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度征集粮食引发了坦波夫省农民的不满，但图哈切夫斯基很快镇压了农民的的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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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战时共产主义”时期，为了保证粮食的征集、运输和调拨，还成立了第一劳动军委员会，试图用军事手段来解决粮食问题。第一劳动军委员会由托洛茨基任主席，皮达可夫任副主席。托洛茨基曾多次向列宁建议赋予劳动军委员会以更大的权力，并从粮食人民委员部和农业人民委员部向该委员会派出拥有全权的代表。1920年2月19日，托洛茨基在致克良斯基并转列宁的信中写道：“请您考虑：孟什维克舍尔非常想参加劳动军的工作。他熟悉使用军事力量完成劳动任务，是一位负责的工作人员。”在托洛茨基这一时期的一系列信件中，他寄希望的“使用军事力量完成劳动任务”就是实施“军事管制”但是，因粮食而出现的问题管不甚管，各地农民的暴动也此起彼伏。1920年春天，喀山省和乌法省的农民起来反对余粮征集制。3月2日，俄共中央书记克列斯廷斯基给托洛茨基的信中写道：“喀山省和乌法省的穆斯林农民的暴动越演越烈。别伊别伊被暴动者占领。汤面后对乌法省的其他县构成威胁，力图打入巴什基尔部队并鼓动这些部队跟他们走。”同一天，当地领导人、巴什基尔苏维埃共和国主席瓦利多夫给托洛茨基电报，声称农民的暴动是因为“人们由于巴什基尔农业区的富农很不愿意提供粮食而死于饥饿和伤寒病。巴什基尔的红军战士主要都来自那些地区，他们清楚同富农斗争的目的。”在顿河、库班、乌克兰等产粮区和西西伯利亚地区频频发生农民抗拒余粮征集的骚乱。组织者和领导者都是苏维埃政权机构中的工作人员或是部队的指战员。骚乱的情况在乌克兰尤为严重。1920年4月26日，托洛茨基在致列宁的信中说：“乌克兰的局势应予以特别关注。土匪活动十分猖獗。加里西亚的两个旅暴动，枪口对准了我们。”在俄罗斯中部产量区的坦波夫省是施利赫特尔坐镇的实行余粮征集制的“模范地区”，所以在这里余粮的征集和对富农的剥夺就极为激烈和无情，而农民的不满情绪也就极为激烈和声势浩大。从1919年初起，坦波夫省的基尔萨诺夫县、涅克拉索夫乡和科兹洛夫县的农民就因对抗余粮征集而发生了骚乱。所有的骚乱都源发于对农业特别税和武装征粮队工作的不满。涅克拉索夫乡在向县苏维埃的报告中这样写：“群众中的不满尤其表现在落到不富裕阶级的农民身上的无力承担的特别税上，因为在这个乡特别冒尖的富裕农民数量少，乡的多数人都是劳动人民。”1919年10月19日，在基尔萨诺夫斯克县负责工作人员的会议上，第一次提到“和安东诺夫匪帮作斗争”的问题。这次会议的记录上写道：“安东诺夫匪帮恐吓居民并杀害我们优秀的同志。时至今日，县党委员会不能开展自己的政治工作，军事委员会不能对公民进行动员，县粮食委员会不能没收多余的粮食。因此无论如何要采取措施和安东诺夫匪帮作斗争。”![]()
《俄罗斯通史》
作者：闻一
出版社：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3年6月
内容简介：《俄罗斯通史(1917-1991)》以追求历史的原本和真实为职志，以历史发展的重要进程为线索，以各个历史时期的主要人物、重要事件和焦点问题为主题，即从沙皇俄国覆灭、十月革命爆发、苏俄政权建立、战时共产主义、新经济政策、工业化和集体化时期、苏联卫国战争、战后开启冷战、美苏全球争霸到最后的苏联解体，从斯大林、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到最后的戈尔巴乔夫，条理清晰地叙述了1917年至1991年这段波澜壮阔、惊心动魄的历史，即苏联的历史。