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万用人缺口背后：郑州富士康的两难考验
摄影 | 大白
11月17日，是郑州富士康新员工张军第一天正式上岗的日子。
郑州富士康一共三个厂区，张军要去的航空港厂区，是富士康全球所有工厂里最大的一个。每年9月份，iPhone新机发布会后，一直到12月，都是富士康的生产旺季，也是所有产线拉满的时刻，郑州航空港厂区更是承担着全球约一半苹果手机的组装工作。但今年的生产旺季，对郑州航空港区的富士康来说，有点特殊。
晚上7：30，张军换上无尘服和鞋子，准备进入车间，开始夜班工作。车间很大，目测能容纳上千人，但这晚，仍有部分生产线处于关闭的状态，另一些正在运转的生产线旁，也空着不少工位。“我听一个老员工说，如果满负荷开工，一个生产线上都人挨人，密密麻麻的。”中途上厕所时，张军看到垃圾堆积如山，让人无处下脚。干涸的水渍在洗手池的表面形成一层裂纹。他猜测，车间可能是刚开放不久，还未来得及打扫。
张军的工作内容是检查苹果手机的外壳，如音量键、摄像头等硬件的安装是否有错误和遗漏，然后再放回生产线上，传给下一道工序，这项工作一般要两个人，但这天晚上，他对面的工位始终空着。坐在张军旁边的工友告诉他，自己刚从方舱出来，原本所在的另一个部门，因为疫情，“人都跑光了”，剩下的人只好被合并到其他部门。富士康航空港区一共分东西两个厂区，他们所在的K区位于东厂区，主要包括像张军这样的新员工和阳性转阴的老员工。
老员工口中的“跑”开始于10月底。根据媒体报道，富士康疫情在10月9日左右出现端倪后，因为信息不透明、园区管理和防疫能力等问题，恐慌情绪在员工间蔓延，从10月26日开始，大批员工离开富士康。
张飞是郑州航空港区的一名人力中介，在富士康门口开了一家店铺，平时以招募快递日结工和富士康普工为主。他向本刊记者回忆了富士康员工“大逃亡”时自己经历的一幕。那是10月28日前后，自己正在厂区里办事，有两个女工拦住他，“说要一人给我200块钱，让我给他们送去一个地方，大概10公里远”。疫情还在持续，张飞没敢答应。“你猜然后怎么样？她们说，哥，不行的话，你可以给我们找个住的地方吗？我们不住富士康，只要出来住就行，给你钱。”张飞感到震惊，“就夸张成那样，宁可跟男的住一起，连安全都不顾了，也要走。”后面张飞劝她们，要是宿舍没阳性，就回宿舍，要是有，真想出来，可以去港区附近的一些桥底下。“但她们毕竟是女生，可能也害怕，后面她们走了。那是正式‘大逃亡’前一两天。”
张飞已经在郑州航空港区做了七年多的中介，他告诉本刊记者，富士康每年不同月份的用工人数会随需求波动，大致有两个招工旺季，第一阶段是春节后的一个月，一般招几万人，弥补春节前流失的人口。第二阶段是7～10月，每年这个时候，苹果发布新品手机，再加上国外的圣诞节，国内的“双11”、春节等，市场需求旺盛。作为苹果手机最大的代工厂，为应对增加的订单量，富士康会提高生产线和用工人数。“平常富士康的用工人数，保守估计在十五六万人左右，旺季能达到30多万人。”
今年也不例外，9月8日，苹果公司发布了iPhone 14系列新品。据媒体报道，富士康是该机型最大的代工厂商，占iPhone 14系列整体代工比例七成左右，同时也是高端iPhone 14 Pro系列机型的主力代工厂商。富士康早在两个月前就开始为此做准备，在一篇发布于官方微信公众号的文章《今年高峰已提前，返费高达一万元》中提到，自7月17日面试起，有效出勤55天且在职90天的新员工，根据不同岗位有不同奖金，派遣工最多能拿到的返费为1万元，小时工最高工资达每小时28元。
