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逃离城市中心的“内卷”？

口述｜葛宇路

整理｜宋彦

我从小在武汉长大，那是个被码头文化塑造的城市，挺匪气的。不同城市带给人不同的空间感受。刚到北京时，我不太习惯，不太拿捏得好“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的分寸感。

这和我小时候的成长环境有关。武汉夏天特别热，那时多数人家里都没有空调，晚上睡觉闷得难受，武汉人就干脆不在家里睡了。家家户户都睡到了户外，树下、栏杆上、屋顶上、马路边……哪舒服、哪凉快就睡在哪。

那时，我家住在一个六七层高的老房子里。一到晚上，马路上都摆满了家家户户各式各样的床，一下子，整个街区都热闹起来了。按现在的观念，床、卧室都是最私人的空间，但在那时的武汉街头，男人穿着大裤衩，女人穿着睡衣，大家彼此认识，但也没那么熟悉，但各自生活中最私密的部分就这么敞开给彼此看了。

我们这些小孩可高兴坏了，大家从一家的床，跳到另一家的，一张床一张床地跳下去，能跳过整条街。跳到九十点钟，大家都累了，就回到自家床上睡去。第二天早上，大大小小的床都被收了起来，城市又恢复了原样。

后来，武汉搞文明城市建设，老百姓日子也好了，家家户户都装了空调，这景象就彻底消失了。但那种松弛的，没那么多规矩的状态多多少少影响了我后来的生活方式。

大学时，我在湖北美术学院念书。那时，北京是中国当代艺术的中心，武汉没有那么多美术馆、画廊和艺术空间，美院的美术馆也一直没有修建起来。虽然条件有限，但艺术还是要搞，这就逼着我们做出了很多野生的作品。对很多艺术家来说，不在展厅里工作是很困难的，但对我来说无所谓，跳脱出美术馆，艺术可能有更多可能性。

我对公共空间的探索可能是从“东湖计划”开始的，这是我的老师李巨川发起的项目。当时，武汉华侨城项目拿下了东湖11公里的湖岸线，用于别墅和高档社区的建设——东湖的一部分再也不完全地属于所有武汉人了。

“东湖计划”是基于这样一个大背景开始的，它呼吁的是一种空间上的平等。2015年，我把北京东湖站的一块公交站牌立在了武汉的东湖里。

在当下城市化的进程中，北京和武汉可能是前后脚的发展关系。因此我想把对武汉的城市记忆，通过北京东湖的这种错位感，重新提示出来。

《东湖计划》©宋紫薇

武汉野生的创作状态有它的好处，但“向中心靠拢”几乎是每个艺术家，甚至每个普通人都必然会经历的过程。怀着对更好的当代艺术环境的向往，我来到了北京，准备考研。

北京有很强的艺术向心力，包括当时的黑桥、草场地，很多艺术家，尤其是年轻艺术家聚集在一起，有很好的集体创作氛围。这就像当年，全社区的人都躺在马路上睡觉，你就也能睡得踏实。独自一个人，再特立独行，也还是躺不下去的。

这是艺术区的好处，它让艺术家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集体氛围。但就整个社会而言，艺术家群体、艺术区又是边缘的，它容易形成一种同温层，让你的活动半径、思维和眼界越来越狭隘，丧失作为一个社会人的感知力。

我现在住在宋庄，但没把房子租在艺术区里，尽管那里有更大更舒适的房子，更聊得来的邻居。我现在住的地方，是一大片回迁小区，住户都是当年同村或隔壁村的邻居，大家还一定程度上保持着在农村时的生活习惯和邻里关系。这里就是立起来的农村。

和他们住在一起，你或多或少地能跳出艺术家的边缘状态，感受到与整个城市的共振。前几天，我的自行车还挂在楼道里，这两天，居委会说不让放了，我就只好把车弄进屋子里。在艺术区，没人管这些，你很自在，但同时，你也容易失掉对政策、社会风向和老百姓情绪的敏感性。对一个当代艺术家来说，建立和多数人的连接是蛮重要的。

