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融冰

原创杨楠南方人物周刊

突然被冰封的城市正在逐渐融冰，而你会在最初一些日子感觉到时间的停滞。生活复苏的秘密藏在团购群里，外卖订单里，居民行动轨迹里。生活的惯性将会抚慰人心，但最深的冰川，冻得武汉人心疼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2020年第8期
文 | 本刊记者杨楠发自武汉
实习记者何沛芸
编辑 | 周建平 rwzkzjp@163.com
全文约6682，细读大约需要15分钟

3月28日，武汉西马路，市民在隔离围栏内跳舞图/张志韬

先是1月23日关闭了城市的进出通道，两天后禁行市内交通。再是2月10日，武汉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下达第12号通告：全市范围内所有住宅小区实行封闭管理。紧接着的第13号通告进一步严格了武汉市内公共场所的关闭和开放管理。

中部最大城市仿若骤然冰冻。街道上偶见环卫工人和外卖骑手，疾驰而过的只有救护车、警车、医护和物资保障车。饿了么的外卖骑手这样形容：“路上没车没人，想开多快开多快”；“我们看到最多的是环卫工人，环卫工人看到最多的也就是我们。”

3月20日春分，无疫情社区允许居民在社区内活动。新增确诊病例逐步趋零，留存的确诊患者日日减少，外地医疗队撤离，复工复产有序推进。3月28日，武汉地铁和公交部分恢复运营两日后，部分商圈开门经营。在武商广场，中高端护肤品的销量一如往日，几位女士在武商广场购买了爱马仕和LV。

突然被冰封的城市一点点融化。有时你会感觉到时间的错置。3月30日，楚河汉街的H&M服装店里，大片冬装，唯有入口处匆忙上架了一些夏装的短袖长裙；武汉最繁华的武商广场外，依然高悬欢庆2020年春节的装饰；轻轨一号线的车厢内满布韩国旅游的宣传：韩星向乘客比出爱心，欢迎武汉市民跨境流动。

每天想着吃什么

李飞飞新买了一个冰箱。3月6日送到家中后，她把220L的容量全部塞满，不仅有鸡肉蛋鱼，还有冰激凌和泡芙。

她沉迷于小区的团购活动一个多月，这是目前武汉中青年最流行的购物方式。在无数个团购食物的微信群中，大家依次填写自己的需求，由“团长”联系商家配送到小区，然后再分发给居民。

2月中旬，武汉实施最严格的小区封闭管理，所有商超不再对个人开放。李飞飞想买的东西比社区能安排的更多。她加进了社区网格员的群，把群成员的微信都加了，接着就被拉入各种各样的团购群。

最先是团购面包，然后是新鲜的蔬菜和肉，接着出现了豆制品、热干面，还有各种甜点。小区里有位赋闲在家的厨子，邻居们把肉类送进他家，他把做好的一盆干锅鸡或者一锅卤味送出来，每次收10到20元的人工费。

她很快就塞满了家中的冰箱，索性再新买一个冰箱囤货：她总担心会不会哪天买不到吃的。绿叶菜——比如菠菜、苋菜、蒜苗——最为稀罕。她买了不少，搭上新鲜的猪肉，翻墙去给外婆送菜。

“说到这个我都气死了，我给外婆买的是新鲜的肉，可她舍不得吃，一直冻在冰箱里。冻肉比新鲜的肉便宜多了。”李飞飞说。

在江夏区一家Today便利店里面，一位独居的小伙子一次买了六袋三人份的热干面、七个菠萝包、一打娃哈哈AD钙奶和各种其他零食。另一位穿着睡衣的姑娘买了两大袋食物，说明知道吃不完还是要买，“看到冰箱被塞满就很有安全感。”

3月初，李飞飞甚至团到了小龙虾。只是小龙虾太脏，散发着臭水沟的味道。她犹豫再三，还是决定刷干净，烧一锅香辣虾，“虾子是武汉人的刚需。”又过了十天，李飞飞团来了河鱼和干净的小龙虾，“有人开始从白沙洲拿货了。”

