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我对精神病人的了解，最早来自我哥哥。他比我大10岁，因为身体健壮，学习好，曾是我们家的骄傲，曾在我们住的那一带很有名。但他18岁当知青的时候遭受刺激，患上了精神分裂症。那年我8岁，我记得有一天放学回家，看到他被五花大绑，目光呆滞，看我已经没有任何反应了。

从那以后，他每隔一两年都会发病一次，发病时非常暴力，要很多人一起才能控制住他。那是上世纪70年代，精神病人发病，是社会治安问题，因为他发病时的力量很大，使他受到的压制也更严重，有时会被绑在树上，我只能眼睁睁看着，感受他的痛苦和绝望。

因为他抗拒吃药，使得父亲会看着他吃药，我记得那个药叫“冬眠灵”（氯丙嗪，上世纪50年代开始使用的第一代抗精神病药）。我哥哥说：“你们不知道吃药的痛苦，宁愿死，宁愿发病，我也不想吃药。”后来不到50岁，他就丧失了生活自理能力。所以我很清楚，精神疾病对个人，对家庭的危害到底有多大。

我自己的成长经历与常人也有所不同，1979年，高二结束后，因为找不到上学的意义，我退学去了印刷厂，觉得在工厂里做事，起码是具体的。到了厂里，一开始，我为了融入大家，下班就跟同事出去吃喝玩乐，甚至学会了抽烟，打牌、养金鱼、学吉他......像个无头苍蝇乱转。

1981年的一天，我偶然看到小我两岁的邻居在画画，准备参加美术高考。当时我一踏入他的房间，就呆愣在那里, 有种灵魂被瞬间抓住的“奇异”感觉。为了和他们相处久一些，我主动提出做模特，并在一个多月后也拿起了画笔，与他们一起，自学人像、静物、风景。

以前我一直很迷茫， 接触到艺术以后，我第一次有失控的感觉，完全无心上班。以前我不爱看书，这时候为了学艺术，就去看很多大师的作品，想学习他们的经验。因为画技不行，不能充分表达我的感受，所以我也开始写诗，去了解诗人，就发现艺术家和诗人里有很多疯狂的人。

我自己当时也有点半疯癫了，晚上兴奋得睡不着，一直读书画画，还在门上挂了一张厚厚的毛毯，想把自己跟外界隔离。因为白天根本没精力上班，我向厂长提出辞职，厂长觉得我还小，需要家长同意，结果我家人强烈反对，我父亲甚至把我的画全砸了。

家里不让，我就更疯狂地想逃离。1982年，我和教我画画的邻居小伙约定去外地，受邓丽君歌曲的影响，我们想一起偷渡去香港，结果还没走出广东，就被端着枪的军人发现，赶回了广州。当时我们已身无分文，伙伴就去了收容所，我则爬火车回到了厂里。

这次经历，让我意识到了艺术的两面性，它既能点燃一个人，也能毁灭一个人。以前它激发了我，让我变得越来越非理性。但偷渡失败，边防警察用枪对准我那一刻，我意识到了死亡的可能性，瞬间清醒。回来后我也不断反思：艺术为什么也能毁灭一个人？但那个年代没有这方面的教育，我只能自己去摸索。

回到厂里，因为旷工太久，工厂要给我行政处分，但我反复贴大字报反抗，厂里也放弃处分我了，并让我继续上班。后来换的新厂长认为我是个有理想的年轻人，送我去南京市一轻局包装设计研究所，学了三个月的包装设计，之后我回到厂里成为了一名设计师。

当时我有个朋友，偶尔会突然哭泣、甚至自残，但等自己缓过来以后，又记不清。我很纳闷，觉得这是精神出问题了，但又和我哥哥的症状不一样。后来我无意间读到了《医护心理学》，正好里面提到了臆症，描述的症状和我朋友高度吻合，才恍然大悟。

那时候大家只知道精神病，还不知道心理疾病，我既然了解到这些，就想办法搜集教材，并陆陆续续把自己的一些体会、感受和认识，写成文章投稿给《南京日报》，都是谈艺术和心理之间关系的。

1989年，南京市团委书记想设置一个公益心理咨询电话，苦于没有这方面人才，就通过《南京日报》搭桥，找我见了一面。聊完之后，书记让我去试一下。他们在公共办公室设了一个公益电话，我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负责接听。

这是国内最早的心理热线之一，消息公布当天，电话就被打爆了，24小时一直响，甚至影响到了办公室其他人的正常办公。领导一看需求这么大，干脆设了个十几平方米的心理咨询室，把我调来从事这项工作，我也就算是正式踏入了心理领域，后来还成为了中国心理卫生协会最早的会员之一，会员证是第48号。

