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聪：故园无此声
文｜李斐然
钢琴前的奴隶
钢琴家傅聪在音乐会之前，有一个后台工作人员都知道的习惯——紧张。舞台上的灯光照向一架钢琴，整个音乐厅都安静下来，等他出场。这时的钢琴家却像孩子一样，在后台躲躲藏藏。他的经纪人管这个环节叫做「老小孩闹脾气」，一直到80岁都是这样，上场之前总是畏惧，先是漫长的沉默，继而惊慌突然爆发，「不行了！不行了！弹不了！我弹不出来！」最后常常要经纪人拽着他的手，像哄小学生上学那样，把他从后台拖出来，他才能登台。
傅聪谈起钢琴的时候，最常使用的词是神圣、宗教、信仰和上帝。他常常形容自己是音乐的奴隶，每一次上台的心情是「从容就义」，「抱着走钢索的心情上去，随时准备粉身碎骨」。他在音乐会前总是跟灯光师讨价还价，光还可以更暗一些吗？他是真心想要在黑暗中弹琴。调音师调好了琴，大部分钢琴家试一试琴就走了，傅聪总是不放心，常常留下来很久，跟调音师商量，让我再弹十分钟好吗？弹过十分钟之后，又恳求，让我再弹十分钟吧，就十分钟。
其实，所有钢琴家上台都害怕，跟年龄、经验、天赋、成就都没关系，音乐访谈里常能看到，世界最有名气的大钢琴家们私底下聚在一块儿，聊得最起劲的话题是上台之前吃什么药能缓解紧张。只是傅聪的紧张似乎比其他人更强烈，也更漫长。他不仅怕上台演出，私底下有人听他练琴也让他焦虑。他练琴的时候谁也不能打扰，一个人关在琴房里，那是他和琴的单独对话。
傅聪小时候是一个并不害羞的孩子。父亲傅雷是大翻译家，家里常来文人朋友对谈，傅聪和弟弟傅敏躲在客厅门后偷听，被抓到时弟弟马上就哭了，傅聪还会犟嘴。八岁那年，父亲的朋友发现，这个孩子有绝对音准。家里为他买了琴，请了老师，他把巴赫的练习曲和《水浒传》并排放在琴谱架上，一边机械地弹着巴赫，一边兴致勃勃地看李逵打架，直到楼上书房里的父亲听出了异样，下楼站在他背后大喝一声，他还沉浸在书里，「那声大吼真的像李逵一样」。
音乐里的父亲是严厉的，但也是赤诚的。傅雷钟爱音乐，他翻译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就是为了让更多人了解他所热爱的音乐世界。翻译《约翰·克利斯朵夫》的时候，他把全篇第一句话译作「江声浩荡」，因为他觉得这部作品「是贝多芬式的一阕大交响乐」，这个译法打动了几代读者，流传至今。他亲自编写只属于傅聪的教材，单独给他上课，教他用中国古典文化理解音乐，第一堂课讲了三句话，是《论语》的开篇：「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傅聪还是孩子的时候，弹琴有时候开心，有时候不高兴。跟第一个老师学琴的时候自由自在，把一本莫扎特的小奏鸣曲都弹了，弹完后还可以吃一块点心。后来的老师管得严，每次练琴要在他手背上放一枚铜板，弹琴时不准掉下来，弹到11岁他不想弹了，跟父亲吵架，想要去参加革命，后来一个人留在云南上学。不过，远离音乐的日子只过到17岁，他帮同学的唱诗班弹伴奏时，坐满教堂的听众为他的音乐深深打动，大家自发为他募捐路费，要送他回上海，继续学琴。
就这样，傅聪在17岁回到了钢琴面前，正式学琴。从那时候起，不是为了练完琴吃一块点心，不是为了铜板不掉下来，不是为了应付父亲，钢琴似乎成了一种近乎上帝的存在，让他敬畏，也让他着迷。再也用不着任何人催促他练琴了，父亲发现，睡在床上的他还在背乐谱，手指弹痛了，指尖上包着橡皮膏继续弹，后来上台演出时，傅聪常常十个手指都包着橡皮膏。这种热爱是傅雷最熟悉的感受——他做翻译的时候也是如此，连午休的梦里都在推敲字句。
