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向往的中东王室，是她们想要逃离的地狱

当世界杯的镜头扫到一位16岁的卡塔尔男孩身上时，恐怕谁都不会想到，他在一个月后成为了中国的网红。

如今，“卡塔尔小王子”已经在中国的社交媒体拥有1500万粉丝，而卡塔尔的全部人口也只有290万而已。打开抖音，大数据会将刘耕宏教小王子跳操的视频推送到你面前。

喜欢他的人，宠溺地叫他“饺子皮”，因为他和卡塔尔世界杯吉祥物有几分相似——眼神中充满有钱人清澈的愚蠢。就在卡塔尔以东道主身份输掉第一场比赛时，手舞足蹈的他被p成表情包，配上的文字是：2000亿也买不来东道主开心吗？

且不说卡塔尔举办世界杯的2200亿和他有什么关系，也不论他的王室身份究竟几分真假。

当一个阿拉伯世界的男性，成为中文互联网世界的另类偶像，并且轻松夺走了足球名宿们的流量，甚至还有女性愿意带着闺蜜一起嫁给他时——事情就变得无比魔幻了。

就在大多数国内网友对着中东的财富力量顶礼膜拜、沉浸在嫁入中东豪门的梦境时，估计没考虑到，自己会变成直播画面左下角的样貌。

狂欢者匍匐在所谓的小王子脚边。

有人在他的评论区许愿考研成功，仿佛他是阿拉丁神灯转世；还有人在评论区向他索要兰博基尼、十万欧元和别墅支票，调侃这个16岁的小孩能把全球石油价格打下来。

还有人希望自己能成为被送去中东“和亲”的幸运儿。 

开玩笑也就算了，最讽刺的是混迹其中的“真粉丝”。

他们在小王子的家门口充当起了赶走乞丐的“老奴”。甚至成功运营着饭圈的套路，号召大家为他的超话打榜，号召大家写英语作文给他介绍家乡美食，号召大家不要扰乱小王子的社交平台秩序。

仿佛他真的是一个来自王室的尊贵明星。

而王室的光环在什么情况下是最耀眼的？

或许是在一套流行已久的霸总叙事里。

一部分女性发自内心想要嫁给这位传说中的卡塔尔王子。当她们遗憾地发现这张“饺子皮”只是一个跟王室沾边的远房亲戚后，又将自己的幻想投射到了另一位真正的王室成员身上。

于是，卡塔尔王室的贾希姆王子与贝克汉姆的一张合影就这么刷屏了。

在头顶白布的财富和王权面前，哪怕是顶级球星也只配当绿叶。更让人产生意淫畅想的，是这位王子虽然拥有践踏女性的权力，但仍然选择了只娶一位妻子——幻想霸总叙事的看客再一次雀跃了。

那么，如果一位“小王子梦女”如愿以偿，真的嫁到了卡塔尔，她将面对的是怎样一个世界？

欢迎来到一个你想象不到的女性地狱。

先从背景说起。

卡塔尔与沙特阿拉伯都信奉保守的瓦哈比教派，因此，在这里生活，就得严格按照最原始、最传统宗教教义管理个人与社会生活。

会有多保守？

举个例子，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保守宗教势力会把引进外来设施和技术视为“不信道”，就在这种状况下，沙特政府不得不跟埃及穆兄会合作，利用他们能力推动现代化改革。

在发现石油以前，沙特很多人保持着原始的生活方式。石油的发现，让这个封闭的国家迅速吸纳了大量现代化的概念。

那这里的宗教力量又有多强大？

2011年阿卜杜拉国王曾下令所有女性用品店，包括内衣、化妆品、女性服饰等，必须在一年内以女性员工取代所有男性。这样做的目的一是为了推动现代化改革，二是为了提升女性就业率，三是为了营造尊重女性的印象，改变国际形象。

但最高统治者的命令一波三折，不但没有得到即时的执行，甚至还引发了反噬——2013年200多名宗教警察以“女性就业，男女接触变多，宗教警察难以执法”为由要求撤回此令。而事实上，类似的政令早在2006年他们就尝试过，但同样因遭到保守势力反对而流产。

