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时代，全球城市会更平等吗？

作者｜蔡诗瑜

编辑｜吴丽玮

三联人文城市：您在1991就提出了“全球城市”理论，现在30年过去了，您觉得城市文化中出现了什么样的新变化？

萨森：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历史。即便现在全世界的大城市中，有很多相同的事情发生，但很多城市的历史都很悠久，会形成自己独特的文化，旧金山的文化与纽约不同，与芝加哥也不同。

对我来说，新生代的变化是让我觉得很有趣的。今天的年轻人都有雄心壮志，但也有一种柔性（Softness）。他们可以选择做自己，有一种不被外界打扰的 “柔和”。

现在很多年轻人对赚钱不那么感兴趣。30年前，美国年轻人都很迷恋钱，必须要赚很多钱。在今天，这种情况少了，因为除了赚钱之外，还有很多其他有趣的事情。当然，在一个像城市这样复杂的系统中，能看到明显的转变没那么容易。但事实上，我认为与我成长的时代相比，新的文化已经出现了。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教授萨斯基娅·萨森

三联人文城市：年轻一代身上所体现的新的文化特质，跟我们城市发展有什么联系吗？

萨森：当然有联系。在纽约这样的城市里，年轻人不想买车了，他们更希望在需要的时候可以租到一辆车。租车简单、直接，但买车就需要保持稳定的收入去还贷款，每天晚上还要有一个停车位，买车意味着要承担更多。这只是一个小例子，新一代人的看法其实与父母一辈已经显著不同了。

实际上，这是一种实用智慧在发挥作用，其核心是我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时间。因为时间才是真正的问题，甚至比金钱更重要。大家普遍都有这种感觉，我们没有足够的时间。这与我们的现代性有关，因为人类已经开发了几乎所有的元素。作为一个人应该理解，要学会如何调配自己的时间，去合理地使用这些元素，而不是去占有全部。

我认为年轻一代比我这一代人要自由得多。二战后那一代人的特点是，想拥有最大的车，最好的衣服，痴迷于拥有更多的物质。但对于年轻一代来说，这种情况已经消失了。如何穿衣服变得原来越不重要，他们想穿什么就穿什么，也可以违反穿着规则，除非是非常正式的场合。这是一种很美妙的自由。

纽约街头穿着自由个性的年轻人©Marcy Swingle

三联人文城市：在您对“全球城市”的论述里，“驱逐”一直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全球城市不是一个容纳不同背景和文化的空间，而是在驱逐人们和多样性。”您对年轻一代的积极评价，是否说明全球城市的驱逐性特质已经被改变了？

萨森：事实上，这种驱逐仍然存在，而且愈发严重。现在最强大、最数字化的国际公司都会落脚在国际前沿的大都市，也就是所谓的更核心的地方，为什么？公司的常规生产可以选择任何地方，但“全球化”需要相应的专业服务，它促使公司靠近能够提供金融、中介、法律等专业服务的地方。公司的全球化需要更广泛的知识，也需要新的工具，同时还要控制成本，因此它们倾向于寻求中介，使部分运营成本最小化。比如许多留学机构，它们就是教育全球化的“中介”。

这种新的经济逻辑导致了中产阶级的衰落，因为对高级人才和低收入人群有大量的需求，跟传统公司主要提供中等收入岗位不同。在全球城市中，传统中产阶级不再受到青睐，他们在“全球经济”中失去了入门的机会。

另外，城市作为生产空间，也会通过摩天大楼这样的建筑创新来吸引国际公司。而这些繁荣的表象背后，是对许多个人和家庭的驱逐，地价上涨和空间士绅化（Gentrification）带来了日益增长的不平等。

在旧金山，在纽约市，在这些很富有的大城市里，有一些工作了一辈子的妇女，她们曾经是中产阶级。当她们退休时，房价涨得很高，她们支付不起，就只好住在街上。

国际公司总部大楼伫立在纽约©Roberto Vivancos

三联人文城市： 您觉得造成现代城市各种社会不平等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萨森：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没有一个复杂的经济体是完全慷慨的，它类似采掘模式，人们总是带着目的，想着如何使用工人，从我们的大自然母亲身上获得些什么。这是任何国家都无法逃避的。