钢琴前的傅聪是「忘我」的，那是一种强大的力量，听他弹琴能感觉到，他要离开，他要用音乐离开眼前的世界。他也因为这种忘我创造了一个个奇迹。正式学琴一年后，他在上海第一次登台演出，两年后到波兰学习肖邦演奏，1955年他在第五届华沙肖邦钢琴大赛获得第三名，更重要的是，他获得了玛祖卡奖，这是代表最能深刻诠释肖邦的奖项，也是第一个中国人获此奖项，一个中国年轻钢琴家却能深刻诠释风格极难掌握的肖邦，音乐评论界将傅聪定义为「一个中国籍贯的波兰人」。
分隔两地的日子里，父与子逐渐迈向了不同的命运终点。傅雷写信给傅聪，告诫他面对人生，高潮时不至太紧张，低潮时不至太沮丧，就是人生胜利，如若依然苦恼，可以听听贝多芬第五交响曲，读读《约翰·克利斯朵夫》，就会熬过难关。而那时候傅聪的信里分享的多是明媚的讯息，他写给父亲的信里一多半都在谈论音乐，分享他在演奏中感受到的乐趣。那时候他常常一个月开15场音乐会，隔一天开一次，而且是不同的曲目。
他写给父母的信中说，「可以说没有一分钟我是虚度了的；没有一份温暖，无论是阳光带来的，还是街上天真无邪的儿童的笑容带来的，不在我心里引起回响。因为这样，我才能每次上台都像有说不尽的话，新鲜的话，从心里奔放出来。」
只是在那个年代，并不是每一个人都相信，音乐是最重要的事。这也造就了他和时代之间的误解。在作家叶永烈的记录里，文化部的领导批评傅聪在留学期间太多谈论苏联问题、波兰问题，告诫他再这样下去，就要回国下乡劳动。这句话让傅聪真的以为，回国就要劳动改造。他是一心要活在音乐里的人，17岁才认真练琴的手一旦拿锄头种地，要怎么弹琴？于是，他没有回国，买了一张去英国的飞机票。这是他一生最受争议的一次选择，有些事情因此彻底改变了。1966年9月，傅雷夫妇自杀。再没有人跟他在信里热烈地讨论音乐，钢琴前只剩下了自己。
后来的傅聪喜欢躲在黑暗里弹琴，很少接受采访，也不喜欢公开活动。前半生想说的话，都写给了自己的父亲，后半生想说的话，都告诉了自己的琴。坐在钢琴前，他是音乐的奴隶，这是他的宗教，也是他人生几乎唯一的表达。
其实在傅聪一生的演出中，曾有过一次毫无犹豫的登台。1966年11月，傅聪辗转知道了父母的死讯，残酷的是，第二天他还有音乐会。他失去了至亲，也失去了知音，那一次是真正的「不行了，弹不了」。后来傅聪接受采访时说，几乎就要取消演出之前，他想起了父亲。「我知道假如我取消这个音乐会，我父亲会失望的」。
第二天的音乐会如期举行，舞台上的灯光一亮，钢琴家又一次走向了钢琴。傅聪绝大多数的演奏会流程都很简单，快步走上台，在昏暗中弹琴，快步走下场。只在那一天，他在开始弹琴之前说了一句话，「今天晚上我演奏的曲目，都是我的父母生前所喜爱的。」
到音乐里去
傅聪住在伦敦的家里，顶楼的房间是他的琴房。一整面墙的书架上装满了琴谱，两架三角钢琴占据了屋里几乎所有空间，钢琴家只剩墙边小小的角落，守着窗户练琴，从天亮练到天黑。
他的练琴时间是每天10个小时，80岁之前几乎天天如此，最长的一次连续弹了14个小时。他不吃午饭，不睡午觉，练到满意才去吃晚饭，要是有弹不好的地方，晚上他是睡不着觉的。由于手指常年过度劳累，经常受伤，得了严重的腱鞘炎，他就扎着绷带继续练。后来，医生强制要求他休息，80岁的时候，他才勉强把练琴时间缩短到每天6个小时。
他始终活在一场紧张的追逐里，总觉得自己手指很硬，不够灵活，而且17岁才认真学琴，童子功不够，「我做钢琴家永远觉得难为情」。他常拿波兰钢琴家帕岱莱夫斯基举例子，这位钢琴家也是17岁学琴，维也纳名师跟他说不可能，他靠难以想象的苦练，才弹出成就。这个勤勉的前例还有一句名言，一天不练琴，自己知道；两天不练琴，朋友知道；三天不练琴，听众知道。「我是一天不练琴，听众就知道。我比他还艰苦！」
就连刚做完手术，医生叮嘱要休息，傅聪还是每天练琴，妻子劝不住他，打电话回国，想让弟弟傅敏劝他休息。傅敏反过来劝她，哥哥是必须活在音乐里的人，没有音乐才是他的痛苦。
1979年，傅雷夫妇平反，傅聪获准回国，参加追悼会。回国后的除夕夜，他到作家白桦家里聊天，两个人喝茅台喝到天亮。傅聪讲起自己在国外的20多年，讲他的痛苦，跟漂泊无关，也不是因为辛苦，而是孤独。
