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谷歌加入对华“封杀”。

2009年，希拉里·克林顿任美国国务卿时期，担任美国国务院21世纪治国方略项目组的核心成员阿历克·罗斯，与推特创始人杰克·多西是大学同学，他直接打电话给多西，要求将推特计划中的系统升级推迟24小时，“方便伊朗首都德黑兰街头的示威者”用推特组织串联、发动游行。推特同意了。美国国务院一开始将其称为个人行为，后来希拉里在乔治·华盛顿大学发表公开演说，承认这就是美国在网络时代外交的基本模式。

2016年，希拉里和特朗普竞选美国总统，但因为愚蠢的竞选策略，过度乐观，轻率地认为可以用人身攻击打击特朗普，完全无视美国产业工人等群体的客观利益诉求。希拉里“意外 ”输掉选举后，奥巴马等人牵头检讨回顾，决定将主要原因归结为美国的社交媒体平台“被外国政府利用”，“俄罗斯通过剑桥分析，搜集数据、精准分析，帮助特朗普赢得选举”成为流行的解释。民主党和美国主流媒体围剿和追杀脸书，宣泄失败的挫败感，拒绝反思，一度成为一种新常态。在此过程中，美国媒体完全无视，或者说彻底地、选择性地忘记了希拉里和美国社交媒体平台曾经有过的合作。

2019年，推特主动拉着脸书，选择性地封杀发布香港暴乱相关证据和信息的中国内地账号，理由是“反对国家宣传”。这是2009年与2016年的延续，其核心在于，推特和脸书尽管为私人所有，但是美国的精英力量将这种平台与美国国家利益绑定的意愿是非常清晰的；这种平台必须成为为美国国家利益服务的工具。从具体做法来看，现在美国的举措正在变的越来越不讲究，因为在实体和利益的层面，美方曾经享有的优势正在日趋消失，所以“优雅”的管辖，日趋被“粗鄙”的压制所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