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实中，太多人被自己的经历、环境套牢，把错误的直觉当成真理，所以只会用黑色的眼睛去寻找黑暗，总以为骂骂人、说两句刻薄话、卖弄一下是“人之常情”，别人做得，我也做得。他们并没走出唯一真理观，精于挑剔，拙于创造。结果是让后来的人、身边的人也长出黑色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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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靠强大的军事能力横扫天下，但普通秦国人是怎样生活的？他的梦想与忧伤是什么？他怎样才能过上更好的生活？史书中的相关记录太少，恰好还有睡虎地秦简，还有一名叫“喜”的小吏，在他不长的生命中（仅活到47岁），留下了蛛丝马迹。图为兵马俑仿制品，图片来自网络。
总的来说，这本书的水平是不及格的。一本由专业学者所写的专业书籍，却如此之不专业，实在是很罕见。看起来他只是空有教授头衔而已，“专业”两个字，怕是当不起的。
近日，一篇《鲁西奇的<喜>，一本硬伤累累的烂书》的博文，引起广泛争议，也令我错愕。一是刚拜读完，向无古文献研究的兴趣，匆匆翻过，没看出错处，感觉不错，被说得如此不堪，有点惊讶。二是博文作者的古文水平比我高，但所列7点均非主旨，可否因此推翻一本书？值得商榷。我不认识鲁西奇教授，侥幸读过他的几本书。忝为中文系毕业生，遥想当年下决心不研究古文献，是受吕叔湘先生的一本书影响，书名记不住了，只记得其中说古文字研究被称为“死学”——既然是“死学”，我就懒得下功夫了。所以，对肯下苦功夫的鲁西奇教授，内心有敬佩。出乎意料，这篇博文得到梁惠王的认可。采访过梁惠王，他是我所知最有学问、最值得我佩服的人之一。他赞同，我不能不怀疑自己判断错误。过去一周，我又反复读了《喜：一个秦吏和他的世界》（理想国·北京日报出版社，2022年7月出版），只能说个人感受：这是一本难得的好书，在我的阅读史中，它至少可以排入前100（过去15年，我每年至少阅读120本以上的书）。![]()
《喜：一个秦吏和他的世界》，作者：鲁西奇，理想国·北京日报出版社，2022年7月出版。著名学者罗新先生评价本书是：“我认为，《喜》在形式上是一个重大的贡献，无论是在专业史学领域，还是大众阅读领域，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准。”
首先，任何人都有权批评：言论自由是每个公民的基本权利，受《宪法》保护。《宪法》不仅保护“说对的自由”（在法律许可范围内），也保护“说错的自由”。谁也不可能永远“说对”，怕“说错”而都不敢说、不许说，那么也就没人能“说对”了。其次，批评有原则：即尊重《罗伯特议事规程》，不能谩骂，不能论人与论事不分，不能恶猜动机，等等。所以，对于恶骂博文作者、怀疑博文作者动机的人，没必要与之讨论，不必奢望能说服反文明者。当然，博文作者因鲁西奇教授的疏漏，加以贬损、嘲讽，亦在其中。其三，就事论事，不应把具体讨论变成概念讨论：一本书有错误，甚至是常识错误，本属常态，指出来，加以修改，这是好事，但不能概括成“大教授的傲慢”，也不能用“民科在挑事”来反击。这两种社会现象确实存在，但社会现象不等于个案，乱“贴标签”，则每次驳难都可能转化为恩怨，反而破坏了知识再生产。亚里士多德曾说：“是什么妨碍了我们微笑着说出真理？”这似乎是很低的标准，没想到在现实中，却成了过高的标准。睡虎地秦墓竹简，是1975年12月在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秦墓中出土的大量竹简，这些竹简长23.1—27.8厘米，宽0.5—0.8厘米，写于战国晚期及秦始皇时期，内容主要是秦朝时的法律制度、行政文书、医学着作以及关于吉凶时日的占书，为研究书法、秦帝国的政治、法律、经济、文化、医学、等方面的发展历史提供了详实的资料，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也是《喜：一个秦吏和他的世界》的主要资料来源。