在音乐的生活里，傅聪结交了不少挚友，跟傅聪同年参加肖邦大赛的阿什肯纳齐，和傅聪同一天生日的巴伦博伊姆，三个钢琴家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也都是远离故乡的漂泊者，阿什肯纳齐是第一个公开脱离前苏联的钢琴家，巴伦博伊姆生在阿根廷、在以色列长大、在欧洲开始音乐事业。可即便是音乐挚交，他们的底色却各不相同。有段时间傅聪和巴伦博伊姆天天见面，一起推敲如何诠释莫扎特，傅聪说「莫扎特是一半的贾宝玉，一半的孙悟空」，很难想象在犹太人文化里长大的巴伦博伊姆是不是真能听懂。还有他们各自弹了半辈子的莫扎特回旋曲K511，傅聪每次讲起它，落点都是李煜的词，「离恨恰似春草，更行更远还生」。
音乐里的赤子孤独了。他是一个喜欢用唐诗宋词表达古典音乐的人，需要通晓几千年的中国文化才能真的听懂他在说什么。他说舒伯特是陶渊明，莫扎特是李白，早期的肖邦是李煜，晚期的肖邦是李商隐。演奏德彪西的时候，他说这是杜甫的「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他的内心渴望着共鸣，如同在《傅雷家书》里那样与父亲高山流水，这是父亲教给他的学问，也是来自母语文化的认同感。可在西方世界里，人们常常只是望着他，称呼他是「来自东方的哲学家」，并不能真正理解他。
最大的危机是肖邦。这是他研究了一生的作曲家，傅聪说过，肖邦是自己「精神上最接近」的人。他所演奏的玛祖卡让波兰人大为感动，认为他弹出了肖邦身上的「故国之情」，他也得到过象征最能诠释肖邦的玛祖卡奖。但其实他的诠释是很少见的，准确地说，只有他一个人。肖邦的主流演奏风格是忧郁、感伤、哀愁、虚无，是一个瘦弱的波兰作曲家离开故土后留下的离愁别恨。这些恰恰是傅聪最反对的。他批评这样的演奏不是肖邦，只是想象中的「肖邦的神话」。
最典型的例子是《C小调夜曲》（Nocturne No.21 in C Minor, Op.posth）。肖邦一生发表了21首夜曲，这首排序21号，是作曲家死后公布的最后遗作。傅聪的版本是一段明媚的旋律，他突出的是强弱对比，忽明忽暗，像是暗夜远方闪烁的光。问题是，主流的肖邦演奏家里，没有一个人是这样弹的。肖邦夜曲的主流弹法是忧郁，它们给人最直观的感觉就是慢、更慢、慢到凄凉。尤其是最后一首作品，知名钢琴家们一个比一个弹得慢，以表达最极致的感伤，只有傅聪的版本从头快到尾。古典音乐最权威的期刊《留声机》（Gramophone）杂志称赞过傅聪的玛祖卡，但提到他的夜曲也直呼遗憾，「好几首夜曲都让他弹得太快了」。
台湾乐评人焦元溥在2010年到伦敦拜访傅聪，他们讨论如何理解肖邦。「我最恨的就是Chopinesque（肖邦风格、肖邦式）的肖邦，轻飘飘、虚无缥缈的肖邦。当然肖邦有虚无缥缈的一面，但那只是一面，他也有非常宏伟的一面……我最讨厌感伤的肖邦，完全不能忍受！肖邦一点都不感伤！他至少是像李后主那样，音乐是『以血泪书者』，绝对不小家子气！」
访谈过程中，傅聪从原谱上找出一个又一个的例子，反复强调，「从乐谱就能知道他的个性，谱上常可看到他连写了三个强奏，或是三个弱奏，是多么强烈的性格呀！」他以肖邦《第二钢琴奏鸣曲》举例，「第一乐章是那样轰轰烈烈地结尾，极为悲剧性，音乐写到这样已是『同归于尽』，基本上已结束了。但第二乐章接了玛祖卡，这就是非常波兰精神的写法——虽然同归于尽，却是永不妥协，还要继续反抗！」
傅聪理解音乐的工作方式，很像自己的父亲。傅雷做翻译时缜密细腻，力求把原作者的思想、感情、气氛、情调一一吃透；而傅聪研究音乐，像一个搞田野调查的人类学家，他非常小心地读所有乐谱的原始版，检查作曲家手稿里的每一个注释，有时候作曲家把一段注释写好又划掉，他还会来回推敲其中的心理变化。不仅如此，肖邦去度假的岛是什么样子，写这首曲子那一年他经历了什么，他都会一一调查，为了不误解作曲家的本意，他还会去肖邦故居的钢琴上做试验确认，踏板到底有没有不同，音色听起来是不是不一样……
