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首次人口负增长：为何全球都在晚婚少子化？

原创陈璐三联生活周刊

*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1月17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2022年年末全国人口（包括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不包括居住在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港澳台居民和外籍人员）141175万人，比上年末减少85万人。全年出生人口956万人，人口出生率为6.77‰；死亡人口1041万人，人口死亡率为7.37‰；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60‰。

这是我国人口自1962年以来（即近61年来）首次出现负增长，人口危机正在成为中国当下绕不开的话题。

记者｜陈璐

在国际学术界，总和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简称TFR）达到2.1被定为世代更替水平，也就是说某个国家或地区平均每个妇女在育龄期间（15〜49岁）生育子女数量达到2.1，才能够维持人口总量不增不减；一旦TFR跌破1.5，通常被认为进入“低生育率陷阱”，再想重新回升至1.5以上就会变得非常困难。1.5被公认为总和生育率的警戒线。

然而，自2016年中国全面开放二孩政策以来，在前两年因为政策累积效应生育率短暂回升后，2018年出生人口下降幅度明显。2020年和2021年，我国的TFR分别为1.3和1.15，均低于1.5的临界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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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率持续下降并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越来越多的国家TFR一再下降，甚至接连跌破世代更替水平。意大利、西班牙和日本等国都降至1.5以下，韩国更成为全球第一个TFR跌破1的国家。TFR长期维持在1.5以下，将会对社会经济、劳动力供给、养老医疗体系、政治和文化影响力等领域造成巨大挑战，而且总人口规模也将不可避免地萎缩，甚至最终归于消亡。

“第二次人口转变”（Second Demographic Transition，简称SDT）常被用于解释全球的家庭变迁与低生育率现象，是当今人口学界最重要的理论模型之一。该理论由比利时学者罗恩·列思泰赫（Ron Lesthaeghe）与荷兰学者德克·冯德卡（Dick van de Kaa）于1987年提出。在2000年针对全球人口学者的调查中，任教于布鲁塞尔自由大学的罗恩·列思泰赫教授被认为是1950〜2000年全球最有影响力的10位人口学家之一，并获得国际人口科学研究会终身成就奖。这次他与本刊分享在社会结构变迁、文化力量冲击和个体化发展的背景下，世界各国和地区进入“第二次人口转变”后，婚姻、家庭和生育模式正在如何重新建构。

人口学家罗恩 · 列思泰赫

两次人口转变与背后的驱动力

三联生活周刊：“第二次人口转变”（SDT）最初是针对欧洲特别是西欧人口变化的研究，但如今却发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出现。可否首先介绍一下“第二次人口转变”的概念，以及它与“第一次人口转变”（First Demographic Transition，简称FDT）的不同？

罗恩·列思泰赫：从形式上来看，两次人口转变都表现出生育率显著和持续的下降，但实际上两次人口转变过程中表现出的许多特征是相反的，至少在西欧是如此。FDT指的是人口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变化的过程。到今天，世界上绝大多数经历了工业化的国家都在经历或已经完成了这一转变。

SDT始于西欧，与FDT有很大不同。首先是生育率，FDT中实际上拥有两个孩子的高生育率，这主要是通过降低中老年人口来实现的，3到6个孩子的生育区间被避开。而第二次人口转变的情况恰恰相反，第一个孩子出生的时间越来越晚，也就是生育推迟。现在，我们正在系统性地处理一些替代生育率的问题。在SDT中没有一个例子，其生育率能够达到拥有两个孩子的水平。瑞典、法国，包括欧洲其他国家，生育率会越来越接近底线，即使美国也不会有两个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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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大的区别是关于国籍和婚姻。在西欧的婚姻制度下，除非核心家庭有独立的经济来源，否则人们不会结婚。核心家庭的主要形式是丈夫、妻子和未婚子女，所以西欧没有大家庭。人们必须等到有足够的收入才建立一个新的家庭，因为他们不能把几个家庭混在一起，这就导致人们通常很晚才结婚。FDT期间，人们开始在工厂工作，他们的收入可以使自己更早地步入婚姻，建立核心家庭。所以在欧洲，FDT的特点是平均结婚年龄下降。