在南京市团委的心理咨询室，那时除了接电话，我每天还会收到一二十封来自全国各地的信件，遇到复杂的就约见面咨询。当时，大部分人倾诉的，都是自己在社交，情感，学习和家庭方面的苦恼，和现在相比，烦恼要单纯很多。

四年后，我准备自己搞一个心理咨询诊所，但又没钱，就想着下海。1996年，我从亲戚朋友那借了37万元，开了“半坡村”咖啡馆，这是南京最早的咖啡馆之一，因为运营得不错，第二年就还清了欠债。我们平时主要接待一些先锋艺术家，南京的苏童、叶兆言、韩东、毕飞宇、毛焰、吴为山、孙晓云都是常客，钟阿城、陈丹青都来过，陈丹青还在咖啡馆里办了展览，太太负责经营，我策划活动。

在我看来，艺术有解决人精神问题的功能，为了想明白这个问题，我当时不断和各个艺术家交流。但慢慢地，我发现大部分艺术家创作，是有点“为了艺术而艺术”，和我心中的愿景不一样，所以2002年，我就把咖啡馆转让了，开始自己做职业艺术家。之后，我反而渐渐开始理解一些主流艺术家了，因为我依然没有找到通道，让艺术可以解决人的精神问题，同时，我也开始对普通人创作的艺术产生怀疑，觉得大家都在经验里打转。

2005年，我在南京美术馆策划了一个展览——《病：我们今天的艺术》，我觉得我们的艺术“病”了。那时候我就很想知道：那些被医学明确诊断的精神疾病患者，他们会画出什么？艺术和他们之间是什么联系？当时我展览的赞助人，民营企业家聂鹰知道我的想法后，就帮我联系了祖堂山精神病院，想完成一个精神病患者画画的艺术实验。

一开始，医院不理解我的想法，也怀疑我的动机。我们努力找各种专家去说服院长，加起来起码去谈了十几次，前后谈了10个月。可能最后院长也觉得，我这样跑来跑去没完没了，总要给一个答复，就说让我进来待一个星期，带着患者们画来试试看。一星期后，医院领导一看病人们确实能画，就同意我待三个月。

2006年10月10日，我拖着行李箱，带着各种各样的画具和颜料，正式住进了祖堂山精神病院。当时医院把住院部最上面一层的房间都给了我，我把其中几间大的活动室改成了画室。医院还安排了病区主任王玉配合我的工作，另外还配备了一名护理人员，王玉主任是艺术爱好者，在《病：我们今天的艺术》的展览上与我结识，在画室筹备的过程中，她帮了我很多忙，也一直向病人们宣传，安排报名等。

我平时也住在顶楼，楼下都是病人。白天还好，病区的生活作息规律，也有人管理，但到了晚上，楼下经常会传来一些奇怪的叫声，听起来让人恐惧。但我哥哥也是精神病人，我自己有一些和精神病患者相处的经验，也比较懂得如何尊重理解他们，所以持续了一个段时间后，我慢慢就习惯了。

当时医院7个病区，400多个病人，有一百多名住院病人都来报名。但因为场地、时间的限制，我挑选了14位，方便深入交流了解。我当时选择的标准有两条：没有绘画的经验、本人对绘画有兴趣。挑选后，我为这14精病病患者提供了各种绘画材料和工具，他们白天都来我这里画画，我不会布置什么任务，就告诉大家，想画什么就画什么。

2006年的祖堂山精神病院画室

这14个人，后来很多年我们都有联系，现在每次介绍中国原生艺术时，我也会先介绍他们创作的作品。回到2006年，刚开始的时候，我和他们的沟通很不流畅，他们说的话我听不懂，画的画我也看不懂，他们自己也不知道画了什么。我就努力多与他们交流，了解这些作品与他们内心的关系，在讨论过程当中，我能感觉到，他们的精神状况都有了好的转变，我被他们那种天马行空的想象力所震撼。

比如说张玉宝，初中毕业，发起病来会举着菜刀在大街上乱跑，2004年住进医院。他之前没有任何画画经验，进画室前，他看起来冷漠阴郁，但画了两个月之后，他开始笑，也会和别人交流主动打招呼了。

2006年，张玉宝在医院的画室里创作出了《怒吼》。他说画这幅画之前，感觉有股气堵在喉咙里很难受，画出来之后舒服多了。他不懂得色彩对比关系，只是遵从天性，在这幅画中使用了桔红、大红和绿色，画面显得十分刺激和强烈。

