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我们如何对抗抑郁》画面里,花季的青少年、白领女性、流水线的工人、事业有成的教授、艺术家、媒体人……
他们面无表情却静静地流泪。
没有歇斯底里的呐喊;
没有血流如注的创伤;
没有惊世骇俗的过往……
但他们轻声细语的讲诉却似平地惊雷,于无声处把我们从无感与漠视中唤醒,催促观众把目光投向身边这样的人。
该片以多维度、从多角度记录了与抑郁症相关的群体——患者、康复者、医生、社会工作者以及研究者的故事,更多的则是他们的抗争。
现代社会,以抑郁症为代表的精神疾病,正在悄无声息地吞噬着陷入集体焦虑的人们,患病率和死亡人数居高不下。
本片中最刺耳的一个词是“病耻感”。
当一个人已经对生命绝望,他却无法向周围人求助的重要原因是“病耻感”时,纪录片《我们如何对抗抑郁》的播出促使更多的观众认识、正视抑郁症,善待身边的每一位抑郁症患者,并和他们并肩对抗疾患。
案例丰富
纪录片《我们如何对抗抑郁》构建了系统、多层次的人物体系,多方位的阐释既降低了观众理解纪录片内容的难度,亦能满足更多观众的个性化需求。
该片有助于观众理解患者的“病耻感”,从而对抑郁症患者产生理解与同情。
· 青少年患者
第一集《少年已知愁滋味》揭示了当下我国青少年抑郁症发病率上升的现状。
通过两个豆蔻少女的故事展示了这一群体的患者特征及其心理活动,以及可能产生的部分病因。
· 女性、老年患者
第二、第三集分别介绍了高发病率的女性群体以及最容易被忽视、且就诊率低的老年群体。
并由此引出孕产期抑郁症以及突发因素造成的比较典型的抑郁症患者个案。
本片在丰富的案例中,向广大观众“划重点”。
强调了人们应对青少年、女性及老年人群体加强重视与关爱,提高了本片的社会价值。
结构流畅
本片利用一个人物的具体故事或两个人物的相似经历,将不同的人物自然引出,顺理成章地将观众的视点转移至新的人物。
以第二集《她们》为例。
开篇便是一组女性患者的照片,点明本集主题。
通过大量女性肖像向观众直接传递抑郁症中的情绪特征,使观众更快速地进入本片所营造的“场域”。
紧接着本集的串场人物、摄影师张楠出场,通过张楠的拍摄引出本集真正的主人公之一——小平,一位女性抑郁症患者。
当镜头由小平转向第二位女性主人公蔓玫时,利用了二人在抗“抑”路上的共同方法——陪伴来衔接;
即小平和妹妹的故事以及蔓玫和丈夫之间的故事。
其后,纪录片再由蔓玫的写作故事自然过渡到为她结集出版的编辑周墨西的故事。
由此引出下一个内容版块——孕产期和产后的抑郁症,以及与这一版块相关联的患者、助产士、医生等关联人物。
对人物的聚焦不仅遵循了人物之间的现实关联逻辑,应和了人在探求问题时不断顺藤摸瓜、刨根问底的惯性思路,叙事上层层推进;
还照顾到了本片宏观结构的逻辑清晰。
谁来对抗
“谁”来对抗抑郁症?
应该是这部纪录片关注的痛点。
当画面中出现了直面救助患者的医护人员、研究者、专家时,我们似乎可以松了口气。
但当几乎每一位抑郁症患者及其亲属,无论是作为父母、子女还是其他社会角色,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对对方患病的愧疚、对对方冷漠的不满、对来自职业的莫名压力的无力感时,这些情绪同时指向了——“病耻感”。
抑郁症患者眼前的世界不再有色彩时,他们大多数时候呼救无声,求助无门。
走进医院大门为什么是那么艰难的选择?
至亲的父母认同孩子真的身患疾病为什么如此艰难?
正视抑郁症与癌症等一切疾病是同样的疾病,似乎更难。
这部纪录片有对抑郁症相关知识的普及,也表现了患者、家属、医生、研究者等对抑郁症的“对抗”。
在这样的题材处理上,用真人物、真故事,才能打动观众,增强信任和共情。
“真人物”本身,对于本片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抑郁症患者及他们的亲属,因为“病耻感”往往很难接受采访和拍摄,很难与拍摄者建立信任,开启顺畅的交流模式。
基于媒体人的职业素养与职业伦理,与患者直接探讨抑郁症本身以及患病背后的一些经历,是否会对患者及相关人造成二次伤害,也是一大难题。
因此,主创团队只能在有局限的条件下、有局限的范围内进行采访和拍摄,“戴镣铐”完成创作。
基于此,《我们如何对抗抑郁》能够面世本身就是不小的成就,被摄对象的勇敢与主创团队的勇气可嘉。
伴随着“健康中国”在行动,《我们如何对抗抑郁》作为中国首部大体量、全方位解读抑郁症的系列纪录片,在内容选择上具有创新性、前瞻性。
在现实意义和社会意义上具有不可替代性。
静静流淌的泪水刺痛了观众的心,也促使更多的人关爱抑郁症患者,希望更多的抑郁症患者能够消除“病耻感”,主动寻求帮助和治疗 ,而不是独自流泪,独自忍受!
评论员:张雅欣 钟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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