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刘世锦：中国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要跨过这三步

作 者丨周潇枭

编 辑丨李博

2022年10月16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举行。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其中，要求203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背后隐含了经济增长的量化要求。

2022年12月15日至16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会议部署了2023年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更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大力提振市场信心，突出做好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工作，有效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推动经济运行整体好转，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

我国人均GDP距离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还有多远的距离？如何稳步提升人均GDP水平？如何看待疫情影响下的经济运行？2023年如何推动经济整体好转？带着这些问题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了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

人均GDP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要上三个台阶

刘世锦：中国式现代化是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核心目标。其中，2035年我国人均GDP要迈上新的大台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这是一个量化指标。

从国际比较的角度来看，到2035年我国人均收入水平要上三个大的台阶。第一是人均收入达到1.32万美元，成为高收入国家。第二是人均收入达到2万美元左右，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第三是人均收入达到3-4万美元，平均3.5万美元，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收入水平。

2021年我国人均GDP达到1.25万美元，非常接近当时世界银行定义的高收入国家标准。2020年这个标准是1.2696万美元，但是这个标准是动态调整的，我们测算大概每年增长4%左右。2022年我国实际增速放缓、汇率下调，与高收入国家的门槛差距有所拉大。

从现在开始到2035年，要达到人均3-4万美元的水平，意味着期间人均收入水平要翻1.5番到2番。根据测算，从现在开始到2035年人均收入要翻1番，每年实际增速不能低于4.7%。这样的增长速度目前看来难度比较大，即便实现翻1番的目标也只是人均收入2万多美元，距离3-4万美元仍然有差距。

提升劳动生产力推动汇率升值

刘世锦：人均收入水平按照现价美元计算，其增长取决于三个变量，第一个是实际增速，第二个是名义与实际增速之差（就是平常所说的国内通胀水平或者GDP平减指数），第三个是汇率的变动。

因此，当仅靠实际增速难以推动中国跻身中等发达国家行列，还需要看通胀和汇率水平。我们假定这段时间通胀水平相对稳定，比如在2%左右，剩下的要重点关注汇率的变化。

参考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发布的购买力平价数据库资料，我们有一个初步的研究，现阶段我国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大约是1.5万国际元，相当于1975年的日本、1971年的德国水平。在此后的16年间，日本和德国都经历了经济中速增长和汇率快速升值的过程，所以日本和德国按现价美元计算的人均收入水平有大幅上升。

当我们分析收入增长的驱动因素时，汇率的贡献明显超过实际增速的贡献，其中德国汇率贡献甚至达到了2/3。当前中国进入大致相同的增长阶段时，这方面经验我们需要研究借鉴。

刘世锦：汇率变动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从长期来看，影响汇率最重要的变量是劳动生产率，就是全要素生产率，这恰恰是党的二十大报告里强调的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指标。

当然，当年日本、德国汇率大幅升值有其特殊背景，这些年来国际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对我们实现2035年增长目标而言，有两个条件是不可或缺的。第一，能争取到的实际增速，必须要努力争取。第二，仅靠实际增速硬增长还不够，更重要的是把立足点放到提高劳动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并由此带动汇率合理升值。这是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的高质量发展、实现2035年增长目标的真正内涵。

假设我国经济今后这些年年均实际增速在4%-5%，“名义增速与实际增速的差额”加上“汇率升值”之和年均增长能达到5%左右，到2035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人均收入水平的目标，是有可能实现的。

人口负增长可能影响经济增速

刘世锦：在我们朝着现代化方向迈进的过程中，有两方面国际经验值得关注和警惕。

第一，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转换过程中，人均收入1万美元左右是一个特殊的不稳定阶段。

二战以后，上百个国家进入工业化进程，但是大型经济体中只有日本、韩国成功由中等收入进入到高收入阶段，更多的国家落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典型的有拉美的阿根廷、巴西、墨西哥，亚洲的菲律宾、马来西亚，以及近年的俄罗斯。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创新能力不足、收入分配差距拉大、人力资本发展滞后、资源环境压力加大、外部冲击等。这些问题中国也不同程度出现了。所以，从全球范围来看，摆脱低收入贫困陷阱进入到现代经济的过程不易，但是摆脱中等收入陷阱进入到高收入更难。过去十年，中国较稳定地从高速增长转换为中速增长，期间没有出现大的波动，这在全球范围来看都是不容易的。去年我国几乎接近高收入门槛，今年和高收入国家门槛的差距有所拉大，能否尽快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依然面临挑战。