但在SDT中，情况恰恰相反。年轻人越来越晚地步入婚姻。他们或者和父母住的时间更长，这在南欧很典型；或者更多地选择了同居，而不是结婚。最开始，就像现在的亚洲一样，基本是一种求爱的形式，最终导致一场迟来的婚姻。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同居成为一种独立的结合形式。人们选择继续同居并且在同居期间生育孩子，但不结婚。传统婚姻逐渐进入向同居转变的阶段。中国和日本离这种独立的结合形式还有很远的距离，这里的人们一旦同居，就是婚姻的前奏。

但在西方，不同年纪的人都开始选择同居，而非结婚。SDT期间再婚的人减少了，离婚的老年人要么孤身一人，要么步入同居模式。他们正在建立一种新的结合模式，但不是婚姻。男人和女人保持独立的家庭，分开住，却彼此陪伴，晚上会在一起，以及共同度过周末和假期。在这种体系中，个体保留了自己的独立身份，或者说替孩子解决了一些疑虑，因为不会产生财产继承等问题。这在欧洲的SDT中很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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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生活周刊：有人提到，欧洲第一次人口转变（FDT）的驱动力主要来自对家庭和后代的关注，为后代提供更好的生活和教育条件的愿望，导致20世纪30年代生育率下降到低水平；而第二次人口转变（SDT）的背后则是欧洲人从家庭和父母的身份转移到追求进步主义和个人主义，生育与否成为个人为了更好地实现自我价值而做出的深思熟虑的选择。

罗恩·列思泰赫：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认为，随着人们变得越来越富裕，他们不再那么专注于物质需求，而是更多地专注于所谓的后物质需求。在欧洲，人们必须接受教育才可能攀上社会阶梯，并在经济地位上更安全。这些物质追求在今天仍然存在，但重要性已经相对下降。

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人们不再仅仅满足于物质福利的大幅提高，还试图在专业领域收获一些额外的满足感。在FDT期间，人们几乎是结婚后便立刻有了孩子。但在SDT期间，他们推迟生育，直到关系稳定、工作满意为止。孩子仍然是家庭的核心，但只位于生命周期的后半部分，这也与女性解放有关。

自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特别是60年代，欧洲女性接受教育的比例急剧增长。在那之前，像我的母亲一辈，她们受过中等教育，主要精力放在家务领域，如何更好地烹饪、制作更健康的食物、维护设施的卫生、保障孩子的健康，都是教育的一部分。但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女性接受教育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大学教育、职业教育向她们敞开了大门。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转变。

后来又发生了伦理革命。直到20世纪50年代，在欧洲，教堂与国家都是联系在一起的。人们要么是天主教徒，要么是新教徒，教会和律法实际上是基督教伦理基础上的两种形式。然而，伦理革命导致人们对离婚、同居和自杀的接受度提高了。在社会层面上，性行为和堕胎也增加了。人们认为自己可以做出最好的决定，不用理会那些严格的旧规则。

所以SDT中，教会的角色、旧式的婚姻角色都发生了法律意义上的变化，但在时间上有先后，因为欧洲没有像中国一样使用统一的语言，不同的国家存在许多民族特征和区域特征，这在FDT过渡时期尤为明显。比如，1750年左右，法国第一次人口转变开始，其生育率首次下降。此时法国并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城市化，生育率唯一增长的地方是巴黎，其他城镇不仅没有增长，实际上还下降了。英国在1880年左右才开始发生第一次人口转变，比法国晚了130年，这期间英国发生了工业革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人口结构性的变化可以在没有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情况下发生，也可以在城市化和工业化已经令人们做好准备时才发生。

