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创中国│成都先导：输出创新药“种子” 发掘高价值“靶点”

8年时间，从“出生”到上市，成都先导的科创资本之旅令人艳羡。

然而，一家科创企业的成长绝非朝夕之功，需要天时、地利、人和。“科技型创新企业能够茁壮成长的决定性因素，是聚焦与专注。找到一个关键领域，再找出能够发力的专注产品，快速地将产品做到一个有价值的阶段，并迅速与市场对接验证。”谈到创业过程，成都先导董事长兼CEO李进博士如是说。

作为一家从事药物发现相关研发服务的公司，成都先导专注于DNA编码化合物库（DEL）的设计、合成和筛选，该领域专业度极高。为何从DEL技术入手？其实，在启动创业前，李进有着漫长的学业及职业铺垫。30多年前，李进赴英国留学、工作，研究分子设计、分子合成与分子筛选，一直从事新药研发工作，待时机成熟后萌生了回国创业的想法。

近日，上海证券报记者走进成都先导，聆听掌门人李进的创业故事与创新理念。

“登陆科创板之后，企业关注度高了、责任更大了，资源也更多了。”谈及未来，李进表示，成都先导将始终聚焦核心主业，围绕创新药尤其是小分子药，打造DNA编码化合物库平台，同时也致力于将技术平台和能力扩展到小核酸药。“这两个方向前途广阔，都有着光明的未来。”

从2012年2月创立，到2020年4月在科创板上市，成都先导的“科创步伐”之快，令人惊诧。

其实，李进在放弃高薪实施创业之前，有着20多年的从业“伏笔”。2007年，GSK收购Praecis Pharmaceuticals，向从业多年的李进传递了一个强烈的信号——DNA编码化合物库（DEL）合成及筛选技术潜力巨大。此时的李进，毕业后已在药物供应领域深耕多年。

水到渠成。2012年，李进辞去阿斯利康全球化合物科学总监的工作，以“DNA编码化合物库（DEL）合成及筛选技术平台”作为创业项目，回国创办了成都先导。

“创办成都先导之前，我在药物发现领域工作了20多年，在英国的阿斯利康工作了11年，我从事的领域就是药物早期发现与优化阶段。在阿斯利康之前，我还在英国一家生物技术公司干了11年。所以，我的创业选择与工作背景和业务经验有着密切关系。”李进说。

为什么选择这个技术？创新药研发的关键点是在确定影响疾病的生物靶点后，如何快速寻找到调控生物靶点功能的新颖分子，业界称为苗头或先导化合物。传统的高通量筛选只有几百万化合物的种类，DEL（DNA编码化合物库）可以创造出更多的化合物来进行筛选，大幅提高效率及成功率。

很快，李进团队锁定了这个方向，并迅速展开技术攻关。成都先导也成为国内乃至亚洲最早规模化从事DEL技术研发的公司。目前，公司已经完成超过万亿种结构全新、具有多样性和类药性的DNA编码化合物的合成，并且已有多个案例证实了其针对已知生物靶点和新兴生物靶点筛选苗头化合物的能力及有效性。

回顾创业历程，李进将成都先导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是初创的阶段；第二个是胶着的阶段；第三个是走向市场的阶段；第四个是上市和进一步发展的阶段。

“初创阶段创业项目要争取到融资，然后组建团队来开始一些基本工作，相对比较顺利。最难的是胶着阶段，技术开发中会遇到各种困难，商业前景也不明确，团队也在变化。”李进说，“在胶着阶段，会确定一个企业是不是能够走得出来，回想起来，这应该是印象最深的、也是最有趣的和考验创业者的阶段。”

成都先导走出来了。凭借全球领先的DNA编码化合物库技术，公司获得了跨国制药企业及国际生物技术公司的认可，陆续与辉瑞、强生、默沙东、赛诺菲、武田制药等逾100家公司建立了合作关系，为其提供DEL筛选服务。2018年起，公司开始实现盈利，步入快速发展阶段。

李进接受记者采访

近年来，全球医药行业迅疾发展，国内制药企业的药物研究，也逐渐从仿制药向创新药转变，这给了CRO企业更大的市场发展空间。

成都先导与技术服务型CRO企业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其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DNA编码化合物库（DEL），内含海量具有潜在成药可能性的药物结构知识产权，在DEL及新药相关技术、研发资金市场环境及监管法规等条件满足的情况下，可以自主进行多个创新药物项目的研发，为公司持续输出颇具潜力的创新药项目提供可能性，同时创造较高收益和长期价值。