为了应对每年用工人数的波动，富士康会将员工分为三种类型：正式的全职工、派遣工、小时工。其中，小时工以小时计费，每干满一个月，月初发一部分工资，月末再返回一部分差价；派遣工次之，底薪2000元，干满三个月给返费；正式工底薪2000～2200元，没有差价和返费一说，但是有五险一金和加班费，工作年限越久、加班费越高。每年招工旺季，增加的主要是更具灵活性的派遣工和小时工。
另一位返乡员工阿凯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提到，疫情之后，他所知道的返乡员工里，大多是像他这样的小时工和派遣工。据另一位富士康中介的说法，富士康一般会将有一定技术性含量的岗位分配给正式工，派遣工则主要从事辅助类岗位，因此大批派遣工离开后，最受影响的可能是装配手机壳、电池等辅助性岗位。
阿娟是选择留下的工人，她向本刊记者描述人员缺口不断变大的过程，“富士康一个车间里，人数由低到高，分为线、组、课、部几个等级，从几十人到数千人不等，疫情发生后，一开始，几个部的人组到了一起，隔了几天，一个课的人都凑不齐，到最后，一个线的人都不够用了。甚至连线长都跑了”。阿娟所在的生产车间，正常情况下，一个线体有约400名工人，10月底之后，“基本都走完了”。剩下为数不多的工人和其他线体合在一起，每天工作10.5小时，但生产量只能达到此前的40%。
11月7日，苹果公司发布声明，因受疫情影响，富士康郑州工厂目前的产能大幅降低，新款手机iPhone 14 Pro和iPhone 14 Pro Max的出货量会出现暂时下降。“我们正在与供应商密切合作，以恢复正常的生产水平，同时确保每个工人的健康和安全。”公告说。
11月10日，富士康母公司鸿海董事长刘扬伟在第三季度法人说明会上说：“以郑州来说，在一个超过20万员工的厂区，要兼顾防疫规定以及正常生产需要很强的管理能力……河南省政府明确表示会全力支持富士康，以最快速度来扑灭疫情……我们会在最短时间内努力回到正常产能。”
根据本刊记者采访的多家人力公司的说法，大概从11月7日开始接到富士康的用人需求，总指标在10万到12万人。
陈肖是河南优米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的人力，她告诉本刊记者，11月10日接到富士康的招工需求，条件和以往明显不同。首先是用工年龄，从此前的45周岁以下，放宽到48周岁。其次是薪资待遇，除了每小时高达30元外，还享有四天的隔离生活补贴，补贴标准按照入职时间长短，每天从100元到400元不等；在职满30天额外享有3000元稳岗津贴。“算下来，第一个月保守估计1万多元，后面两三个月7000～9000元。这个补贴力度前所未有。”陈肖说，高薪吸引下，一周之内，公司已经招聘2万～3万人。
优米人力是富士康的一级中介代理机构。2015年开始，郑州富士康提出和有实力的代理机构直接签约合作，优米人力就是其中之一。陈肖告诉本刊记者，当时合作的前提，除了资质齐全，还要有一定经济实力。“第一年合作要给厂区交1000万元保证金，第二年之后，每年交50万元。”发展到现在，郑州富士康一共有六家长期合作的一级代理。其中，五家负责河南省内的招工，各自独享特定区域，业务范围不重合。另一家则专门负责省外招工。
千岛劳务资源有限公司驻上海负责人庞小白告诉本刊记者，他们负责的招工范围就主要以省外为主，集中在上海、苏州、昆山一带。但在这波招聘中，80%以上是在外务工的河南籍老乡，“到11月，已经不是电子厂的招工旺季，再加上今年大部分手机卖得不好，其他品牌手机的代工厂要不了那么多人，所以普遍工资低。趁着这个机会，很多人就选择回老家了”。外省返乡的员工需要在省内隔离三天后再进厂，庞小白说，这几天，郑州中牟县、航空港区一带的隔离酒店已经住满了人。后来者都安排在焦作、洛阳、开封等周边县市的酒店里隔离。