三联生活周刊：此外，第二次人口转变期间，全球不同国家和地区呈现出的具体情况有所不同，这主要受到哪些文化与社会因素的影响？

罗恩·列思泰赫：伦理革命是从北欧国家开始的。斯堪的纳维亚的几个国家最先开始推迟生育，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其生育年龄第一次上升，在10到15年里同居人口超过了四分之三，但生育率并没有那么低，只是生育时间被推迟。然后是中欧，法国、比利时和荷兰紧随其后。他们也开始到达一个比较低的生育率，但从没有低于1.5。法国因为穆斯林人口的规模较大，生育率保持在2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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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中海欧洲国家，意大利和西班牙不是同居的先锋。天主教会在西班牙的影响力持续到了1970年，随着佛朗哥法西斯政权的终结，西班牙更古老的世俗传统回到了生活中，这致使同居开始在西班牙流行。然而，意大利仍然是一个典型的天主教国家，意大利人大多信奉天主教中关于婚姻和禁止离婚的原则。

1989年随着柏林墙倒塌，东欧的生育率变得低于1.5。比较一下东欧的两个邻国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罗马尼亚语和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同样源自拉丁语，该国同居率很低。保加利亚语属斯拉夫语，和俄罗斯的关系非常密切。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危机时期，保加利亚的同居人数增加，因为当时他们从共产主义转变为资本主义，在那10年里，人们的收入下降了，同居成为一种解决贫困的新手段。

“意愿”因素或文化可接受性是同居率上升更重要的条件，在一段时间内加速了同居的进程。这与西欧正在发生的事情一模一样，也是西欧同居现象增多和生育推迟的根源所在。这一现象如今已经蔓延到东欧和南欧。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美国。FDT的主要地区，比如美国东北部的新英格兰地区，同样在推迟生育和同居增多上表现出领先姿态。同时，这种现象也蔓延到从俄勒冈一直到加利福尼亚的西海岸。这种情况也发生在美国的黑人群体中，和白人群体几乎没有区别。但美国内部也存在差异。西海岸来自拉丁美洲国家的第二代和第三代移民，他们仍然早婚和生育两个孩子。而美国中部生育率较高是因为人们对避孕知之甚少，就像他们反对接种疫苗一样，因为宗教信仰，他们也反对未婚生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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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国家在同居问题上进展缓慢，是因为他们有强大和牢固的婚姻体系，这与其历史上的父权家庭结构有关。在印度，婚姻被严格限制在成本之内，即使低种姓的那方接受了更好的教育，跨种姓的婚姻仍然很少见。我认为印度社会在接受同居方面会发生得很晚，但在生育推迟上可能更早。

所以，在全球范围内，社会的旧组织因素令SDT的主要模式产生差异。在欧洲模式中，推迟结婚、推迟生育以及同居兴起基本同时发生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并局部延伸、分化。在亚洲模式和北非模式（也可以称作穆斯林模式）中，生育延迟、生育率明显下降，但对同居和未婚母亲的接受度较低。在拉丁美洲模式中，同居兴起，并在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群中继续增长，但是推迟生育现在才刚刚开始，与亚洲和北非正好相反。而在非洲部分地区，同居现象增加，但因为避孕和生育控制等方面的问题，甚至还没有开始第一次人口转变。

从中产家庭模式，到个人主义家庭模式

三联生活周刊：人们曾经认为，当TFR下降到更替水平时便会停止，社会的总人口将保持一定平衡。1986年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预测了西方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的持续存在，但当时还不能预见TFR也可以保持在低于1.5的水平。TFR持续保持在1.5的警戒线以下会带来什么问题？