《俄罗斯通史(1917-1991)》具有以下特点：一是恢复了过去由于种种原因被隐去的重要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较为完整的面貌，如苏联生活的真实状况等；二是以俄罗斯解密的苏联档案作为阐述的依据；三是富有个人著作的色彩，如作者在每章的篇末对历史人物、重要事件和焦点问题所作的精彩点评，直奔主题，画龙点睛，让人深思，给人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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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斯捷潘诺维奇·安东诺夫是坦波夫省基尔萨诺夫县警察局长，他对余粮征集制表示不满并组织了“战斗队”，他的行动被当时的省委说成是“匪帮活动”。1920年2月中旬，省委在向中央的通报中说，除了富农、投机者和神父们的反对苏维埃政权的“绿色运动”外，还有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安东诺夫的匪帮活动，并且认为这是右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叛乱，“安东诺夫匪帮从位于坦波夫省的立宪会议的委员——右派社会革命党人涅姆季诺夫和阿尔罕格尔斯基那里接受指示。这个匪帮的计划是广泛的，甚至试图进攻坦波夫城。匪帮躲藏在森林和富农中间。以前派出的部队都未能将其消灭。”安东诺夫很快作出了回答，他在给基尔萨诺夫新任警察局长的信中为自己辩护说：：“这是在劳动农民和具有自由思想的全俄罗斯面前给我和我的同志们摸黑。”他说：“只有旧时代的可耻的官僚们才配得上这可耻的无赖行径”。他申辩说：被指责为匪帮的“这些人不仅自己不可能去干这种可耻的事，并且不会允许他人去这样胡作非为。”1920年，全俄的播种面积大为减缩，只有1916年播种面积的1/4，而农作物的产量只有1913年的约一半。在坦波夫省，一个农户只有2.8俄亩土地，而在1918年是4·3俄亩。1920年下半年，城市产业工人的口粮为每天2/3磅，其他居民为1/3磅。1921年1月22日，人民委员会颁布法令将工人的配给量减少至1/3镑。而在农村，余粮征集反而加速进行，农民的不满情绪到了一触即发的程度。与此同时，坦波夫省向征粮队无条件地上缴了作为“余粮”的2750万普特的粮食和1900万普特的土豆，农民的不满和骚动遍及整个坦波夫省。对于“绿色运动”和安东诺夫这样的骚乱，中央政府主张坚决镇压，由全俄肃反委员会采取“剑与火”的行动。1920年8月，列宁在给斯克良斯基的便条中写道：“真是绝妙的计划。请你和捷尔任斯基一起完成它。我们将冒充‘绿色分子’（以后我们把责任推给他们）挺进10—20俄里，把富农、神父、地主处决掉。悬赏：处决一个赏10万卢布。”夏天，出现严重的旱灾，农民的暴动席卷整个坦波夫省。安东诺夫在对红军士兵的文告中说：“我们解放的钟声已经敲响。为了将祖国从红色刽子手中拯救出来，我开始指挥坦波夫城的民兵，就像当年米宁和波扎尔斯基在下诺夫戈罗德齐集大军。现在，有12万人的军队归我指挥。下面是我的命令：不管有多大的困难，你们应该立即出发，来和我的民兵会合。到我这里来，到坦波夫来！”安东诺夫的举兵，在附近地区很快得到了农民的支持。坦波夫省的这次暴动在长时间内、在广阔地区存在和发展联系来。到了1921年年初，饥荒就遍及22个省，饥民数达到2330万人。粮食的情况成了灾难性的，在产粮区，每个农民平均每年只有17普特粮食，而在缺粮区只有9普特。在乌克兰和乌拉尔地区，由于大批士兵复员返乡，他们纷纷参与了农村中抵制和抵抗余粮征集制的行动。列宁把他们的活动称之为“盗匪活动”，他说：“几万、几十万士兵早已只习惯于打仗，把打仗几乎当成了唯一的职业，现在复员回到家乡，他们一贫如洗，生活艰难，自己的劳动用不上，结果我们被卷进了一场新形式的战争，新类型的战争。这种形式的战争简言就是盗匪活动。”