一级代理拿到招工任务后，除了一小部分直招外，大部分会分包给下一级代理。以优米人力为例，其合作的二级代理一共上百家，优米给它们按天支付管理费以及人头费。“往年推荐一个人一般150～400元，这次最开始是500元，后面涨到了800～1000元，而且是一次性给。”一位二级代理告诉本刊记者。为了拿到这高额的人头费，二级代理们除了自己直接招人外，还在附近乡镇招募了一批业务员，他们大多有在外务工的经历，认识的人多，通过微信群、朋友圈、抖音、快手、亲朋好友等发广告，拉人头。
除了仰赖市场的招聘体系外，河南省政府也参与了此次紧急招工。在河南省，富士康是一家特别的企业。根据河南大学副教授陈肖飞在其论文《劳动力视角下跨国公司地方嵌入与区域发展战略耦合机制——以富士康郑州投资为例》中的说法，2011年郑州富士康开始招工，那一年也成为河南省农业人口省内转移人数高于省外输出人数的拐点。除了创造就业岗位，富士康对郑州的外贸贡献也极为突出。以2020年为例，富士康全年出口总额达到316亿美元，占郑州进出口总额的80%、河南省进出口总额的60%。
因此，每当富士康有人力上的紧急需求时，地方政府都会施以援手。早在2012年，为满足iPhone 5系列手机的生产需求，郑州富士康开始对外招募约20万名员工。当时，河南省虽然是著名的劳务大省，但大部分人习惯到广东一带打工，留在省内的劳动力并不多，在此背景下，河南省政府出面，将任务层层下派，要求每个乡镇招募30～50人去富士康，甚至将招工指标纳入政府工作考核，与此同时，联合省内的职业学校，组织学生到富士康实习。最终，在政府、企业和社会机构的多方配合下，20万人很快招满。
这一次也不例外。帮助富士康招工的指令很快下达到了省内各地。驻马店是此次招工的重点区域。驻马店一家中介机构的负责人卫东告诉本刊记者，11月7日，他参加了一场由当地人社局统一组织的会议，会议内容针对富士康的紧急招工，共五六十家本地中介参与。“驻马店劳务公司多，九几年就开始做人力资源，在全省劳务输出里面排前四。”卫东说，“当时是说计划在驻马店市招1万人左右，当然越多越好，由中介和乡镇一起完成。”除此以外，还有周口、新乡、信阳等环郑州地区。
除了借助于中介，各地政府也在鼓励乡镇干部直接招人。在一个洛阳市某村村民展示给本刊记者的乡镇干部微信群里，有村干部自发请愿带亲戚和儿子去富士康。另一位河南省周口市和平社区的工作人员则告诉本刊记者，除了富士康给到的待遇外，11月19日之前报名的人，社区额外再给1500元补贴。
最终，中介和村镇招到的工人，由各地市人社局统一接收。蔡先生是驻马店市开发区人社局的一名工作人员，也是此次区隔离－闭环管理的总负责人，他告诉本刊，人员报名后，先组织在当地酒店隔离，三天后，再点对点闭环转运到富士康招募中心。从7号市政府的任务下达之后，蔡先生已经和局里的其他同事连轴转了一星期，最终将几百名工人送达富士康。
11月13日，第一批报名者抵达郑州富士康。
从大巴车上下来，张军看到郑州富士康报到大厅的门口已经停了一排车辆，从车牌和车身上的红色横幅看，有驻马店、漯河、信阳、周口等地的，加起来一共有200多人，大部分是30岁以上的中年人，年轻人很少。“我估计第一批都是来试水的，要不是生活所迫，人家不会来。”
张军今年46岁，河南信阳人，说话时带着河南口音，他原本是一名木工，往年都在老家周边的建筑工地上干活，一年能赚六七万元。疫情这两年，“盖新房的越来越少”，作为地产业最末端的一环，张军受到的影响直接而明显——活儿越来越少了。今年的光景更惨淡，“一个活儿也没有”。张军不得不转行，在信阳浉河区的“网红一条街”上租了个摊位，天气热时卖凉皮，天气凉时卖麻辣烫。生意最好时，一天可以卖两三百元。但好景不长，进入冬季，疫情卷土重来，封控的区域一天天变大，网红一条街上的客人在变少，生意开始变差。到10月，一天卖不了100块钱。眼看年关将近，11月9日，当看到中介的朋友圈里发布富士康招聘消息时，张军第一时间报了名，“先把这个年过了”。
