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根金条开店铺！他是战争年代的“潜伏者”，一手打造了这家世界500强企业

原创于静中国企业家杂志

把鸡蛋放在不同篮子里、打通产业链、并购、专业化能力、多元化经营……这一系列现代企业经营理念，学徒出身的秦邦礼在战争年代就实践摸索出来了。他一手创办的华润，如今早已位列世界500强。

文｜《中国企业家》记者于静

编辑｜周春林

图片提供｜吴学先

一位作者一旦为其笔下的主人公倾注心力，对方便很难从写作者的生命中抽身。秦邦礼之于吴学先就是这样的一种关系。前者是中共成立初期经济战线工作者、华润群英史中的核心，后者是华润史《红色华润》的作者。

秦邦礼二十出头就参加革命，在开商铺筹措经费的同时，还秘密肩负地下通联等任务。抗战期间，他在香港创办商行，调运物资；新中国成立后，他负责外贸事宜，编制全国进出口计划。1968年底去世，享年60岁。

在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人员构成中，大部分人从事的都是与政治、军事相关的工作，专门从事经济工作的人为数不多，但正是这批人，为我党书写了外贸史和经济史，并开创了我国经济工业体系。秦邦礼长期活跃在企业一线，他有哪些经营理念值得现在的企业家学习，他对党和国家的经济事业又做出了什么贡献？

吴学先说，秦邦礼政治上的坚定性和经济上的灵活性、创新性，让人感动。

两根金条开店铺

秦邦礼1908年出生于无锡，14岁就到钱庄做学徒，后来到上海一家店铺工作，学会了经营店铺的本领。

秦邦礼参加革命时才二十岁出头。

1931年，秦邦礼被推荐给陈云。他当时的任务，一方面是为党的各项工作筹集经费，另一方面，以贸易作掩护提供后勤保障，以及建立交通站。

秦邦礼首先用陈云交给他的两根金条在上海开了一家米店，将无锡大米运到上海销售，赚钱后，又开了一家家具木器店，这家店铺专门用来布置机关，家具是特制的，有夹层，供共产党人开会使用。后来又开设了糖坊、南货店、文具烟纸店，一方面作为联络站，另一方面出面打保单，营救被捕但没有暴露的党员。

为了保障上海临时中央与江西瑞金中央苏区的交通畅通，秦邦礼还到汕头开设一家中法大药房，做药品和食盐生意的同时，兼顾传递机要文件和钞票，护送前往中央苏区的共产党员。1931年冬，经严林和顾初介绍，秦邦礼加入中国共产党。

遵义会议后，中央派陈云到上海寻找共产国际代表，汇报会议情况，陈云与在上海的秦邦礼取得了联系。鉴于上海地下组织遭受严重破坏，中央指示：直接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公开资料中，与陈云同行去苏联向共产国际汇报的人有曾生、杨之华、陈潭秋和方一生，先前抵达苏联的潘汉年、严朴也参加了汇报。许多人都不知道“方一生”是谁。2004年，吴学先在外贸部档案馆查阅2000多个卷宗之后终于发现，这正是秦邦礼在苏联学习期间的化名。

在苏联，秦邦礼进入列宁学院学习，在这里掌握了俄语、英语及必要的军事知识。两年后回国，到延安党校任教。

“杨廉安”与“联和行”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1938年1月，共产党在香港设立了八路军办事处（以下简称“八办”），以香港作为转口港，凝聚全球华人华侨的抗日热情，为抗日募集物资。

当时香港成为安全的大后方，内地很多知名人士和企业家到香港避难，八办负责人廖承志邀请宋庆龄与何香凝等参与募捐活动，八办与“保卫中国同盟（保盟）”“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工合）”相互配合，募捐活动从1938年初持续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比较著名的是“一碗饭运动”，活动持续了一个月，几乎全香港人民都参与其中。

爱国华侨捐献给八路军办事处的汽车。

秦邦礼初到香港时化名为“杨廉安”。为了妥善保管募集到的物资和资金，并顺利送往抗日前线，八办派秦邦礼在港英政府的相关机构注册了联和行，这是一家合法的经营公司。在秦邦礼老家无锡的方言中，联和是廉安的谐音。

