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震云的双重生活：客串在名利场的严肃文学作家｜封面故事

文｜刘磊

采访｜刘磊 卢安琪

编辑｜赵涵漠 张薇

摄影｜高远

两个刘震云

一身黑色西装的刘震云和一袭红裙的刘雨霖出现了。他们在前排坐下，记者们的长枪短炮聚拢了过去，咔嚓声响起。这是2016年9月20日上午，西安。第三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开幕影片《一句顶一万句》的发布会现场。电影改编自刘震云的同名小说，导演刘雨霖是他的女儿。

刘震云的名字以「原著/编剧」的头衔醒目地出现在海报的第一位置，整个发布会上，他是主导现场的角色。这并非刘震云在今年中国电影大银幕的唯一一次出场——发布会前一天，另一部根据刘震云作品改编、由冯小刚执导的《我不是潘金莲》将推迟到11月上映的消息刚刚曝出。因为两部改编的电影同时上映，曾有媒体称2016年为「刘震云年」。

发布会上，刘震云用冯小刚3次凌晨3点给他打电话的故事，解释《我不是潘金莲》推迟上映的原因。他讲着慢条斯理的河南普通话，表情介于微笑与严肃之间，像一个对逗乐听众有十足把握的老练的相声演员，故事因此听上去也更像一个真假莫辨的段子——「（小刚说）不是说刘震云年吗，我们干脆给他说成刘震云月。前一个礼拜看《一句顶一万句》，后一个礼拜看《我不是潘金莲》，让朋友一次看个够，行不行老刘？我说这有什么不行的，这又不是什么大事儿。」至此刘震云借冯小刚之口推出了新概念——「刘震云月」，戏剧效果直接体现在了紧随而来的媒体标题，「11月成刘震云月 冯小刚最爱凌晨三点给他打电话」。

刘震云很忙。他不光要在台上吆喝，操心的事情甚至包括修改新闻通稿。当天下午《人物》记者在宾馆房间采访刘震云时，他几次中断采访，帮写稿的工作人员改稿子，「有一个规律，导语的时候可以用形容词……但是到里边写内容时，尽量不用形容词……你看CNN……」

几天后，他又出现在西班牙圣塞巴斯蒂安电影节上与获影后的范冰冰、获最佳影片的冯小刚的合影中。在一篇报道中，「范冰冰眼含热泪，兴奋地拥抱了导演冯小刚和编剧刘震云」。

对不同的受众来说，存在两个刘震云。一个是影视圈的名编剧刘震云，自1993年第一次与冯小刚合作电视剧《一地鸡毛》起，二人至今已成为铁搭档，《手机》《一九四二》《我不是潘金莲》等电影都改编自他的小说。另一个是严肃文学作家刘震云，他是中国文学界最高奖项茅盾文学奖得主，同年的获奖者也包括莫言。

两个刘震云在1991年《一地鸡毛》发表后第一次产生交集。他的妻子郭建梅——同时也是一名出色的公益律师、刘震云的北大校友——还记得，在此之前，刘震云还是农民日报的一名普通记者，家中拮据，但从这篇作品开始，他们的生活有了真正的改善。

「哎呦我印象可深了，后来《一地鸡毛》拍成电视剧了，我们家一下得了8万块钱。那8万块钱拿着，你都不知道，就简直，你能理解那个，那个眼都得发绿。我就觉得当时拿到家，在那床上啊你知道，哎呦在那床上，一遍遍地看，一遍遍地数，一遍遍地看，根本就爱不释手。」郭建梅回忆，那天全家人一起出去吃了顿肯德基。

从那以后，女儿能够不断地吃上肯德基了。家里两张小床拼在一起的床也换成了「正儿八经的」大床。

人们从作家刘震云身上找不到如今在名利场游刃有余的编剧刘震云的影子。他们一家住在农民日报的宿舍大院时，郭建梅带女儿出去转，邻居总和她说，你们家孩子他爸都从来不说话。人们觉得刘震云像个哑巴，木讷，蔫蔫的。郭建梅记得特别清楚，在刘震云获得些名气之后，有个报社同事写了一篇关于他的文章发在《农民日报》，题目叫《悄然长成的一棵大树》，「就意思从来没人吱声，是被人忽略的一个人，被人不惦记的人，就是从来没有人看他的一个人」。