晚年回国上钢琴大师课，他把每一页乐谱都讲得很细。他的课上最常问的问题是，「你觉得这首曲子在讲什么？」讲解肖邦《A小调 第2号前奏曲》（Preludes Op.28: No. 2 in A Minor）时，他强调，这首曲子的本质是在讲命运和卡珊德拉。在希腊神话里，卡珊德拉是受诅咒的先知，她能预言末日，但没人相信她的话。当人们为胜利狂欢的时候，只有卡珊德拉看到了末日，尽管无人理解，她仍在大声疾呼，直到最后，在误解中慷慨赴死。
傅聪说，这首前奏曲就是卡珊德拉的故事。左手弹的和弦是命运，右手的旋律是卡珊德拉在说话，弹这个曲子时，左手和右手一样重要，谁都不要附和谁，让它们各自说自己的话。
上课的傅聪有一种孩子的率真，整个课堂上最强烈的情绪是他对共鸣的渴望，想要分享、想要理解、想要听到回音。给学生试奏时，他沉醉地陷入旋律里，然后睁开眼睛，向学生俯过身去，脸上是一个老人的天真，「你知道吗？这就是卡珊德拉。」他边弹边哼唱旋律，指着琴谱叮嘱每一个演奏细节，如此反复，不时用典故启发学生，讲南唐李后主，赴死的浮士德，得不到理解的卡珊德拉，还有特洛伊人的末日。他的殷切期盼全部写在了脸上：「你知道了吧？你懂卡珊德拉的感觉了吧？」他又试奏了一段，「这个作品的境界不是什么苦闷，而是非常恐怖，不是小我的那种忧郁，是命运啊！真是个悲剧性的预告，整个前奏曲都笼罩在这个预言里头，好像命运一样，阎王盖了一个章，一开始就是这样……」
2014年，傅聪80岁，我在那一年听了好几场他的「八十岁生日音乐会」，从春天一路听到冬天。那时的我听不懂他的肖邦，可是我迷恋他在音乐会现场的那种力量。这个人的音乐里有一份决心，他要把在场的所有人带走，用音乐带走。后来我看到他的访谈，更理解了他的信念，「人世间有很多喜怒哀乐，只有音乐可以把这些东西都变成美的东西」。所以，不管在场的人有怎样的烦恼，有他在的音乐厅是一座教堂，他要用琴声把所有人带去另一个地方，逃离自己的苦，离开小我的世界，去看音乐的美。他的琴声响起，是一条通往上帝的路。
为了实现这场逃离，傅聪在台下苦练，上台后渴望一种真空状态。回国演出时，他不止一次站起来跟现场听众抗议，要求他们停止聊天，不要拍照。在长沙田汉大剧院演出时，音乐厅楼下是迪斯科厅，他连续三次下台，拒绝在听得到迪厅舞曲的状态下弹琴。1987年在台北演出时，照明电源的变压器噪音太大，他在中场后要求关掉电源，换成蜡烛照明。
所幸的是，人们听得懂。台北音乐会最终留下音乐史上令人难忘的一幕。只有呼吸声的大厅里，肖邦在那一天的琴键上复活了。演奏结束后，人们迟迟没有离场，音乐厅里烛光明暗摇曳，掌声雷动。
江声浩荡
傅聪于2020年12月28日在英国伦敦去世，弟弟傅敏在一天之后得到消息，他把自己一个人关在房间里，一句话也没有说。
傅聪去世后，我重听了他的《C小调夜曲》，听他留在肖邦夜曲里难以理解的明媚。那一天，我开始试着用傅聪的方式理解肖邦，忘了所有权威诠释，回到肖邦的原稿，以人的方式理解他。答案竟然很简单：这首遗作虽是最后发表，但音乐史学家考证，创作时间是1837年，那一年肖邦经历了一段痛苦的失恋，却也在同一年邂逅了乔治·桑，恋情让他重拾了生活的信心。所以，这段夜曲与哀伤无关，也不是离国恨，那是他生命中的爱慕。人生再难有比爱情更明媚的事情了，所以，傅聪想在这首夜曲里说的话，确实是只有中国人才听得懂的诠释——「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我听过阿劳的肖邦，巴伦博伊姆的肖邦，阿什肯纳齐的肖邦，他们的诠释各不相同，却同是一个「哀」字，每个版本都凄美到难忘。在2020年最后的日子，我终于听懂了傅聪，他终其一生想要表达的是肖邦身上的「诗」。在钢琴面前，他献上的不是傅聪的肖邦，而是一个最接近肖邦的自己。