2006年，张玉宝在祖堂山精神病院的画室里创作出了《怒吼》

2014年，他在祖堂山精神病院创作了作品《天眼》，画面背景是蓝色，中间是一只长着一对翅膀的眼睛。张玉宝告诉我们，这是一只在天空中自由飞翔的眼睛。为什么会画出这样的图案，他自己也无法理解，就说是将出现在大脑中的图象直接描绘了出来。说实话，这幅画让我联想到了“人在干，天在看”。

2014年，张玉宝创作于祖堂山精神病院的作品《天眼》

在祖堂山的三个月让我认识到，精神病人群体是需要包容和支持的，主流社会应该给他们一定的生存发展空间。现在不少年轻人自虐自残，自我压抑，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他们不能向外发展，只能残酷地对待自己。而艺术，恰好可以在主流社会和精神病人之间，建立一个互相理解尊重的通道。

2007年，我带着自己和病人们共同完成的作品，在北京798艺术工场举办了一场展览，取名“癫狂的艺术——中国精神病患者作品展”，这是国内第一个精神病患者的群展。2008年10月，我和王玉医生一起，将这些作品汇编成了《癫狂的艺术》一书并顺利出版。

书中提到了这些作者的身份、吃什么药、什么反应......因为这些披露，记者们纷纷给祖堂山医院打电话。当时精神病院是不对社会开放的，院长也没有应对媒体的经验，压力很大。所以后来我去医院就没之前那么自由了。即便如此，医院后来还是希望我再去他们医院做这项服务，只是我实在是没有多余的精力了。

我从精神病院出来后，朋友推荐我看了台湾出版的《原生艺术的故事》这本书，才知道，早在1945年，法国艺术家让·杜布菲就提出了“原生艺术”（未受过绘画训练的人创作的艺术）的概念。直到那时，我才知道，原来我做的事情，已经是一种类型的艺术了。但当时我们国内知道原生艺术的人非常少，所以我从那时起，我就决定，余生要致力于去介绍、推广原生艺术。

2008年，江苏省福彩中心主动联系我，他们认为我在祖堂山医院做的项目很好，可以在场地、资金上支持我。但他们的资助这只能给机构，不能给我个人，我就联系医院，但医院拒绝了我。

我就想自己成立一个民办非企业机构，但一开始，我找了区民政局、残联和文化局，甚至街道办，都因为各种原因，没有获批。两年后，区民政局破例答应，可以做我申请机构的监管和主管单位。又过了很多年，我才知道，区民政局局长曾私下找当时的祖堂山院长了解过情况，我们虽然给医院带去过麻烦，但院长依然非常肯定我当时在医院的探索，为我的机构获批起到了关键作用。

2010年，南京原形艺术中心在南京江心洲岛上开业，民营企业家曾丽华觉得我们做的事情很有意义，就连续3年，每年赞助我们30万。不过因为没有盈利渠道，三年赞助的期限一到，我们又陷入困境。

2010年在南京江心洲成立的南京原形艺术中心

直到2014年，我获得了“感动南京年度人物”荣誉，南京市残联成为了我们的业务主管单位。我们改名 “南京原生艺术工作室”，搬到了南京建业区的一个老小区，同时不再是单纯的艺术中心，也强调康复、托养功能。2017年，南京市在鼓楼区建了一栋社区服务中心，把4楼的一半分给了我们，有将近400平米，在那边我们又成立了一家工作室。

两个工作室支出不少，工资方面，前8年，我都没拿工资，政府介入以后，我一开始拿3000块钱一个月，现在和其他员工一样，拿6000块钱一个月。我们现在一共7个工作人员，一个月工资最少发4万块。我们的员工，有做行政、艺术辅导员、社工的，还有翻译，另外也有签约艺术家的家长来做全职的生活辅导员，基本上都是朋友介绍来的，没有进行社会招聘。

收入方面，残联成为我们的业务主管单位后，在康复、托养、辅助性就业方面，给我们提供了一些资金，其中前五年每年有三四十万，场地是街道免费提供的。近三年，除做活动的专项资金外，两个区的工作室加在一起也只能在10万左右。另外还有一些社会赞助，比如南京另一位民营企业家伍鹃听说我们经济困难，就从2018年开始，通过南京市残联每年捐赠16万元给我们。所以现在资金缺口越来越大，政府希望我们能“自己造血”，也希望我们适当收取一些服务费。

