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证观察家│王军：“稳字当头”是高质量发展的前提和保证

中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王军

日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调明年经济工作时指出，“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这一要求和往年只是单单强调“稳中求进”略有不同，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将“稳字当头”置于“稳中求进”之前，其中蕴藏的丰富政策内涵需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

今年4月份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对经济形势的判断是“稳增长压力较小的窗口期”，因此，前三季度的政策重心不是稳增长，而是更侧重于调结构和控风险。这次会议没有再提“窗口期”，而是着重强调继续做好“六稳”“六保”工作，持续改善民生，着力稳定宏观经济大盘，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保持社会大局稳定，这些显然都是明确而坚定的稳增长信号。这一表述变化显示，中国经济内外部环境的复杂性进一步加剧、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依然较多、经济面临下行压力较大、稳增长的必要性上升。稳是主基调、是大局，其政策含义是，为了支持稳增长而需要尽快进行必要的局部微调和结构宽松。

很多人担心，强调稳增长会不会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相抵触。笔者以为，二者并不矛盾，相反，“稳”作为前提和基础，最终目的还是要实现“进”或者说“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需要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一个合理区间，构建新发展格局更需要维持一个合理的经济增速，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未来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在确保“稳增长”前提下实现“高质量发展”。

政策重心的变化和调整，既源于经济运行内外部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也来自于经济主体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这对经济稳定运行构成了重大挑战，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

一是房地产企业债务问题使投资者对行业长期发展产生担忧和疑虑，同时随着商品房销售面积和销售额持续下滑，房地产投资增速可能下行，并降低对相关消费的带动力，进而拉低宏观经济增长动能、加剧经济下行压力，这将成为明年经济稳定增长的最大问题。

二是随着海外相继开放和供应链修复，未来全球经济仍将持续复苏，国内外的开放错位差可能会使中国出口的市场份额承压。同时，人民币持续升值和企业生产成本逐步上升，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出口企业的竞争力。

三是尽管市场预期明年工业品价格大概率会快速回落，但通胀演化的最大不确定性在于，如果因奥密克戎变异毒株引发新一轮更严重的全球疫情，那么不仅全球供应链紧张局面不能有效缓解、大宗商品价格再度上涨，而且有可能将使今年欧洲的滞胀、美国的高通胀延续较长时间。此轮由供给冲击导致的供需错配、供需缺口加大所造成的全球结构性通胀和经济萎缩并存的局面有向中期演进的趋势。

四是受新冠肺炎疫情、PPI与CPI“剪刀差”扩大等因素共同影响，中小微企业经营出现了短期困难，有的中小企业即使获得了利润，也不愿意增加投资，而是优先偿还债务，或降低新的举债规模。这使中小企业吸纳就业能力有所下降。

五是面对日益严重和长期化的通胀形势，美联储正在加快缩减购债计划，并可能早于市场预期提前加息。美联储货币政策正常化的步伐加快将带来巨大的外溢效应，会对全球的利率、汇率、跨境资本流动、资产价格产生显著溢出效应，特别是对复苏进程较慢和对美元流动性依赖较大的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复苏形成冲击。中国也将面临美国通胀居高不下的风险及金融市场潜在动荡带来的影响。

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下行压力大、复苏不均衡、局部风险高等突出问题，需要制定出台着眼于高质量发展的经济振兴计划。做好明年经济工作，稳定宏观经济大盘，笔者认为应注重从以下五个方面入手。

第一，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积极和稳健基调下应适度扩张以支持实体经济。在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的背景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宏观政策要稳健有效。所谓“稳健有效”，就是在基调稳健的前提下，保持必要的扩张力度和边际宽松以支持实体经济。

