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灭门旧案： 29年疑情待解
此案正在进入复查阶段
张满指认当年案发现场王学科家的独院。摄影/毛翊君
大理灭门旧案： 29年疑情待解
本刊记者/毛翊君
本文首发于总第862期《中国新闻周刊》
张凤兰哭叫着跑下小坡，叫喊着自己儿子一家的死讯。
刚出家门的张满在十字路口撞见她。身为大理市七里桥乡下兑村村支书，张满本要在早上8点多去村公所上班。这时，他立马改道进了张凤兰大儿子王学科家。
二楼的卧室里，王学科妻子倒在床边，颈部全是血。他们家7岁的儿子和4岁的女儿并排躺在床上，脖子同样被血覆盖。张满赶紧让一同闻讯而来的四五位村民退出现场，他则去一公里外的村公所打电话报警。
这是一切的开端，发生在1989年冬天。之后的29年里，张满以各种方式将这个过程陈述过无数遍。
事发后五年，张满才被带到大理市公安局刑侦队。八天后，他在1994年12月28日供述出自己的犯罪经过。第二天，刑侦队让张满回到村里指认现场，而他开始翻供，坚称前一日的口供源于刑讯所迫。
1997年，大理白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张满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但判决书中写道，“张满杀人手段特别残忍，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危害极大，本应依法严惩，鉴于本案的实际情况，应酌情考虑从轻处罚。”
而所谓的“实际情况”具体指什么，至今未有人将其说清。一审之后，张满曾经的辩护律师姜文信对“杀死四条人命，只判无期徒刑”的判决发出质疑。
张满和原告王学科的父亲王世明都提出了上诉。张满认为自己被冤枉，王世明则对民事赔偿所判数额不满。而1999年，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了原判。2005年后，张满刑期减为有期徒刑19年，其后又经过三次减刑，于今年3月19日刑满释放。
因为案情的诸多疑点，今年5月30日，云南省检察院刑事检察处再次介入此案。
指纹、足迹俱全
张凤兰已经整整一天没有见到大儿子王学科了。1989年12月16日一早，她从小儿子王学强家往上走，这是一段微微向上倾斜的小坡，斜对面不足50米就是王学科的独院。
门是关上的，张凤兰打开门往里走。上了二楼之后，她失魂落魄地冲出来。
随后，张满和村民张杰、张玉华等人赶到了王学科卧室门口。张满以为屋内的人是煤气中毒，直接进了屋。眼前是张双人床，向里还有个单人床。尸体和鲜血填满视线。
桌子上有剩菜，两双筷子以及两个酒杯。一把菜刀丢在桌子上，房间还留下一个锄头把，地上是一串血脚印。
张凤兰倒在楼梯口痛哭，张满让张杰把她背下楼。门外有几个老干部，张满喊他们守着大门，不要让人破坏现场。等他报案回来，派出所的民警已经从三公里外骑着摩托赶到。张满记得，之后一起来的还有大理州公安局和大理市公安局的人员，村民也围了上来。
上午10点之后，王学科的父亲王世明闻讯回家。他骑着摩托，从下关镇做工的建筑工地赶到了门口，急冲冲地问张满，我儿子王学科哪里去了？
就在这之前，村民张玉华在院子里呼喊张满说，井里面还有一个人。张满一下想到，估计就是王学科。因为还没有打捞，他不能下结论，只是劝王世明先冷静一点。
令张满印象深刻的是，公安机关让他找村民下井捞尸体。他找来四五个人，听着公安人员指挥，下到不深的井里，把尸体绑上绳子吊了上来。之后，王学科的身份被确认。
张满熟悉一部分民警，在上世纪60年代，他当过兵，又被调去大理市水电民兵会站任连长，有些人脉。当时，乡里主管政法的党委副书记董希福让他配合公安，提供帮助。之后三天，他在现场看了勘验过程，带着警方找人，又给办案人员安排伙食。
勘验时，卧室东边的白墙上被发现一个血掌印。张满听公安人员分析，可能是凶手进屋杀人时关了灯，行凶后摸黑出门不小心摸到了墙上。1989年12月16日当天下午，大理市公安局刑侦队将早上进入现场的张满等人都带回去验指纹和掌纹，而后一一排除了嫌疑。