联和行的主要任务有三个：汇兑工作，将世界各地捐款兑换成国币，送到延安；接收、转运慰劳品；采购前线战士需要的西药、无线电器材、交通器材等。同时，联和行还接待了许多到香港看病和养伤的人，也有共产国际的代表。多位外国的医生、记者，上千名华侨青年等等，都取道香港，在联和行的护送下，前往延安。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落入日军之手，秦邦礼与八办撤回广州，只留很少的产业和部分员工在香港继续运营。他的母亲、夫人和孩子们则与难民一样前往湛江，直到抗战胜利才得以重逢。

1942年，蒋介石破坏国共合作的行动已经公开化，广东地下党组织受到严重破坏。为了将资金送到延安，秦邦礼他们缝制了特殊的马甲，马甲内侧有一个个小口袋，他把钱装进小口袋，再穿上衬衣和外套，从广东经广西，长途跋涉，沿途道路被破坏，主要靠步行和坐船，他走了几乎半年，终于抵达重庆八办。路上曾遭遇日军盘查，一位方丈见他器宇不凡，把一件袈裟送给他，正是靠着这件袈裟，秦邦礼顺利穿过敌占区。他一路化缘，党的资金一分钱也不曾动用。

1942年，他回到华南地区，化名“杨琳”，将香港联和行重新打理起来，并在广东曲江（韶关）开办庆生行，在桂林开办苏新建筑材料工厂和协成百货公司。

1944年桂林沦陷后，秦邦礼逃难到广西贺州八步区，开设了一家小型百货铺，后来又在梧州经营轮胎生意。此时，他的名字仍叫杨琳。

抗战胜利后，1946年内战一触即发。秦邦礼到上海接受新任务：一是打通海上运输，发展国外贸易，交流国内外物资；二是完成财政任务；三是培养对外贸易干部。此时，党中央派钱之光去香港，但由于时局动荡，钱之光一行在烟台受阻，久久不能成行。意外的收获是，1947年夏季，陈云在佳木斯传来消息：东北有200万吨黄豆可以出口；钱之光派祝华去朝鲜，通过苏联驻朝鲜大使馆租了两艘3000吨的轮船。

秦邦礼从上海回到香港后，将联和行改名为联合进出口公司，并在广州设立“天隆行”，在香港和广州两地之间从事贸易活动。

在朝鲜租到轮船后不久，两艘满载黄豆和东北土特产的轮船从罗津港出发，两周后抵达香港。从此，秦邦礼的进出口贸易，经过香港转口，走向了世界。1947年圣诞节，他们把公司改名为“华润”。吴学先介绍，那一年东北农业大丰收，但由于连年战争，黄豆根本运不出去，农民直接拿黄豆烧火取暖。解放军到达佳木斯以后，发行人民券收购老百姓的黄豆、土特产，运到香港；同时从香港和东南亚采购棉花、布匹、药品、无线电器材、印钞纸等物资。

1948年夏季，钱之光到达香港，担任华润董事长，秦邦礼为总经理。

解放军打到哪里，华润的物资就运到哪里。从罗津港开始，随后是大连、烟台、青岛、天津、上海、广州、湛江、海南岛等等，华润的轮船昼夜不停地为前线将士提供后勤保障。1950年西藏和平解放，华润的物资经由印度和巴基斯坦，运到了西藏。

上海解放以后，钱之光被调回北京，之后随陈云重返上海，他们与华润一起，为解决上海“两白一黑”（即棉花、粮食和煤炭）困境做出了独特贡献。华润的轮船满载着粮食、棉花、煤炭从世界各地开往上海。

如今，华润早已跻身世界500强，2019年末总资产16180亿元，2020年位列世界500强第79位。

秦邦礼的生意经

秦邦礼的一生都在从事经济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商经验。吴学先告诉《中国企业家》，秦邦礼的经营理念，第一条就是“把鸡蛋放在不同篮子里”。吴学先说：“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目的就是为了防止敌人破坏。万一敌人破坏了一家公司，损失不会太大，经营不会停止。”在上海工作期间，秦邦礼同时经营着5家店铺，这一经营理念一直延续到香港。在香港期间，他用化名“杨琳”先后注册的公司超过10家。

秦邦礼的第二条经营理念，就是每个公司是一个单一的业务单元，比如，为了订购鞋子送给前线的解放军战士，秦邦礼就去注册一家公司，让这家公司的业务员专心地只做这一件事，让他们把一船一船的鞋子源源不断地运到有战士的地方。吴学先介绍，华润集团在世纪之交提出的“集团多元化，利润中心专业化”战略，便与秦邦礼的这个观点很像，即“集团是多元化的，是好几个公司，但是每一个公司只做一个专业化的事情”。

