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外势力”的幻影

昨天10:48，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先后在推特、微博上宣称“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已去世。CCTV等各家媒体随即跟进转发，此事在网上迅速传开，但11:17袁隆平的秘书出面说明仍在治疗，人民日报等官方渠道出面辟谣，舆情顿时反转，到11:57，CGTN表态“对此前报道不慎深表歉意”。话音刚落，消息又传来：袁院士于13:07去世。这次是真的了。

像这样的舆情再三翻转，这两年也早已不鲜见，耐人寻味的倒是在“辟谣”之后许多人的反应：他们并不是质疑各路媒体的新闻素养，而是怀疑这“传谣”是受“境外势力”操纵的破坏性行为，讥讽“CGTN是不是收了美金”，甚至连“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这样的话都搬出来了。

当然，这些话或许也不免有戏谑的成分在里面，但国内近些年的公共事件，到最后往往都不免牵扯到那个神秘的“境外势力”。连前不久成都中学生坠亡事件之后的悼念活动，也有人这样言之凿凿。不管听起来多么令人匪夷所思，确实有一大票人深信不疑。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有那么多国人在遭遇公共事件中大大小小的问题时，容易归结为“境外势力”？

一百年前，美国传播学家沃尔特·李普曼就在《公众舆论》一书中指出：公众的反应其实并不是针对真实世界，而是对自己头脑中的那个“虚拟世界”。他说：“如果对一件事情产生了强烈憎恨，我们很容易就会把它同我们所强烈憎恨或恐惧的绝大多数事情联系起来，认为它们之间有着因果关系。”

这其实是人的本能。如果你所接收到的信息一直告诉你需要担忧某件事，那么一旦有什么事发生，你自然会第一反应联想到它。前些年，有陨石在西伯利亚坠落，半夜发出巨响，一位当地老妇事后回忆，她第一反应就是：“美国人终于打进来了！”

人们据此相信，发生在自己身边的坏事，正是那个无处不在的神秘势力所为。只不过，中世纪的人们会诅咒是魔鬼在搞破坏，近代的西方人归结为神秘的共济会和犹太人的幕后黑手，前些年川普和他的拥护者则谴责那个操纵美国的“深层国家”（deep state）。

至于我们中国人，以往多是指向“阶级敌人”，而近些年来则越来越多地诉诸“境外势力”。这种矛头的变化，本身就体现出中国社会一种深层次的结构变迁：“我们”从一个按阶级纽带（“亲不亲，阶级分”）连结的共同体，转变成了一个边界之内的紧密整体。

既然破坏力量本质上都来自或从属于“境外势力”，那么隐含的推论势必是：“境内”的我们必须保持团结一致，因为任何异议、抗争，都可能被视为是在有意无意中“递刀”，刚好方便了敌人“从内部分化、肢解”的阴谋。只要这种情绪唤起，它的见效是如此之好，以至于成了一个终极大杀器，一旦祭出来，几乎总能立竿见影地让人闭嘴。

这种社会心态的转向，与1990年代“告别革命”之后的趋势是一致的。那意味着“中国转向自身”，从国家、民族、文化中寻找自我身份认同。这样，既然“国家”是一个紧密团结的整体，那么理论上破坏力量就只能来自外部了。

实际上，这非常接近一个封闭的传统大家庭里提防“外人”的家长式心态。也就是说，一家人应当不分彼此、绝不能向着外人，而有任何事，都只能是外人的挑拨离间所致。因而与这种对“境外势力”的指控相一致的是，很多人极为反感任何在他/她看来是挑起社会“撕裂”的行为，因为那就破坏了自己心目中那个和谐的整体。

在国内网上时常可见对“白左”、“圣母”的嘲讽，这或许是因为，我们这个国家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不是注入某些普遍主义元素（如法国革命的“自由、平等、博爱”），相反是随着“天下”的崩塌和对“公理”的失望，经历了对普遍主义元素的幻灭与剥离，这与许多国家大相径庭（如美国的民族主义是普遍主义的面目出现的），倒是与拿破仑战争后的百余年里德国的思潮类似，即将普遍主义视为帝国主义统治的遁词，而主张有自己的独特文化与道路。

自近代以来，“爱国”话语就已成为超越不同政治立场、主张、思想背景的共同基础。日本学者吉泽诚一郎认为，这与报纸、杂志等近代媒体的流通关系密切，使民族情感被广泛地共享和再生产，进而意味深长地指出：与其说爱国主义主张有着逻辑说服力，不如说是因为诉诸感情。

在一个危机年代，出现这样的主张是不必意外的。20世纪初，右翼的“法兰西运动”领袖夏尔·莫拉斯就曾提出“重建民族主义”，认为法国作为一个大国，在面对德国、英国这样强大的外部敌人，必须放弃共和。他倾向于回归古典秩序，将保守的天主教会作为稳定的基石（尽管他本人并不信仰），而把犹太人、新教徒这类“非法国”的因素从一切有影响力的位置上清除出去。

反观中国当下，这种防御性的反应也可见个体命运是与共同体紧密捆绑在一起的，尤其取决于其高度稳定，而不容任何“破坏”。这或许比朝向内部敌人要好，但在强化凝聚的同时，也不知不觉中转向了自我封闭，因为外部世界已经被视为一种无法掌控的威胁。

这倒也并不是说这全然是空穴来风，但这个含糊暧昧的指称其实是难以证实的，也因此更是无法证伪的——对于相信的人来说，永远能找到无数“证据”来支撑自己的结论。这就会出现一种对峙的局面：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

透过这种棱镜来看待世界的个人，也因此很难成为一个独立的、自主自决的主体，而类似荣格所说的“无意识的主体”，他对环境的认知，其实是一种建立在虚幻关系上的投射，这会导致自闭，因为他会“梦见一个其现实永远也无法达到的世界”。这种无意识因素遮蔽了世界，编织成一个茧，最终将他自己封闭在里面。

公平地说，在不同社会中，这样的现象多多少少都有。在登月被民间渲染为一场“好莱坞拍摄的阴谋”之后，宇航员尼尔·阿姆斯特朗也曾感慨过：“人们热爱阴谋论。”

若说中国有什么不一样，那或许在于，一方面，中国社会其实是阴谋论的沃壤；但另一面，很多人甚至都意识不到“境外势力”的说法也是一种阴谋论。它创造了一种让也许是大多数人舒服的幻觉：“我们”所有人都是紧密无间的，那些异质的声音都是有意无意受外部敌人操纵的结果，从而也就避免了痛苦的自我反思。

但是阿伦特说过：“只要有人呼吁团结，就会有人窒息而死。”曾发誓“永不离开波兰”、亲历波兰社会在“告别革命”之后转向“国家、教会、传统”的亚当·米奇尼克也曾表达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为波兰的罪过感到羞耻的人，才是真正的波兰人。”很难说中国社会将如何演变，但如果能有所变化，那或许应当从我们每个人勇于自我反思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