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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500年前，也就是1522年的9月6日，一艘破旧不堪的帆船停靠在西班牙的圣卢卡·德·巴拉梅达港口，从船上走下来18名衣衫褴褛的水手，他们全都因为营养不良而骨瘦如柴，浑身长满脓疮，多数人连讲话的力气都没有了。有人认出这就是3年前从这里出发去寻找香料群岛的那艘维多利亚号，但当时和它一起出海的另外4艘帆船不见了，舰队总指挥斐迪南·麦哲伦（Ferdinand Magellan）不见了，原来的5位船长，以及各船的领航员、纠察长和水手长们也都不见了，只剩下这18个年轻的水手侥幸活了下来，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环球航行。

麦哲伦环球航行500周年纪念活动，演员们登上“维多利亚”号复制品，重现麦哲伦登船场景。当年“维多利亚”号探险队就是从此地出发（视觉中国供图）

大约7年前，也就是2015年的6月，我也完成了自己的第一次环球旅行。我搭乘一艘名为大西洋号的邮轮从位于上海吴淞口的国际邮轮码头出发，用了3个月的时间环绕地球一周，最终安全地回到了上海。整个旅程轻松舒适，我连晕船的感觉都没怎么体会到，甚至还胖了3斤。

时隔5个世纪的两次环球旅行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差别？船的不同肯定是原因之一。维多利亚号是一艘只有85吨的小帆船，全靠风力驱动。而我乘坐的大西洋号是一艘排水量高达8.5万吨的大型邮轮，靠化石燃料驱动。但是，驱动方式的不同并不像大家想象得那么重要，因为当年的帆船制造技术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只要遇到的不是台风级别的海上风暴，水手们完全可以做到逆风航行，而且船速也不比邮轮慢多少。再加上风力驱动既安静又环保，乘客体验甚至可能比柴油发动机更好。

1540年，靠在海岸边的卡拉克级大帆船

在我看来，两次环球航行最大的区别主要有以下几点，它们都和全球化有着某种关联。

首先是路线的差别。麦哲伦时代的人要想乘船环游世界，只能先想办法绕过好望角，再从麦哲伦海峡中间穿过去。前者的原名叫作风暴角，那里风高浪急，船只极难通过，即使侥幸过去了，也会把乘客摇晃得吐出胆汁。后者纬度太高，气候寒冷，航道狭窄，风向多变，帆船很容易发生触礁事故。相比之下，我那次环球航行连赤道都没碰，而是直接从苏伊士运河和巴拿马运河穿了过去。这两个运河是迄今为止人类建造的最有价值的地球工程，它们将环球航行的平均旅程缩短了将近一半，极大地降低了物流成本。如果没有这两条运河的话，全球化绝不会像现在这么容易实现。

好望角位于南非开普半岛（TPG/alamy 供图）

其次，麦哲伦舰队的死亡率高达90%，其中有大约三分之一的人死于坏血病，因为当时的人类对于营养学的知识几乎为零。为了对付坏血病，一位苏格兰医生设计并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的首个对照实验，一举奠定了科学研究的基本范式。这一范式沿用至今，是现在所有正规科学研究必须遵循的基本法则。今天的我们不但不需要担心坏血病，就连瘟疫和伤口感染等等很多当年的不治之症都有了可靠的应对方法，现代人的健康状况、生活舒适度和活动范围等等都要比500年前好了很多，就连我这样的普通人都可以环游世界了……所有这一切变化全都来自科学的进步，这才是当今人类最具共识的普世价值，也是全球化的思想根基所在。

第三，大西洋号在出发前就已制订好了详细的行程计划，航行途中还可以根据卫星数据随时更改航线，避开恶劣天气。而500年前的船员们根本不知道前方到底有什么，下一块陆地在哪里，还要在海上漂多久，这才是麦哲伦环球航行最大的困难所在。这种不确定性源于当时的人类对地球的无知，他们不知道亚洲到底有多大，南美大陆的边界在哪里，甚至都不知道太平洋的存在。普通老百姓大都不相信地球是圆的，因为没有直接的证据。麦哲伦首次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地球确实是圆的，他还证明地球表面大部分是海，而且所有的大洋都是相互连通的。如果没有这样的认知，全球化是无从谈起的。

塔古斯河入海口是里斯本的核心旅游区，最醒目的标志性建筑是一座建于1960年的“发现者”纪念碑，雕塑中站在船头的那个领航者就是亨利王子

总之，如果一定要为全球化找到一个起点的话，那么麦哲伦的环球航行一定是不二之选。正是从麦哲伦开始，人类第一次确切地知道了地球的大小，以及陆地和海洋的大致轮廓，我们终于对自己居住的星球有了大致准确的了解。但是，麦哲伦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只是大航海时代的诸多代表人物之一，在他之前有达·伽马和哥伦布为他探路，在他之后还有德雷克和库克为他收尾。自15世纪开始到17世纪结束的大航海时代无疑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转折点，因为它把散落在世界各地的人类部落串联在了一起，从此我们每个人的命运都和这个人类共同体紧密相连，这就是全球化的定义。

