪里打麻将、接触过哪里的感染群组。焦虑袭来，再加上生病无力，我一直趴在帐篷里的桌子上，头顶的亮橙色明晃晃地刺痛着我的眼睛。

半个多小时后，急症室医生打电话来问诊。我告诉他，我没有收到过强制检测通知，也没有接触过确诊患者。

医生听了我的描述，说目前来看我不属于任何感染群组，而且属于轻症，所以要再等等，现在紧急危重病人很多，医院稍后才会安排我照X光和核酸检测。但医院的住院病房全满，如果X光结果无异常，就要回家等待检测结果。

特区政府主要靠两种方法寻找可能感染者。一种是封楼强检，另一种则是感染群组。所谓封楼强检，是指政府会封锁有确诊患者居住的居民楼进行强制检测。这与内地的中高风险区有些类似。而感染群组，是指有传播关系的感染者群体。在这波疫情中，感染最多的群组是“海景丝丽酒店12楼/东满楼/逸葵楼相关群组”，共涉及到至少768位患者。

等待的时间里，我越来越头晕无力，对护士说需要躺卧。过了一会，护士安排了一间负压隔离病房，给我吃了退烧和止痛药。小房间里只有一张床，抽风系统在头顶轰轰作响，我躺下看到的只有白花花的四堵墙，我戴着两层口罩，压抑又窒息。

我做了检查，在小房间等待了1个多小时，护士来告诉我，X光显示我的肺部正常，取药后可以自行回家等核酸检测结果。

那时已是晚上8点多，我问医院有没有提供定点运送疑似患者的车，医院职员说：“你可以去门口坐小巴到地铁站。”

我没有采纳他的建议，还是打车回了家。

2月13日，家

以香港的条件来看，我家算面积比较大的，拥有宽敞的客厅和卧室。得益于此，我这几天在家的隔离生活还不算太压抑。不过和大部分港漂一样，我和室友合租，共用厨房和卫生间。

居家三日，我一直在自我隔离，大部分时间都待在自己的房间，尽量避免与室友接触。吃了退烧药后，我的体温逐渐下降，但是嗓子开始说不出话，父母打电话来，我张嘴却发不出声音，喉咙像是被强力胶水粘住了一样。全身上下都在疼，就连洗脸也会疼。

我的身体依旧十分乏力，需要长时间躺在床上，只能手机打字，看看电视，困了就睡觉，一天能睡16个小时。我的手指跟不上大脑发出的指令，反应迟缓，盖瓶盖都费劲。嗅觉和味觉也丧失了，吃不下东西。

随后我开始剧烈咳嗽，排痰。每次坐在床上咳嗽时，床软乎乎的，我就像一个不倒翁，咳得摇摇晃晃，东倒西歪。我的嗓子就是一根严重堵塞的水管，每次排出痰后才能疏通一些。渐渐地，我可以发出声音了，也能感受到味道了，但似乎不太对，因为咸的挂面吃出来是甜的。

就连大数据都知道我生病了，甚至我还没确诊，社交软件首页推给我的帖子都变成了“新冠如何自愈”、“Omicron怎么治疗”。我点开看了一些，网友说，我的这个阶段是病情好转的征兆。我有些放心。

此时，室友在网上抢购到了自测盒。而我已等待了两天，东区医院的检测结果仍未出。我决定用自测盒检测，结果毫不意外，是两条杠：阳性。而室友是阴性。

我立刻打电话给东区医院，表示我自测已呈阳性。他们这时才查询到，其实我的检测结果已出，是阳性，但后续安排和书面结果需要等卫生署通知。

我确诊了新冠。

我开始通知我过年期间接触过的身边的朋友，提醒他们做检测，所幸大家检测后都无恙。由于不知道卫生署何时能送我去隔离，室友在得知我确诊后，晚上决定找其他住所隔离。但室友无法入住酒店，在香港也没有家人，我们只好连夜寻求朋友、同事的帮助，动用各方资源，最终找到了可以隔离的空房间。同时，我打电话询问政府后续安排以及我的去向。

那天我打了二十多通电话给不同的部门。卫生署的电话几乎每个都是占线、空号或打不通。我也不知道，究竟有多少市民正在求助。

我打给东区医院，医生说这个结果他们已经上报等卫生署处理；我打给卫生署，职员表示还未收到我的检测结果，需要等负责监察患者行踪的追踪办追踪我的资料。职员说：“其实医院应该通知追踪办，追踪办跟进后才汇报给我们，我们才会安排你去住院或隔离营，要不你打去追踪办问问？”