刚入新闻行时，觉得“真实”很简单，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如今已明白，“真实”是超复杂的，不仅意味着真相，还意味着全面。鲁迅先生在《伪自由书·“以夷制夷”》中提到一篇新闻，标题是《我斩敌二百》：（本报今日北平电）昨日喜峰口右翼，仍在滦阳城以东各地，演争夺战。敌出现大刀队千名，系新开到者，与我大刀队对抗。其刀特长，敌使用不灵活。我军挥刀砍抹，敌招架不及，连刀带臂，被我砍落者纵横满地，我军伤亡亦达二百馀。鲁迅先生评论说，其实也是“敌斩我二百”。“我斩敌二百”和“敌斩我二百”都是事实，只强调部分信息，对相关信息弱处理，可能改变人的认知。即使删掉“我军伤亡亦达二百馀”，全文所写也是真相，但它不全面，所以不真实。最后，个人不建议普通读者购买《喜：一个秦吏和他的世界》，它是好书，但不太好读，且属小众话题。▌《喜》为什么要这么写
《喜：一个秦吏和他的世界》中，关于“喜”这个人的内容不多，因材料缺乏。“喜”是秦朝的一名小吏，史书无载，他是考古发现的12座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中、11号墓的主人。在个体完全沉浸于家族的时代，他是少有的、自我意识开始萌芽的小人物。在墓中，他留下1155枚竹简和80片残片，其中《编年记》（约550字）简要记录了自己生平，但主要是秦国大事。兵马俑中的文官俑，比一般武士俑略显瘦弱。本书作者推测，“喜”可能也在秦始皇的军队中当过文吏，参与了“统一六国”的战争。图片来自网络。鲁西奇教授的策略是，以“喜”为线索，串联起秦朝法律、基层组织、社会生活、个人发展等方面的知识，这些知识基本来自对出土文献的释读。这种叙事策略至少很适合我这样的读者：首先，总说“百代都行秦政制”，但什么是“秦政制”，其实很模糊。一般印象是，秦政苛酷，以吏为师，百姓非农即兵，无非帝王的工具，可历代不都是这样的吗？在专制时代，苛政只有强弱之分，并无本质差别，则“秦政制”的特色是什么？秦统一天下后，国土广阔，各地情况完全不同，如何才能把“秦政制”推行下去？如何应对基层的抵抗？这些都很难从正史中读出来，出土文献大大丰富了我们对历史的认识。从出土文献中可见，秦朝对官吏的要求竟是“施而喜之，敬而起之，惠而聚之，宽以治之，有严不治”，并以“除害兴利，兹（慈）爱万姓”为基本原则，简直比儒家还儒家。也许，儒法之争未必是路线之争，而是谁该掌权之争，谁上位，说辞、办法都一样，只是给对手扣的帽子不一样。对于读不了出土简牍的读者（相关的书很贵，如无专家指导，不易串联成一体），很难了解更细节、更生动的秦朝，本书则提供了方便法门。整体看，出土简牍不多，信息碎片化，所以做具体研究的学者较多，只将它们作为材料引用，做全面研究的学者较少，因为管中窥豹，很难拼出更清晰、更立体的时代图景。从“喜”个人角度切入则比较讨巧，个人侧面不必宏大，可以挂一漏万，便于将零散材料组装起来。在兵马俑坑出土的铜车马，可见当时已将挽带系在马的胸部，而古希腊马车直接将挽带系在马颈部，奔跑时马呼吸不畅，损失了3/4的挽力。所以古希腊、古罗马的马车无法直接用来作战，只能带战士到前线，战士再下车作战。在挽马技术上，古代中国比欧洲领先了1000年左右。