当然了，如果单从历史地位来说，哥伦布才是大航海时代最重要的人物，他的故事也最为人熟知。但哥伦布的探险经历远不如麦哲伦的环球航行那样富有戏剧性，后者所花的时间是前者的6倍，航行的总里程更是前者的16倍！麦哲伦还经历过数次叛乱，船员们和当地原住民之间的交往也比哥伦布更深入，甚至麦哲伦本人也因为介入当地部落的内部冲突而死在了路上。所有这一切都让麦哲伦的环球故事更具可读性，其内涵也更加深刻。

1520年11月，麦哲伦发现了后来被称为“麦哲伦海峡”的海上通道，该海峡是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间最重要的天然通道（高品 供图）

但是，正因为麦哲伦环球航行的路线太长了，我不太可能复制他当年的行程，只能选择性地走访了其中的6个最具代表性的地点，分别是麦哲伦成长的城市葡萄牙首都里斯本、舰队的出发地西班牙的塞维利亚、舰队过冬和叛乱的发生地阿根廷的圣胡利安港、环球航行最关键的转折点智利的麦哲伦海峡、麦哲伦被杀的地方菲律宾的宿务岛，以及麦哲伦环球航行最终的目的地印尼的香料岛。我试图通过这6个地点在这500年里发生的变化，搞清以下这几个我一直很感兴趣的问题。

作者在印尼香料岛拍摄的西米粉的制作过程（作者供图）

首先，我想知道为什么最早开启大航海时代的是葡萄牙和西班牙这两个欧洲边缘国家，它们几乎是当时欧洲最贫穷的两个国家，而且刚刚从一场长达数百年的外族侵略中恢复过来。但正是这两个穷国率先开始派船进入大西洋，这才有了后来的大航海时代。相比之下，明朝的郑和早在几十年之前便已7次下西洋，无论是舰队规模还是航海技术水平都要比同时代的西葡两国好得多。但是，郑和却没能更进一步，这件事不能简单地用政治因素或者领导人视野这样的概念加以解释，其背后有更深刻的原因，而这个原因直到今天都在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其次，我想知道第一次环球航行究竟是如何完成的。正如前文所说，当年的欧洲工匠最多只能制造出30米长的帆船，欧洲水手普遍缺乏基本的海上定位技术和补给能力，船员们的地理知识更是严重匮乏，领航员使用的航海图错误百出……换句话说，以当年欧洲人的知识储备和技术水平来说，环球航行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那为什么麦哲伦胆敢提出这样的设想？又是什么支撑着这批人敢于冒着生命危险出海远航？最后又是何种因素让维多利亚号成功地回到了起点？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好好探究一番，我们将会从中学到很多经验教训，帮助我们更好地实现自主创新的目标。

巴塔哥尼亚原住民的后代在维多利亚号模型前合影留念（作者供图）

第三，我想知道为什么领导这次环球航行的人是麦哲伦。从传统意义上说，麦哲伦是个身无分文的叛国者，当年全欧洲有的是比他有钱，或者比他更有经验的航海家。麦哲伦还是个杀人不眨眼的暴君，对付叛乱者的手段残酷得令人发指。但是，就是这样一个貌似毫不起眼的小人物，最终成就了人类历史上一项伟大的壮举，他本人也因为这次航行而被大家永远地记住了，这其中的关节值得我们好好学习。话虽如此，麦哲伦本人却没能完成任务，中途死于一次本可避免的部落冲突，个中原因同样值得我们认真总结。

印尼人修建的香料岛观景台（作者供图）

除此之外，麦哲伦舰队和当地原住民之间的交往过程也很有意思。这次航行途经南美洲和东南亚，这两个地方都有大批原住民，他们要么从来没有见过外国人，要么从来没有和欧洲人打过交道，双方的首次接触充满了戏剧性，这也是今天的我们再也无法获得的体验。这几次接触的结果相差极大，有的其乐融融，有的兵戎相见，个中原因非常值得研究，因为全球化的过程本质上就是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间相互碰撞的过程，我们可以从麦哲伦舰队的经历中找出一些规律，帮助我们更好地应对这个越来越扁平的世界。

纵观人类历史，像大航海时代这样足以改变历史发展进程的大事件其实并不多，其中的每一个细节都值得我们认真研究。麦哲伦的那次环球航行属于大航海时代当中资料最完善，细节也最丰富的事件之一，因为舰队中有一位来自意大利的书记官安东尼奥·皮加费塔（Antonio Pigafetta）。此人集记者、学者和作家为一身，他用相对中立的视角将航行过程中几乎所有的重大事件全都记录了下来，给后人留下了一份宝贵的历史资料。正因为有这样一份资料存在，我们才能对麦哲伦的航海过程研究得如此透彻，并从中总结出了很多历史规律。

500年的时间虽然看似很漫长，但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只是一个短暂的瞬间而已。读完这个故事你会发现，当今人类全球化的方方面面几乎都可以从当年那次环球航行中找到源头，而今天的我们仍然处在全球化的早期阶段，后面的路还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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