卫生署职员还说，现在排队等候的确诊患者很多，全港医院病房全满，我可能要在家等候数个工作日才能去隔离。

当日香港新增1325宗确诊，但因为我一直没有收到确诊编号，居所也还没有被列入政府公布的确诊大厦名单，所以我并不在确诊的数字里。后来我才知道，许多像我一样在家等候的患者，要在好几天之后才会进入特区政府公布的确诊人数里。

急诊室只给我开了四天的药量，所以我拨打了民政事务总署的“居安抗疫”求助热线，想问一问药物和物资问题怎么解决。对方说，政府无法提供帮助，建议我找朋友家人协助购买。

热线接线员还提出了建议：“你也可以自己下楼买日用品，在接到确诊通知前，都不犯法。”

2月14日，竹篙湾检疫中心

情人节这天，我收到了一份礼物：特区政府打来的电话。

电话那头是消防署的职员，说卫生署下达了通知，他们准备派救护车来接我去竹篙湾隔离中心。

2月14日，距离我发病已经过去了7天，我仍未收到任何书面的确诊证明和检测结果。周末两天，我自测两次均已转阴，体力已完全恢复，除了偶有咳嗽和流鼻涕，身体基本自愈。当我询问更多隔离细节，以及现在隔离营床位紧张，我自测转阴是否还需要入住隔离营，消防署职员表示不清楚，“具体问题要问卫生署那边，我们只负责派车。”

一辆标有“非紧急救护运送服务”的白色中巴停在我家门口，下来了两个穿着防护服的工作人员核对我的信息。车上还坐了七个同样要去隔离营的人，大家戴上工作人员发放的一次性防护面罩，彼此隔开了座位，一路上除了偶尔听见口罩下沉闷的几声咳嗽，没有人说话。我们在沉寂的夜里穿过繁华城市，开向大山深处。经过迪士尼度假区的大门时，马路上空无一人，车窗外闪过米奇笑脸的招牌，道路尽头一排排货柜屋亮着惨白的灯，提示我们的目的地到了：竹篙湾。

竹篙湾是个什么地方？简单来说，就是特区政府2020年在大屿山的空地上搭建的一批货柜屋，比邻迪士尼乐园。目前有超过3000个房间，全部用于检疫隔离。在建筑署的网页上，竹篙湾被当作2021年建筑行业一种突破。网页上写着：“空前突破，在极短时间兴建大型检疫设施。”

来隔离前，我在网上搜索竹篙湾，网友分享都提到“食物难吃”，“需要自备酱料”。有港人说住得“让人发癫”，时不时见到居民拍门大喊，“惨过坐监”。因此，竹篙湾也得名“糟糕湾”（粤语谐音）。

于是我做好了最坏的打算，行李箱里带上了枕头毛毯，iPad、电脑和小音箱，捎上一瓶家里的酱油，还塞了许多面包干粮。

当天入营的人很多，我在车上等了一个多小时，才来到集中的入住点等候。政府规定，只有轻症和无症状的患者才能送到竹篙湾隔离，我看到等候入住的大多都是年轻人，有带着小孩的一家三口，还有不少东南亚裔。

晚上11点半，我终于入住。我的房间比想象中大。大约20平米，配有独立卫浴，两张1米宽的床，热水壶、暖气、电视等设施，还有各种洗漱用品和床上用品。我把两张床拼了起来，挪动了床头柜的位置，便拥有了香港罕见的两米大床房。

竹篙湾六天

在竹篙湾，所有沟通都通过电话进行。其中，民安队负责膳食和日常物资，医疗部由卫生署和医管局的职员组成，负责所有的检测和治疗工作。

直到这时，我仍然没有收到确诊编号和隔离时间等信息。我给医生打电话，对方有些不耐烦地说：“现在进来的人太多，我们通知不过来，一般要住一周，会有人通知你做检测的。”医生还说，如果两次核酸检测均为阴性，CT值符合出院标准，就可以出院了。

隔离营似乎不像网上说的那样可怕。这里免费提供一日三餐，每日有ABCD四餐可选，入营时在菜单上勾选好一周的餐食，手机上提交给工作人员。

据说过年前隔离营更换了供应商，我感觉饭菜的味道还不错，大致相当于我们大学食堂的平均水平，时不时还会有班戟、欧姆蛋、炖牛肋骨等特别菜品，当然，也有传说中需要自备酱料的白煮意粉。虽然饭菜的份量不大，但这里还提供免费无限量的饼干、小蛋糕、薯片、水果和泡面，饿了可以充饥。水是最充足的物资，工作人员每天还会送来三瓶750ml的水，基本喝不完，直到我出营，桌上还有十瓶未开封的水。

我在营的六天里，由于隔离人数爆满，隔离营的几条专线电话基本处于占线状态，很难拨通，工作人员偶尔会忘记送饭，打电话补充物资需要等候4-5小时。我从早到晚都能见到巴士载着一批批隔离人士前来入住。新闻里说，香港的医疗资源已经明显不够，各部门人手安排不足。