蒋梅则属于“外省回流”员工。她在东莞的电子厂里做了两年，工资最高时可以达到每小时22元，今年订单量变少，工资一降再降，等她离开时，已经变成每小时16元。再加上所做的工作需要用到眼睛，已经43岁的蒋梅适应不了，10月27日，她辞工回了老家信阳。本希望在本地找点活儿，但每月工资大都只有三四千元。所以，当她看到郑州富士康每小时30元的工资时，立刻报了名。
通过中介报名后，蒋梅听说老家母子河村政府也在组织人去富士康。她将自己的情况报给了村干部，“我问村里是不是有指标，他说是的是的，我说我已经在信阳的酒店隔离，准备去了，他高兴得很，说那就把我的名字报上去。他还说村里就去了我一个，其他人都不愿意来”。
报名完成，接下来是三天的集中隔离期，张军和蒋梅被安排到信阳市区的某宾馆里，每天下楼到附近的社区核酸检测点做一次核酸。11月13日，隔离结束，11位信阳工友在一位当地交警的护送下，坐车前往郑州。车子一路几乎没停，当从高速公路下来，进入郑州航空港区时，城市看起来依旧空空荡荡，公交车也已经停运，路上只有极少的行人和私家车，路两旁的商铺全部关着门。
第一批新员工被分到富士康的裕鸿公寓，小区一共15栋楼，每栋10层，每个房间可住10个人，一共可容纳数千人。在这里，还要继续隔离三天，其间由社区志愿者提供盒饭。和蒋梅同宿舍的，是一位来自新乡的女性，30多岁，聊天时蒋梅得知对方是村干部，“说是被‘拉壮丁’来的，行李就带了一个小包，里面是防护服，酒精喷壶，免洗洗手液，别的好像啥也没带，连换洗衣服都没有，当天晚上八九点的时候，趁天黑，她就偷偷跑掉了”。
11月16日，结束三天隔离后，第一批新员工坐上大巴车，早上7：30从宿舍出发，半个小时后到达富士康厂区，大家按叫到的工牌号一一分组，领取劳保用品和鞋柜。不少鞋柜里留着上一拨工友离开时没来得及拿出来的东西，工作人员又重新清理柜子，一直到下午5点多，才坐上大巴车返回宿舍。
虽然在政府的大力张罗下，郑州富士康的第一轮紧急招工凑齐了需要的人数，但疫情对一个劳动力密集大厂的挑战并没有结束。
11月17日早上，刚上了一天班，张军在微信群里看到，裕鸿公寓出现了核酸检测十混一阳性，要求所有人马上做单管检测。“到第二天微信群里就说有五个人被隔离了。”同一天下午5点多，蒋梅坐上大巴车去富士康厂区上第一个夜班，途中正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我们的电话里传来一阵乱哄哄的声音。“有个人健康码突然变成红码了，正在让她下车。”蒋梅向我解释。
本以为只是小范围的感染，但来到车间后，蒋梅才听说自己所在的生产线上有十几个人因为核酸检测异常刚刚被拉走，因为人数不够，也没有管理人员从中协调。11月17日这晚，蒋梅所在的生产线最终没有拉起来，60多个工友在车间里闲坐了一晚上。
一天之后，裕鸿公寓个别公寓楼开始被封控管理。张军所住的宿舍被贴上了封条。张军宿舍的另一名员工，被分配到厂区安全总务部门，负责进出车间的安检工作。20号下午4点半下班后，被主管要求搬到厂里住，两个小时后，裕鸿公寓开始要求封控管理，人员只进不出，每天将盒饭送到宿舍门口。
