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鱼弟」一家的无望人生

文 | 荆欣雨

编辑 | 楚明

如果为孟凡森拍摄一部类似《人生七年》的纪录片，第一个镜头可能是2011年的冬天，10岁的小男孩，在苏州脏乱的菜市场一隅，赤着手，娴熟地把客人购买的黑鱼拍死、称重、刮鳞、挖胆、装袋，一气呵成。

此时距离他被路人拍下，成为网红「杀鱼弟」已经过去1年。成名是因为他小小年纪就在家帮忙干活，杀鱼手法熟练，眼神还很犀利。他随后回到学校上课，但常在家里的水产店帮忙，下面还有1个弟弟，4个妹妹。无论是在父母还是当时前去采访的记者口中，他都不算是个乖巧的孩子，「淘气，喜欢打架，没有办法专心在学校学习」。

7年后的镜头来到了济南齐鲁医院的输液室，这里可能比菜市场还要吵闹，床挤着床。孟凡森躺在病床上，打着点滴。17岁的大小伙子，皮肤黑黝，身材壮得很。但他没什么精神，大部分时间里都蜷着身子闭目养神，嗓子太难受了，总需要支起身子，吐在床头的塑料袋里——本来也没吃太多东西。

「杀鱼弟」孟凡森躺在齐鲁医院输液室的病床上 

荆欣雨 摄

9天前，搭配着水和冰红茶，他喝了30-40ml的百草枯原液，一种毒性很大的农药。不远处的家属休息区里，他的父亲孟东正大声与新入住的病人家属说着儿子的住院缘由——孩子在吃了一碗下了5个鸡蛋的炒面后，与他因为卖鱼的事儿大吵一架，在家后面的仓库喝了农药，被他骑着电动车「嗖嗖」地送去了医院。

从医生口中得知儿子情况已基本稳定的消息之后，这位父亲放松了起来。在漫长的陪护之夜里，他逐渐愿意与来访者分享自己的事情。在那之前，他总希望我 「快点回去睡觉」，要么就是大声感叹，「我儿子17岁了，要结婚了，你们这么写出去以后还怎么找媳妇儿啊？」或者「等他平安出院了，你们再来迎接他」。

穿着5天没换的黑色T恤和绿色短裤，孟东盘腿坐在地上，开始细数儿子从小到大的「劣迹」，提到上小学时在班上的成绩，他脱口而出，「都是倒数的」；被问到为什么初中只念了一个学期？「你去问他自己」，他指指床上闭着眼睛、拒绝交流的孟凡森。

终于，病床上传来了一声微弱的叹息。

济南输液室的日与夜

在孟凡森的病床周围转转，会发现如果不是顶着曾经「杀鱼弟」的名号，他的经历在这个病房里显得不值得大惊小怪。旁边床的长脸少年，总是一脸冷漠地望着周围的一切，胸前隐隐透出纹身，他吃了老鼠药；对面床的少女，来自新疆，喝了百草枯，因为服用时沾到了嘴部皮肤，不得不终日戴着一个潜水呼吸器样的器具；来自安徽阜阳的中年男子醉酒后饮下百草枯，「你说他自己喝了酒，我们找谁能负责？」他的弟弟感叹；楼上的急救室里，昨夜又送来两例喝百草枯中毒的患者。

与他们的家属交流，你总会不由自主地问出一个似乎愚蠢而且没有答案的问题：「为什么？」在以治疗中毒，尤其是百草枯中毒闻名的齐鲁医院中毒与职业病科，每年有400到600例像孟凡森一样的患者，医生已懂得避开这个问题，而是更多地嘱咐，「回去后不要再喝了。」

若要问孟凡森为什么喝药？事情的经过是，孟凡森为了100多斤鱼，每斤2角钱，总共20多块钱，而喝下了让自己鬼门关走一遭的百草枯。父亲与隔壁水产的主人讲好，转让100多斤鱼，事先谈好了11.3元/斤的价格，而平日的价格是11.5元/斤，儿子不知道，跟人家结账时纠缠起来。父母知道后，斥责他为何私自与人家结账，儿子感到委屈，双方大吵一架，然后儿子就喝了那瓶1个月前就买好的百草枯。

 孟凡森家的水产店面  荆欣雨 摄

在这个拥有6个孩子的家庭里，争吵是常态。母亲王凡提到跟丈夫经常吵架，「孩子多，事情又多，我们俩一吵架，情绪一低落，也不问小孩一天吃一顿饭还是两顿饭，事情又多，又烦。」孟东的左脸上有一道10厘米的钢笔迹粗细的疤痕，对此，他满不在乎地表示，「2个月前我老婆搞的」，就拒绝透露更多了。

孟凡森终日躺在床上，极少开口说话，时常显得非常难为情。他的惨状每天被前来采访的记者和好奇的路人观看着：无法换衣服，无法洗澡，随时呕吐，和关于自己人生那些大声的谈论。