这让我想到了人们对傅家的另一个误解。人们往往把傅雷的选择理解为不堪受辱、绝望自杀。但是傅聪和香港作家金圣华对谈时说，父亲的离去也是一种勇气。这条不归路是他一早就决定的，他并不是受辱自杀，因为他早已超越了「士可杀不可辱」的层次，他清楚预见了结局，「凛然踏上死亡之途」，「带着一种庄严肃穆的心，自己选择这条路」。
傅聪这样解释自己对父亲的理解：「我父亲一开始就是martyr（烈士）的典型，这就是他的karma（命运）。现在回想起来，很多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这传统有种特殊的感情。我父亲认为人有自己的选择，有最终的自由去选择死亡……他说过，人必死亡，而在死亡之前，人人平等。」
最后，他形容自己的父亲是「孤独的狮子」，是「Cassandra（卡珊德拉）一类的人物」。直到那时我终于明白，原来他弹的肖邦前奏曲之所以如此震撼人心，是因为那是望向自己的命运深处得来的领悟。左手是无可阻挡的命运，而右手不惧命运、视死如归的卡珊德拉，正是自己的父亲。
傅聪一生接受过的采访中，最常回答的一个问题是——做一个艺术家，最重要的是什么？
早年间他回答过修养、才能、品格、赤子之心，最后的答案是，「现在我觉得，也许最重要的是勇气。能够坚持黑就是黑，白就是白，永远表里如一，这很难做到，因为这个社会天天在教你说谎……要敢于不顾一切，只忠于艺术，真的很难。不过，说到勇气，我也是感慨很多……古代流放东北的那些文人，你说，说真话哪里有那么容易，这不是个人的问题，会牵连到朋友妻儿，所以，又能说什么是勇气？」
我常常想，什么是傅聪的勇气？答案也许是那些他没有做的事。他一生没有接受过政治庇护，在每一个缝隙都塞满宣传和包装的商业世界，他也从没有利用过自己的经历换取利益。选择买一张飞机票去英国的是傅聪，但此后的六十多年里一刻不停歇、每天连续十几个小时守在钢琴前，如奴隶般为音乐奉献一切的，也是傅聪。他的音乐只献给音乐本身，从无例外。巴以冲突中有场助阵性质的音乐会邀请他，他拒绝了，遭到了犹太指挥家的排挤，长期无法与一些交响乐团合作，损失了大量演出机会，但他毫不动摇，埋头练自己的琴。
在音乐的世界里，与他共鸣的一切都很特别。他最喜欢的指挥家是富特文格勒，一个在历史上被贴过「屈服」标签的人，他喜欢的肖斯塔科维奇被称为「懦夫」，舒伯特是房龙笔下「一生没有交过好运的病秧子」，而他听柏辽兹时，哭到久久不能站起来，给指挥写了40几页纸的信，那么柏辽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一个陷入孤独深渊的人，罗曼·罗兰是这样描述的，「一个曾经永不休止地战斗过的英雄，被革命洪流卷进大潮里，退潮时被搁浅在孤零零的礁石上，可怜巴巴地等着死神的降临」。傅聪恰恰从这些人的音乐里，发现了美，读到了力量，一种他一生都在追求的力量。傅聪特别喜欢一个网球冠军，但他是在这个冠军输的那天喜欢上他的，因为他笑了，还赞美了赢了他的对手，「看到他一出场，我就泪流满面，这才是大写的人字！」
他是一个信仰「无音之音」的人，相信那些没有说出口、却真正存在的真理，这是父亲在他人生之初就为他选定的路，「听无音之音者谓之聪」。
这就是一个钢琴家和他鲜为人知的勇气。晚年的傅聪常说，父亲讲的第一堂课简直是自己一生的写照，尤其历经变故还能活下去，靠的就是最后一句话，「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他把这句话视为自己的理想，这样翻译给自己的朋友听：
Nobody cares about you, knows about you, and you couldn’t care less, isn’t that bliss?
