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物致知，信而有证；厘清源流，以裨发展。学科史梳理是学科发展的基础工作，因而也是行之有效的文化积累工程。通过尽可能竭泽而渔式的梳理，即使不能见人所未见、言人所未言，至少也可将有关研究成果（包括研究家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总结整理、传之后世。从学科史的角度看，外国文学同中国现代文学本是一枚钱币的两面，难以截然分割。首先，“百日维新”（康有为、梁启超等）“托洋改制”的“体”“用”思想是改良派取法西方文艺复兴运动（“托古改制”[1]）思想的一个显证。1898年林纾翻译《巴黎茶花女遗事》也是我国第一次自主引进外国文学，从而与严复、梁启超和王国维等人殊途同归。严复与梁启超分别于“百日维新”期间倡导中国文学的改革路径应以日本与西方文学为准绳。严复提出了译事三字经“信、达、雅”，而且亲历亲为。“信”和“达”于翻译不必多言，而“雅”字不仅指语言，还应包含遴选标准，即价值判断和审美取向。王国维则直接借用叔本华悲剧理论创作了《<红楼梦>评论》（1904）。![]()
其次是“五四”运动。关于这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中国共产党党史明确视其为直接影响了中国共产党诞生和发展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分水岭。[2]同时，它也是中国思想史的一个分水岭：“五四”运动故而又称新文化运动。如果说“维新变法”取法的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那么“五四”运动显然是更为明确的“别求新声于异邦”（鲁迅语）了。同时，“五四”运动以“忧国感时”、“反帝反封建”为己任，强化了文学的意识形态属性。同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胡适在评论陈独秀时就曾说过，陈独秀对五四“文学革命”作出了三大贡献：一、由我们的玩意儿变成了文学革命，变成了三大主义；二、由他才把伦理道德政治的革命合成了一个大运动；三、由他一往直前的精神，使得文学革命有了很大的收获。[3]“五四”运动以降，外国文学被大量介绍到中国。这快速改变了中国的文学生态和中国知识分子对文学的认知，起到了除旧布新、引领风气的功用。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写道：“因为所求的作品是叫喊和反抗，势必至于倾向于东欧，因此所看的俄国、波兰以及巴尔干诸小国家的东西就特别多。”[4]《新青年》《小说月报》等刊物利用外国文学宣传科学、民主和民族独立思想。如此，英、法、德、意、西文学和俄苏文学、东欧被压迫民族文学以特刊形式得以评介。到了上世纪30年代，鲁迅还联手茅盾创办了《译文》[5]杂志。除国外现实主义文学外，方兴未艾的现代主义文学也一股脑儿进入我国，后者在上海等地掀起了现代派诗潮。从鲁郭茅、巴老曹到以冯至为代表的抒情诗人和以卞之琳、穆时英为旗手的新诗派；中国新文学大抵浸润在蜂拥而至的外国文学和本国现实两大土壤之中。而且，多数中国现代文学的代表作家也大抵是一手翻译，一手创作的“双枪将”。故此，围绕外国文学翻译，作家鲁迅和瞿秋白曾同梁实秋和陈源等人进行辩论。鲁迅在1931年写给瞿秋白的信中，系统阐述了他的翻译观。鲁迅主张“凡是翻译，必须兼顾这两面，一当然力求易解，二则保存着原作的丰姿”；他针对一些主张“宁顺不信”的人，提出了“宁信而不顺”的意见（所谓“硬译”说便是梁实秋对鲁迅的反诘，而“直译”才是鲁迅倡导的方法）。瞿秋白进而提出了“信顺统一”说。这些都是他们在翻译实践中得出的基本判断。这已经牵涉到文学翻译的“归化”和“异化”问题。而外国文学的翻译和译学、出版和评价等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的新文学，乃至白话文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出于革命斗争和思想启蒙的需要，外国文学的译介一直十分注重思想性。鲁迅自《摩罗诗力说》起便以特有的洞察力和战斗精神激励外国文学工作者。茅盾关于外国文学的不少见解也主要基于社会功能和思想价值。茅盾的《西洋文学》、瞿秋白和蒋光慈的《俄罗斯文学》、郑振铎的《俄罗斯文学的特质及略史》、周作人的《欧洲文学史》、吴宓的《希腊文学史》等是当时较有影响的专题著述。虽然这些作品还称不上多么深入的研究，但即便如此它们的出现也并不一帆风顺。俄苏文学和东欧被压迫民族文学的介绍，先是受到了“学衡派”的攻击，后来又受到林语堂等人讥嘲。苏联文学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还遭到了国民党政府的封杀与追剿。就连“创造社”和“太阳社”的左翼知识分子也一度嘲讽鲁迅为“中国的堂吉诃德”。由是，鲁迅曾赞誉苏联文学的译介者为普罗米修斯式的盗火者。郑振铎认为“灌输外国的文学入国中，使本国的文学，取材益宏，格式益精，其功正自不可没”。[6]从“娜拉的出走”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大批热血青年在外国文学的感召下走向革命或抗日救亡运动。尽管大批作家参与了译介外国文学的工作（其中有胡适、鲁迅、茅盾、周作人、刘半农、郑振铎、赵元任、李青崖、谢六逸、沈泽民、张闻天、夏丏尊、陈大悲、欧阳予倩、陈望道、李劫人、王鲁彦、李霁野、宋春舫、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田汉、巴金、周立波、穆旦等、沈从文、丁玲、冰心、艾芜、萧军、萧红、端木蕻良、路翎、冯至、周扬、卞之琳、李健吾、杨绛，等等。这个名单几可无限延续），但经费不足、出版混乱、良莠不齐和研究缺失[7]等问题始终存在。而这样的问题一直要到1949年以后才得以基本改观。