所以，当你有幸来到卡塔尔这样的国家后，你需要重新认识你所生活的世界。

首先，你要适应的是一夫多妻制。

根据这里的习俗，一位男性可以娶四位妻子。在这个全世界性别比最悬殊的国家。但即便多出来这么多男性光棍，一个大腹便便的中东白袍男性后面，仍然跟着四个黑袍女人。

当然，这并不是大学宿舍挑选室友，剩下的三个妻子不可能是你的闺蜜朋友，更有可能是你陌生的黑袍姐妹，你们每人至少要给丈夫生七八个孩子。

截至2021年，卡塔尔一共有293万常住居民。男性居民约219万，女性约为73万，一个国家的男性是女性的3倍之多。

其次你要考虑安全问题。

只要你的中东老公不把你打得鼻青脸肿，你就算是嫁对人了。2010年10月，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最高法院在一次判决中指出丈夫可以打妻子，只要不造成明显的伤痕就行。

在这片土地上，女性是丈夫的附属品，她们从来都不是一个独立的人，而是一辈子都要服务于男性的奴仆。在教义中，男人是家庭的支持者，保护者，供养者，监护人；女性的使命则是怀孕、生育、哺乳、养育子女。

另外，如果你不幸进到了一个保守家庭，那你看到的世界可能就是黑袍缝隙露出的那几厘米。

每一个女性都有自己的监护人，小时候是父亲，父亲不在的话就是兄弟或叔伯，嫁人之后自然是丈夫；你从此丧失了和任何丈夫以外的男性共处一室的权利，自然不可能有任何异性朋友；你不能自由地出国甚至离开所在的城市，一切行动都必须经过父亲或丈夫的允许。

即便是在超市或者麦当劳这样的公共空间，也被严格地划分为男性区与家属区。

《2022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沙特阿拉伯排名127位，卡塔尔排名137位，伊朗倒数第四，阿富汗倒数第一

如果你听完这些可能觉得有点害怕，那就千万别去了。因为如此严峻的女性生存环境，已经是经过改良后的版本了。

比如沙特阿拉伯在2016年公布的经济改革计划“2030愿景”，其中就包括提高女性权益与地位，取得了相当亮眼的进展。2018年，沙特女性终于拥有了独自驾车的权力，政府还限制了宗教警察的职权，批准了女歌手举行公开演唱会，允许女性进入体育馆观看赛事，开放多个行业领域鼓励女性就业。

但可悲的是，这些女性权力是政府“自上而下”的施舍，而非民众“自下而上”的争取。即便沙特女性获得了喘息的空间，她们被限制的行为仍然会让人瞠目结舌。

没有男性监护人同意，沙特阿拉伯女性不能开立银行账户。

没有男性监护人同意，沙特阿拉伯女性不能获得护照出国旅行。这个监护人同意制度还扩及到女性生活的其他更多事项，包括工作，就学，甚至是接受某些特定的医疗项目。

沙特女性要结婚或离婚也需要取得男性监护人的同意。如果儿子年龄超过七岁，女儿年龄超过九岁，那离婚的女性就很难获得孩子的监护权。

所有服务男女顾客的餐厅都必须设两个座位区，男人和女人基本上分开用餐。

沙特女性不能自由的穿衣服。沙特女性通常穿着一件长及脚踝，宽松的长袍。

有部分的公共空间设有女性专区，例如购物中心的女性专属楼层，只有在女性专区里，女性可以脱下长罩袍。

如果你听了还有勇气，那么欢迎你去和亲，多去解救几个摆脱不了黑袍的女性。

也有人在社交平台表达自己对这里的向往，甚至明确表达“只要给钱，我可以穿一辈子黑袍”。似乎只要去了中东，在街头要饭都能月入五十万。

但石油赐予的财富与幸福，也会随着石油价格波动而跌宕。2003至2013年国际油价一路上涨，沙特不仅GDP翻了两倍以上；但2014至2015年国际油价暴跌后，沙特金融储备就从2015年的7320亿美元降至6230亿美元，政府只好发行国际债券以免入不敷出。

沙特贫富差距大，人均GDP为23585.89美元，并没有中国深圳的11.64万元高（约合24848.08448美元）。在远离大城市的偏远地区，传统教法依旧扮演着重要角色。所以对对象进行家庭背景调查，就很重要，类似投胎。