罗恩·列思泰赫：首先，我来谈谈人口正增长。中国是一个试图避免人口正增长势头的显著例子。正增长势头是第一次人口转变的重要特征之一。当生产力提高时，更好的基础设施令生育率得到了控制，在二三十年时间里，TFR会从4或者5迅速转变成2，这在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也确实如此。在此期间，因为人口的年龄结构年轻，有很多潜在的母亲，即使她们每人都只有两个孩子，但数量庞大的处于生育年龄的年轻女性仍会在较长时期内大量生育，出生率仍然能够长时间保持在高水平。但随着处于生育高峰期的婴儿潮一代都逐渐进入育龄末期，增长率将开始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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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可能因马尔萨斯主义因素的作用，即人类必须控制人口的增长，否则贫穷是人类不可改变的命运，这种观点最终导致独生子女政策的实施。这其中被忽视的是生育年龄和增长率的问题。如今独生子女政策被废除，很多人认为生育率可能会反弹到2个孩子的水平。但由于中国已经开始进入第二次人口转变，我认为中国的TFR不会再回到2了。

据现今中国政府公布的数据，在低生育率的情况下，老年人口发展很快，人口结构的衰老非常明显。即使短期内生育率回到了2个孩子（因为有部分潜在母亲的生育总数被压抑了很长时间），但由于人类的预期寿命增加，每千人里老年人口的死亡人数仍然大于新生儿人数。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增长率将仍为负值，这就会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

我和同事曾经以意大利为例试图做出解释：意大利在世纪之交前大约20年里，生育率一直在2个孩子以下，并在2015年进入人口负增长。我们认为扭转负增长势头的唯一方法不是回到TFR为2的水平，而是应该超过这个数字，例如达到3。但我不认为有任何社会可以做到这一点。因为在第二次人口转变中，这个过程是不可逆的，到目前为止，世界上还没有任何逆转的先例。

三联生活周刊：实际上，两次人口转变中都涉及了家庭模式的转变，第一次人口转变中的传统中产阶级家庭模式，被第二次人口转变中的个人主义家庭模式取代。针对这种变化，欧洲的家庭政策做出了哪些应对？

罗恩·列思泰赫：采取一些措施来支持更多的生育，要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工党政府、社会主义政府上台。第一，他们设定了最低收入水平，这对工人阶级非常重要，可以减小贫富差距；第二，每两周设置一个周末的假期；第三，收入保障、养老金系统和医疗系统也相继建立。

这些最开始发生在北欧国家，尤其是瑞典。瑞典不仅没有受到两次世界大战的影响，而且通过向德国出口钢铁和各种原材料等成为当时欧洲最富有的国家之一，他们可以负担得起这样的社会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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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时和法国却遭受了两次战争的打击，尤其是在“一战”期间。这令我们在发展国家福利政策上稍微落后了一些。但“二战”后，我们也在普及教育、医疗保险和养老金制度方面迎头赶上。在20世纪60年代末，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比利时和法国很早就将福利安排从核心家庭中转移出来，将男人和女人视为独立的个体身份成为福利国家的受益者。女人拥有自己的养老金、医疗保险，以及独立接受教育的权利，无论她是否结婚、同居。但女性也因此陷入了职业和家庭之间的紧张关系中。

如何缓解？孕妇们通常拥有3到6个月的假期，有些国家可能更长。她们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延长假期，但这可能导致工资下降为正常的45%到50%，正式的产假通常会有70%到75%的工资。幼儿园体系也有所帮助，一般2岁半到3岁的孩子就可以送到幼儿园。在布鲁塞尔，幼儿园的上课时间是早上7点到晚上7点，在这个时间段内父母可以随时来接孩子。由于这种灵活性，女性的工作机会大大增加了。

德国和瑞士仍然坚持女性应该做家庭主妇的观念，或多或少地把劳动妇女看作一种异类。瑞士的学校上课时间结束得早，女性下午3点就得停止工作去接孩子，剩下的时间只能带着孩子在外面的操场上度过。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生育率低于1.5的原因之一，而西欧其他国家的生育率通常在1.7到2之间。