而在西伯利亚地区，余粮征集到了没有武器就寸步难行的地步，农民的不满导致了“西伯利亚农民联盟”这样有影响的组织的出现和多方活动，并最终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他们甚至切断了西伯利亚大铁路，使征粮队征集到的粮食无法运到欧俄地区去。列宁也感到了震惊，他把西伯利亚地区农民的起义比做是“不是一场可以估计兵力的战争”。在这种情况下，坦波夫省的农民暴动发展到了很大的规模。1920年秋季到1921年初，一方面是安东诺夫加速了自己部队的行动，另一方面是零散的农民骚动联合成了受社会革命党人很大影响的“劳动农民联盟”这样的直接对抗苏维埃政权的力量。安东诺夫虽然自成称是“独立的社会革命党人”，但他的军事行动却不受社会革命党中央的控制。坦波夫的社会革命党领导人尤·波德别利斯基就称安东诺夫的活动是“没有口号，没有思想，没有纲领的无望的游击习气。”社会革命党中央要他服从中央的策略，要他放弃恐怖行动，转而采取灵活的、和平的政治斗争。安东诺夫表面上应允，但实际上仍然自行其事。因此，“安东诺夫匪帮”和“劳动农民联盟”并不完全是一会事。在坦波夫地区，实际上存在两股农民运动，两股对抗苏维埃的势力。安东诺夫的活动具有更朴素的农民要求，直接反映了现实的尖锐矛盾和对切身利益的关注。1921年2月初，一个叫“小列夫”的写的一份《告红军士兵书》就反映了这种情况：“红军士兵兄弟们！你们好好想一想，你们是在和谁作战？这不是匪帮，而是农民的起义。我们为了将公民从公社中解放出来而起义。红军士兵们，我们向你们伸出兄弟的手。让我们一起进行斗争。一起抛掉痛苦并好好地安排自己的生活。共产党人犹大让我们相互争斗。我们开始相互残杀。唉！他们让我们白流了多少血，而我们宽恕他们的行为！停手吧，为什么要兄弟相残？我们想重新过好的生活。贫穷迫使我们战斗。而你们，我们的兄弟，却要镇压起义。红军士兵兄弟们，你们要背道而驰，放下武器。谁嘛——要知道，这是人民在起义。你们在那里应该帮助我们这些游击队员，而不要来灭火。让起义的烈焰更炽烈地燃烧起来。人民在奋起拯救自己。这场大火预示着美好的生活。只有在这场令人厌烦的战争结束时，你们中的每一个人才能有事干。我们所有的人将各自回到自己的家里去。工业将很快发展起来。而妨碍这一切的正是公社分子，他们激起农民的仇恨，扒光所有的粮仓，他们把人民变成游击队员。你们已经厌烦战斗，是共产党人动员你们来的。他们给了你们武器并派你们来残杀自己的兄弟。那些同情游击队员，从来也不向他们射击的人，应该向游击队交出武器。而开枪的人，就是敌人，游击队员将杀死他们。我们的红军士兵兄弟万岁！所有农民的联盟万岁！我们的领袖安东诺夫万岁！”而“劳动农民联盟”却有着明显的社会革命党人的影响。这个“联盟”在其纲领中说：“劳动农民联盟的首当其冲的任务就是推翻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党人的政权，这个政权已经将国家推至贫穷、死亡和耻辱的边缘”。为了争取农民对它的支持，该联盟在关于区委员会工作的指令中规定：“完全取消凭证供应制”。这个联盟有自己的由8个军组成的人民起义军，有作战总部，有自己的司令员——皮·托克马科夫。起义军指挥人员的任命制和红军是一样的，也像红军那样把政治工作看得很重。1921年1—2月间，“劳动农民联盟”和人民起义军以“在斗争中你将得到自己的权利！”为总标题，散发了《致农民和工人书》、《致工人书》和《致被动员的红军士兵书》。这些呼吁书提出了明确的反对和打倒共产党人的口号，在《致被动员的红军士兵书》里这样写：“让我们和你们愤怒的声音汇成一个共同的呼喊：‘共产党人死去吧，劳动农民和反对共产党人强暴者的所有被压迫人民的总武装起义万岁！’。”坦波夫的农民起义有成为全国起义和暴动的中心的趋势，这不能不引起列宁和中央政府的密切关注。一个共同的结论是：把“安东诺夫匪帮”和“劳动农民联盟”看成是一回事，把坦波夫地区的农民起义都归结为是“安东诺夫匪帮”的骚乱。