明年的财政政策应更加积极、支出强度更大、支出进度更快、减税降费更精准有效和可持续，以结构性的适度宽松促进经济平稳运行和经济结构优化，确保中国经济能够运行在合理区间。目前政府杠杆率仍相对较低，中央政府可适当增加杠杆，以避免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攀升。预算内财政赤字率可保持在3.2%附近甚至略高一些，新增地方专项债额度可小幅增长至3.8万亿元至4万亿元左右，新增一般债规模可在0.8万亿元至1万亿元左右，均需略高于2021年。同时，财政政策的重心应聚焦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制造业、风险化解以及实现绿色发展、促进就业和保障民生等方面，适度超前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以公共支出带动民间资本投资。

明年的货币政策应保持一定的前瞻性，更多地发挥结构性作用。应采取多种工具，如灵活开展公开市场操作，适度置换到期的MLF，积极运用碳减排支持工具等结构性金融工具，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支持实体经济发展。进一步推进信贷结构性调整，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实体经济特别是小微企业、科技创新、绿色发展的支持，实现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信贷支持的“精准滴灌”。为此，建议货币政策要营造好支持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资金环境，推动信用适度扩张，降低融资成本，减轻企业负担，化解潜在风险，提振市场信心，恢复投资增速，扩张总需求和社会融资规模。

第二，多措并举大力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最重要的是加大对中小微企业的纾困和支持。在延续和落实制度性减税缓税政策的同时，各级政府有必要研究新的制度性减税降费措施，减轻企业负担，降低经营费用，完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增值税留抵退税等政策；大力实施普惠金融各项政策，提高政策效果，助力中小微企业提升核心竞争力；着力解决大企业拖欠中小微企业账款问题，以完善制度为重点建立长效治理机制，整治滥用市场优势地位恶意拖欠账款行为，保障中小微企业款项结算便利。

第三，促进房地产业健康发展和良性循环。房地产业健康发展和良性循环有利于经济实现稳中求进和高质量发展。实现房地产业良性循环，应避免市场大起大落，让房地产销售、购地、融资等各个环节都处于常态化运转，并与宏观经济运行相协调。相关部门应注重稳定市场预期，优化调控政策手段，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原则，重点防范房地产行业出现大面积的流动性风险，避免“处置风险的风险”。在风险可控的基础上，金融机构应尽早为房地产市场注入流动性，重点满足首套房、改善性住房的合理融资需求和优质房地产开发企业的合理融资需求，缓解流动性压力。

长期来看，实现房地产业健康发展和良性循环，须加快财税体制改革，促进地方产业优化升级，降低地方政府对土地市场的依赖；推动土地市场改革，增强土地供给弹性，探索人地挂钩等长效机制，提高土地供给与人口流动和都市圈发展趋势的协同程度，实现行业与人口和城市的良性循环；大力发展保障房建设和租赁市场，并为之提供合理稳定的金融支持，以对冲房地产投资下行。

第四，加快数智时代的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会议特别强调，加快数字化改造，促进传统产业升级。数智时代不仅意味着数字产业化，更要求产业数字化。为此，需要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大力发展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提升制造业核心竞争力，加快培育一大批“专精特新”企业。应加快技术攻关和创新步伐，激发人才创新活力，加强创新链和产业链对接，坚持运用市场化机制激励企业创新，用税收优惠机制激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高效运用金融政策支持关键核心技术的研发和应用，激发创新驱动的内生动力，增强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着力推动企业以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实现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

第五，落实好就业优先政策，对特定困难群体给予必要的救助。会议着重指出，要“保就业保民生保市场主体”。为此，应继续坚持就业优先政策，坚持把稳就业工作摆在经济社会发展和宏观政策的优先位置，从劳动力市场需求和供给两侧同时发力，保护好市场主体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加强托底政策的支持，确保就业形势稳定。可采取定向减税或延迟缴税，通过保市场主体来保就业和保民生；拓宽重点群体就业渠道，通过职业培训引导劳动者适应新就业，完善灵活就业人员社会保障。在保障民生方面，重点是对那些受疫情影响最大的低收入人群积极给予救助，包括持续加大财政的转移支付、扩大社保覆盖面、提高社保标准、补助特定群体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