人的权力从来都不是分割的。

当你成为这里的女性之后，地下的石油与黄金，与一个奴仆又有什么关系呢？运气不好的话，你甚至连自己的头巾长袍的款式都选择不了。

如果你是男性，你又如何能确保自己能投胎成为极少数的王室贵族，而不是那个死在基建场馆里的异国工人？

甚至就算是王室中的女性，也无法轻易获得自由的豁免权。

迪拜谢赫酋长的哈雅王妃为了离婚远逃英国，历经官司和波折才讨回了女儿的抚养权。这还是因为她的娘家是约旦王室，能为她聘请伦敦最厉害的离婚律师。

迪拜王子哈曼丹在Instagram拥有1500万粉丝，每一天都能晒出自己骑行、运动、驯鹰的靓照。

讽刺的是，许多喜爱哈曼丹王子的粉丝，曾经也喜欢过他颜值爆表的妻子，谢哈克公主。二人结婚之后，王子继续风光潇洒，谢哈克公主再也没有出现过。

也许这些真实发生的故事，都无法劝退一个想去中东和亲的人。实在不行，你还可以赌一把，试试去当一个卡塔尔王太后——那个被中文互联网营销号宣传成“中东甄嬛”的女人莫扎。

但你也要知道，即便如此，这个地位最高的女人，看世界杯也得待在休息室里。

讽刺的事还是发生了。

当一部分中国女性幻想嫁到卡塔尔的同时，《时代》周刊评选了2022年的年度英雄。

画面上是三个没有露出正脸的伊朗女性。

她们搀扶彼此，没有戴头巾，露出了头发。

一切都要从一个名叫阿米尼的伊朗女孩说起。

今年9月，22岁的玛莎·阿米尼 (Mahsa Amini) 在街上被捕，原因是道德警察“认为”她没有按照规定严格佩戴头巾。在警方拘留期间，阿米尼抢救无效身亡。伊朗政府拒绝承认阿米尼死在了滥用刑罚的棍棒之下，坚持她死于意外的心脏病，但在场的人，分明都听到了阿米尼在警察局的惨叫。

于是从9月中旬开始，伊朗全国大范围爆发抗议活动。阿米尼之死像一颗投入广大人群中的炸弹，点燃了所有伊朗人压抑了几十年的愤怒，打得伊朗政府措手不及。

女性走上大街，扯掉头巾，甚至当街剪掉头发，掷入篝火中燃烧。甚至有女性剃了光头，在道德警察面前勇敢地跳舞。

她们打出“妇女、生命、自由”的口号，要求伊朗政府给阿米尼的死一个明确的交代。她们愤怒的并不是“阿米尼没有佩戴好头巾就被警察打死”，而是“阿米尼一开始就不应该被捕”、以及“伊朗女性凭什么要戴头巾”。

从历史角度来看，原本拥抱现代化改革的伊朗，女性甚至可以化妆烫发穿裙子。

而自从1979年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开始统治这片土地之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

在此之后，烫发就别想了，女性必须用头巾遮住头发。酒精饮料、大部分的西方电影、男女共游及晒太阳都被严令禁止。各阶层的教育课程由“伊斯兰大学委员会”设计。

20世纪60、70年代的伊朗女性

你不听话，自然有人教你听话。政府设立了一个特殊的警察部门，负责规范女性的着装和行为。在2006年，他们正式更名为“道德警察”。

2021年，易卜拉欣·莱西上台之后，保守派将宗教道德标准的下滑，视为对共和国神权政治基础的严重威胁。莱西呼吁全面重振保守的着装法，称“伊朗和伊斯兰教的敌人”正在瞄准“社会的宗教基础和价值观”。

于是伊朗女性的头发再一次成为案板上的猎物。

社交媒体流传的视频中，能看到伊朗道德警察随意侮辱、殴打妇女，并将妇女拖进面包车，然后给她们戴上头巾，送去接受“再教育”。

24岁的德黑兰女孩Sara曾经就被道德警察抓捕过，这些警察用脚踢她的肚子，呵斥她，让她的父亲给她送来“得体的衣服”，并且强迫她签一份“以后一定严格遵守传统教法”的保证书。

还有一则视频里，一名被捕女孩的母亲扑倒在一辆行驶中的道德警车面前，尖叫痛哭着：“我女儿病了，求求你们不要带走她。”