秦邦礼的第三个经营理念，便是上下游产业链之间的相互配合。第一个例子是开保险公司。1947年，两艘苏联轮船在香港装满货物，准备返航至罗津港。华润聘请了英资背景的保险公司承保。这家保险公司不仅价格昂贵（要求交战争险），而且手续麻烦、检查严格，对无线电器材等战略物资百般刁难。秦邦礼立即上报中央，请求在香港注册一家保险公司。上级批准后，他就在香港注册了民安保险公司，此后，华润航运的进出口商品保险，全部由民安保险承保。

第二个例子是开银号。1947年，大量黄金从东北和山东解放区带到香港，用以购买我军所需物资。华润没有黄金经营权。秦邦礼便与上级领导商量（抗战时期上级领导是周恩来，解放战争时期上级领导是朱德），并购了香港的宝生银号。宝生银号有黄金经营权，这样，内地运来的黄金就可以顺利地用于购买所需物资，比如印钞纸、药品等等。

第三个例子是自己购买轮船。华润作为贸易公司，需要购买轮船。秦邦礼便去注册了华润所属的“华夏航运公司”。华润先后购买了十余艘轮船，当时华夏的轮船挂的是巴拿马国旗、英国国旗、挪威国旗。1948年，华润从美国和英国购买了4艘万吨轮，从英国购买的轮船是一万三千吨的碧蓝普。华润先后招聘了数百名海员，华夏航运公司总经理刘双恩从华侨领袖陈嘉庚投资创办的厦门集美高级水产学校招聘了第一批船员。华夏航运公司从那时起就成为我党领导的进出口贸易的航运主力军。

华夏东方号轮船上的第一批船员，1949年初于香港

第四个例子是建立银行。华润的资本金越来越大，2000多家与华润合作的香港企业也有大量资金。起初，华润和那些批发商都把资金存放在具有外资背景的汇丰银行和渣打银行。随着产业越来越大、资金往来越来越频繁，他们去银行处理存款、取款业务的次数越来越多。为了防止商业机密泄露，秦邦礼向中央建议成立银行。1949年初，华润便从港英政府的相关机构申请到了银行牌照，并起名为南洋商业银行，聘请爱国华侨庄世平出任南洋商业银行的第一任行长。从1949年到现在，五星红旗一直在南商银行的上空飘扬。

第五个例子就是购买仓库。华润在香港拥有多间仓库。

华润作为一家贸易公司，秦邦礼一直精心布局自己的产业链。从购买轮船到成立保险公司、从黄金银号到开办银行、从购买仓库到拥有自己的写字楼，至1950年，华润全面布局上下游，产业链条初步形成。

秦邦礼的第四个经营理念是并购。吴学先说，有这样一个例子。1950年和平解放西藏，毛主席对部队的领导说：你们要想办法解决后勤保障，不能与当地百姓抢粮食。当时，西北大地土匪肆虐，许多国民党部队落草为寇。为了给百万大军运送物资，华润计划开辟一条海上运输线，把物资运到印度和巴基斯坦，而后解放军的马帮通过乃堆拉山口把物资运到拉萨。华润在印度和巴基斯坦没有分公司，为了节省注册公司的时间，华润就并购了印度的一家公司，叫宝元通。华润的宝元通在印度和巴基斯坦的三个港口建立基地，为西藏运送物资长达10余年。

宝元通（印巴三处）1957~1958商业登记证书。

秦邦礼的身上，体现出共产党早期经济工作者的企业家精神。他心里装着祖国与党的事业，时刻想着怎样完成他们的志业，市场上没有就去布局，有就去并购，碰到问题千方百计去解决，在实践当中摸索出一套企业经营理念。改革开放后被大家熟知的现代企业运作方式，他们早在当时就开始运用了。

爱国港商“朋友圈”

改名“华润”之前，秦邦礼经营的联和行规模不大，但从一开始就在香港积累了许多人脉资源。

据华润老前辈袁超俊回忆：从1938年到1947年，联和行在香港信誉良好，被交易行的一些商人所认可。秦邦礼还和一些企业家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比如上海帮纱厂的吴老板、做无线电生意的尹老板、比利时设在香港的华比银行经理邓文钊等。