第二，要关注人口负增长对中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

有研究指出，2023年开始中国大概率出现人口负增长，甚至有分析认为2022年中国可能就会出现人口负增长，这是人口增长的拐点。大概十年前，中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开始减少。当人口总量出现负增长，劳动年龄人口下降幅度将进一步加大。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会冲击供给侧，当人口总量减少，则会直接冲击需求侧。日本、意大利、希腊、西班牙等国的经验表明，当人口出现负增长以后，经济潜在增速都出现了明显下降，实际增速有时比潜在增速表现更差。

三年低于潜在增速可能引发系列后果

刘世锦：以往我们担忧比较多的是追求不切实际的过高增长，不重视提高增长质量。当前我们需要强调，实际增速过低对实现长期目标也非常不利。不仅导致数量上不去，也会拉低全要素生产率，对增长的质和量都不利。

2022年年初，政府提出增长速度目标是5.5%左右。由于国内外一些因素影响，前三季度经济实际增速是3%，目前来看全年经济增速预计在3%左右。2020年和2021年两年平均增速是5.1%，2022年在3%左右，三年平均增速低于5%，现阶段我国潜在增速在5%-5.5%之间。也就是说，三年实际增速低于潜在增长水平。这会带来一系列后果。

第一是劳动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下降。在投入固定的情况下，经济产出减少，单位产出成本上升，意味着劳动生产率下降，这与高质量发展的追求相矛盾。当劳动生产率下降时，汇率水平也会受影响。虽然前段时间人民币汇率贬值，主要受美联储加息影响，但与国内经济基本面也不能说没有关系。

第二是中长期经济增长可能出现机制性损伤。疫情冲击过后，经济会出现反弹，有些丢失的能补回，但有些是补不回来的，而且可能引发一些机制性损伤。比如，订单丢了，供应链断了，原有的合同执行不了，应该招收的员工没有招收，应该推进的研发没有推进，预期改变导致中长期发展考虑少了，这些会导致企业经营和发展能力下降。从这种状况回到常态，是需要比较长时间的。所以，当2023年我国基本摆脱疫情的影响，经济能否快速反弹到正常增长区间还需要观察，很可能需要一个或长或短的修复过程。

第三是新老动能转换受到冲击，进程放缓，甚至停顿后退。我国正处于中速增长的新老动能转换期，经济减速会使转换期已有的困难和风险加大。有些传统产业过去维持多年高速增长，当增长明显减速，会让风险加快暴露，甚至引发危机，比如房地产行业。由于预期减弱、增长放缓，新动能成长期的风险在加大，可能难以补上传统动能减弱留下的空缺，比如数字经济创新势头有所减弱，新能源汽车行业受供应链波动影响。

第四是宏观政策的效果可能扭曲，或者部分失效。如果缺乏正常的经济环境，宏观政策是松了还是紧了，是很难评估。2022年11月M2的增速达到12%以上，已经远远高于2020年疫情发生初期的增速，也远高于2022年经济增速，当前流动性是很充裕的。与此同时，M2增速超过社会融资增速，这在过去多年是少见的，说明货币不少，但是实际需求不强。美国通胀前段时间创出新高，近期有所回落但依然处在较高水平，就是因为疫情防控期间货币放水太多，现在美联储不得不采取激进式加息，代价就是经济衰退的风险加大。

提振市场信心要抓好两个“关键少数”

刘世锦：当务之急是让经济增长回到正常轨道，回到合理区间，也就是实际增速达到潜在增速水平。

随着优化防疫政策20条和新10条、金融支持房地产16条、推动平台经济发展等政策的出台和落地，有利因素正在增加。建议2023年政府应提出不低于5%的增长目标。由于2022年基数低，如果2023年上半年能够大部或全面摆脱疫情冲击影响，将各项稳增长措施落实到位，尤其是改革开放加大力度，稳预期、稳信心见到成效，那么实际增速应该可能更高一些。

我们应该提一个目标，就是力争2022年、2023年两年平均增速达到5%左右，这既是当下稳增长的迫切要求，更是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实现中国式现代化长期发展目标必须率先迈出的关键步伐。

现在需要做的事情很多，有两个方面工作需要重视。

第一要抓好两个“关键少数”，一个是企业家，一个是地方的主要负责人。这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两台发动机，或者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两个很重要的特点。如何让这两台发动机不熄火，能转得快一些，应该出台一些针对性措施。

第二是落实党的二十大报告精神，在建设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应该采取一些实质性、标志性的举措。比如，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特别是加快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推动城乡生产要素双向流动，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打破事实上存在的不利于公平竞争的潜规则，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市场信用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使各方面的市场参与者有切实的获得感和法律保障。如果我们在这方面能够加大改革开放力度，对增强预期、提振信心会起到重要作用。

本期编辑 林海铭  实习生李睿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