即使在考研备考时，我住过一阵子以艺术区闻名的草场地，那也是草场地的城中村，周围都是外来务工人员。在北京的大部分时间里，我都没和艺术家们做邻居。

《葛宇路》©张根

念研究生时，我为徐冰老师的《蜻蜓之眼》项目工作过一段时间，每天要花至少8个小时的时间看素材。这些素材都来自网上的监控视频，各种视角、各种空间、各种突发状况的视频都看了，唯一觉得，这些视频里缺少一个视角，那就是镜头里的人望向监视器的视角。《对视》就是这么产生的，我在公共的城市空间里，透过监控，与监控室里的人形成了个人与个人的对视。监控不再是公共性的设施了，它成了人与人沟通的媒介。

研究生毕业半年多，我搬到了燕郊，那是一个比最初的孙河更远离北京城市中心的地方。艺术家的作品总是和他当时的生活状态、境遇有关，我也不例外。那段生活经验让我的作品更多地思考中心与边缘的关系，把艺术创作延展到展览馆之外。

和所有普通的情侣一样，我搬去燕郊生活，女朋友最初是不同意的。她在城里，我在燕郊，几十公里的距离，有点像“异地恋”了。这期间，很多的不方便和积压的问题就凸显出来了。

去年，女朋友过生日，我想送她一个礼物，就想到了用最慢的方式送一封情书。临出发前，我查了地图，从我在燕郊的住处到女朋友家，走路大概要七小时。考虑到要制造风，把地上的信吹着和我一起走，慢一点，10个小时差不多。结果根本不是这样，第一次，刚走出七八公里，才到进京检查站就用了七小时，我只好和女朋友道歉。

第二次，我做好了心理准备。女朋友也说，不用赶生日，一天不行两天，慢慢来，她喜欢这个礼物。于是，我就又上路了。

进行“送情书”这个行为时，是我第一次深入到城市的肌理，去和我常走，也是很多人常走的这条进京路产生关联。以往，从燕郊到北京，这段路是家与北京之间的“缝隙”，是被工具化的，也是我们不得不度过的苦难，你从不会有心思关注它。

但当我带着“情书”走上远离高速的小路，一切都不一样了。夜晚，远处的车灯扫过小路，路边的河上飘着一层雾。清晨，草上挂着露珠，信被露水打湿了，吹不动。那时我才发现，原来，早上北京的空气是湿润的。

在生活惯性和效率逻辑下，这段路是难以忍受，并一定会被忽略的。但当你换一种状态和心境，在这条路上产生了互动和情感体验，它对你的意义就不同了。

我现在也说不出那段路在哪里，但如果让我带你去，我能找得到。

这些年，我们感觉当代艺术和城市生活一样，都陷入了某种“内卷”。大家在统一的标准里，同一套语法里去活动，变得越来越晦涩，也越来越无聊。

而艺术和生活都不是在框架内发生和形成的，应该去探讨框架，探讨边界。

去年，我做了一个“葛宇路”同名个展。展览开幕那天，我骑了一辆改装过的能蓄电的自行车去现场，一路从河北燕郊骑到了位于798艺术区的画廊。这一路上存蓄的电能用来提供展览当天现场所需的电力。

展览期间，我每天骑着那辆自行车往返画廊和家，一来一去，60公里。一个展览空间是如何维系运作的？聚光灯点亮的艺术作品之外，还有什么我们忽略的东西？有时，我们往后退一点，或许就能得到一个更广阔的命题。

《备用电源》©葛宇路

我是今年才从燕郊搬走的，现在住的地方与城里也有三十公里的距离，但逾越了进京检查站，生活方便不少。燕郊检查站跟小区的管控尺度一样，紧跟社会脉动，与北京的状态息息相关。

一个燕郊人，能通过过检查站堵车的时间判断城里的状况，是不是有大事发生。检查站是归属感和安全感的屏障，只有过了它，燕郊人和北京人才共享同一个空间，大家才是真正平等的。

疫情期间，我被这道屏障打败了，最终搬进了宋庄。但不管怎样，燕郊在我的生活和艺术中都是重要的一笔。

虽然现在住得离城里更近了，但艺术家的警惕性让我知道，自己依然应该保持一种“边缘”的状态，无论是生活空间上的边缘，社会位置的边缘，还是思维方式上的边缘。艺术创作依赖一种以边缘视角去思考核心问题的工作方式，一旦你进入中心、成为主流，就很容易失去创造力。

在边缘的状态下思考和工作，就能够更加警惕被给定的意义，进而从容地建立适合自己的系统。最后超越中心与边缘的二元叙事，成为多样、参差但平等的状态。

无论是艺术创作，还是文化生态、城市生活，一个健康的状态可能都该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