我们从2015年开始，正式开始和一些精神病患者签约，到现在有一共有24位这样的签约艺术家了。因为精神病患者只具备部分民事行为能力，所以我其实都是和他们的监护人签约。他们中至少有一半是从特殊学校毕业的，还有一部分是初中、高中和个别大专学历，他们的疾病则包括精神分裂症，强迫症、自闭症、智力障碍，癫痫，双向情感，脑瘫，其中自闭症和脑瘫基本都是先天的，精神分裂则主要是后天造成的，基本上都有十年以上的病史。

原生艺术工作室（部分）签约艺术家的合影

这些签约画师，每天会在早晨9点半我们开门后，过来画画。他们中有一大半人是自己过来，少部分人需要家长陪同，除了画画，我们也会围绕画画举办一些活动，到16点就下班回家。这些患者画画的工具和材料是工作室提供的，不收费用，如果有作品成功销售，会返给30%～50％。

目前，签约艺术家的作品版权都归属于工作室。从2006年开始，我就有意识的去攒这些画，到现在也有几千幅了。西方有多家画廊希望跟我们签约代理，一张画最低可以给到2000元，但我们做不到，因为画廊要求作品数量稳定性，而我们这里，创作数量稳定一点的，一个月能画十几张，不稳定可能就几个月都不想画。

我们目前为止卖掉了500幅画，收入在80万元左右，但其实从学术的角度我是舍不得卖的，每幅画都真实记录了他们的心路历程，所以我们现在只卖给那些真心喜爱这些作品的收藏家。在这10年时间里，这80万元虽然不能真正解决我们工作室的运营资金问题，但它至少可以告诉人们这些作品的价值。至于我们工作室收藏的数千张精品，我们是不会卖的，因为我们想做一家原生艺术博物馆，把这些都卖掉，还怎么做？前两年哈佛大学想收藏其中的精品，我拒绝了，因为这是我们中国艺术家的作品，我想让它们留在中国。

疫情之前，我们已经在国外办了二十几场展览了，日本、法国、澳大利亚、意大利、美国、荷兰都去了。能走出国门，一部分是因为南京政府的推荐，一部分是他们自己去联系我们的，比如之前我们到法国里昂做展览，一位中国留学生翻译参加完我们的活动后非常感兴趣，就把自己的博士论文研究课题改成了研究中国原生艺术，后来也帮我们对接了法国的一些资源。

现在疫情对我们的影响很大，因为线上展览和线下展览，带给人的感受截然不同，尤其像是原生艺术的作品，风格天然朴实，并无太多复杂的技巧，这种就要了解作者的情况，和作者交流后，才能理解它真正的艺术价值。

在南京鼓楼区原生艺术工作室，艺术家们正在创作

我今年已经 60 岁了，梦想就是有生之年在南京做一个原生艺术博物馆，把这些作品展示给大家。我的目标是任何一个人进去看两个小时，观念就会发生改变。我们每个人自身是有智慧的，但我们很少会关注自己，总是习惯向外求助，忽略了自身的那种无穷无尽的天赋和潜能。原生艺术可以有效地提升公众对精神健康的意识，我经常在朋友圈说这些人和作品是国宝，很多人现在不理解，但我相信以后大家会理解我。

总的来说，中国现在在精神疾病领域里存在重治疗、轻预防和康复的现象。具体来说，就是偏重依靠生物医学手段进行治疗，忽视文化艺术等人文手段。原生艺术则希望用绘画的方式，引导精神病患者表达自己的情绪，去投入自己的精神世界，尽最大可能地调动自我修复的潜能。在我看来，精神病人的弱势在于情感想象过于丰富，神经过度敏感，通过一定的介入，这种弱点是可以转换成一种艺术创造力的。

我们这里有个签约艺术家叫杨旻，他患有精神分裂症，之前每一两年都会发病，都要去医院接受痛苦的电休克治疗，来我们工作室以后，8年里，他没有再发病，现在不仅画画，还为我们工作室的其他人提供服务。

另一位签约艺术家梁华，之前经常跟父母发生冲突，在我们这里大概一个月，他父亲就来找我，说“郭老师，你们这个地方才是我儿子的家”。

还有小龙，他是脑瘫，他告诉我他之前在别的康复机构是病人，到这里来就是艺术家，现在很多人喜欢他的作品，但过去他从来没拿过笔。

除了为签约艺术家服务，今年我们也与深圳紫非语康复机构合作创办了内象原生艺术工作室，我们会定期去深圳协助他们，平时也会通过线上提供咨询。目前南京市残联已经尽了最大努力支持我们，但我们仍然有许多事情做不到，比如融入社会的心理功能调节和培训等，这些需要专业人士，我们现在还没有能力招聘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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