英国和荷兰的女性和男性都可以从事兼职工作，这样他们就有更多时间专注于家庭生活。在荷兰，生育期间男性可以每周工作4天，女性每周工作3天或4天，工资当然会减少，但他们合并的收入仍然相当不错。这种典型的解决方案在荷兰、英国和澳大利亚被普遍采用，同样阻止了TFR下降到1.5以下，停留在接近于1.7或1.8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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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族融合也有一定的帮助。西欧穆斯林人口的生育率高于2个孩子，这也被计算到欧洲的总和生育率中，确实对他们的TFR没有低于1.5起到了帮助作用。但这救不了德国。不仅东德随着柏林墙的倒塌，生育率出现大幅下滑，西德的生育率也很低，他们为老式观念付出了低生育率的代价。

历史上的政策发展是区别欧洲国家的主要因素。地中海欧洲家庭的联系更牢固，是因为有功能上的需要。他们的福利不如西欧发达，更多地把家庭作为一种社会结构来缓冲这一困难。虽然兄弟们不再住在一起，但家庭关系的坚实、活跃的联系，可以在更广泛的范围内顾及到个人的福利。西欧则更以核心家庭为单元，注重个人主义。

三联生活周刊：可是，你也曾表示性别革命可能会对生育率起到积极作用，但并不是那么重要。

罗恩·列思泰赫：我的一些同事认为，性别革命本质上是为了提高生育率。他们说，日本的生育率如此之低，是因为家庭中男性的统治如此强烈，女性无法参与，虽然她们受的教育可能比她们丈夫所能接受的还要好。日本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坚定、内向的国家，比德国更甚。德国还有移民，而日本几乎没有任何移民。日本受外界的影响很小，尽管西方通过军事手段进入了日本，但他们仍然保留了文化上的独立性，在性别革命上进展非常缓慢。因此，性别革命对一些国家可能很重要，比如日本和德国，但对丹麦就不那么重要。北欧的性别革命处于全球领先地位。丹麦的总和生育率从未低于1.5，但这不是孤立的性别革命导致的，教育普及、便利设施、社会政策、灵活安排女性的工作等都与之相关。

我的同事认为，TFR能否回到2，关键的变量是从一场不完全的性别革命到一场彻底的性别革命。他们在性别革命方面做出了区分，女性劳动力参与度的上升是第一阶段（女性进入“公共空间”），平等分担家务是第二阶段（男性进入“私人空间”）。只有第二阶段，即“真正的性别革命”，才会与生育率的上升联系在一起。

日本电影《0.5 毫米》中描绘的养老场景，正在成为持续的低生育率下，越来越多国家面临的老龄化社会现实

到目前为止，这很有帮助，但并不能保证生育率回升。现在芬兰的生育率已经降到了1.5以下，挪威也接近1.6，所以即使是在性别平等的“成熟”国家，普遍的低生育率的预测仍然成立。

三联生活周刊：那你认为西欧的一些经验会对中国的现状有帮助吗？

罗恩·列思泰赫：我已经75岁了，真希望我能再活10年，能够更密切地关注中国的形势。要从一种社会制度中推断出另一种社会制度极其困难。从西欧的核心家庭体系到亚洲的父权制体系，中间相隔的不是河流，而是海湾。我不愿意推断说，欧洲人将同居从一种求爱的方式变为了婚姻的替代品，所以这种婚姻替代品也会发生在中国。实际上，这将在中国遭遇很大的文化障碍，但也并非不可能。

随着中国成为一个商业和工业强国，年轻一代将会更加自主，也更加坚持自己的权利。现在中国有很多人奉子成婚。我们也有过10年的奉子成婚历史，这是避孕失败的结果。但随着避孕措施的普及和提升，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同居不再意味着生育。当人们决定养育孩子的时候，他们也会发现不一定要有婚姻，而选择继续同居。我认为中国的情况更有可能会朝西欧的方向发展，也可能存在一种特殊的中间产物，但我们并没有对中国进行很好的数据记录。

（本文源自三联数字刊2021年13期)

排版、审核：小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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