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的外国文学翻译和研究跃上了新的台阶。尤其是在研究领域，最初十年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开始四五年是准备时期。当时新中国刚成立不久，了解外国文学的学者不一定熟悉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因此，他们在参加一般知识分子初期思想改造运动的同时，被规定从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开始，进行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补习。联系外国文学工作的实际，他们同时需要借鉴苏联同行的经验。为此，不少人还自学了俄语，以便直接阅读有关原著，甚至翻译苏联学者的外国文学史著作。经过这段时期的准备，在1955年和1956年之间，党中央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也相继出台，外国文学研究工作真正进入了发展阶段，一大批研究成果陆续发表。但是，工作刚取得了一些经验，成果还来不及得到检阅，1957年就开始了全民整风运动。翌年，学术批判运动迅速展开，外国文学研究工作中的“一部分残余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受到了批判。然而，与此同时，时任中央宣传部长的陆定一提出要引进一套外国文学名著。嗣后，“三套丛书”计划启动。它们是“外国文学古典名著丛书”、“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和“西方古典文艺理论丛书”。随着时间的推移，有关丛书的名称略有调整，但围绕“三套丛书”所展开的外国文学研究工作全面推开。1964年，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外国文学研究所成立，并接手“三套丛书”工程。这为新中国外国文学学科建设奠定了基石，同时也为中国文学的发展、繁荣奠定了基础。![]()
总体说来，以鲁迅为旗手的新文学运动固然十分关注外国文学，但从研究的角度看，20世纪20至40年代虽不乏亮点，却并不系统。出于特殊的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几乎可以说是一次重新出发。而社会主义苏联则顺理成章地成了我们的榜样。“向苏联老大哥学习，沿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道路前进”，无疑是50年代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的不二法门。除迅速从苏联引进马、恩、列、斯的文艺思想外，我国学者还适时地翻译介绍了别、车、杜及一系列由苏联学者编写或翻译的文艺理论著述，同时对俄苏及少量的西方文学开展了介绍和研究。颂扬苏联主流文学自不必说，当时还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西方。1959年的十年总结与反思，除了肯定与借鉴苏联、东欧文学，及一些亚非拉革命文学的有关斗争精神，其他文学和研究方法基本上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批判。首先是对西方人性论和人道主义思想的批判，其次是过于强调文学的政治属性。但是，值得肯定的是，当时的外国文学研究筚路蓝缕，为我国的文学及文化事业积累不少经验，引进了大量可资借鉴的观点和方法。更值得注意的是，外国文学研究并没有被极“左”思潮完全吞噬。明证之一是对姚文元的批评。姚在《从<红与黑>看西欧古典文学中的爱情描写》（1958）中以偏赅全地全盘否定西方古典文学，外国文学界的有关同志就曾旗帜鲜明地对其进行了反批评。