武汉白沙洲农副产品大市场是华中地区最大的农贸集散地。疫情期间，市场的蔬菜区有三分之二仍然开业，对口保障武汉市的生活物资供应。虽然集中采购的数量增加，有的摊主算了下账也没赚到什么钱：运输成本从二毛一斤涨到一元一斤，工人的工资也必须翻倍。

进入3月下旬，随着外地摊主陆续返汉，水产和米油调料的商户也逐渐复工了半数。这会儿，白沙洲市场内的车流量比往日更多，多出来是开着小车来给社区搞团购的人。市场内仍不允许宰杀行为，不能杀鱼不能杀牛蛙，大部分水产户改卖小龙虾，价格低于往年。湖北潜江小龙虾是全国农产品的地理标志，池塘里的虾子等了两个月都无人捕捞，疫情趋于稳定后，潜江开通了28条小龙虾供应专线，市长出面推广：请放心食用。

白沙洲市场内最热闹的还是蔬菜区，有本地黄陂区碧油油的红苕尖、江苏大丰半人高的蒜薹、山东安丘肥硕的大葱等等。“卖得好，进价5块钱一斤，12块一斤在这儿卖出去。”一位菜贩子说。武汉人不想再吃易于储存的萝卜白菜，想要吃丰富的绿叶菜。

“在家能干什么呢？不就是每天想着吃什么、做什么。”许多武汉人都这样说。Today便利店里最缺的是辣条、瓜子和香飘飘奶茶。在不同的团购群里，酵母和小苏打几度脱销——做包子和面包，都足够消耗时间。

3月30日，时隔67天，武汉市内多家商场、购物中心当日上午恢复营业。顾客凭借“健康绿码”，现场测温后方可入店购物图/任勇

藏在外卖订单里的信息

城市变化的信息藏在外送员的外卖订单里。最先他们送餐送蔬菜，接着餐饮店陆续关门，他们只能代购大小超市里的东西。3月中旬的某一天，几乎每个骑手都突然能接到送餐的订单。

随着返汉通道的打开，饿了么平台上线的餐饮商户从疫情最低谷的5%恢复到了20%，在疫情最为严重的汉口，两千家饿了么头部商户已经复工了四百家，预计到4月15日能复工50%。

饿了么骑手郭天领每次看到跳出的新单，都会不由自主来一句：“我去！×××开门了啊！”3月24日，他在两个小时里接到了13个星巴克订单。那天，被允许在社区内活动的年轻人看到附近的星巴克开始营业外送，便站在门口下单外卖：他们并不需要骑手来送，只是需要借由外卖平台买到咖啡。

疫情期间，外卖的运行方式有时会退回互联网之前的时代。小区封禁后，一些曾经的客户留下了郭天领的联系方式，打电话请他去超市代买。“都是些提升生活质量的东西。”郭天领总结说。他代买过940元的东西，其中包括菲力牛排、肉眼牛排和T骨牛排，也给搬过12瓶葡萄酒和四百块钱特级肋排。

那时定位在医院的用户无法使用外卖平台。但饿了么开始给医务人员送爱心餐。他们派人对接本地商户和医院，每天由专人收集医院需要的用餐数量，再去寻找供餐能力和地理位置合适的店家来承接。这一切都不再通过互联网平台完成，而是人和人之间的沟通。最多的一天，饿了么供应了10300份爱心餐给医院，这意味着那天至少有五千多名医护人员的用餐得到了解决。这其中95%都是由四轮车辆运输，更多的外送骑手仍然在为武汉的市民服务。

郭天领曾经感觉疫情好像很不真实。他周围没有人感染，他每天仍如往常一样跑很多单。新闻里严重的景象和日日攀升的确诊人数，好像发生在另一个武汉。直到街上再也没有了人，他与环卫工人偶尔四目相对，也不知该不该打个招呼。