三天后，张满记得一位在昆明的足迹专家赶到现场做了鉴定。他熟悉的刑侦队人员告诉他，专家得出的结果是，“案发现场有两个人的足迹，鞋码39号，身高1米65以下，体重60公斤左右，年龄大约小于25岁。”
最终，记录在案的法医鉴定为，案发在1989年12月14日晚，“被害人王学科系头部受锐器砍伤，造成广泛性开放性颅脑损伤死亡，被害人赵丽英（王学科妻子）头部受锐器砍伤，造成颅脑损伤及切颈死亡，被害人王高能（王学科儿子）、王高田（王学科女儿）均系切颈死亡。”
假口供
时间过了五年，办案人员来来往往，在全村排查了符合条件的不少人，并没有结果。张满见着他们就问，案子怎么样了？他记得时任大理市公安局刑侦二中队队长杨保忠跟他说，“这真是坟墓里出来的人作案，我们怎么查得到……”
1994年12月19日，张满跟村公所请了第二天的假。他通知村干部，原定次日的会延期再开，他要去4公里外的生久村参加侄女的婚宴。
之后一天，张满和妻子张玉吉骑着自行车，带上20岁的儿子张银峰出发。上午11点左右，在生久村的抽水机站，杨保忠等刑侦队人员开车拦下了他们。“他们说找我有点事。”张满给他们每人发了根烟，“一定要我带他们去找一位村民，说一下就回来。”
张满答应之后，坐上警车。“车子从抽水机站开到了没人的路上，两个办案人员在我两边把我手铐起来。我说我没有违法，如果有你们请出示执法证件。他们不给，直接把我带到了刑侦队。”张满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而后，张玉吉和儿子张银峰刚到亲戚家中，就听门外有人找。“他们说可能张满出车祸了。”张玉吉带着儿子张银峰跑到大路上，她记得，还没有坐上警车，张银峰就被铐上手铐。
张满在刑侦队审讯室见到了时任大理市刑侦大队大队长甘帆。“1989年12月14日这一天你在干什么？”张满听见甘帆直接抛出这个问题。他一下反应过来，这是王科学一家被杀的日子。
张满称，那一天他组织村干部丈量地基，晚上在一个村民家吃饭。但吃饭时喝多了酒，酒后是回家睡觉还是跟村公所的人在一起，他完全记不清了。
接连四天，张满声称，自己没有得到任何食物和水。在他近期的一份刑事申诉状中，他写，那几天里“甘帆支开其他干警，动用拳头、手铐、胶木棒、皮带抽打，用木棒压在腿上站着使劲踩，甚至用开水烫、烟头烧”。
当年12月25日，甘帆告诉张满，妻子张玉吉病倒在公安局，儿子张银峰也快精神失常了。“你要为他们想想，如果还不招认，我会采取一切手段，直到获得你口供为止。”张满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当时从刑侦队人员处看见妻子的大衣，才相信了这些话。
他开始考虑：既然已经说不清楚，还要连累妻子和儿子，不如按照他们的要求，编造一个假口供，先渡过这一关，下一步还能面对检察院和法院，有澄清事实的机会。
两天之后，他根据当年接触的案发现场和办案过程，串联了细节。张满提到，在编造时还有提审人员的提醒。“比如我编自己到二楼，用菜刀把人杀掉了。他们跟我说，是先用的锄头把，然后才拿菜刀。我就改说，我拿着锄头把去打，再拿起菜刀砍。”
关于鞋码的问题，张满所穿的是43码鞋，而现场足迹显示鞋印为39码。张满能想到的说法是，“我买了一双39码的鞋子，穿不进去，就把鞋后跟割开穿。”
供述成为证据之一，张满在1994年12月28日被收容审查。
就在被收容审查的那天，妻子张玉吉和儿子张银峰被放回家，张满进入大理市第一看守所。第二天，张满被戴上脚镣和手铐，坐上警车回到村里。甘帆让他指认现场。“他说，今天你要好好配合，问什么就答什么，没问的不要说。”张满称自己当时说，那就把村里党员群众都召集来，他实事求是地讲，“甘帆一听，没让我下车，又把我拉回去了。”
2018年7月中旬，《中国新闻周刊》多次拨打甘帆的手机，试图询问当年事发情况。现任大理州强制隔离戒毒所所长的甘帆接通电话后，听明来意，匆匆挂断。之后，其再也不接电话，也不回复短信。