伊朗人的眼泪没有用。

就算是“道德警察被废除”的消息，最终也被证实是一场空欢喜的假新闻。

退一万步说，就算道德警察真的可以不再上街巡逻，也丝毫不会影响伊朗《头巾法》继续实施。就算没有道德警察，也会有全新的部门接着履行道德警察的职责。

事实上，伊朗道德执法发言人前段时间表示，政府官员已经在筹备道德警察2.0——利用“更新、更精细的管理方法”来收紧头巾的管制并且加强其传统宗教价值观的教化。

而这场如今已经持续三个月的抗议活动，也在缓缓割裂几代伊朗人的关系。

他们之中，一部分年纪更大的人在信仰上坚定跟随伊斯兰教，而Z时代成长在互联网世界，他们也想像其他国家的年轻人一样自由自在地活着：刷TikTok，大声地唱流行歌曲，在YouTube上看美妆视频。

一位在德黑兰参加抗议活动的32岁女性告诉《华尔街日报》，伊朗女孩从9岁开始就要佩戴头巾，接受日复一日的洗脑。就在最近，她参加了几次抗议活动之后被警方逮捕，并且遭到了严重的殴打。她的妈妈哭着打电话告诉她：“我为你是我的女儿而感到羞耻”，甚至她受重伤回家后，家人对她置之不理。

也有人选择站在了女孩们身后。

伊朗女孩Yasi的母亲Minoo，选择在宗教妇女在线请愿书上签名，呼吁废除道德警察、废除《头巾法》。Minoo告诉《纽约时报》，她在死去的阿米尼身上看到了女儿的影子，她作为老一代伊朗女人，是自愿戴头巾的——但一个女人是否应该戴头巾，选择的权力应该属于女性，而不应该由政府决定。

“我依然相信神，但我受够了假借神意的官员，他们没有把我们当同胞。”

死于抗议活动的伊朗女孩尼卡，今年只有16岁。尼卡的母亲在接受采访时说，警察打碎了尼卡的头骨，打断了她的牙齿，她的颧骨脱臼，尸体面目全非。

伊朗为什么会产生剧痛的撕裂？

经济发展带来的世俗化愿景是自然发生的。识字率的提高、城市化的发展、互联网渗透率，甚至连伊朗的生育率都在下降。

荷兰非牟利独立研究机构GAMAAN，近期就伊朗人的宗教态度进行调查，发现在40000名受访者当中，当中47%从有信仰变成无信仰。而相对于人口普查的99.5%为什叶派相比，民调却显示只有32%受访者自认为什叶派穆斯林，自认为无神论者、祆教徒、精神信仰者（spiritual）、不可知论者及逊尼派穆斯林的人，则分别占9%、8%、7%、6% 及5%，另有22%不认同上述任何一项。

伊朗人没有轻易认命过。

从他们硬颈的电影议题里，就能看到一个种族的骨气，以及逐渐松动瓦解的文化气氛。

《一次别离》的开头，西敏想和丈夫离婚，就是因为要带女儿逃离伊朗

如果你留意过今年的戛纳电影节，你一定知道是哪位女演员打败了汤唯。

扎拉·阿米尔·阿布拉希米——她被誉为伊朗的巩俐，她凭借电影《圣蛛》获得了今年的戛纳影后。

只看电影名字，你或许根本不知道这部电影要讲的是什么故事。

Holy Spider：神圣的蜘蛛杀手。

在伊朗的圣城马什哈德，发生了一连串离奇的妓女死亡案件，而杀死妓女的连环杀手，被民众奉为“圣蛛”。

拉希米扮演的女记者只身前往马什哈德进行调查。她一来到圣城，就被旅店前台质疑为什么不好好佩戴头巾——只因为她额头前的头发散落下来，这被伊朗人视为“不检点的女人”的特征。因为在一些人的观念里，只有妓女不配佩戴头巾。

同时她也发现，就算把凶手犯罪的线索摆在警察面前，他们也不想用心查案。因为死者是妓女，她们死不足惜。

死掉的妓女就像维护社会稳定的燃料一般，燃烧完只剩下一股青烟。

而另一边，杀害妓女的凶手就是一个最普通的泥瓦匠，也有美满的家庭和孩子。只是他狂热笃信宗教，认为自己在以正义的方式替真主清洗着圣城的罪恶与污垢。

女记者最终只好亲自走上街头，褪下头巾，化妆扮成妓女，用生命危险才得以引蛇出洞，换来杀手绳之以法。

但最精彩的部分，竟然是杀手被逮捕之后。

在法庭上，法官质问杀手，何以判断这些死去的妓女道德有亏，必须得死？

杀手自豪又轻松地笑着回答：“要认出街上谁是妓女，并不需要你有多聪明。”