我们村

作家刘震云来自河南。这位在北京生活了近40年的作家日常话语里还是会经常出现「我们村」、「俺村」。别人说他幽默，他说「我是我们村最不幽默的人」；他是1978年的河南省高考状元，进了北大中文系，上课时不理解班上女生嘴里总嚼着点什么，「按照我在村里的经验，这是在我们村牛棚里才能出现的情况」；他总是强调作家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职业，「我们村的人认为，写书并不是多么高贵的事，我自己也是这么想的」，「我们村的人会看电视，如果我的作品被改成电视剧，他们会觉得特别有意思。我妈也不识字，她也看电视剧，这是我同意改电视剧的初衷之一」。他长大的西老庄村成为嵌在他生命里的罗盘。当有人说起40里地，他首先想到的是西老庄村到延津县城的距离。

在延津县城出生的刘震云8个月大时被抱到西老庄村的姥姥家抚养。那是一个100人不到，「穷得不得了」的小村子。家中兄妹4个，14岁时，因为穷困，作为老大的刘震云虚报了年龄，离开家，到甘肃酒泉当兵。那时当兵是农村孩子的一个出路，在部队能吃上馍，更重要的是，提干，军装上有四个口袋，成为军官，这样就好找媳妇了。当兵时，刘震云特别喜欢站岗，流动哨，但他不流动，在路灯下看书。除了看很多小说，他还自学了大学微积分课程——这无意中在1978年的高考中帮了他大忙，数学成绩让他与其他考生拉开距离。

郭建梅记得，他们在北大认识那会儿，刘震云已经「满脑子的文学梦」，满口「我要当中国的鲁迅啊」之类的话。《人物》记者问刘震云「文学梦」的缘起，他轻描淡写地说，这是集体无意识啊，因为北大中文系都在写，「每个人都想成为作家……无非呢，就是说别人在分配的时候，他分到可能外在看他好一点，是吧，他分到中南海去了，他不就当官去了吗？他分到团中央去了，或者留校了，当团书记去了，他不就当官去了吗？我呢，是分到《农民日报》了，没有什么太大的诱惑，我就坚持下去了，就这么简单。不要夸大自己的那种理想性。」

他并没有提起自己在毕业时所面临的两个选择——一个是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一个是《农民日报》——这些往事是由他的妻子讲述的，他要去《农民日报》，老家的爸妈坚决不同意，当时曾经作为普通县城公务员的父亲已经成为了县公安局局长，父亲说，你放着中南海不去，说不定将来能当个官呢。但刘震云非要选择《农民日报》。郭建梅回忆，那时两人正在谈恋爱，在操场上溜达，「他说我能够全国各地去走一走，去采访，能够接触很多素材。文学就是生活，来源于生活，如果没有生活，我怎么去写小说？」

郭建梅说，刘震云「血液里头都流淌着华北平原的农民的这个情结」，「他经常就是说，比如说去菜市场，去公园，跟那个修鞋的大哥啊，老大爷啊，跟那个卖菜的老大妈、大姐聊，那就兴奋得……就往那儿一坐，他跟农民一样，就在那儿往那儿一坐。人家在那儿吃面，给我捞一碗吧，他就坐那儿，然后拿一根葱，就跟农民一样，他就这样的一个人。」

还在农民日报大院住时，有段时间大院后面在盖楼，刘震云就老去。有时赶上农民工在吃饭，手里拿着馒头，旁边放着白菜豆腐。刘震云问，你们喝啤酒吗？他们说，想喝呀，但太贵了，省了吧。当时自己手头也不宽裕的刘震云就跑到冷饮摊，买上十几瓶冰镇啤酒，和他们一起喝，聊家长里短。

刘震云作品中的故事背景很多都是他的家乡，人物的职业也经常是钉鞋的、杀猪的、贩驴的、剃头的一类的乡村手艺人。在北京工作生活的这30多年里，他从未中断过与故乡的联系。直到现在，他每年都会回延津县城或西老庄村住一段时间，一住就是一两个月。他在接受当地媒体的一次采访中说，「回到村里，就像鱼儿回到了大海。」

