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易寒: 为什么社会不能止步于“尊重穷人选择”? | 文化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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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与反贫困，不仅是一个重大的研究议题，更是一个关乎人性、检验制度的实践“考题”。一套制度是否优越，最重要的标准应当是制度体系下的人是否生活得有尊严，而贫困常常会剥夺人们最基本的尊严。《贫困的终结》汇集了“扶贫教授”李小云多年的理论思考与实践感悟，由短文、小品结集而成，不是一本系统的专著，但却充满了思想的火花。李小云自2015年起，在云南勐腊县贫困瑶族村河边村开展驻村扶贫。在河边村与村民同吃同住6年，这不只是为李小云的写作提供了丰富的细节，也给了他一个开展社会实验的机会，创造了复合型产业与深度贫困综合治理的河边扶贫模式。

▍贫困元问题：与现代性背道而驰的穷人经济学

“贫困的终结”是一个宏愿，需要立足根本，追溯源头，李小云瞄准了贫困的元问题，进而提出扶贫的元方案。在他看来，贫困的元问题就是生存性竞争导致的基于物质获取差异的社会化过程，基于对物质的崇拜和基于物质贫乏而产生的耻辱，社会化的道德出现；社会阶层对于差异的固化以及现代社会理性扩张导致的不同种群和国家之间在物质供给方面的差异。简而言之，当代的贫困问题主要与现代性的缺乏有关。

“现代化的穷人”是指没有或很少被现代性伦理影响到的、不具备现代性伦理思维方式的群体。深度贫困主要在于现代性的缺乏，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发展”问题。对于很多前现代的群体而言，难就难在如何让他们接近和把握现代性伦理。

笔者将李小云的这个观点概括为：贫困群体通常奉行一套与现代性背道而驰的“穷人经济学”。在富裕群体看来，穷人经常是缺乏“理性”的。譬如，穷人为什么不愿意储蓄？相互借钱是河边村村民经济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有限的资金在村里的流动维持了村民的生计。一个贫困的社区事实上就是一个穷人的银行。整个村庄就像一个大的资金池，每家每户只要有钱，都有可能为其他村民提供帮助。

穷人往往不太重视人力资本的投资，他们更愿意及时行乐而不是“延迟满足”。越是低收入的群体，越注重食物的口味。穷人更倾向于在有钱的时候买烟和酒，而不是去买牛奶和维生素。一个“理性”的人应该意识到，牛奶和维生素是具有“健康投资”性质的消费，而抽烟喝酒则是一种纯粹的消费；但很多穷人不管这些，“烟不喝酒，活着还是有什么意思呢？”经济学家班纳吉和迪弗洛认为，穷人的首要选择是让自己的生活多一些趣味。

穷人常常会把有限的钱花到不该花的地方。譬如，城里人发现农村的“人情”“红包”“礼金”特别重，不仅超出了他们的经济负担能力，甚至会高于城里的一般水平。他们不知道的是，对于穷人来说，这其实就是一种“众筹”或小额信贷，他们通过红包的方式筹措了红白喜事的资金。

穷人与富人相比，最大的区别也许并不在于财富的多寡，而在于风险的概率。穷人随时随地都面临着各种风险威胁。贫困会让你更容易生病，由于不能及时有效治疗，小病容易拖成大病，大病会导致无法摆脱的贫困陷阱。贫困会让你与犯罪相关联，有时是受害者（住在廉价但不安全的社区），有时是施害者（为生计铤而走险）。

基于对贫困元问题的认识，李小云指出：扶贫的元方案就是把现代性扩张到没有掌握现代性伦理的群体。这一过程其实就是“发展”。李小云在河边村的扶贫实验就是这样做的。他发现，虽然河边村的村民与现代化不是完全隔绝的，但他们与现代生活有着很长一段距离。“我要找一个把河边村和现代性连在一起的对接点。”他最终在村民的房子里找到了连接点，把河边村的房屋改造成保留瑶族文化特色的杆栏式民居，同时在每户民居内建设一间嵌入式客房，用来接待游客。这个项目被打造为“瑶族妈妈客房”。李小云团队充分利用河边村的气候、雨林和瑶族文化资源，把河边村打造成集小型会议、休闲、康养和自然教育为特色的新业态产业。村庄美化、厕所革命、厨房革命以及会议设施建设等都被纳入贫困综合治理。2019年初，李小云把“瑶族妈妈客房”项目移交全体村民，由村民自主打理。河边村的扶贫模式，本质上就是李小云团队将现代性的价值观、工作伦理和生活方式引入村庄。

▍为什么扶贫不能止步于“尊重穷人的选择”