随即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来研究镇压“安东诺夫匪帮”不力和拖延的原因。不久，该委员会的主席卡麦隆在报告中在承认镇压的军事力量不足后，强调了粮食问题：“坦波夫省的粮食状况一方面由于严重干旱、播种不足、反歉收促使群众对苏维埃政权的粮食政策产生了不满。另一方面部队和总部对粮食供应的急需不允许征粮工作有丝毫放松，只能遵照总部的命令在不满情绪和反抗行为滋长的情况下，加强征粮工作，这也削弱了反暴乱的力量，使暴乱活动得到了明显的扩大和深入”，“远苏维埃政权在这里是有名无实，未能取得大多数农民的支持。”坦波夫省肃反委员会主席认为农民起义的主要根源和原因有三点，“粮食运动的开展，总的经济条件和反对共产党的敌人、切尔诺夫派的右派社会革命党人的鼓动工作”。1921年2月1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开会，出席会议的有列宁、布哈林、斯大林、克列斯廷斯基、普列奥布拉任斯基、鲁祖塔克、加米涅夫和安德烈耶夫。会上，奉列宁之命前往坦波夫省参加省第十次党代表会议并进行视察的布哈林作了报告，他详细说明了那里的农民的情绪和社会动荡，要求采取措施缓和农民的负担。会议就布哈林的报告作出两方面的决议，一是指令粮食人民委员瞿鲁巴，“要对特别是农民因歉收而遭罪和在粮食方面有着特殊需要的地区的余粮征集快速执行予以最认真的关注。同时，承认有必要采取减轻这些省份中农民的粮食状况，尤其是组织公共饮食的其他一系列措施”；二是“责成组织局会同全俄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立即派出一个全俄中央委员会委员会到坦波夫去进行政治领导并帮助与农民起义作斗争的同志们，也为了对从起义者手中解放的地区进行政治清理。”这次政治局会议还听取了在大饥荒出现后所组织的“对因饥荒而遭受困苦的农民提供援助问题委员会”的报告，会议就此也做出决议，责成瞿鲁巴和列扎瓦迅速起草减轻农民负担的文件，责成布哈林、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加米涅夫起草由加里宁签署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坦波夫省农民书。这次会议后，组成了以安东诺夫—奥弗申科为首的全权委员会，并很快将安东诺夫—奥弗申科调往坦波夫省。![]()
出版社：广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2-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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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2月9日，这份告农民书最后以坦波夫省执行委员会和省党委员会的名义公布：“农民同志们！鉴于现在已有可能开始从南方和西伯利亚获得一些粮食，根据省党委的报告，考虑到坦波夫省农民现在所处艰难境遇的重负并考虑到大部分余粮的征集已经完成，仍在一些富农手中的剩余粮食已是相对微不足道的了，因此粮食人民委员部决议：停止在坦波夫省进一步征集余粮。省党委和省工农和红军士兵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极其高兴地接受粮食人民委员部的这一指令，并且现在就已经给各县粮食人民委员部作出指示，要它们立即收取停止征集余粮和撤消所有征粮队的通知。农民同志们！你们遭遇了吓人听闻的困难，但却光荣地履行了对工农国家的伟大义务。现在，工农国家，你们的祖国，你们所选择的政权应该对你们白倍的回报。也是根据省党委的建议，省执行委员会决议：对农民居民实行优先供应，同时为了巩固的目的，向中央政府请求扩大物质信贷。农民同志们！只要能够向你们提供帮助的，苏维埃政权就将帮助一切。