吴学先告诉《中国企业家》，几十年来，几乎所有香港华商都与华润保持着密切合作的关系。尤其是在1947年东北与香港的贸易关系建立之后，轮船的每次航行，华润都会从东北带来大量物资，为了尽快将这些货物销售出去，华润团结了在香港的2000多家商户，只要轮船到港，双方便可以在码头实现货物交接，而无需将其运到仓库。经由批发商，物资销往香港零售商直至所有客户。很多商品经香港转口到东南亚及更远的地区。

合作伙伴中，比较著名的商人包括霍英东、包玉刚、董浩云等，他们与华润多有合作：霍英东从水上人家成为一代富商，而包玉刚购买第一艘轮船，从银行贷款时便是华润为他做的担保。

华润对批发商进行“专业化”分工，每个批发公司承担一个或两个大宗商品，比如有的人做水泥生意，有的人做黄豆生意，有的人从事中药材贸易、有的人经营酒。这些批发商周围团结着很多零售商，这样，大陆带来的货物很快就能送到香港寻常百姓家。

在采购物资的过程中，华润同样带动了一批香港商人的成长，鞋子、衣服是华润大宗采购物资，有人见有利可图便专门成立公司，进而带动了香港纺织业、制鞋业与塑胶业的繁荣。

一位华润老员工向吴学先讲述了一个故事：过去解放军穿的布鞋，下一点雨就湿透了，而且很容易坏。因为香港靠近橡胶产地，华润设计了一款“胶鞋”，从鞋底到鞋帮一寸的高度，都用胶皮，鞋面用布，这样，是布鞋，也是雨鞋。华润设计好以后，专门向鞋厂定制。此后，我们的解放军战士就穿上了这样结实的鞋子，人们叫它“解放鞋”。因为实用性好，这款鞋子不仅供应部队，在民众中销量也很大。

之前，香港经济以捕鱼业、航海业为主，因为与大陆经济的深度合作，香港经济结构中纺织业与制造业的比重增加。

根据《红色华润》记载，1952年我国外贸部成立时，时为华润董事长的秦邦礼调到外贸部综合计划局任局长，负责编制全国进出口计划，三年后被派往印尼大使馆任商务参赞；1961年，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领导下，筹建外经总局（外经委前身），任副主任（副部长）。1968年春，秦邦礼以“特嫌”罪名被造反派隔离审查，不幸于当年年底去世，享年60岁。

不应遗忘的历史

文｜《中国企业家》记者于静

编辑｜周春林

2004年全国“两会”召开时，正值全国政协成立55周年，华润老董事长谷永江与时任董事长陈新华与政协委员们交流时介绍说，第一届政协会议的召开与华润有很大关系，当时很多参与第一届政协会议的委员还健在，他们希望华润可以把其中的故事写出来。

华润当即做出撰写华润史的决定。时任华润总经理宁高宁找到曾经在高等教育出版社工作、当时在华润研究处任职的吴学先，希望她来执笔这部书稿。吴学先有段时间经常在华润内刊上撰写文章，宁高宁也经常在内刊上发表管理心得。

吴学先告诉《中国企业家》：“宁总跟我一谈完，我就知道这是一个伟大的工作，一定能填补当时的很多空白。我们过去学党史的时候，关于我党领导的外贸史内容并不多，而外贸史就是从华润开始的。”

吴学先制定了一份详细的写作方案，为了搜集资料与考证史实，她查阅了4000多份卷宗、近70年的文献资料。有些资料不便于复印，她甚至带着四个同事手抄了四个月时间。

华润与港英政府之间的交流文件以及华夏航运公司与国际航运的文件都是用英文写成，英美文学专业出身的吴学先亲自承担起了史料翻译工作。她还采访了170多位华润前辈与当事人，其中包括秦邦礼的子女。

吴学先说，《红色华润》这本书只有54万字，而采访记录有1000多万字，“如果不能把他们的故事更好地呈现出来，觉得对不起华润，对不起华润前辈，也对不起做学问的自己。”在书稿的撰写过程中，吴学先就同步构思了电视剧剧本。她说，趁现在身体还好，我把那些感人的故事用电视剧剧本的方式记录下来，那些故事是在采访中记录的，华润的那些老人都去世了，我不能让这些故事随着岁月流逝而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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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班编辑：周春林审校：陈睿雅制作：崔允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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