李小云有一个重要的反思，就是我们的扶贫工作在多大程度上应该“尊重穷人的选择”？如果穷人不愿意工作，不积极进取，不接受现代性，不愿意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扶贫者是否就应该听之任之呢？

这个问题涉及穷人的主体性问题，也涉及个体的权利问题，以往的很多理论探讨往往含糊其辞。李小云则旗帜鲜明地反对这种立场。他认为，“尊重穷人的选择”在原则上并无错误。然而真正的尊重并不是简单地问他们愿意做什么，而是要了解他们所处的环境以及他们为什么做出特定的选择。也就是什么原因造成他们陷入自我破坏的恶性循环。无论穷人还是富人，他们在做决策的时候都是基于特定的社会条件和情境，这些条件和情境会结构化他们的选择。影响穷人决策的一个重要社会条件就是不平等的程度。不平等之所以影响一个人的选择不在于是不是他自己的选择，而在于不平等条件下，优势和富裕群体对于机会的系统性垄断，从而产生对穷人机会的系统性排斥，他们的贫困深深地嵌入在现行的制度中。当面临系统性的机会剥夺时，相当一部分穷人会用自我放弃来进行回应。

穷人未必不知道“长期投资”的重要性，而是因为“等不起”或“等不到”长期投资的回报。对于真正的穷人来说，“短视”可能是一种生存策略。短期收益的风险低，而长远投资的回报周期长，不确定性也更高。对于有一定经济基础的人来说，长期投资的风险是可以容忍的；而对于真正的穷人，他们无法承受这种风险，甚至根本无力进行投资。这就是为什么在富人的眼里，穷人的选择往往是非理性的、短视的，“拣了芝麻丢了西瓜”。从这个意义上讲，穷人的选择并不一定代表他们的自主意志，而只是外部环境塑造下的“不得已而为之”。

李小云尖锐地指出，“尊重穷人的选择”正面讲是一种天真，负面讲则是一句冰冷的托词。“扶贫人”止步于“尊重”这个道德屏障就形同把穷人推向深渊，因为可供穷人选择的机会很少，更好的做法是为穷人提供更多的选择机会。当权利和机会不平等时，扶贫人不应该拿着“尊重穷人的选择”的道德原则去鼓励穷人在原有的轨道上重复，而应该拿出不同于穷人生活和生计方式的方案去扶持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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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政治学

李小云基于河边村的经验指出，贫困既是一个客观的现实，也是一个政治、经济、社会的再生产品。穷人一旦身处低收入、高支出、高债务的贫困陷阱，通常很难仅凭自身的力量脱贫。

如果说贫困首先是一种经济现象，那么，扶贫则具有鲜明的政治属性。邓小平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不消除贫困，社会主义的制度优越性就得不到彰显。习近平则强调：“消除贫困是人类共同理想。”反贫困是全人类的普世价值；战胜贫困，才有可能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只有理解了扶贫的政治属性，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党和国家要举全国之力开展精准扶贫。没有在贫困中挣扎过的人，很难体会贫困的顽固性。贫困是一种典型的路径依赖，长期的贫困会损害你的自信，让你部分丧失判断力；贫困会摧毁你的自尊，伤害你的健康；而这些又会反过来加剧你的贫困。

改革开放以来，按照现行贫困标准计算，中国7.7亿农村贫困人口摆脱贫困；按照世界银行国际贫困标准，中国减贫人口占同期全球减贫人口70％以上。这项成就堪称“又一个中国奇迹”。40年的快速经济增长奇迹靠的是对内分权、对外开放和市场化改革；7.7亿人口的脱贫奇迹既有赖于经济增长的奇迹，又得益于具有平等导向和强大资源配置能力的政治体制。市场的力量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让社会上的绝大多数人不同程度地受益；政党和国家的力量则顾及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坚持脱贫路上“一个都不能少”，从而实现益贫式增长。

作为一个扶贫者，李小云堪称知识分子的典范，无论河边村的扶贫模式是否可复制可推广，这种“强干预”的社会实验就足以在学术史和乡村建设史上留名；作为一个理论家，李小云对于贫困元问题的界定是值得商榷的：在他看来，现代性伦理的缺乏是贫困的主要原因；但事实上，现代性的扩张恰恰也是制造贫困的重要驱力。在传统社会里，乡民可以维持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世外桃源”在一定意义上是可能的；而随着现代性的扩张，伴随着市场的兴起与财富的集聚，“稀缺”和“匮乏”也随之产生，乡民不再是自足的，现代的生活方式让他们对现金产生强烈的需求，对物质的向往不仅仅创造繁荣，也制造贫困。现代化一面缓解绝对贫困，一面加剧相对贫困。这就是现代性的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