但当时等待这位北大毕业生的并非创作的坦途。郭建梅现在仍清晰地记得最初七八年里的画面：他们舍不得买一台电风扇，刘震云光着膀子，穿着松松的大裤衩，一边写，一边汗「哗啦哗啦」地流。他不断地投稿，被退稿，投稿，被退稿——当时的退稿现在家里还留着，两三个大纸箱子。每天熬夜写到凌晨两三点，第二天早上天一亮送女儿去托儿所，接着要去上班，整个人黑瘦黑瘦的。郭建梅看着心疼，她曾经希望当时一位（也是唯一一位）欣赏刘震云的杂志编辑劝刘震云不要再写了，「我说苗老师你劝劝他吧，他太固执了，他天天熬夜，退来一个，我说我都哭，我都觉得挺难受的，我说他还要坚持写。 」

他对妻子说，我一定成功，你放心吧，我一定成功。

现实生活也像他小说里写的一样，不乏「一地鸡毛」。郭建梅记得女儿还没出生时，两个人挤在「厕所边上的一个小斗室」，夏天下班后吃西瓜，没地儿去，就拿到办公室吃。办公室的领导和老大姐「说得特别难听」，「哐」就给他们轰出去了。刘震云赶紧赔不是。

从外在身份看，刘震云的人生在这几十年里经历了戏剧性的改变。一个当初为吃上馍，娶上媳妇儿发愁的农村小子成了著名作家。但按照刘震云自己的说法，他的生活状态几十年没有变化过。对写作的喜欢没有变，每天上午6点半起床、晚上9点半睡觉的农人式的作息没有变，每天早上两小时的跑步习惯也不曾中断。甚至「年龄」也没有变化——他感觉自己的心理年龄停在了20多岁，有时听说别人30多了，他第一反应是，呦，挺大的了。

他也几乎一直不变地对物质生活缺乏追求。作家张晴第一次见到刘震云是在20多年前，那时她是一个北漂文学青年，边在餐馆打工，边在鲁迅文学院蹭课。她经常在臭水沟旁的路上碰到一个穿着很肥很大的黄军裤和一双拖鞋的男子，推一辆「很破烂」的自行车，载着一个六七岁的小女孩。后来她再去蹭课，发现讲台上站的就是经常在河边碰着的那个人。「我才知道，哇，天天碰着的原来是那个，那么著名的大作家刘震云啊。当时我都，就觉得很惊讶的，因为他的形象那时候就看上去根本就不像个大作家的样子。」

平衡

即便在从作家到电影人的转换中，刘震云外表的改变也是极其有限的。几年前有一次他与冯小刚一起参加电影宣传，一个裤腿卷在膝盖上就上台了。底下一片笑声。女儿刘雨霖后来对母亲说，「哎呦，妈，我爸太丢人了。」

他有时会客串角色。这次是在《一句顶一万句》中扮演一个相亲者，一个「不着调的」卖手机的中年男人，穿西装打领带，戴黑框眼镜，劈头就问对面的女人：「尼采知道吗？」这个装文化人的相亲男在问了4个「知道吗」的问题之后被女方轰走了。

郭建梅对他客串特别反对：「我说你怎么又串了。」其实刘震云已经在影视剧中客串过多回。1997年上映的《甲方乙方》中，他客串一个被刘蓓扮演的阿依吐拉公主迷倒的情痴。2010年播出的电视剧《手机》中，刘震云扮演作家刘震云，接受王志文饰演的主持人的采访。

毫无疑问，刘震云是当今中国与影视联系最紧密的作家之一，他被称作「影视与文学结盟的亲历者和受益者」。除了客串角色，他更是著名编剧。冯小刚自拍《一地鸡毛》起开始与刘震云合作，这些年的合作中他印象最深刻的是「这是一个不怕麻烦的人」。「很多作家在合同上要写明，我就写一稿，或者顶多再改一稿，但是刘震云他的作品，他也不会去让别人改编，都是自己来改编。而且一般地来说不会少于十稿。」冯小刚对《人物》记者说。

他同样有可能是一位成功的商人。据《北京日报》今年2月的报道，作家刘震云、演员黄磊在北京信义时代电影股份有限公司挂牌新三板时，成为它的新股东。《一句顶一万句》出品方之一风山渐文化传播（北京）有限公司的官网也显示，公司有「著名导演高群书、著名导演管虎，著名作家、编剧刘震云，作为明星股东坐镇」。今年5月，《河南日报》「金水河客户端」报道，2016中国（郑州）国际旅游城市市长论坛上，总投资66亿元的宝泉·震云主题文化园和华谊兄弟星剧场两大项目签约。河南宝泉旅游度假区总经理张海明、刘震云（上海）影视文化工作室总经理程笛、华谊兄弟文旅演艺执行总裁刘晓出席仪式并签约。