“同情人”
回想自己跟王世明一家的关系，张满认为，曾经关系很好。
1976年前后，张满被调到乡里当过三年民办教师。其中，他教过一年初一。那时，王学科正是他的学生。1988年，王学科家的独院刚刚盖好，他们一家还会喊张满去吃饭喝酒。
张满认为，是1990年时，王世明跟结拜兄弟臧某闹了矛盾，而后认为是臧某请来杀手杀害王学科，而自己这时在王世明面前替臧某说了话，王世明转而把矛头指向自己。“王世明四处说，臧某出了15万块钱收买了我。”
如今，王世明已故。在张满辩护律师姜文信的一审辩护词中显示，王世明曾提供了自己与张满有过节的证词。关于跟臧某的问题，王世明的说法是，臧某和另一村民在盖餐厅时侵吞巨额公款，他写了检举信，而臧某等人串通村支书张满，雇张满杀人，“以气疯王世明而不能进行检举”。
但姜文信写到，此事未得到证实。能确定的是，王世明曾和张满等人吃饭时，让张满下跪敬酒，酒后又侮辱了张满人格。
1995年1月初，张满被带到提审室，看见甘帆带着一位记录员在里面。张满称，甘帆要求他把1994年12月28日的有罪供述再说一遍，“我说那是假口供，是你刑讯逼供。他就叫记录员不要记了，然后又把我关回去。”
之后五个月，张满被先后三次被提取了指血。到了当年6月中旬，被抽取的是静脉血。再之后，没有人再提审张满。张满在看守所中，每日做火柴盒。
1996年春节，在家打扫院子的张玉吉发现大门口有一封信。她不识字，拿着信跑到妹妹家，才知道这是一个印着“云南省公安厅”的信封，收件人是她的名字。里面是一张文稿纸的复印件，手写的字，但和信封上收件人名字的字体并不一样。落款写着，“同情人”。
“主要办案人甘帆已经调走，（公安局领导内部对此案看法不同，有分歧）。”信里这样写道，并且给张满家出了两个主意，一是建议反复找市公安局和市政府反映张满被长期非法受审的情况，再是向甘帆当时所调任的省民航局公安处控告他。
此后，当年43岁的张玉吉展开了密集的告状。1996年3月29日，张玉吉以妨碍侦查的缘由，被大理市公安局收容审查。而张银峰因故意杀人嫌疑在1996年3月23日被收容审查。
1996年5月底6月初，张满再次被抽取指血。这一次，血样送到了昆明医学院进行血液鉴定。
两个月后，当年8月13日，张满被戴上脚镣和手铐，再次在刑侦队的提审室见到甘帆。甘帆仍然让他重说1994年12月28日的供述。
张满称，甘帆之后搬来至少500瓦的大灯，照在他眼前，再把一人高的组合音响开得能感觉房子在震。直到当年9月3日，张玉吉从第二看守所被带出来，和张满见了面。
见面后，没有任何结果，张满和张玉吉又被分别带回看守所。到当年11月份，张玉吉和张银峰被先后解除收审。
法律文书显示，张满在1996年8月29日被正式逮捕，此时距他被收容审查已经过去近两年。
伪证
张玉吉通过打听，找到了大理市坤宁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姜文信。
在姜文信1997年3月25日的一审护词中，提及昆明医学院鉴定的锄头把和此前《现场勘验笔录》中的锄头把“缺乏同一性”。其中，鉴定的锄头把为1.37m，而勘验的是134.5cm。此外，鉴定的血迹部位是在锄头把中部及上端，而勘验的是木棒头部。
姜文信还提到了1996年出现过两名目击证人。
当时，证人姓名未被公开。在证人的证词记录里，两人说法雷同，均称王学科妻子赵丽英叫喊着跑下楼，之后又被张满举着锄头追到二楼。姜文信提出疑问，为什么证人时隔七年才作证。而不公开姓名，无法判断证人和被告人之间的恩怨关系。
1997年3月26日，大理州中院的判决书中最后写道，“被告人张满因与同村村民王世明有积怨，从而产生了杀害王的长子王学科进行报复的恶念。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十四日晚，张满潜入王学科家中，乘王学科不备将其击倒并杀害，并将尸体抛入水井之中。随后，张满将王学科之妻张丽英、其子王高能、其女王高田杀死后逃离现场。”