钱快花光了。在苏州抢救花了快5万块，打120救护车转院花了8000块，来这儿后的2万块积蓄也很快要花光，接下来每天还有将近1万块的开销。夫妻俩没订宾馆，也没处洗澡，每天睡在医院的地板上。

每次护士前来巡视时，来自临沂农村的王凡都略显无措，搬离上一个病房让她丢失了一盒价值400块的药，12粒。她只能再去开，拿到药后，她指着药盒上的名字，问我，这是进口药吧？我告诉她，这是杭州一家制药公司生产的，她叹了口气，不明白为什么要卖上400块钱。

这个嘀咕持续到了喂药的时候，紧接着我听到了那天孟凡森说的第一句话：「我不能要吃药吃好几年把家里的钱都吃光了吧？」

他还跟人说，后悔喝药。

孟东喜欢坐在一旁，拿着手机搜索报道自己家庭的新闻。他说儿子要是有个快手账号，一定有不少粉丝，但「他实在太不会说话了」。一天上午，他搜到一条新闻，说「杀鱼弟」已经进入治疗阶段的尿毒症期，便大声嚷起来，说这是瞎写，「尿毒症啊？那不是要死了吗？医生真的说过吗？」

事实上，尿毒症期是百草枯中毒后，肾功能受损的一个阶段，与尿毒症不同，也有完全治愈的可能。前一天晚上，孟东没吃饭，干喝了一瓶啤酒。他脾气不好，早些年也跟人打架，也打过孩子，但他试图澄清传闻——没打到眼球脱落过，那是孩子放鞭炮时意外受了伤。此时此刻，他盘坐在椅子上，不停挠着跟儿子一样黝黑的腿，「尿毒症」三个字让他慌乱起来。

在医学上，肺是百草枯中毒损伤的主要靶器官之一，它同时还会造成严重的肝肾损害。孟凡森的主治医师菅向东告诉记者，病人现在正处于服毒后15天的观察期，肺和肾脏都有不同程度的损害，如果治疗得当，可能会完全痊愈，也可能会随时出现生命危险。菅向东否认了喝了百草枯必死的观念，并透露6年间，诊室中毒病人的平均治愈率是61.8%。

清晨往往是输液室最繁忙嘈杂的时候，午后的病床归于寂静，晚上又热闹起来。那些冷着脸的年轻人偶尔会与守在病床边的家长们打趣几句。孟凡森极少与父母聊天，父亲喜欢在跟记者的聊天中揶揄他，「上学的时候是校霸，学习不好，精力都在皮上了。十四五岁的时候自己去纹身了，人家纹身都用麻药，他不用的，没有钱，就挺着，回来整个胸前都肿起来了；他就喜欢香港那个古惑仔，陈小春，还有上海滩，许文强，要么看僵尸，女朋友也找不着。」

孟凡森躺在床上听着，不再有反应了。孟东问起来访者的学历，然后回想起自己最早在苏州卖菜的那片区域，「什么南京大学，苏州大学，好多大学生」。他对儿子的描述中，混杂着抱怨、嫌弃、打趣和一点点的惺惺相惜——他的胳膊上，也有个若隐若现的纹身，父子的手脚都一致地肿大，这是常年从事水产工作的证明。王凡则大多数时候跑来跑去，取药，交费，喂儿子吃饭，她说，没想到教育（孩子）这么难，「就觉得给他吃饱就好」。

为了孩子的病，这对夫妻停止了吵架，暂时地站在了一起，看起来，他们当中没有太弱势的一方。此刻他们都因缺乏睡眠而极度疲惫，家里的生意停滞了，还有5个孩子拜托家里的老人带着。这对夫妻都只有36岁。

苏州的无望生活

孟凡森5岁时，初中学历的孟东夫妻俩从山东临沂老家到苏州打工，卖菜、搬运、捕鱼都干过，最后选定了开水产店。

他们是同学，自由结合。老家的青壮年差不多都走光了，种一年两季的小麦实在维持不了生活。孟东曾发誓，「混不好，永远不回山东」。他初中班里有40个人，他混得倒数，「我不打牌，不吸毒，做生意赚不到钱，我小孩太多了」。

相比较其他亲戚，他们的孩子确实多。王凡说，后几个孩子都是「意外」，怀上了又舍不得打掉，「大脑一根筋，没想开」。在苏州相城区的家里，王凡的母亲，70岁的老太太给出另一个解释，「自己父亲是独生子，就想多生孩子，生很多，好帮家里干活」。

水产店的生活紧张、重复而枯燥。午夜12点，孟东开着货车去进货，凌晨三四点王凡起床了，开始准备出摊，孩子们起床后，随便吃口早点，5个孩子一块儿坐1个半小时的公交车去上学，留下孟凡森待在家里帮忙。他最擅长的还是杀鱼，随着年纪和力气的增长，现在已经杀得比母亲还快了。