虽然分歧早已存在，但从1960年起中苏矛盾开始公开化。此后，苏联文学被定义为修正主义。极“左”思潮开始在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领域蔓延，其核心思想便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也正是在1960年，我国的外国文学界在批判修正主义的同时，也给西方文学普遍地戴上了帝国主义或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帽子。50年代由中宣部直接领导的“三套丛书”步入停滞状态。自此至1977年，外国文学研究进入了休克期。但外国文学并没有销声匿迹，它以非常形式，如手抄、口传、黄皮书等隐秘或半隐秘方式成为一股温暖的潜流。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外国文学研究因中苏关系恶化和极“左”思潮干扰开始陷入低谷，及至“文革”结束。在长达十几年的历史进程中，外国文学被扫进了“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垃圾堆，极少数幸免于难的也成了简单的政治工具。正常的研究完全处于瘫痪和终止状态。
1978年，党的十三届三种全会如春风化雨，给中华大地带来了勃勃生机。外国文学研究工作再一次全面启动。“三套丛书”重新出发，古今各国文学研究遍地开花，可谓盛况空前。外国文学史、国别文学史和经典作家作品研究成果不胜枚举。从传统现实主义到先锋派、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外国文学研究思潮喷涌，流派纷杂。设若没有外国文学和外国文学研究井喷式地出现在我们面前，中国文学就不可能迅速告别“伤痕文学”，快速衍生出“寻根文学”和“先锋文学”。事实上，80年代中国的改革是缓慢的、渐进的，本身远不足以催生类似的文学。但当时我国文学翻译、研究和吸收的速率又远远高于其他领域的“改革开放”步伐。这一定程度上成就了8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文学并使之快速融入世界文学。在这里，电影起到了重要的媒介作用。而我国学者关于西方现代派的界定（如“深刻的片面性”和“片面的深刻性”等观点）不可谓不深刻。同时，设若没有外国文学理论狂飙式地出现在我们身边，中国文学就不可能迅速摆脱政治与美学的多重转型，演化出目下天光云影共徘徊的多元包容态势。应该说，90年代以来我国的改革依然是缓慢的、渐进的，其市场经济体制并非一蹴而就，但我们的文学及文学理论却率先进入了“全球化”与后现代的“狂欢”。这一步伐又远远大于其他步伐。我国学者关于后现代文学及文化思想的批评（如“以绝对的相对性取代相对的绝对性”等观点）不可谓不经典。“改革开放”四十年，外国文学的大量进入不仅空前地撞击了中国文坛，而且在拨乱反正、破除禁锢方面起着某种先导作用，从而为我国的思想解放运动提供了借鉴和支持，并直接或间接地对我国的文学创作、文化事业，乃至“改革开放”产生了巨大的催化作用。此外，围绕人道主义的争鸣一定程度上为“以人为本”思想奠定了基础。1978年初，朱光潜先生从外国文艺切入，在《社会科学战线》上发表了《文艺复兴至十九世纪西方资产阶级文学家艺术家有关人道主义、人性论的言论概述》，开启了最初的论争。虽然开始的论争仅限于人性与阶级性问题，但很快发展到了人道主义及异化问题的大讨论。1983年，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周扬同志在中央党校的有关人道主义的讲话引起强烈反响。是年，有关人性、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文章多达七百余篇。这无疑是对“文革”践踏人权、草菅人命的一次清算。两年后，讨论再度升温，并且加入了存在主义和现代主义等多重因素。虽然用人道主义否定阶级斗争有一定的片面性，但诸如此类的讨论为推动我国与国际社会在人本、人权等认识问题上拉近了距离，并一定程度上对丰富这些价值和认知发挥了巨大作用；也为我们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借镜。尤其是四十年的外国文学译介和研究，极大地丰富了我国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推动了中国文学母体的发展和繁荣，为中国文学抵达高原创造了条件。然而，综观七十年外国文学研究，我们不能不承认两个主要事实：一、前三十年基本上沿袭了苏联模式，从而对西方文学及文化传统有所偏废，其中有十几年还受到了极“左”思潮的影响；后四十年又基本上改用了西方模式，从而多少放弃了一些本该坚持的优秀传统与学术范式；而且饥不择食、囫囵吞枣、盲目照搬，以致泥沙俱下的状况也所在皆是。当然，这是另一种大处着眼的扫描方式。具体情况却要复杂得多。借冯至先生的话说，我们好像“总是在否定里生活，尽管否定中也有肯定”；二、建立具有国际影响的外国文学学科体系依然任重而道远。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总结和反思不仅有助于厘清学科自身的经验和教训，构建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外国文学学派；对于共同推进具有世界影响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同心圆式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也将大有裨益。