“我每天打开平台，系统就会告诉我要做什么，我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我相信只要我们还在路上跑，就能给武汉多一分生机，多一点信心。”3月初，郭天领去献了一次血，四百毫升，他说就是看到手机短信说武汉血库缺血，他想去献个血，也能查一查他是不是健康。

在城市融冰前，人与人之间可能存在的冰渣已在特殊的疫情期间消融。对多位外送员而言，这两个月最大的变化就是顾客好说话许多，他们从未收到差评。打开饿了么，最近的用餐评价都是一溜儿好评。

过年期间，郭天领送餐到小区门口，顾客递给他一个红包，里面有20块钱。他高兴了好久，拍照发给许多人。过了一会儿，他又收到系统提示：有顾客给了他好评红包。

他心想自己今天怎么表现这么好，一个接一个。点开看，竟还是刚刚那位客户，他到现在都想不通为什么人家要给自己两个红包，“是他们钱多吗？”他问。

封城第57天，豆瓣用户文泽尔在他的封城日记里写道：

“明天春分，天气保持晴好，中心城区商户返工开业越来越多，连三阳路的红环文具店、新华路的湖锦总店都开业了。饿了么运力达到两个月以来最高水平，德华楼的包子也开张送货了。盒马不必再等晚10点，下午5点之前的订单都能当天买当天送，基本回归正常，且泛海还开了新店。不止武大，西北湖的樱花也开了。”

3月29日，武汉吉庆街，两名市民在雕塑旁吃热干面，当天恢复营业的餐饮店仍未开放堂食图/张志韬

工作结束了

陈贞没有参与过团购和外卖。她是上海华东医院一名重症医学的护士，在大年三十抵达武汉金银潭医院，参与重症患者的救治。上海第一批医疗队的餐饮先后由上海市和武汉市保障。

“你猜我出发前在做什么？”陈贞问我。

“收东西？”

“我在烧菜。从知道要走到出发的三个小时，我在烧烤麸、炖牛肉。那天本来就是要烧年夜饭的，所以我计划一点都没打乱。出门的时候牛肉差不多要炖好了，我先生和儿子晚上就能吃上。”

这段对话发生在陈贞在金银潭工作的第63天。那天上海第一批医疗队转走了最后三名病人，正式关闭病区。我们站在北三楼的窗户边，第一次聊起了陈贞今年即将参加高考的儿子。她说了许多，关于儿子的成绩，关于报考学校的选择等等。

“过两天你就回上海了，结束隔离后回家第一件事要做什么？”

“第一件事就是拥抱的我先生和儿子，然后进厨房为他们做饭。”

同样的问题，在返沪前一天我问了上海第一批医疗队的领队郑军华和医师组组长周新，他们都批评我怎么问出这样的问题。

“我们都这个年纪了，哪有什么第一件要做的事情。我们就是来工作的，现在工作结束了，就回家了。”

转运完病人，陈贞突然一阵腰酸背痛，好像之前62天从未意识到这些。病区空荡荡，她站在18号病床前说起一个离去的病人。39岁的男性，来了不到一小时就插了管，抢救无效离世。家人都隔离了，联系朋友来办了手续。“印象非常深刻，他的脸、他的体形，完全能够在我眼前重新显现。”陈贞说。

逝者离开时没有家人陪伴，陈贞与他的同事们会进行一个简单的告别仪式。推着逝者离开时，原本一分钟不到的路程，他们得走五倍速慢。医疗组长陈德昌医生对他们说，“在推的过程当中，病人的床不能碰到（墙），不能惊扰到死者，边走边推，很慢很小心。”