而为了更好地听取你们的请求和需要，在全省范围内正在组织广泛的无党派代表会议，我们邀请你们派自己的代表去参加。勇敢地、坦诚地说出你们的需求和你欺侮们的人。苏维埃政权能够保卫你们。农民同志们！战争已经结束，余粮征集已经完成——现在应该像一个和睦的家庭那样去准备春播运动！让一切敢于将农民和这一和平劳动隔离开的人见鬼去吧！苏维埃政权将无情地击毁他们！农民同志们，去劳动，去和平生活，去春播吧！”这一告农民书虽然没有真正指出余粮征集制所造成的恶果，但是毕竟宣告了要在坦波夫省结束余粮的征集。然而，并没有停止对安东诺夫及其他农民起义的镇压。1921年3月3日，安东诺夫—奥弗申科在向中央的报告中确认坦波夫省的农民起义是社会革命党所操纵和领导的，要求进行坚决的镇压，他写道：和匪帮运动进行斗争的“基本思想是——通过一系列措施（清洗苏维埃机构广泛地进行公开审判等）来使农民基本群众对抗社会革命党人匪帮分子。无情地连根铲除社会革命党组织并通过确立诚实的苏维埃政权、坚定的秩序、对农民所提要求的明确性、计划性和合理性来逐步加强在农民中的影响。”随之，全权委员会在坦波夫地区实行清剿、戒严等军事行动，参与工作的还有全俄肃反委员会的工作队。1921年3月16日，全俄肃反委员会军事管理局的负责人亨利希·亚哥达就领导了对尔季舍沃村的戒严工作。经过清剿，坦波夫省的农民军的力量受到一定的打击，其司令员托克马科夫被击毙。1921年3月29日，工农红军参谋总部和革命军事委员会就共和国土地上起义运动一事写出报告，其中指出：“到上述时间，安东诺夫匪帮的总人数为10，000人和数量不多的机枪。”在清剿中，“安东诺夫本人在我们装甲列车的猛烈炮火下，带着约1，00人的匪徒和一门大炮逃向南方，进入拉姆赞湖区。”在坦波夫省委书记致捷尔任斯基的报告中写明：“现在安东诺夫的部队有7，000名士兵，两门大炮，20—25支机枪，而且，其部队基本上显然已不是从前的绿色青年，而是老兵（来自复员的士兵），身经百战，了解国内战争的一切特点。”1921年3月20日，安东诺夫—奥弗申科签署《就自动投诚认罪告匪帮团伙参与者书》、《告被拉进匪帮团伙的农民书》等命令，限定匪帮团伙要在3月21日至4月5日的期限内投诚认罪，“在此期间内自愿携带武器到红军部队某个司令部的人，将得到宽恕并放其回家，只要他不是逃兵。逃兵去红军，但是他不会遭到任何惩罚。团伙的头目和教唆者如果自愿投诚，将可免除最高惩罚，不被枪决。”但是，投诚者不多。自1921年4月15日起，坦波夫省军队司令员帕夫罗夫和安东诺夫—奥弗申科先后因投诚期已过，下达了严厉的命令，帕夫罗夫的命令是：“自愿投诚期已过。所有依然留在匪帮队伍中的人是不可悔改的强盗——工农的最凶恶的敌人，因此我命令：1，消灭所有手执武器的匪徒。2，确认所有的头目和在匪帮团队中担任指挥职务的人，直至排长，都不受法律的保护。3，逮捕所有因被怀疑参与和与匪帮分子合作的人，并将他们随同材料转交军队特别部。”在安东诺夫—奥弗申科的命令中，改变了对投诚者的态度：“红军部队已经接到命令，要立即全部消灭匪帮团伙。对任何一个安东诺夫分子，即使是以前携带武器自愿向苏维埃政权投诚者，也只考虑对他不采用最高惩罚，但是要判刑。”1921年4月26日，列宁向副陆海军事务人民委员、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斯克良斯基征求意见：“我认为需要派遣图哈切夫斯基去镇压坦波夫起义。最近，那里的情况没有改善，有些地方甚至更坏。这项任命将取得较大的政治效果。尤其是在国外。您的意见？”第二天，政治局会议决定派遣图哈切夫斯基去坦波夫，并限定他在1个月内消灭安东诺夫匪帮。图哈切夫斯基到任后，立即采取了严厉的镇压措施。他于5月12日给坦波夫省军队签发了一份命令，除了重申安东诺夫--奥弗申科命令中的有关投诚等的措施外，特别规定了“扣押人质”的措施。命令要求：“3，不投诚的匪帮分子的家属要坚决予以逮捕，而他们的财产有没收，并根据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全权委员会补充下发的特殊指令，在忠于苏维埃政权的农民中间分配。4，被逮捕的家属，人工匪帮分子仍不投诚仍不缴械，则发配往俄罗斯联邦共和国的边缘地区。”5月15日，他还下令，在战斗地区组建“三人侦讯委员会”，来审理有关匪帮的案件。![]()