严格来说，《喜：一个秦吏和他的世界》不是个人史，在方法上也没有太多突破，但写作手法很巧妙，盘活了原本板结在专业研究中的学术资源，不需太高的古文修养，也能看懂本书。这么写的风险是：对出土简牍的释读存很大争议，留下被“挑刺”的空间。在《鲁西奇的<喜>，一本硬伤累累的烂书》中指出的“硬伤”中，许多即属争议话题。比如：“亡”可不可以解为“死亡”，必须释为“逃亡”吗；“门桑十木”是否必须是门前种10棵桑树；“掘门”可不可以是墙上挖洞……博文作者认为鲁西奇的解释“不合情理”，但语言从来不完全合“情理”，且不同时代“情理”也不一致。文献互释常假设不同作者对一个词的理解完全相同，有唯一的“正解”，未必是事实。这些争议处不能算成“硬伤”。▌“喜”是怎样过日子的
“喜”身高至少在1.7米以上（据2022年统计数据，中国成年男性平均身高167.1厘米，“喜”肯定超过了），当时成年人标准是七尺（1.62米），《太公六韬》选车士和骑士，要求是七尺五寸（1.73米）。对比拿破仑时期，法军新兵平均身高是166.3厘米，俄军新兵是161.7厘米，可知汉人本是高个子民族。“喜”上身穿袍子，下身穿胡衣（裤子，夏天穿裙），足蹬秦綦履，头戴幏（完全包住头发的头巾），但重大仪式时戴冠。“喜”的衣服都是家人自制，制衣时间很讲究：如丁丑日裁衣，可以“媚人”；十月十日乙酉、十一月丁酉日裁衣，则“终身衣丝”；十月丁酉裁衣，不到一年，就能穿上丝质的衣服（“不卒岁必衣丝”)；而六月己亥则不可以做新衣，如果违反，“必死”；五月、六月，则不可以做复衣（夹衣与绵衣）。又说：不要在楚历九月己未穿新衣服，如果穿，也会死；在秀日，着冠、带，则都是大吉。在兵马俑中，士兵的履略呈船形，薄底、浅帮、后高前低，有绳子连接到脚腕上，而军官俑的履则方口齐头前翘，如上图，考虑到“喜”的职位不低，可能也穿这种鞋。
兵马俑头上戴的这种类似头巾的帽子即幏，图片来自网络。
“一宇”指堂屋的屋檐，依据《相宅》要求，堂屋高度应与身份匹配，过高则主人高贵而清贫，过低则主人有钱却残疾。对宇延伸出来的长度也有要求，多于西南之西，富；多于西北之北，绝后；多于东北之北，安全；多于东北，出逐；多于东南，富。此外，宇不能靠近道路和大树。“两内”则是大内（在堂屋的东侧，主人夫妇的卧室，面积约7平方米）和小内（儿子和儿媳妇的卧室）。在“喜”的时代，城市被分成一个个“里”，“里”有土墙，“喜”家有院，以高约1.62米的土墙包围。“喜”直到27岁才有了第一个孩子，而秦西汉时，女性首次生育的平均年龄是21.5岁左右，则“喜”可能比妻子大五六岁。据《日书》（古人婚丧嫁娶等重大活动时择吉日的书），当时人们对孩子的期望是：当官吏；经商；去外地发展。最怕男孩当巫师，女孩当医生，或“男女为盗”，或成刑徒。秦朝不允许杀婴，否则受“黥刑”（脸上刺字并涂上墨），如婴儿先天残疾，父母杀之无罪。在《编年记》中，“喜”称父母为“公”和“妪”，可能是背后的称呼，正式文本应写为父母，而日常都称为“大”，在语调上有区分。秦高度重视孝，一般情况下，不孝子会被处以流放之刑。在一个案例中，父亲要求砍断不孝子的脚，再流放到蜀郡的边远地区，官府表示同意。▌秦朝怎样管理基层
“傅”是秦的一种制度，即古代男子到了一定的年龄，要向官府登记注册，准备服徭役。一般认为，汉代男子“傅”的年龄是20—23岁，为什么“喜”这么早（有说法称，秦代男子15岁即“傅”，还有学者认为，秦汉按身高而“傅”，不按年龄）？事实上，秦朝婴儿一出生，便上户籍，由里正（亦写为里典）登记，须写明出生时间、爵位、肤色、长度、是否残疾等，信息不实，里正、父老受耐刑（剃除鬓毛、胡须，用于轻罪，较髡刑为轻）或罚款（7680钱）。如不登记，百姓罚二甲（盔甲，一套值1344钱），里长、伍老不报告，罚一甲；同伍之人，每家罚一盾（盾牌，值金二垂，每垂二两，秦代一两等于16.14克），且全部流放。秦甲制作精美，价格昂贵，被罚一甲是很沉重的负担。图片来自网络。