后现代主义解构的结果是绝对的相对性取代了相对的绝对性。于是，在许多人眼里，相对客观的真理消释了，就连起码的善恶观也不复存在了。于是，过去的“一里不同俗，十里言语殊”成了如今的言人人殊。于是，众声喧哗，且言必称狂欢，言必称多元，言必称虚拟。这对谁最有利呢？也许是资本吧。无论解构主义者初衷何如，解构风潮的实际效果是：不仅相当程度上消解了真善美与假恶丑的界限，甚至对国家意识形态，至少是某些国家的意识形态和民族凝聚力都构成了威胁。然而，所谓的“文明冲突”归根结底是利益冲突，而“人权高于主权”这样的时鲜谬论也只有在跨国公司时代才可能产生。且说在后现代语境中经典首当其冲，成为解构对象。因此它们不是被迫“淡出”，便是横遭肢解。所谓的文学终结论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来的。它与其说指向创作实际，毋宁说是指向传统认知、价值和审美取向的全方位的颠覆。因此，经典的重构多少具有拨乱反正的意义。由是，我国外国文学研究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的指引下，奋袂于“四个自信”，在“三大资源”的基础上致力于构建同心圆式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但在经典作家作品研究、文学理论研究、文学思潮研究等传统领域不断进取，时有高质量成果产出，而且成功实现了译介、阐释与研究的协同发展，有效启动了令人欣慰的学术转型，彰显了外国文学研究的主体性。总之，七十年来我们的外国文学译介和研究成绩斐然；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外国文学研究界体认“四个意识”，坚持“四个自信”，沿着“二为方向”和“二为方针”不断进取。这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方向，自然也是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的发展方向。但反躬自问，我们的工作距离新时代的要求还有距离。首先，我们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但如何“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如何瞄准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如何诠释“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都殊是不易。其次，无论如何，外国文学学科牵涉多语种、多国别，加之时间仓促，本著所反映的或许只是冰山一角，因此比例失当、挂一漏万在所难免；再次，限于时间和篇幅，成绩说够不易，问题说清更难，因此失当和疏漏在所难免，在此恳请读者方家不吝指正。
[1] 典出康有为《孔子改制考》，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267页。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也有类似说法。
[2] 《中国共产党党史》上册，中央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
[3] 《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192页。
[4] 《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25页。
[5] 1934年初夏，茅盾来到鲁迅寓所，谈起《文学》杂志推出了两期外国文学专刊，激发了同人的翻译热情。鲁迅听后，认为应该创办一份译文刊物。茅盾恰好也有此意；随后，在商议《译文》出版事宜时，鲁迅表示：“编辑人就印上黄源 吧！对外用他的名义，实际主编我来做。” 9月16日，《译文》在上海面世。内容以翻译外国现实主义文艺为主，创作和评论并重。1935年9月，《译文》至第二卷第六期因故停刊。翌年3月，《译文》得以复刊（卷期号另起），鲁迅写了《复刊词》。到1937年6月，由于时局动荡，《译文》出至新三卷第四期被迫终刊，共印行二十九期。在《译文》出版期间，鲁迅倾注了许多心血；许广平在《最后的一天》中提到，先生在病逝前一天还强撑着仔细看了《译文》刊发在报章上的告示。1953年，在中央领导的大力推动下，《译文》再次复刊，茅盾先生亲任主编。1959年，《译文》更名为《世界文学》。
[6] 《民铎杂志》第3卷第2期，1922年2月1日。
[7] 也许只有俄苏文学研究是个列外。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我国学者对别、车、杜和托尔斯泰、高尔基等俄苏作家的研究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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