《凯歌悲壮》
作者：闻一
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6-07-01
6月11日，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命全权委员会的名义（由安东诺夫—奥弗申科、图哈切夫斯基、坦波夫省执行委员会主席拉夫罗夫和省委书记瓦西里耶夫联合签署）发布了第171号命令，命令全文如下：“从6月1日起开始的对匪帮活动的坚决斗争正在使地区迅速平息下来。苏维埃政权在有序地恢复，劳动农民正在转向和平和安定的劳动。安东诺夫匪帮已被我军的坚定的行动所击溃、打垮并正在被逐个捕获。为了彻底铲除社会革命党匪帮的根子和对先前发布的命令加以补充，全俄执行委员会全权委员会命令：1，拒绝报出自己名字的公民一律不经审判就地枪决。2，对那些隐匿武器的村庄，县政治委员会或者区政治委员会有权宣布判决，剥夺人质并在他们不交出武器时枪毙他们。3，在发现隐匿武器时，可不经审判就地枪决家庭中的年长者。4，隐匿匪徒的家庭应予逮捕并从省里流放出去，剥夺其财产，家庭中的长者不经审判枪决。5，隐匿匪徒的家庭成员或者财产的家庭，视如匪徒，该家庭的长者不经审判就地枪决。6，匪徒家庭逃跑，其财产在忠于苏维埃政权的农民中间分配，而留下的房屋烧毁或者拆除。7，本命令应严厉和无情地执行。”第二天，几6月12日，图哈切夫斯基和其参谋长卡库林联合签署了一份对起义者使用窒息性毒气的命令：“被击溃的诽谤的残余分子和从恢复了苏维埃政权的村庄逃出去的某些匪徒正在森林里集结并从那里向和平居民进行突袭。为了对森林进行清除，我命令：1，用窒息性毒气对隐藏匪徒的森林进行清除，要进行准确计算，以便使窒息性毒气完全云扩散至整个森林，消灭隐匿以其中的一切。2，炮兵视察员应立即使所需数量的毒气罐和所需专家到位。3，各战区首长应坚决地和有力地执行本命令。4，报告执行措施的情况。”经过49天的清剿，7月16日，图哈切夫斯基向列宁汇报了坦波夫省的情况，指出清剿的成果是：“坦波夫省的农民起义被消灭了。劳动农民联盟被粉碎了。苏维埃政权在各地恢复。到7月11日，21，000名匪徒只剩下了1，200名骑兵有大批匪首被歼灭。”他同时承认坦波夫省农民起义的主要原因是“对余粮征集制的不满以及在地方上拙笨地，甚至是极为残酷地执行余粮征集”。但是，第171号命令和图哈切夫斯基采取的严厉措施遭到了包括李可夫、托洛茨基和布哈林在内的政治局成员的强烈反对。在7月16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李可夫提出了这一问题，最后的决定是列宁的批示：“将李可夫提出的问题交由托洛茨基同志参加的与匪帮活动作斗争委员会研究，责成该委员会通过一致同意下的最终解决方案。”1921年7月18日，李可夫又给托洛茨基写信一切取消171号命令，并从坦波夫省召回安东诺夫—奥弗申科和图哈切夫斯基。19日，托洛茨基主持召开了于匪帮皇帝作斗争委员会，作出了取消第171号命令和召回图哈切夫斯基和安东诺夫—奥弗申科的决定。安东诺夫匪帮和坦波夫省的农民起义最终还是被镇压了下去。约在1922年6月间，安东诺夫本人和他的亲弟弟季米特里·安东诺夫最后也在离他们起事地点不远的一个小村庄被肃反委员会所逮捕和杀害。尽管如此，坦波夫省和整个俄罗斯的粮食、农民和农业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摘自《俄罗斯通史（1917-1991）》，经授权发布。亲爱的读者们，我们的读者交流群成立了，欢迎扫码添加客服，备注“进燕京书评读者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