如此说来，人们根本没必要再“傅”，因此“傅”应理解为一个人拥有了可以继承其父亲的身份与地位的资格。所以，“傅”没有具体的年龄，“傅”意味着成为完全的民（黔首，秦始皇统一天下后，下令改称庶民为黔首），拥有相应的权利和义务——义务指管理、作战、劳动、耕种等，权利指受赏获爵，爵位越高，享受福利的年龄越早。比如“不更”（秦爵第四级），58岁可免一半徭役（睆老），62岁可免全部徭役（免老），71岁“受杖”（政府授予权杖，汉代时，有权杖相当于六百石官员级别，入官府不趋，吏民有敢殴辱者，逆不道，弃市），91岁可领国家发的“禀米”。没爵位的庶民则62岁才能成“睆老”。名义上，秦朝庶民只要立功，爵位上不封顶，可进入统治阶层，但事实上，绝大多数人止于前四等爵（赵高曾任卒史）。黔首的土地由国家拨给，除交税外，还要服徭役（即无偿劳动），秦因此制造出“秦国人”的身份。名义上，秦国给百姓养老，但只是减徭不减税，普通人必须活到90多岁，才能领到“禀米”。义务甚多，权利甚少，为何百姓还会听命呢？首先，用排他性政策，让百姓获得虚幻的集体感和身份意识。秦严禁无合法身份的“游士”居留，否则罚款一甲，每到岁末，百姓需督促外来者入籍，或让他离开。秦国人如离开本土，立刻取消户籍，如他回来，爵位在公士以上的要罚作“鬼薪”▌秦朝其实是一座大监狱根据秦朝《置吏令》规定：各县任用有秩吏（有固定工资的官吏），要尽可能任用县中之人，也可以用从其他县投附并得到安置的人。在不同单位，主负责人均称啬夫，啬夫的本义是穑夫，即收谷的人，引申为收租赋者。一县之长，即为大啬夫。本书作者认为，自商鞅变法以来，秦国即以令、丞作为一县的长官，后者并非前者佐贰，而是平级的（这一点遭网文指摘，因为二人的收入差别较大，但本书作者给出了相应证据）。当官员级别不够，不能称“令”时（爵位必须达到大夫，才可号令一方），则称为“守”。令与丞的区别在于前者掌兵，后者则不掌兵。“曹”即办事机构，分“六曹”，即令曹（解释律令）、吏曹（吏员考评）、户曹（负责户籍）、金布曹（金钱、布帛收支，但不直接管理和经营）、司空曹（编制工程预算）、仓曹（财务登记和统计）。“官”即县直属机关，有少内（掌管财政）、田官（主管官营田地）、司空（掌管工程）、仓（掌管官仓）、库（实际是武库，藏兵器的库房）、畜官（掌管官方畜牧业）。彼此交叉，相互监督，似乎很严密，但很明显，秦国官方直接参与经营，少内的官员有权拿政府的钱投资，但出现亏空，必须用自己的财产补上，否则获罪。秦国实际上在用两种方式剥削百姓：一是从百姓身上榨取税收、徭役，二是官方垄断经营，压缩了百姓财富升值的空间。少内的资本雄厚，有官奴可用，还能用徭役扰乱百姓的正常经营，且能将有竞争关系的商人绳之以法……这就占据了绝对的竞争优势。然而，少内主官怕经营失败，造成官方资本损失，所以他们往往选择比较稳定、保守的项目，而这些项目生产效率低，这就等于把宝贵的资金从高效率产业转移到低效率产业，势必影响经济发展，这可能也是造成秦朝迅速崩溃的一个原因。这个看似度理性的系统还有一个巨大的问题，即：建立在社会流动性低的基础之上。商鞅在《商君书》中赤裸裸地写道：“民强国弱，民弱国强。治国之道，首在弱民。”为了达到弱民的目标，应该让人民“家无积粟”，因为“家有余食，则逸于岁”。他主张“民愚则易治也”，要求统治者大胆愚民。