据我观察，不少隔离营工作人员为社工或者兼职，派饭送物资的都是五六十岁的阿叔阿姐，出院那天增添了一些年轻面孔，操着带方言口音的普通话跟我们沟通，我猜想他们或许是广东派来支援的医护人员。

入住第二天，因为营内维修，我被换到了二楼的新房间，窗外是一望无际的森林和山丘。于是，看树和听鸟叫成了我在隔离期间最大的乐趣。

可惜好景不长，有一天早上，我被轰隆隆的挖掘机声音吵醒，拉开窗帘，发现窗外的树林已经被占领。新闻上说，新一期的隔离中心开始施工，特首参加了竹篙湾启动仪式。她还宣布，内地援建的社区隔离治疗设施项目将在竹篙湾及启德游轮码头提供约1万个隔离及治疗单位。同时，特区政府也会征用新落成的公共屋邨楼宇、租借酒店，以及改装室内体育中心，争取为感染者提供2万个入住床位。

2月20日，出营

冬奥会闭幕这天，香港只有6度，为年度最低温。我收到通知，检测阴性，可以出“营”了。我在雨中登上了前往青衣地铁站的大巴，离开了竹篙湾，随后坐地铁回家。近半个月来，我第一次搭上了地铁。港铁线人流量很大，周末更是格外拥挤，而如今车厢内异常空荡，整排座位只有我一个人，大家自动保持很远的社交距离，戴着厚厚的口罩，安静得只剩下地铁行驶晃动的声音。

那一天，医管局通报说，共有3601名确诊及初步确诊病人在公立医院、北大屿山医院香港感染控制中心、医管局传染病中心、亚洲国际博览馆接受治疗。还有2000多名病人在竹篙湾和荃湾社区的检疫设施内隔离。那么其他病人呢？我想，他们或许也像我一开始那样，只能待在家里。

在自测阳性后的第12天，我终于拿到了我的确诊报告和医生证明。卫生署也终于联系了我，确认了我的个人信息，并将我家登记到确诊大厦名单中。由于检测需求过大，政府修订了政策，同一座大厦有两个单位在短时间内感染，才需要强制检测。我也询问同住室友的隔离问题，卫生署职员说，由于我室友在我确诊当天搬离了居所，因此不属于密切接触者，政府不再追踪。我的室友也至今没有收到过任何政府部门的来电。

在“同心抗疫”的网站上，我看到了卫生署于2022年2月18日上传的最新版《出院条件》。这时我才了解到，原来，医院会优先安排风险较高和重症患者入院，轻症或无症状患者需要回家等待，之后卫生署尽量安排去集中隔离。

如此来看，我或许是确诊者里较幸运的那个，至少我接到了卫生署的电话。新版的《出院条件》新增了一条指引，如果在居家14日之后，自测结果转阴，就无须再去隔离。

我回来的这天，天气寒冷，很多病患还在医院外等候治疗，社区检测中心前依旧人满为患，居民冒雨排长队等候检测。朋友早上七点半排队拿号检测，发现队伍从5点开始已经绕了操场几大圈，8点整，当日的号全部派完。我看了医管局网页更新的全港公立医院急诊室轮候时间，看到在深水埗、旺角，医院急诊室的等候时间都超过了七个小时。

我不敢想象，此刻香港的医疗系统正承受多大的压力。

2月23日，香港

情况还在恶化，香港又新增了8671个本地病例。死亡人数也在增加，2月份到现在一共有161名患者去世。特首说，香港将会在内地的帮助下进行全民检测。她坚持说，香港将继续以“动态清零”作为目标。

出院后，我整理了有用的药物和防疫物资，在社交软件上分享了居家新冠自愈指南，希望能帮助更多人。发出帖子后，我收到了很多网友的咨询，了解到像我这样等候期间在家自愈，转阴后才拉去隔离的例子还有很多。也有的人已在家等候10天，病征未完全好转，全家人都已感染，但仍未接到卫生署的任何通知。我还读到一篇报道，说有老人在深水埗6平米的劏房里被困了9天，才终于拨通了卫生署的电话。

相比很多正在等候入院的患者而言，我是幸运的，病毒没有感染肺部，可以在家自愈；在生病之后得到了热心朋友和同事的帮助，自发给我送药送食物，并且我最终能够入住隔离营，在一周内出院。可能由于病毒量低，我的室友没有被感染，此前接触过的朋友也都安然无恙。Omicron传播速度快，追踪难度大，像我这样源头不明的个案越来越多。

我是如何感染的？我始终不得而知。可能在超市，可能在路上，也可能是某个路人咳嗽了一声，打了个喷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