妻子郭建梅记得自己曾经看过一篇评论，说刘震云是两栖动物，评论里还称，「他在娱乐圈，包括跟那个影视圈，冯小刚啊，张国立啊，陈道明他们，葛优他们都关系挺好，经常去参与一些活动，他们去了以后就觉得，甚至还有人说，刘震云是个严肃作家，没错，但是呢现在又一直在参与影视圈，从这个角度来说呢，他也不够严肃。」

但当问起这些与其相关的商业类消息，刘震云笑答：「都是这么一说。」

刘震云曾经多次解释过介入影视圈的事情：「大家肯定觉得我在电影里介入得特别深。其实呢，真实情况太简单了！有一个好朋友是电影界的人，我知道我们会心的程度，他是能把电影做好的。就好像去汴梁，你和书中的一个人投脾气，但到另外的路口又有一个人，也去汴梁，也投脾气，也就结伴往前走了。我对影视的介入就是说句话而已。这种介入我在生活中每天都特别多，我去菜市场，会问，萝卜怎么卖啊？人家说一毛五，我一拎，走了，就没人说我对这个萝卜和菜市场介入深。」

这是名利场里的刘震云创造的一套话语体系。一位在2012年采访刘震云的腾讯娱乐记者就曾写道：「刘震云有趣，就有趣在他的腔调上……他说话有一种故意的不诚恳，刻意的荒诞和非常明显的举轻若重。他这么说话似乎只有一个目的：你千万别把我说的当回事。」

腾讯网文化中心总监张英曾经是《南方周末》文化版的记者，他与刘震云相识多年，多次采访过他。在张英看来，「他会把这些东西，他觉得不好的都藏起来……以这种非常世故的这种姿态，在公众媒体面前。说实话，他做影视之后，我看到的确实是，他学会了一种话语方式，那个作为一个作家的认真写作的人，他是藏起来了。」

张英感到，刘震云是能在文学品质、大众认可、影视娱乐几方面做到平衡的「非常少有的」作家之一。他曾听一位圈内人士评价刘震云，觉得这个人了不起，厉害，也评价他还带着一个农民的狡猾。张英由此感慨，「娱乐圈的同志你知道，说白了，都是那种，欺负起作家，欺负起这些作家和原著改编，那基本上没有一个作家能从娱乐圈拿到什么好处的……（但是那个圈内人给出这样的评价）一定是说他（刘震云）是能够玩得转这些人的，他不会出现像别的，买作家版权给他5万块钱，然后把名和利全抢走，他不会的……他能够不吃亏，还能让对方又觉得他厉害，又离不开他，跟他要保持交往，还要交易，同时还说这个人，又说他某些评价，说他鸡贼，那你想吧，那他一定是有，他很厉害……作家很少有这个能力的。」

张英觉得，刘震云这些年活得越来越云淡风轻了，说话滴水不漏，在哪个界都游刃有余。

「我们看刘老师很幽默地在跟人交谈，这肯定不是刘老师的本质。因为每个人不能上来就亮本质，对吧？你像特别讲究的以前的四合院有那个照壁，你进来你不能直接就看到堂屋啊，你得有一个照壁挡一挡，就是人也是这样。」宋方金这么理解刘震云，他与刘相识多年，曾经是《手机》、《一句顶一万句》的电视版编剧。

刘震云对世俗生活的认知在北大时期就已初露端倪。现任北京市委常委的李书磊与刘震云同乡，1978年一起考进北大。他在发表于1993年的一篇随笔中说，当自己「还在写一些大而无当的豪言壮语」时，「震云对人心世故已经有了很高的觉悟」。他记得有一次，他们到一位老师家聚会，在座的客人中有一位也在北大工作，他就随口问她：「你是教什么的？」恰巧这位客人是搞行政的，正为因工农兵学员出身上不了讲台闹情绪，气氛顿时很尴尬。事后刘震云对他说：「你这么问就太唐突了。你应该问：您在哪个部门上班？」李书磊「如悟禅机，诚惶诚恐地点头」。