秦国的基层管理在根本上是反流动的。《商君书·境内》称，将百姓五人编为一伍（所谓四邻，就是4个邻居加上自己，凑成一伍），百人置一将，平时耕种，战时为兵，采取半军事化管理。在此制度下，百姓出行维艰：岳麓书院书院藏秦简《秦律令》抄录了五条“尉卒律”，其第一条规定：沿着原来秦与六国边境的各县（原属秦国）以及在六国之地设置的郡县，黔首及各县属吏如果要出行，须向县尉报告（“必谒于尉”)；县尉审查其请求，对于许可者，要规定出行的时间及可以前往的县（“尉听，可许者，为期日、所之它县”)；如果不去报告，出行超过五天，黔首或县属吏本人要罚赀一甲，没有报告的里典、父老也都要受到处罚。如果尉给出的命令本身不明确，黔首无法执行，尉、尉史、士吏主者要被各罚赀一甲，丞、令、令史各罚赀一盾。“尉卒律”第二条规定：黔首到处游荡或者逃亡，无论其是否有“奔书”（应当是一种旅行许可证），只要满了三个月，就要削去他的爵，降为士伍；有爵寡要改为无爵寡；小爵及公士以上年满十八岁的儿子，也都要削去其小爵或继承爵位的资格。乡啬夫、里正、父老每月都要上报黔首纳粟、迁移及死亡情况，这种人为制造出的低流动性社会必然引发严重腐败。如果一个县的主要官吏基本是本县人，谁来监督他们？军人只驻扎在家乡，他们怎肯外出作战？秦朝只想用最低成本提供公共品，结果造出了一座大监狱。看上去很严密，其实千疮百孔。▌木工不灵漆工补
秦朝的根本问题，在于它的掠夺性体制——只有不断掠夺民脂民膏，才能苟延残喘。秦朝既要获利，又要提防所有人，不得不使用“障眼法”——为吏之道。《为吏之道》共51支简，约1200字，在“喜”的墓中，它和《语书》一起放在主人的腹下。《语书》更短一些，前半部分是公告和法律文书，后半部分是对官吏要求的训诫，可能是手抄的上级讲话稿。把这两篇文献放在重要位置上，可能是“喜”想在地狱里也能继续学习。《为吏之道》还提出了具体的标准，即吏有五善（忠信敬上，清廉毋谤，举事审当，喜为善行，恭敬多让），此外力戒五失，分三种说法：第一种，狂妄自大，骄纵自满，自作主张，犯上无忌，轻士重商。第二种，傲视百姓，不安其位，居官善取，玩忽职守，安家室忘官府。第三种，对亲近的人不加督查，不了解所任用的人，兴事不当，善言惰行，妄议上级。总结不可谓不全面，但定义模糊、无量化标准，可以无限解释，且几乎都涉及了人性的缺陷，仅靠规劝，真能产生约束作用吗？但“喜”的上级却假装看不到这个显而易见漏洞，因为他能从中获利。值得注意的是，在谈到立政基础时，两篇文献认为重点在如何对待人民，提出对待百姓要施以恩情，使之高兴，利用信仰祭祀加以动员，普施恩泽以凝聚民心，行宽大之政而非以严刑酷法实现治理。这样的文章放在任何一本儒家的著作中，恐怕都不会被挑剔吧？让人无法想到，主张如此吏治的秦始皇是一个暴君，他造阿房宫、修骊山墓，所耗民夫70万人以上。据估计，当时服兵役的人数远超200万，占壮年男子1/3以上。董仲舒说：秦朝不仅废除了什一之税、三日之役，“又加月为更卒，已复为正一岁，屯戎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故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残忍如秦始皇，推行起“为吏之道”来，竟然和儒家经典一样入情入理、漂亮好听。
后人或有夸张处，但汉初与秦相距不远，无人对此有异辞，可知秦始皇的穷奢极欲、横征暴敛，时人目见而闻，已有共识。秦始皇时代尚没有现代民族国家意识，只有王朝国家，秦始皇所谓为“国”，不过是为一家一姓的私利。可偏偏这么一个极端自私的专制帝王，竟有一套如此阳光明媚的“为吏之道”，对属下提出如此高标准的要求，真是匪夷所思。只能说，压榨越凶狠，就越需要漂亮的假面，随着现实与谎言之间落差太大，只好把一切话都说得模模糊糊，无定义，无外延，不界定，不辨伪……通过让人相信明天会好、主观意图好，来为当下剥夺行方便。在此思路上，暴秦与儒家的伎俩略近。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儒家延续数千年，整体道德水准没见真正的进步，倒是科学精神始终被压抑。![]()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8-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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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最后：用黑色的眼睛也要去看光明