“陈医生还会一直说先生您走好。我们要转弯了，先生您小心，会一直说。你可能会觉得他是自言自语，但我觉得这是跟死者最后的告别。”陈贞说。

3月25日上午，武汉软件工程职业学院康复驿站，来自湖北省中医院的刘芙蓉医生带领11栋隔离区的康复隔离人员做八段锦。这是她在武软康复驿站的最后一次值班图/张志韬

在疫情中，医护和患者都面对从未有过的精神压力。2月中旬，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精神科主任医师彭代辉被国家卫健委调派来武汉做医护的心理支援。

他是武汉人，后来离开武汉去他乡求学。离汉17年，往年回家都是陪母亲，还有去儿时成长的地方看一看。直到这次奔波在各个医院之间，他才意识到：原来武汉这么大。

他总是在对来援助武汉的医护说，谢谢你们来帮助武汉。即使他自己也是一名援汉的医生。

3月26日，彭代辉请志愿者开车带自己去生活过的地方看一看。他向同行的人介绍汉江与长江的交汇处，介绍六渡桥，介绍汉口水塔，他说着说着笑起来。

“这是我（来支援后）第一次能笑出来，因为看到路上有人了。”彭代辉说。

在心理学上，人们面对重大灾难的哀伤可以被划分成五个阶段：否认、愤怒、妥协/讨价还价、抑郁和接受。

“你现在在什么阶段？”

“妥协吧。”彭代辉说。灾难结束后，生活的惯性会在一定程度抚慰人心，该上班去上班，该上学去上学，武汉人会在这个过程中经历抑郁，再逐渐接受。

3月31日，彭代辉与陈贞都结束了他们的工作，返回上海。截至当日，已有超过70%即三万余名援鄂医护人员撤离武汉。武汉则已开放接诊非新冠患者医疗机构62家，保留金银潭医院、雷神山医院、同济医院中法院区、协和医院西区等几家医院救治1456名确诊患者。

3月30日，武汉楚河汉街，市民在乐高专卖店外休息聊天图/任勇

水面下的冰山

春风秀丽，冰面消融。但从物理意义上来说，海面上所见的冰山是总体积的十分之一，十分之九都潜藏于海底。

对武汉姑娘璇子来说，被封在家里近两个月是好事，她能休养生息：吃饭、看电视、吃饭、开着电视入睡。她时常惊醒，然后就像新冠肺炎重症患者会感受到的那样，她觉得自己喘不过气。

她的父母都因感染新冠病毒而去世。

3月底，在璇子家中，她给我做了一碗臊子面，面少臊子多，牛肉片、鸭胗、鸡腿菇还有豆干——她也是团购爱好者。

这场采访从聊团购开始，本是笑声不断。直到我忙着吃面，不再提问，不再引导话题，璇子主动说起了1月末2月初的事。她抽了根烟，说心好痛，好痛。

父母送进重症病房后，她再也没见到过他们。母亲写过一张字条托护士给她，字迹依然苍劲：

“将你爸爸的手机放到他房间里，手机好像在小沙发上。带六个橙子来，带三个苹果来，水果都在凉台地上，看看是否有坏的，能放在冰箱保鲜盒内尽量放几个，大家都帮着吃。凉台地下有个大白菜拿回家吃，你们不吃给我收好。

将冰箱里的吃的全部倒掉，厨房里也有臭豆腐，南瓜。把凉台的窗户打开半边，青椒能吃，做个虎皮青椒。将凉台几条鱼用袋子装起来，冻起来。把我床上的被子整理一下。

你爸爸的病不要告诉厂里任何人。”

那时候父亲已经去世，大家都以为母亲会好起来，母亲也这样认为。但病情恶化得猝不及防。璇子接到医院的电话，接着就是殡仪馆的通知，半小时后去接她的母亲。

她的车不可以出小区，“谁会在那种时候想限行？”她冲到金银潭医院，等在住院楼门口，对着殡仪馆工作人员抬出来的担架磕了几个头。她一路跟车，殡仪车在加油站停下加油，她就在加油站外哭。直到殡仪馆工作人员来劝阻她，不要再跟车。