另外一天晚上，他俩在校园里散步，刘震云对他说：「说话要注意。象咱们这样近的关系说什么都没有关系，有外人的时候要防止打小报告。」李书磊在随笔中写道：「那种推心置腹的精神让我很感动，当时我也觉得震云有一种深不可测的成熟……」

李书磊在上述随笔中给刘震云极高的评价，他写道：「震云则无疑是一个得道者，他看社会一下子看到骨头里如庖丁解牛，他对人自身深刻的蔑视表达出来却是那样地轻松而从容……他看得很透反而除去了包袱，能够轻装投入，在『一地鸡毛』的生活中游刃有余；但他同时又能对自己经历的一切有一种反观，并把这种反观容于小说。」

宋方金觉得刘震云身上有条界限，界限内外是长袖善舞与极有原则的两个人：「如果刘老师说这是不可以的，这个时候那肯定就是不可以的，就是他肯定还是有一条界限。这个界限之上是世俗生活，世俗生活我觉得他当然是，刘老师肯定是长袖善舞，他会——你比如说刘老师跟人家拍照会说，哎，你这个相机特别好，那你比如像王朔老师就不会，因为他就会觉得我犯不着跟你说这些。」

刘震云的作品中，郭建梅最喜欢的是《我不是潘金莲》。「刘震云他是看透世事的一个人，但是他又藏得很深，他也不会轻易地去发牢骚骂人……但实际上你比如说《我不是潘金莲》这个小说里头，他把这些东西用一种黑色幽默的方式，实际上就给你剥得鲜血淋淋，但是人家也说不出什么来，这是小说啊，但实际上他给它写得很清楚。」刘震云在写作之前曾经问过她关于上访的事情。郭建梅当事人的真实经历比李雪莲的故事要「厉害」得多，刘震云巧妙地将上访缘由处理成了夫妻间的一句话纠纷。

张英感到，刘震云在《我不是潘金莲》中处理上访题材时「拿捏这些分寸拿捏得非常好」，「一般小说家是没有这个才华的」，「又要写现实的，又能把敏感的东西给避开，同时还有他的小说实验，再还大众，又要大众看得明白，这个不是一个聪明人绝对做不了的事情。」

底色

只有非常亲近的人才能观察到刘震云所站的立场。宋方金记得有一次在出租车上，刘震云提起《一地鸡毛》里的小林，这个小林现在会是街头的一个下岗工人呢，还是会变成了潘石屹？他问宋方金，你觉得变成哪种人更有意思？宋方金答，当然是变成潘石屹更有意思了，你可以写一写这个社会的波澜变化。

「刘老师说了一句特别重要的话，他说我跟这些富人不亲近，就是不喜欢这些人，不喜欢这些富人，还是更喜欢写尴尬的人，失意的人。」宋方金回忆。

同样地，他也并不亲近权力。「他是极其不想从政的人，特别讨厌从政。」郭建梅记得他曾经对一位家人说，「能不能干点技术的？非要去从政。」

这样的底色也许来自乡村生活的深刻影响。姥爷死得早，姥姥熬寡多年。她没有孩子，在路上看到有个三四个月的小孩哇哇地哭，一看是个小女孩，腿已经烂了大窟窿，窟窿里生着蛆，是被亲生父母抛弃的孩子。姥姥就抱回家，一直养到成家，生了刘震云，又接着把外孙养到当兵离家。姥姥1995年去世，刘震云直到现在还经常会梦到她。2011年获得茅盾文学奖之后的一次访谈中，他讲到：「有时候我想起来我有50岁了，做梦做的还是20多岁的梦。那时候我的外祖母还在，我经常梦起我外祖母，跟她一块过中秋节。就在我们的村子里，就在我们家的院子里，枣树上面，月亮那么大，那么明亮，我突然觉得我特别的幸福。」

乡村长大的作家近乎谦卑地认为决定自己能够获得今天体面生活的是机遇和命运。在接受《人物》采访时，他会回想起少年时期的一些朋友，他们都很聪明，只是自己在人生的拐点上考了大学，而另外一些则回家务农，或进城打工。在采访的整个过程中，刘震云的回答几乎都滴水不漏，只有谈起这些「阴差阳错」走上不同人生道路的伙伴们时才是他为数不多的微微袒露内心的时刻。