一边需要补充人手，稳定产能，以支撑今年的“苹果”新品出货季，一边又要应对传播力极强的病毒在新增人手中可能产生的传播，这是2022年冬天，郑州富士康面临的严峻考验。而病毒的无孔不入也超过了人的想象。“我们来之前还在当地隔离了三天，进富士康之前都是健康的。”张军对本刊记者说，仅有的两天上班时间，也都由厂区用大巴车点对点闭环转运，但进厂后不久，阳性依然在工人群中出现了。在张军发给本刊记者的视频里，11月20日，裕鸿公寓大门口已经被拉上栅栏，由穿白色防护服的工作人员把守，道路旁是临时搭建的物资帐篷。不时有工人拿着行李，准备坐上门口的转运车辆离开。张军不知道他们将被拉到哪里，也不知道小区具体的感染人数，“反正每天都有被拉走隔离的”。
园区内等待转运的富士康员工
张军也想走，但他算过一笔账，现在回去，需要自己叫车来接，单独来接一趟是2000元钱。回到老家信阳，再集中隔离7天。“费用自己出，一天一两百”，算下来，拿不到3000元的全勤奖不说，还要自己再花三四千块。但已经有新来的人在陆续离开。
11月18日早上8点多，张军正在睡觉，被一阵争吵声吵醒，他走到楼道里，听到楼上有五个周口口音的工友正在和富士康工作人员争吵，“他们想走，但富士康工作人员不让他们自己走，说必须要等人过来接”。张军听到，几个周口口音的人开始打电话，一直折腾到将近中午，五个人提着行李离开了宿舍楼。张军所住的宿舍原本有10个人，到11月19日封控之前，也走了四个。
不少富士康新员工告诉本刊记者，对新老员工混合办公的安排表示担忧。郑州富士康航空港厂区以雍州路为划分界线，东边为东厂，包括K、L、G区等厂区，西边的为西厂，包括A～F区，根据一份富士康内部的通告，疫情发生后，禁止东西两厂区穿插上班。其中，老员工在连续五天核酸阴性后，到西厂区上班，新员工和阳性转阴的老员工在东厂区上班。“我第一天上班时，听老员工说，他们刚从方舱出来的，都不是天天做核酸，说是体内已经有抗体了，做了也是阳性。”张军回忆，“那我和他一起工作，肯定害怕。”
具体害怕什么？本刊记者的采访里，好几位进厂的工人都提到，既然自己敢来，就不怕这个病毒本身，怕的只是染上以后没人管。至于“没人管会有什么可怕的后果”，谁也说不清，只知道染上后会被拉走。拉去哪里？过什么样的生活？没人告诉他们。而正是这种未知，滋生了最大的恐惧，并在人群中蔓延。
11月23日上午，张军发给本刊记者的一段视频里，一群富士康员工正在情绪激动地向厂区相关负责人提出对目前疫情防控手段的质疑，“在宿舍里做的核酸，显示异常，但是健康码是绿的，为什么？我已经不相信核酸了，在这个地方确实都已经害怕了，我们有可能都是小阳人……是不是在把我们当敢死队？”张军告诉本刊记者，视频中的人为豫康新城华鸿小区的员工，刚进来不久，因为要和老员工一起在车间工作，害怕被传染新冠，希望可以拿钱走人。
11月24日晚，富士康发布公告：“对于选择离职返乡的同仁，公司本着人文关怀精神，对返乡同仁给予1万元费用，含薪资、隔离费、误工费、车费等各类补贴。”并提到：“为了让大家安全有序返乡，政府会统一安排车辆组织输送。扫‘离职码’办理离职登记后上车前先支付8000元，返乡登记扫‘乘车码’后四小时内再支付2000元，此费用由政府公信力担保。”
张军所在的宿舍，六个人里走了四个。张军也登记了信息，拿到1万元补贴，于11月24日晚回到老家信阳的隔离点。但也有不少人选择留下来。风波过后，富士康的生产线仍然在继续。对这个矗立在豫中平原的庞大工厂群来说，生产是它最重要的使命。根据当地媒体的报道，12月初的富士康厂区生产线、街道、餐厅都已逐渐恢复人流。报道写道：“始终不停工不停摆的企业，将在做好疫情防控各项工作的同时，以高昂态势保持稳产高产，力争实现‘全年红’。”
（本文源自三联数字刊2022年第50期，文中阿娟、张军、蒋梅、卫东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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