 2010年，一位网友上传了孟凡森娴熟杀鱼、眼神犀利的照片，随后，「杀鱼弟」走红网络   图源网络

下午5点到晚上九十点睡觉前的数个小时，是王凡能给予6个孩子的最多时间，平均到每个人身上不到1个小时。如果不幸夫妻俩吵了架，那一切就会变得更糟糕，「学习好就好，学不好我们也没有时间问，主要就是催促写作业」。

孟凡森的父母不是个例。就职于北京工友之家的学者吕途发现，打工父母普遍在对孩子的教育上，更多只重视子女的学习成绩，而且，缺少时间和方法去关注子女的综合发展和心理健康。这个结论被她写进名为《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的书里。

也有人对苏州流动儿童的主要性格和心理做过调查。一个数据是，小学生轻度或重度孤独者占调查总数的85.6%。

在孟凡森家，两个男孩睡一间，4个女孩睡一间，一家八口人挤在水产店50平米的店铺里。没有一张可以用来写作业的桌子，只有几把凳子。一张茶几上放着成堆的馒头和喝了一半的优酸乳。客厅里有一台电视，一架风扇，门口有一大盆已经泡得发黑了的脏衣服。

孟凡森的屋子上着锁，家里其他可见的场景：脱落的墙壁，昏暗的光线，胡乱塞在整理箱里的衣服，堆成一床的被子，散落在地上各处的玩具，发黑的香蕉，缠在一起的充电线。

女孩们的卧室贴着3张奖状，一张是数学比赛的名次表彰，其余两张则来自运动会的跳远项目。

 孟凡森家客厅一角  荆欣雨 摄 

站在孟凡森曾生活的环境中，我想起研究过自杀问题的北大副教授吴飞写下的那句话，「家庭中的自杀问题关系到的是个人的幸福和尊严」。

向窗外望去，挂在门上的水煮鱼调料遮盖住了大部分视线，6个装水产的缸子已停用多时。整个市场的门面几乎都由外来打工者经营，他们的顾客也大都是附近城乡结合部的居民。他们的子女只有两种选择，成为留守儿童，或留在苏州，艰难求学。

王凡告诉我，他们对于苏州的城市本身一无所知，刚来时由于语言不通，做生意举步维艰，现在也只能听懂部分的苏州话，也从未去哪儿游玩过。小女儿在苏州出生，开学要上小学二年级，也不会说苏州话。

也许网红「杀鱼弟」的诞生曾是个转折，但最终也没有激起什么水花。孟东对此更多的是抱怨，「总有人来问，怎么不让孩子上学？」那块红色的「杀鱼弟」店面招牌，他说是菜场给做的。生意没什么好转，每个月赚4000左右，大闸蟹上市的季节能多些，而店面的租金每年还要3万左右。

孟凡森曾经上过的是附近一所专为打工子女开设的小学，这所小学在几年前因为违规而停办了。他曾在接受采访时提到喜欢上学，但父母显然认为他没有办法在学校里取得令人满意的成绩。

 孟凡森在课堂上  图源视觉中国

吕途在书中也谈到打工子女的学校经常会出现的问题：教学条件差，教师流动性高，辍学风险很大，课堂纪律很难维持，班级人数众多。苏州的外来人口在2015年已超过本地人口，成为深圳之后的第二大移民城市，有半数以上学校内超过50%的学生是打工子女。

一位来自苏州教育科学研究院的教研员发现，在一所打工子女占95%以上的学校英语课堂上，只有四五个学生可以回答问题，通常10分钟完成的教学任务，要用到45分钟。

早早辍学的孟凡森的生活空间很狭窄。他没什么朋友，不上网，没有QQ，只用父母的手机玩玩吃鸡。传闻他购买农药的店铺就在不远处，但店主对此表示否认。

他的弟弟妹妹们还在上学，学习成绩都不突出。孟东解释因为他们没有房子，只有补交夫妻俩的社保费，才能达到当地流动人口随迁子女积分入学的要求。用他的话说，这么算下来，每学期在每个孩子身上还要多花1000元到2000元不等的费用。

在吕途眼里，像这样的外来人口积分入学政策，「是一种歧视」，用父母的门槛限制孩子入学，无形中造成贫困的传递。

我问王凡，老二和老三上初中了，以后高中怎么办呢？回老家高考吗？

在孟凡森的病床前，她像是被这个问题击倒了一样，双手捂着自己泛红的双颊，她说她还没想过，她只希望她的孩子，以后可以过得比她现在要好。

在一个炎热的午后，我到达孟凡森的家里。他的外婆独自坐在空荡荡的客厅。已是午饭时分，她不知道几个小孩儿去了哪里，不知道如何能联系到她们，不知道外孙子因何喝农药，也不知道女儿女婿是否经常吵架，她只是向我讲述生活的贫穷，「日子实在太难过了」。

700公里外，孟凡森的观察期还剩下5天，如果能平安出院，他的人生还很长很长。

（陈秋晓、罗婷对本文亦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