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过百岁不养老，造火箭的他有多拼？

在每个人生阶段，

他做出的选择都是“无我”的。

王希季的眼睛瞬间就亮了，问她母亲的学号是什么字母开头。朱晴一脸茫然，表示不知道。王希季又问她母亲是从哪个学校过去的，听到南开大学后，立刻告诉她母亲的学号是“N”开头。

·西南联大简陋的校门。

找到了共同点，王希季的话匣子一下打开了。他告诉朱晴，自己是西南联大招收的第一届学生，学号开头是“L”。

1938年，祖籍大理、生在昆明的王希季只上了一年的职校，就考入了西南联大工学院。但入学后，他的学业很快就跟不上了。

王希季开始奋力追赶，为此还发明了“四段作息制”：白天上课；吃完晚饭趁天没黑以及同学外出活动的间隙，抓紧学习；晚上8点前上床睡觉，凌晨一两点起来学习；学到清晨5点左右，再睡两个小时，起床上课。

坚持一年后，他逐步赶上。

·西南联大图书馆中，学生们如饥似渴地学习。

那时中国，山河破碎。由于日军频繁轰炸昆明，学生们几乎每天“跑警报”。

有次，惨烈空袭过后，王希季担心家人安危，顺着城墙往回跑。沿途中，他看见尸横遍野，听见遍地哀嚎。

这个象征“国耻”的场面，让他终身难忘：“那个时候就是想工业报国。落后挨打，人家总说你工业不行，造不出炮，造不出舰。”

正是由于这样，毕业后的王希季放弃了梦寐以求的发电厂，选择进入兵工厂工作，制造打鬼子的武器。

抗战结束后，才二十出头的他就已成为人人羡慕的工程师。但日寇被赶出中国后，他辞职了，因为他不愿意成为国民党的内战帮凶。他重新进入发电厂和机械修理厂，但他逐步发现，中国工业基础太落后了，于是想出国深造。

1948年4月，王希季登上了赴美的邮轮，在弗吉尼亚州攻读硕士。由于极度用功，他在1949年12月就拿到了硕士学位。

·1949年，王希季在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学院实验室外留影。

正当准备继续攻读博士时，他看到了《纽约时报》的两张照片：一张是解放军为防止扰民，露宿上海街头；一张是新中国成立时的宏大场景。

·1949年，解放上海后，解放军战士露宿街头。

看到中国人站起来了，王希季瞬间归心似箭。他谢绝了极力挽留，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回国征程。

1950年3月，28岁的王希季与几十名留学生一同踏上了从美国回归祖国的邮轮。甲板上，他们不禁高唱起《抗日军政大学校歌》：“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慷慨激昂的声音飘扬在浩瀚的太平洋上空。

·1950年3月，王希季在大洋彼岸登上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踏上了回归祖国的征程。

邮轮上，他还遇到了西南联大教授、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华罗庚刚刚谢绝美国挽留，喊出了“梁园虽好，非久留之乡，归去来兮”的誓言。

在邮轮途经香港、韩国时，王希季又遇到了从英国归来的地质学家李四光，听到他满怀信心地说：“你们放心吧，中国非常有希望！”

搞工程，只有满分和零分

回国后的王希季，调动过不同的单位，机械、动力与燃料……还有后来有关卫星和火箭的种种学科，他都钻研过。

朱晴曾问他是如何精通这么多学科的，王希季说：“学问到了一定程度，不分学科，甚至不分文理，都是相通的。”

工业救国的理想抱负，就是他攻克每一门学科的法宝。“那个年代的科学家，真的非常干净！”朱晴说。正是这种“无我”的清澈之爱，让那一代航天人在一穷二白中，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发展的道路。

1958年11月，组织要王希季去新成立的上海机电设计院兼任职务。王希季放弃了来之不易的去柏林大学讲学的机会，毅然服从安排。他到了设计院后才知道，这里是搞运载火箭和人造卫星的总体设计单位，工作高度保密。

·20世纪60年代，王希季（左）在上海机电设计院向徐向前元帅汇报探空火箭的相关情况。

在艰苦条件下，弯路是没少走的。

卫星运载火箭的第一级“T-3”完成方案设计，零部件准备下厂试制时，大家才发现工厂不能批量生产，方案成为纸上谈兵。

随后的“T-5”，完成设计、制作和总装工作后，到了试验阶段，大家又发现所需设备不齐全、不配套，“T-5”沦为展览品。

痛定思痛的王希季意识到，研制运载火箭、发射卫星是一项高技术、大门类工程，必须要有大系统观念，否则就会前功尽弃。

·1960年4月29日，“T-7M”探空火箭发射，并回收成功。钱学森、王希季等人在火箭发射架前合影留念。

这也让他想起了西南联大教授刘仙洲的教诲。

一次考试中，刘仙洲让学生计算时将数字准确到小数点后三位。“稍微动动脑子就知道，小数点后三位只有手算才算得出来，结果我用计算尺算，什么都是对的，就是后面第三位错了。”

就是因为这一点差错，王希季本可得满分的试卷变成零分。这个零分让王希季明白：“搞工程必须坚持零缺陷，如果有缺陷，那工程就是零。”

不少同事都惊叹，王希季对由数万个元器件和零部件组成的卫星竟了如指掌，研制的动态也很清楚。

他经常亲自动手计算核实，对关键部位还要打着手电筒实地检查。当过工人的他还经常下车间，与工友打成一片，有效提升了元器件的生产工艺。

朱晴回忆，在她创作传记时，王希季总是在稿子上用蝇头小楷整齐地写上意见，连标点符号都要改。只要上班，他基本都穿整齐的西装，扎上领带，而领子一定是白的。

坚持正确意见，不能算固执

有一年干部考核，有人在写下一堆优点后，又写下王希季的一个缺点：固执。

看到这个评价，王希季写下：总体评价高于本人，谢谢，但对其中比较固执的提法认为不一定妥当，坚持自己的意见和见解并不是固执，因为所坚持的也可能是对的。

·年过九旬的王希季在508所唐家岭航天城新区调研。

王希季在很多问题上都是“少数派”，甚至是“独自派”。

当第一次提出要在返回式卫星上试验一种新型国产彩色胶片时，不少专家表示“太冒险”。而王希季认为，这个险值得冒，因为彩色胶片能够获取更大信息量。看到最初试验结果不理想，他就亲自到厂里做分析，最终彩色胶片成功运用。

有一次，王希季主张在卫星总装测试完毕后，出厂前要进行整星振动试验。有人认为这样会把正样卫星振坏，王希季却说，即便振坏，也未必是坏事，总比上天时振坏要强。后来，这个试验被普遍运用。

王希季眼光也很长远。

90多岁时，王希季与多名两院院士共同完成《空间太阳能电站发展预测和对策研究》，提到中国将在2040年建成商业性的空间太阳能电站。

他的目光，超越了人生的长度，投向了无尽的未来。

朱晴发现，王希季近些年愈发怀念青年时期了。他的内心依然是炙热的，经常对朱晴推荐：“我们大理，特别适合养老！”朱晴说：“您在那里还有亲戚呢，自己怎么不去呢？”王希季反驳说：“去不了啊，我还有事没做完。”

年过百岁，青春未逝，这就是王希季。

·2014年8月，王希季与物理学家杨振宁（中）、翻译家许渊冲（右）相聚在一起。他们同为西南联大的第一届学生，也是一生挚友，都牢记着母校“中兴业，须人杰”的教诲，在各自领域做出突出贡献。

如今，王希季总是喜欢唱起那首西南联大的校歌。因为那是他的青春，也是他们那一代人，用尽一生实现的理想：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

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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