在场的所有男性都发出了默契的笑声，庭审现场顿时充满了愉快的空气。

而杀手的妻子也不认为丈夫有罪，相反，屠杀妓女被认为是一种荣耀的英雄行为。

妻子向青春期的儿子解释，你的父亲不是罪犯，他只是在惩罚那些不干净、不检点的女人。一个孩子的双眼，从对父亲是杀人犯的困惑和恐惧，逐渐转为了自豪与骄傲。

甚至连伊朗的民众，都聚集在法庭外要求政府释放蜘蛛杀手，因为他在替真主清理罪恶。街坊邻居甚至会免费给杀手的家人免费送菜，甚至鼓励他的儿子长大后继承父亲的衣钵，继续屠杀更多妓女。

而受害妓女的父母，反而变成了没脸见人的罪人。

蜘蛛杀手沉浸在成为宗教英雄的幻梦里，就算走向绞刑架也有大义凛然的壮烈。

他绘声绘色地向儿子描述，自己是如何在街上锁定猎物，又是如何用头巾将这些女性活活勒死的。

整部电影的杀人片段都不算惊悚，直到女记者在影片最后打开了一段采访DV录像，我们才得以从一个女性的视角，看到了最毛骨悚然的画面。

杀手死后，他只有十几岁的儿子，骄傲地向记者还原了父亲杀人的过程，他让自己年幼的妹妹扮演妓女，而他高高在上地演示着如何掐死一个女性，如何把她们的尸体卷进地毯中丢弃。

最令人窒息的细节是，蜘蛛杀手每一次杀人，最终都是用女性头顶的头巾勒死她们的。

只有一个体型较大的妓女是特例，因为她根本不戴头巾，这也导致杀手差点没能杀死她——

当一个女性主动摘下头巾时，男性就失去了杀人工具。

也许很多人都不理解这部改编自真实事件的电影，凭什么能在国际获得如此高的荣誉。这是因为，屏幕内外的女性，都正在被这寸窄窄的、黑色的头巾绞死。

被裹在地毯里丢弃荒野的女性尸体，既是伊朗马什哈德的妓女们，也是死去的22岁女孩阿米尼。

这并不是伊朗人的唯一一次呐喊。

就在本届卡塔尔世界杯，那场伊朗对阵英国的比赛前，你或许也看到了拒绝跟唱国歌的伊朗国家队球员，以及看台上缓缓展开的口号：

妇女、生命、自由。

当伊朗球员拒绝唱国歌时，台下戴着头巾的伊朗女性流泪了。

而伊朗女性能够进入足球场，也只是这几年才发生的事。

伊朗导演贾法·帕纳西早在2006年就拍摄过一部女性与足球的电影。

获得第56届柏林银熊奖的伊朗电影《越位》，讲述的就是伊朗女性为了看球赛男扮女装的故事。

对于道德警察和士兵来说，女性进入球场，就是违反教义的“越位”。而对于伊朗女性而言，国家机器对她们的一次次权利侵犯，也是一次“越位”。

电影中的女球迷，最终趁着伊朗进入世界杯决赛圈的狂欢活动逃跑。可现实中，伊朗女性并没有这么轻松美好的结局。

2019年3月，伊朗女孩萨哈尔 · 霍达亚因为女扮男装潜入足球场观赛而被捕。

当萨哈尔得知自己可能面临6个月到两年的监禁时，她穿着心爱球队的蓝色球衣，在愤怒与绝望中自焚而死。在国际足联的压力下，伊朗长达四十年的女性看球禁令才宣告结束。

伊朗人不断流血，不断经历动荡，但从未停止追问为什么，他们在催泪弹和棍棒下一次次呐喊自由。

歌手Shervin Hajipour为了伊朗女性的抗议运动写下了一首名叫Baraye的歌曲。

歌词是这样写的：

为了我的姐妹，你的姐妹，我们的姐妹

为了瓦解那些生锈的思想

为了我们对平凡生活的向往

为了学生和他们的未来

为了妇女、生命和自由

2011年，突尼斯小贩布阿齐齐的死，点燃了“阿拉伯之春”的第一支火苗。

从此之后，整个阿拉伯世界开始动荡，威权政府一个接一个轰然倒塌。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也门、叙利亚、甚至是最保守的沙特阿拉伯都出现了抗议的声音。