也恰恰是这份敢于不合时宜的勇气，让我们在200多年后，在音乐中与真正的肖邦重逢。肖邦的确是一个瘦弱的人，尤其得肺病后，按照音乐评论家勋伯格的描述，「力气小到连一个forte（注：音乐术语，强）都弹不出来」，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音乐只有孱弱，只能忧郁。他写下的曲子拥有最复杂的层次，层层叠叠的pianissimo（音乐术语，很弱）把细弱的音符久久留在空中，回旋在耳朵里，「以致于弹到正常的forte的时候，听上去像是雷鸣」。他用数不尽的极弱创造了一个极强的世界，这才是肖邦真正的神话。
作为钢琴家的傅聪终年86岁，但是他的音乐依然活着，直到今天仍能带我们去倾听真正的肖邦、莫扎特、德彪西以及舒伯特，所以，我们还远没有到跟傅聪告别的时候。他已经把自己想要说的所有的话，毫无保留地告诉了自己的琴，它们会活下来，活到下一个时代里去。
2020年7月底，新冠疫情在英国愈发严重，金圣华打电话问候傅聪，电话里的钢琴家说目前一切尚好，自己在家里除了音乐，会读读书，看看电视，在院子里晒太阳。
86岁的傅聪耳朵变差了，但他又不喜欢戴助听器，所以在最后的日子里，有时候他能听得很清，有时候什么也听不见。医生禁止他练琴，他时常瞒着医生偷偷练，扎着绷带忍着疼，回到钢琴前，他是音乐的奴隶，一辈子都是。后来实在弹不动了，他只能当评委，给人上课。学生弹琴弹到曲终会不自觉地慢下来，他总是一遍遍纠正他们，作曲家没有写要慢下来，曲子结尾就不要给人一种「坐下来」的感觉，要让音符继续飘在空气中，「音乐是诗，讲究意味无穷，诗里是不存在句号的」。
讲到傅聪的音乐，我只有一个遗憾。他在一次访谈中短暂提到过，小时候曾经为父亲写过一首曲子。傅雷在房间里吟诗，他有感而发谱了一曲。晚年弹奏德彪西的时候，他会想起这段旋律。这是我最想要再次听到的一首曲子，可现在永远地消失了，二十世纪的高山流水已成绝唱。仅存的细节只有这些：写这首曲子时，他们命运中的风雪尚未到来，那一天，父亲吟诵的是另一个时代的苦涩，儿子谱写的也是另一代人的远行，只是我们再也无从听到了，就像那时候谁也未曾料到，触动父与子共鸣的浩荡江声，回头看来竟如谶语，是纳兰性德的《长相思》——
山一程
水一程
身向榆关那畔行
夜深千帐灯
风一更
雪一更
聒碎乡心梦不成
故园无此声
这是傅聪在八十岁生日音乐会最后一场演出的最后一首安可曲，这也是肖邦一生最后一首玛祖卡
参考文献：
《傅聪：望七了》，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傅雷家书》，译林出版社；
《傅雷谈艺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焦元溥：《游艺黑白：世界钢琴家访谈录·1912-1944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哈罗德·C. 勋伯格：《不朽的钢琴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叶永烈：《傅雷与傅聪》，四川人民出版社；
金圣华：《傅雷与他的世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金圣华：《疫情之中念故人》，2020年7月31日《明报月刊》；
《三联·爱乐-肖邦·钢琴作品》，2012年第三期；
罗曼·罗兰著、傅雷译：《贝多芬传》，华文出版社；
罗曼·罗兰著、陈实 陈原校译：《柏辽兹：音乐「鬼才」》，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中国翻译家研究：当代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纪录片《Barenboim, Ashkenazy: Double Concerto—A Documentary of 1966》；
上海文广：《可凡倾听：白桦专访》，2012-04-08期；
凤凰卫视：《名人面对面》，2001-10-14期；
国家大剧院古典音乐频道：《大剧院·零距离》，2011年傅聪访谈；
傅聪钢琴大师课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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