2011年，刘震云在一场汽车媒体主办的财富论坛演讲中，从吉利集团董事长李书福讲到他的一个表哥。他说从电视上看到李书福时，觉得他长相有些像自己小名「屎根」的表哥。做瓦工的表哥比他聪明，小时候外号「牛顿」，特别懂建筑，同样是打工，但「他会是带点设计感的那种技术」，「那他要是上了大学，他到美国留学，他不就是贝聿铭嘛。」但是，「他所以没有到更高的社会阶层，仅仅是因为他穷。」他在论坛演讲中的话也许可以理解他在感情上亲近穷人、疏远富人的深层原因。一次采访中，他说得更为直接：「我的表哥和舅舅，他们从事特别繁重的体力劳动，被上面层层盘剥。」

他时常回老家，因此也时常有机会去帮忙各种亲戚乡邻。有两种忙他特别愿意帮，一个是孩子考学、找工作，另一个是村里的穷苦人。这缘于他年少时对贫穷「深刻的体会」。他至今能清晰地记起七八岁时，一个在矿上拉石头的表哥悄悄给他两块钱时他的感受——「我就觉得天地一片光明」。

郭建梅的家乡牛屯镇与西老庄村相隔50里，农村出身在他们夫妇俩身上都留下了烙印。郭建梅「看不得穷人受苦」，因此至今做了21年的公益律师。

公益律师的工作面临常人难以想象的风险，而且收入与商业律师悬殊，很多人不理解，身边最好的朋友都说，建梅你干嘛呀，还在坚持。但刘震云理解她，「他说什么都买不来快乐，你喜欢你就去做。你如果觉得你就喜欢当商业律师，就喜欢钱，那你也可以去做，但是你不是这种人，那你就去做这个维护弱势群体权益的事儿。」

「刘震云那人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理性（的人）。任何时候，遇到多大事儿他都能稳得住。」郭建梅记得，遇到困难的时候，刘震云会说，有我呢，有家呢，「他说……如果你要真的有事儿的话，那我一定会站出来……我不管它什么什么，我就会全力地支持你。」

乡村生活让刘震云同样感到，人并不会因为阶层与身份就在智识上被区隔。刘震云觉得姥姥有见识。尽管她矮矮的，不识字，但会干活，姥姥割麦子，她割到地头，别人只能割一半。他问姥姥为什么割得这么快，姥姥说，不要直腰，直了第一次，你就要直第二次、第三次。

他觉得西老庄村的舅舅们也有见识——一个赶马车的舅舅，一辈子赶马车，他说，如果你是既不聪明也不笨的人，难混，但记住一句话，一辈子只干一件事。还有一个做木匠的舅舅，木匠活方圆几十里做得最好，他说，并不是我木匠活做得好，是花的工夫比别人多呀。不过如果单是说花笨功夫多，这个活还是做不好，关键是我喜欢做木匠这个活，喜欢刨花散发出的香气。

刘震云对所谓的知识分子不时流露出不屑：「有时候读他们十年书，还不如听卖豆腐的、剃头的、杀猪的、贩驴的、喊丧的、染布的、开饭铺的一席话呢。特别是中国作家，也假装是『知识分子』，他们一写到劳动大众，主要是写他们的愚昧和无知，『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百十来年没变过。采取的姿态是俯视，充满了怜悯和同情……更大的问题在于，他们认为重要和强调的事情，我舅舅和我的表哥们认为并不重要；他们忽略和从没想到的事情，却支撑着我亲人们的日日夜夜。他们与街头暴力乞讨者不同的是，乞讨者把匕首扎到了自己身上，他们把刀子扎到了别人身上。我讨厌这样的写作，讨厌这种『知识分子』的写作。」

当回到真正能令刘震云感到趣味的写作之中时，他几乎成为了与名利场中全然不同的刘震云。他有极强的定力。《一句顶一万句》杀青后从片场回家，刘震云立刻把自己关在书房，继续写他将于2017年出版的新小说。在郭建梅的描述中，「娱乐圈啊，影视圈啊，那种浮躁啊，那种飘然啊，轰轰轰轰的那种，或者说是那种嘈杂的环境，但是当他这个腿迈到这边的时候，他立即就能静下来。」