不必多去描述她这两个月怎么渡过，哭泣、自责、钻牛角尖，日复一日，她觉得自己成了孤儿。

3月底，武汉开始安排逝者家属有序办理殡葬事宜。早上6点到达殡仪馆后，璇子希望自己尽快拿到父母的骨灰盒。她不在意仪式，只希望父母能快点入土为安。

那天一切都还算顺利。落葬安置骨灰盒时，墓园里的师傅说你们背过身去，不要看。再转身，已落好。璇子磕头敬香，然后递给我三支香，“你鞠躬就好。”

鞠躬时，璇子对我说，“这是我爸爸妈妈”，然后对着爸爸妈妈说，“爸爸妈妈，这是我朋友。”

西马街道金门社区的社区书记杨国铭图/谢抒豪

逐渐轻松的社区

杨国铭终于换衣服了。他是西马街道金门社区的社区书记，穿着同一件冲锋衣外套和牛仔裤工作了两个月。牛仔裤变得斑驳，因为消毒水喷太多次，掉色严重。

“我觉得因为现在疫情要好一点，我应该要轻松一点，面对大家不能老是穿着那套衣服。”杨国铭说。

1月到2月上旬——方舱启用之前，杨国铭的主要工作就是登记信息、上报信息然后劝居民回家等着。“当时给居民的信息就是，需要120要找社区，想去医院要找社区，需要核酸检测找社区，需要用车找社区，但社区只能上报街道。”

他直接面对居民的求助，心中留下了许多遗憾。“最遗憾的是我们有些病人因为没有病床，最后轻症拖成重症。然后本来是一个人患病，最后一家人患病，这是最痛苦的。我们也希望能像我们后期有病床、有方舱医院那样，发现一个送一个，对不对？”

当“应收尽收，应治尽治”得到有效执行后，杨国铭的工作重点就转向保供。他封闭了多个出口，将7500人左右的13个小区合成四个大区。社区工作人员每天去超市买菜，然后在小区内卖。老人们都用现金支付，于是他收到了一万多的20元以内的零票子，还有五张100元假币。他时常要面对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矛盾，有些定向捐赠的物资他无法均分给每一位居民，只能拆东墙补西墙——等到下次有非定向捐赠物资了，攒一攒，攒够了一起分给上次没拿到的居民。有时候在小区这头开着广播卖菜，小区那头的居民听不到，他就等到有新的物资了，专门去那一头举着小喇叭喊居民下来买菜——只能用小喇叭，不然另一头的居民听到也来买菜，菜又不够了。

最艰难的就是过完年那两周，居民的年货都吃完了。“最怕的就是一个人喊肚子饿，然后其他人应和。不停上菜，大家都不停地抢菜吃。”

“3月十几号开始情况好转了，其实就是物资更丰富了，外卖、团购多了，我们一次性能采购的东西更多了，居民的存储量也增加了，相对来说压力就小了。”杨国铭说。

政府调配划拨的肉更多了，居民肚子里有油水了，杨国铭觉得大家好像要吃的量没有以前那么多了。

对于不会使用网络购物的老人来说，社区的工作人员是他们生活最重要的保障。社区的网格员或是隔几日上门询问需求，或是嘱咐左邻右里捎带着多买些东西。

随着小区的逐步解封，杨国铭的工作内容又多了一项：劝老人们不要聚在一起聊天。“我们就那点口罩和消毒水，一边给他们一边劝他们不要聚集在一起。要是没这些，老人又会数落我们不管他们吃不管他们喝。”

老人们多是社区工作难啃的硬骨头。比如一位确诊的老人，自称是老中医，坚决不肯去医院，逼得杨国铭叫来了民警。比如疫情期间，一位老人坚持要下楼跑步，说自己不怕死，一定要出门。

3月末，在社区的一家大型超市门外，一位持“绿码”排队等候进入超市的老人显得比所有年轻人都要着急，表格登记漏项，几度被工作人员叫回。“这是被关太久了”，老人身后的一位中年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