看似牢固如铁壁般的权力，在民众的愤怒面前也只能丢盔弃甲。

2022年，阿米尼的死，让人再次将目光投向中东地区的女孩们。

她们流血、被殴打、被侮辱至死的人生，在地球的另一端的中文互联网世界，却像一片羽毛一样轻飘。

金晨在世界杯的某一天，发了一张模仿中东男性满手宝石戒指捂脸的照片。

她戏仿的，是那张著名的“沙特富人看球赛”梗图：难受、无助、但富有。

很明显，她并不知道她用来“表现幽默”的那块头顶的白布，对于整个阿拉伯世界来说意味着什么。

在现实世界里，这块白布代表着男性权力，这份权力给予他们娶四个老婆的自由，甚至可以按照自己的喜恶结束这些女性的生命。

当网友的质疑声淹没金晨的评论区之后，明星和她的团队反而委屈起来：

“人类何苦为难人类。”

后半句她没说完的话，很多人都能替她说完：你模仿的那块白布的主人，就在你开玩笑的此时此刻，正在为难另一群人类。

当女性的世界不断下沉，我们的明星用流血的权力符号“白袍”开玩笑时，其他国家的女性在做什么？

今年第75届戛纳电影节的现场，法国女性组织在红毯上点燃了黑烟，她们拉开了巨幅的名单，上面记录着129位女性的名字，她们是上一届戛纳到今年戛纳的一年之内，在法国因家庭暴力、针对女性的谋杀而死去的女人们。

为了声援本国女性的抗议活动，伊朗女明星塔拉内·阿里杜斯蒂冒着生命危险摘掉头巾，在Instagram上发布自己举着“妇女、生命、自由”口号的照片，而她本人目前已经被捕。

不止一个伊朗女演员。Hengameh Ghaziani和 Katayoun Riahi也因为摘下头巾参加抗议活动而被捕。伊朗通讯社IRNA称，这些女演员被指控“勾结意图危害国家安全”和“进行反国家宣传”。

国际女演员也用剪刀声援伊朗女性。

包括朱丽叶·比诺什、玛丽昂·歌迪亚、伊莎贝尔·阿佳妮、伊莎贝尔·于佩尔、夏洛特·甘斯布等在内的众多女性电影人，选择剪掉自己的头发支持伊朗女性为自由而战。

五年前，我在美国遇到过一位伊朗女孩。她像一位从中东世界出逃的幸存者一样，每天拼尽全力读书学习。

她拥有一双我见过的最深邃美丽的眼睛，头发略带卷曲，利落的扎着高马尾。平时穿着宽大的卫衣，随性又动人。

她告诉我，自己的长相其实放在伊朗只是一个普通人，还有更多的伊朗姐妹，再漂亮的面孔也只能被盖在一片头巾下。在伊朗，女性不能骑自行车、不能随意奔跑、不能跳舞、不能穿过于紧身的衣服——因为女性晃动的曲线会导致男性产生犯罪的想法。

她们没有选择人生的权利。

为了能逃出伊朗、移民美国，这位伊朗女孩嫁给了现在的老公，虽然没有太多感情，但只要能摘掉头巾，能接受先进的教育，就算和陌生人结婚也无妨。

我们坐在同一个教室里，而她为了摘下头巾，几乎赌上了整个人生。

就在我们争论着头巾、生命、自由与中东女性的命运时，世界的车轮丝毫没有停下来的迹象，它带着尖刺和利刃，马不停蹄地从女性的身体上轧过，只留下一地鲜血的痕迹，而我们每个人都是不远处的旁观者。

12月22日塔利班宣布，未来将全面禁止阿富汗女性接受高等教育。一位正在学医的女大学生看到新闻后，哭着向母亲打电话：“我们的未来彻底黑暗了”。

与此同时，在伊朗抗议运动的队伍里，军队故意向女性示威者的生殖器和面部开枪。这是一种只有这片土地才能想象出来的、独有的、恶毒的惩罚女性的方式。

现在再回头看那些用白袍玩梗的中国网友，任谁都忍不住感叹——

原来人类的悲喜、愤怒、眼泪，

有时候真的并不相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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