「他定力到什么程度，那个手机在他这儿搁，从来不看，一天都不带看一眼的，他这个身份的转移，角色的转换，以及包括他的习惯的转换，思维的转换，特别地快，而且极其地到位。」郭建梅说。

刘震云性格上是「不外露」的人，「不大喜，不大悲」。有一次刘震云从埃及开会回来，郭建梅在他的行李里看到一个奖杯，他刚从埃及领完「埃及文化最高荣誉奖」。郭建梅说，你这儿得了个奖啊。刘震云回，啊。郭建梅说，我说你怎么不跟我说啊。刘震云答，这有什么说的呀。2011年8月得茅盾文学奖那天，刘震云和郭建梅说，得茅盾文学奖了，不错，挺高兴的，这是中国国内的一个最高的文学奖了，今天去吃个饭吧。

「他那奖杯有几十个，各种各样的证书、奖杯。我呢就是在他的书房，他的书房一大溜书柜，我都给他放到书柜里了。你猜怎么着，（他）让那个物业的，还有让我们家那个阿姨都给我搬到地下室去。一个一个的全都……我说干嘛呀，搁这儿不挺好的嘛。他说干嘛呀，有什么意思啊，不要。」郭建梅说，「现在到我们家，他那个书房是空空的，除了书没有任何……任何一个奖杯都在地下室，地下室他也不让摆在明面儿。就专门有一个小格，外头是实心儿的那个门，就在里头，就在里头待着呢，谁也看不见。就这么一个人，特别闷的一个人。」

孤独 

「你别看他在外头给人的感觉就是非常幽默啊，还有点贫的那种幽默啊，还有点那种绕啊，其实他这个人是一个特别……挺干脆和寡言少语的一个人。」郭建梅说。曾与刘震云合作多次的宋方金也对他有寡言的印象。「刘老师沉默寡言到什么程度呢……」宋方金讲了个故事，有一次助理到加油站加油，坐在车上的刘震云下车溜达，助理加完油一踩油门就上路了，车子开出100公里，回头才发现，刘震云不在车上。

有一次宋方金和刘震云一起讨论剧本，他让在座的五六个人每人说一个这辈子最喜欢干的事，他要用到角色身上。大家有的答读书，有的答旅行，刘震云很严肃地想了想，说他最喜欢的事是冥想。刘震云特别喜欢独处，有时候郭建梅能感到他「不太愿意跟人说话」。

影片《一句顶一万句》的开场，毛孩饰演的牛爱国和李倩饰演的庞丽娜到民政局办结婚登记。前边一对中年夫妇刚办完离婚。

「为啥离婚？」

「说不着。」离婚女子一脸沮丧。

「说说你们为啥结婚？」

「我们说得着。」庞丽娜笑容满面。

「说得着」与「说不着」是刘震云作品中频繁出现的母题。

原著小说里有个开私塾的老汪，老汪给徒儿们讲「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小说里写：「徒儿们以为远道来了朋友，孔子高兴，而老汪说高兴个啥呀，恰恰是圣人伤了心，如果身边有朋友，心里的话都说完了，远道来个人，不是添堵吗？恰恰是身边没朋友，才把这个远道来的人当朋友呢；这个远道来的人，是不是朋友，还两说着呢；只不过借着这话儿，拐着弯骂人罢了。徒儿们都说孔子不是东西，老汪一个人伤心地流下了眼泪。」

编剧史航曾在节目里解读这段：「论语越解释得凄凉，越是读到其中况味了，就是人生到此凄凉否。」

「也没好人，也没坏人，只有可怜可恨的人，自己放的态度越来越少，就这么冷冷地看着人世间。」朋友高晓松告诉《人物》，刘震云越来越像他喜欢的另一个作家，写《金瓶梅》的兰陵笑笑生，「热闹的时候他也热闹，但是你能感觉到内心是很孤独的。」

郭建梅也觉得「刘震云是一个挺孤独的人」，「他这些作品有的是对他的自身的一个感受的一个体现」。

刘震云反复说起一个生活中的现象：「只要是中国人，几个人凑在一块儿，都是笑语欢声。不但知识分子是这样，酒桌上是这样，说黄色笑话，就是工地上的民工也都一样，都是笑语欢声，但他剩一个个体的时候，他在街头蹲着，你会发现他们眉宇之间露着一丝忧郁。」