成都先导的“硬科技”究竟强在哪？“DEL技术与传统几个成熟的筛选技术比，优势是比较突出和明确的。传统的HTS高通量筛选的分子范围相对窄，而DEL已经做到万亿的分子筛选，两者完全是不同数量级的。同时，在筛选效率、时间上也不同，以前HTS几百万化合物大概要花9个月到1年半的时间来完成，而用DEL技术的话，整个流程3到6个月就完成了，而且多数应该是靠近3个月，而不是6个月。另外，成本方面（DEL）也要低一些。”李进说。

李进坦言，成都先导并非唯一一家从事编码化合物库技术的公司，但公司的小分子编码库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在这个细分领域成都先导已具有明显的优势。“另外，在市场的快速反馈、技术的提升以及转型升级上，我们做的也是非常快。”

“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我们把这个技术与其他相关的技术进行了整合。”李进顿了顿说，比如在人工智能方面，公司不久前与腾讯宣布开展AI方面的合作。

今年9月，成都先导与腾讯AI Lab合作，共同设计开发了一款分子骨架跃迁算法（GraphGMVAE）。该算法可以在保持分子侧链不变的情况下，生成具有相似活性不同骨架的分子。

备受关注的是，在登陆科创板后，成都先导快速完成了一单海外并购。2020年底，公司以2500万美元的价格，受让英国Vernalis（R&D）Limited公司（简称 “Vernalis”）100%股权。

Vernalis在 FBDD/SBDD 的开发应用方面有着超过20年的经验，被认为是该领域国际领军企业之一。与成都先导所使用的DEL技术不同，Vernalis在药物发现方面主要聚焦基于分子片段和靶点三维结构信息的方法，并已成功开发和转让多项针对肿瘤，神经退行性疾病，抗感染和炎症等生物学目标的细胞活性先导化合物和临床阶段候选物。

“基于分子片段的药物发现技术（FBDD）是当前小分子药物发现领域的重要技术之一。通过这次并购，可以深化我们药物发现的专长和经验。”李进表示，收购关键的技术平台，有利于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的持续创新。公司的能力也由此更加多元化，一方面可提升新药项目发现与优化的成功率，另一方面可给予客户多样化选择，有望在商业模式上推出更多性价比高的服务项目。

李进接受记者采访

采访过程中，李进多次提到了团队的力量。的确，对于科创型企业而言，人才是最核心的资产。目前，成都先导的研发人员数量占公司总人数的比例达到80%以上。

就在不久前，成都先导还推出了上市后首份股权激励方案，激励对象共计133人，包括公司高管人员、核心技术人员和其他人员。其中包括英国子公司Vernalis (R&D) Limited的11名技术骨干及管理人员和美国子公司HitGen Pharmaceuticals Inc.的2名技术骨干。

“这次股权激励的设计安排上，我们还是有很多考虑的，除了高管外，还有核心技术团队，还包括了长期持续贡献者，另外就是海外员工。灵活的股权激励机制是科创板的一个优势，我们很快把它用起来了。”李进笑着说。

除通过股权激励等方式激励团队外，成都先导也在持续打造一个开放互动的科研工作环境，如“先导论坛”会不定期地邀请外部专家，分享新的研发趋势和前沿进展。公司还设了“先导科学日”，让大家走出实验室，来分享相互关心的科学技术发展及其它话题，还有各种游戏。

“我认为比较重要的是，努力打造一个持续不断的创新文化和创新氛围。”李进称。

谈及上市之后的变化，李进表示，来自社会各界的关注度更高了，但由此带来的责任及自我提升的压力也变大了。“当然，我们获得了更多的资源，能够投入研发，投资科学技术平台的建设，支持企业的市场扩张和团队扩充。”

展望未来，成都先导将继续聚焦创新药，小分子药以DNA编码化合物库平台继续拓展，同时将技术平台和能力嫁接到核酸药领域。“公司会围绕小分子和小核酸创新药这两个赛道往前走。”李进说，依托两个核心技术平台，公司将不断地拓展和完善和应用，加速技术之间的融合，再向下游扩张，打造一个真正世界领先的、顶级的技术平台。”

事实上，除了新药研发服务，新药在研项目权益转让也是成都先导的商业模式之一。2020年，HG030内地权益的对外转让，标志着公司新药在研项目权益转让模式的实现。目前，公司拥有大约20个内部新药项目，目前已有4个项目获得临床试验批件并进入临床试验。

“沿着现有的良性发展轨道，成都先导的技术平台将越来越完善，合作伙伴越来越多，新药项目越来越丰富，而这，就是公司的未来！”李进语气坚定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