1999年，云南省高院二审时公布了证人姓名，是村民杨汝舟和张双社。
上世纪90年代，严打时期，张满举报了杨汝舟妻子和一起盗窃有关，让其坐了牢。张满认为，因为这件事，杨汝舟怀恨在心，伺机报复。而后，杨汝舟散布谣言，称张双社在事发当晚从家中后窗看见了案件的经过。
2015年，有媒体人想调查这桩案件，在拍摄的视频中，张双社承认，1996年时，他被人多次找上门，但他一再称并没有看见张满杀人。之后，张双社和父亲先后被关入第一看守所和受审所。在看守所中，他被要求看了张满的供述录音，并被告知，“如果你配合，我们就放你回去。”
张双社也曾是张满的学生，房子就在王学科的独院后面。7月12日，《中国新闻周刊》去往张双社的住处，如今的房子是在当年的原址上加盖的，后窗高度只达到王学科院墙的位置，无法看到院内发生的事情。而张双社在当年的视频中称，其当年的老屋根本就没有后窗。
现在，张双社搬离了这间住所，只有其年迈的父母居住在内。其父年逾八十，已经记不清当年在受审所的过程。
除了上述两位证人，还有一位始终未公开的证人，是原下兑村副支书赵体昌。在当年录制视频时，他曾到张满屋中哭诉，自己在1994年12月28日被警方带走，迫不得已做了伪证。“我被关押了7个月，他们一直让我确认张满杀人，我说不知情。”多年之后，赵体昌这样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中国新闻周刊》向大理州中院和大理市公安局提出采访要求。大理州中院政治部袁姓办事人员传达了主任郎维学的回应，“政法委近期交代，对于这个案子，我们这里不发声。”大理市公安局副局长杨仁伟让《中国新闻周刊》联系其单位政教处，而政教处工作人员称，需要大理市委宣传部的许可。
2000年4月，张满在狱中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申诉，但并未得到回复。两年之后，云南省高院以王世明、杨汝舟、张双社的证言以及张满的有罪供述为依据，驳回了张满的申诉，称“申诉理由没有相应的证据证实”。
2005年，监狱管理局有个考核办法，服从管理、遵守行为规范就可以减刑。此后，张满刑期改为有期徒刑19年，2007年再次减刑两年零一个月，2009年减刑两年，2011年减减刑一年零一个月。
2011年，监狱管理局通过医院鉴定，66岁的张满由于患有高血压、血吸虫性肝病等，保外就医回家。之后。张满需要每星期与监狱保持一通电话，每月回狱中学习和汇报一次。
张满回家后，父母都已去世，儿子张银峰吸上毒品。毒瘾尚轻时，张银峰成了家，带着妻子外出打工。毒瘾加重后，工地不再要他，妻子带着两个孩子跟他离了婚。去年2月，张银峰回到老家，张满在家多次责骂他。儿子说，人家父母亲当官，儿女多少沾着一点，你是还连累我坐牢。今年5月，张银峰在外吸毒，被抓入戒毒所。
2015年3月，张满再次向云南省高院提起申诉，而高院拒收其申诉状。2016年11月15日，张满接到云南省检察院电话，让他近半个月不要离家，手机不要关机，省检察院会在到大理市找他。直到12月初，张满没有等到办事人员，打回电话询问，得到另行通知的说法。
今年3月19日，张满刑期结束。5月25日，张满接到云南省检察院刑事检察处人员孙科电话，通知5月29日在大理市检察院见面。而后，时间又延迟了一天。5月30日上午9点，张玉吉和女儿张银华随张满一起去了在大理市检察院。谈话持续到下午两点，省检察院详细询问了张满案发后29年的经历，并打印出记录让其修正。
由于律师姜文信在2016年因病过世，张满这一次一直在自行处理自己的案件。今年3月，南京律师仲若辛找到张满，接手此案。他在5月向云南省检察院递交了阅卷申请，至今仍在等待查阅卷宗的许可。《中国新闻周刊》通过云南省检察院刑事检察处工作人员孙科获悉，此案正在进入复查阶段。
值班编辑：庄兼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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