他想在《一句顶一万句》里「全面、系统、特别深入地挖掘这种孤独」。书名他甚至想过叫《一棵大树》，可这太绕，又想过叫《一地孤独》，这又太白。但他想表达的意思就在它们里面。刘震云谈过自己对中国人的孤独的理解，「很多中国人不认为自己生活得孤独，这就跟酒晕子说自己没醉一样。中国人的孤独是体现在细节上的。西方是人神社会，人可以对神忏悔，对神倾诉。但中国没有上帝，就只能找人说话。但找一个知心朋友是非常不容易的。神不会背叛人，都是人背叛神。神的嘴是严的，知心朋友却不一样，他可能会把你说的知心话说出去，知心话马上就变成危险的刀扎向你。所以知心的朋友是危险的，知心的话儿是凶险的。」

「刘震云就经常会说，他说人一生其实没有什么朋友，如果说离得很远，他肯定不是朋友，离得很近的人呢，也未必是朋友，甚至他会觉得，包括自己的亲人，他说也未必是朋友，因为你无话可说。另外呢比如说，说到有的在合作的朋友，也未必是真的朋友，因为一牵扯到利益就不是朋友……当然他有几个好朋友，像冯小刚啊，王朔、陈道明啊，这几个，还有包括有两个评论家。但是他总的感觉，给我的感觉就是，他自己就是一个孤独的人。」郭建梅说。

婚姻中也难免隔膜。郭建梅说：「家家户户，不是光我们，可能真正的就是那种作为婚姻来说，你比如说我们在一起生活，共同养育孩子。但是实际上我们也很少聊，我其实也很少就是说，他每天在干什么，他写的什么，他想的什么我不知道，其实是不完全知道的，都是有隔膜的。那另外比如说我在做什么，我想的什么，我遇到一些案子怎么样，他也不知道.他就经常的，你干嘛去了？什么事儿？我说哎呦，不说了，太复杂……」

在写作中同样如此。刘震云曾经历过一次对他来说也许极为重要的冷遇。1990年代初，在《一地鸡毛》大火之后，他主动放弃了原有的写实路径，用七八年时间写完200万字的《故乡面和花朵》，在腾讯网文化中心总监张英看来，「完全是语言的狂欢和像一个长篇的交响曲一样的那个写法，非常先锋」。但张英说，刘震云所面对的现实是，「即便是如此，费着这样的苦心，还是，文坛还是没有得到认可，评论家们均没发表看法，作家们相互之间带着神秘的微笑。」他的大部分作品都不停再版，但这部小说从未再版过。有个开玩笑的说法，中国有耐力看完这部小说的不会超过10个，看懂的不会超过3个。

后来重又回到畅销状态的他在2007年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中仍以这次冷遇为例感慨：「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越活，好像就和有些人离得越远。确实不是有意为之，人是一个群体动物，都想合群，但是有时确实在不同的道路上走得已经很远了。」

对于刘震云来说，交流的乐趣在写作中产生：「你写作的时候，这个人物啊他很专注和专心，他不像生活中的人，一会儿有这个事儿，一会儿有那个事儿，你跟他聊天有时候也聊不成。你跟书里的人总是能聊得成嘛，就坐在那儿慢慢聊，慢慢聊，说说东，说说西，说说你，说说我。」

写《一句顶一万句》的时候，刘震云感受到「所有的人物，所有的孤独，所有的精神流浪，就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亲人身上」。姥姥生前给他讲过自己小叔子的故事——小叔子没有娶上媳妇，一个人，养头牛。牛死了，小叔子3天没说话。一天凌晨姥姥听到他拍窗户，开门出去。「这么早去干嘛？」姥姥问。「嫂子，我走了。」他说。从此小叔子消失了。乡亲们把四乡八镇都找了，所有的井都捞了，不见小叔子的影子。

「他的离开仅仅是对牛的去世伤心吗？我想当牛死后，他的生活变得特别陌生，当熟悉变成陌生的时候，你就特别容易产生孤独感。」刘震云感到了小叔子的孤独。他曾说，书里的角色对他来说都是朋友，而且他们「保险」，随时都在。他和他们说得着。

（实习生粟霜晴、姚倩、冯一迪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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