当我很久以前在中国时，我印象很深刻，国家会确保每个人都有东西吃，虽然可能是廉价的食物。但是现在，城市都是巨大的，就造成了一种很多人无法参与的情况。如果是一个小村庄，每个人都互相认识，当地政府更有可能做出慨慷的行为，当发现某人真的生病了，他们可能会实施帮助。但是在一个大城市，大家互不认识，对他人的处境并不在意，除非你是一些系统的一部分。

城市发展给公民带来的冷漠，代表着我们的现代性中存在着一种残暴。当你看历史趋势时，你会发现残酷性已经真实存在了，它是我们生存的一部分。在北美有一些看起来很完美的小城市，人们会说，“这些美好的城市里，是谁在工作？谁来维护它？为什么我从来没看到过这些人？他们在什么时候工作？”其实，这些人往往是外国工人，他们在晚上工作，我们因此看不见他们，甚至没有意识到他们的存在。他们很辛苦，但赚不到很多钱，可能永远都是穷人。所以，人类是残忍的。大多数情况下，为了生存我们只关心自己。如果没有触及自己的利益，我们不需要真正关心他人。这正是人类现代性的弱点。

在夜晚辛勤工作的环卫工人©Damon Winter

三联人文城市：也许过去我们很难为弱势群体发声，但如今以“去中心化”为特质的数字技术，似乎带来了创造公平的可能。您认为新技术能否能为消除不平等做些什么？

萨森：首先，技术不只有一种模式，它可以是许多模式。对于许多人来说，一旦他们学会了如何使用它，它确实是一个优势。但对于流落街头的贫困老年人来说，技术对他们没什么帮助，因为他们不知道怎么使用技术。

而且，我们的政府并不总是足够聪明，能够利用技术来使弱势群体受益。社会强势群体，他们懂得如何让技术为他们服务。而我说的被技术排斥在外的人，他们可能是老年人，也可能是带着孩子的贫穷的年轻母亲，他们并不会因技术的发展而得到政府更多的帮助。

无家可归的人在洛杉矶市中心贫民窟的人行道上搭建避难所

©APU GOMES

在美国，大多数数字化应用都是面向中产阶级和高端工人家庭的。数据显示，这些家庭中的大多数人都可以使用数字应用程序，并愿意花一些钱来获取应用程序。我们还知道，数字应用绝大多数是通过手机来获得的，这是另一个制约因素，使许多低收入的数字应用潜在用户处于不利地位。我们需要更多的创新来满足低薪工人的需求。

此外，技术的使用还有一个负面影响。现在半自动化系统广泛地应用于工作领域中，这样的系统一旦出错，很难清晰地划定责任。无论是工厂里与机器人一起工作的送货工，还是在高价值业务的自动化交易系统中工作的高端工人，他们都面临这个问题。一旦业务出错，责任认定就会出现模糊性，他们会成为被告。对这些人来说，聘请律师也可能是很难的事。

广泛应用的机器人拣选系统©ROBOTICS

三联人文城市：那您觉得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低收入人群吗？

萨森：技术本身并不是改善现状的手段，它在带来好处的同时，也可能带来新的负面影响。如果要另辟蹊径，我认为拥有夜间经济对许多人来说，可能比我们想象得更重要。

我们这些生活舒适的人可能会认为，每个人都应该从晚上的工作中解放出来，拒绝加班，睡眠要充足。但对于底层人士来说，他们可能根本没有睡觉的地方。在美国有很多没有工作，或者即便有工作也买不起公寓和房子的人，有许多老年人，特别是老年妇女，他们也在工作，但可能连租房的钱都不够。

在过去，夜间经济只存在于特定的领域里，但现在已经变了，城市生活变得永不停歇，现在的城市是不需要白天或夜晚来做标记的。城市的夜间维护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因此产生了新的工作机会，尤其让妇女和移民看到了希望。在光鲜亮丽的城市背后，需要这样的人来支撑着一座城市的运行，也许这一点能成为他们生计的依靠。

夜间经济可以为更多底层人士提供工作机会©Chen Yuy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