对于我这样不以古文献研究为志业、基础一般的读者来说，《喜：一个秦吏和他的世界》让我看到了一个更具体、更生动的秦朝，启发了我的一些未必正确的思考，这是此前未有的阅读体验，这让我对这本书产生了好感，但要特别说明：我没读完本书的注释。字太小，且排在最后，而非页底注，版式可能漂亮了，翻检却极不方便，做“好看而不方便的事”似已成通例，让人无语。在一些细节上，可能误会了作者的意思。阅读是一个解码过程，不可能100%把握原意，在文学史上，误读是推动创作的重要力量，读书亦如此，不必求完全理解，只要它能有所启迪，提升视野、见识、情怀等即可。读了鲁西奇教授的回复。对于算错刘邦年龄，个人觉得不是大错，和其他几处错误一样，都是信笔提到，不写也无所谓。相信大多数人都不可能不查资料就说出刘邦是哪年出生的，就算真能说出来，那也是孔乙己的功夫，与学问无关。如果我来写刘邦的年龄、沛翁的含义等，我大概也就是随手翻翻材料，不会太认真地去辨析，这就带来一个问题：作为学者，为什么不能像老一辈一样严谨呢？年轻时，我对此很有自卑，可事实上：其一，老一代处理的信息总量太少，他们的工作压力与今天的作者远远没法比。做编辑时，曾看过某人致叶圣陶先生信的照片，叶先生标出对方错处，满纸飘红，被赞为老学者认真的样板，但我一眼就能看出，至少还有三四个错处没校出来。我不会因此指责叶先生水平不够，而是犯错人人难免，没必要神话老一代学者。挑错总是容易的，多写才难。其二，好编辑不等于好作者。也许《喜：一个秦吏和他的世界》有一个水平更高的编辑，至少会发现刘邦的年龄算错了，但如今的图书编辑更多要充当把关家、经营家，想吃饭，就要编不同专业的书，还要快速编书，看不出来也不能苛责。术业有专攻，不能把编辑失误算在作者头上，把作者逼成好编辑，与社会分工细化的趋势背道而驰，会大大拉低整体效率。对于《鲁西奇的<喜>，一本硬伤累累的烂书》，个人最不赞赏的是“没有必要的犀利”，只说我的理解：首先，如果个人权利经常得不到保障，批评就难免异化成一种炫耀，变成“老子训斥儿子”“大人训斥小孩”“聪明人训斥傻瓜”“高级人训斥低级人”之类，有一点点失误，便大动干戈、大兴义愤，是否有必要？无论如何，我不同意《喜：一个秦吏和他的世界》是“烂书”。其次，我们的语文教育太多狼性，应该有一点“费厄泼赖”，有一点“温柔醇厚”。逞口舌之快很可能是黑暗传统在我们头脑中的微殖民，它将我们变成私民，如果人人只想当质检员，不愿当生产者，那么将来谁还肯去做生产这样的傻事呢？其三，有个性的东西才是好东西。《喜：一个秦吏和他的世界》的好处在于雅俗共赏，其中有不少个人见解，学者未必都同意，可能作者确实说错了，但哥伦布当年也算错了地球半径，还嘴硬说美洲就是印度，他至今依然被算成伟人。意见不同是好事，贬损嘲讽，会给人这样的印象：“我的才对，你没资格和我讨论。”这不恰当。人是受造物，成长过程会给我们的内心留下太多BUG，所以顾城写道：在现实中，太多人被自己的经历、环境套牢，把错误的直觉当成真理，所以只会用黑色的眼睛去寻找黑暗，总以为骂骂人、说两句刻薄话、卖弄一下是“人之常情”，别人做得，我也做得。他们并没走出唯一真理观，精于挑剔，拙于创造。结果是让后来的人、身边的人也长出黑色的眼睛。即使有黑色的眼睛，也要去看光明。不敢妄猜别人心态，以上只是自我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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