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主刘备“白手起家”的逆袭故事，历来为人们津津乐道。关于他的成功，常被总结为“人和”二字。一是说刘备能折节下士、又善待百姓，所以他走到哪儿，都能收获一批忠实拥趸；二是说他的出身，作为汉室后裔，刘备始终以“兴复汉室”为己任，从他进汉中王、建国称帝乃至诸葛亮北伐，这个目标始终未曾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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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剧中，刘备在“隆中对”时抒发自己的志向。来源/电视剧《三国演义》截图
在小说《三国演义》中，刘备成了“皇叔”，这让他日后的一系列军事、政治行动更加“名正言顺”，前来归附的人也越来越多。只是，在小说或正史中，刘备的帝系出身都不是独一无二的。汉末乱世之际，我们能看到许多割据一方的宗室人物——幽州牧刘虞、荆州牧刘表、益州牧刘璋、扬州牧刘繇、兖州刺史刘岱……且相较刘备，这些宗室条件更好、名气更大。
然而，这些割据一方的封疆大吏，在面对汉室将倾之时，往往“自扫门前雪”，毫无作为。反倒是家道中落、以织席贩履为业的刘备，一直在矢志不渝地“兴复汉室”。那么，刘焉、刘表、刘繇这些真·宗室为何不打出“兴复汉室”的旗号呢？
东汉末年，除了刘备以外，尚有刘虞、刘焉、刘表、刘繇、刘岱五位宗室割据一方，这种现象绝非偶然。东汉以来，皇室对宗室一脉多有打压，“诸王有制，惟得自娱于宫内，不得临民，干与政事，其与交通，皆有重禁”，直接导致了宗室的倾颓不振。在封建社会，凭关系就能直接掌握权力的，主要有宗室、外戚与宦官。东汉一朝，宗室被强制“退游”后，便轮到宦官和外戚轮番“坐庄”。因此，桓帝在解决掉“跋扈将军”梁冀后，有意识地让宗室进入朝堂之中，与外戚、宦官形成三足鼎立的局势。灵帝末年，黄巾乱起、盗贼出没，宗室刘焉向朝廷请命：“可选清名重臣，以为伯牧，镇安方夏。”这就是对时局影响深远的“废史立牧”之策，它加强了地方长官的实权，使其不但职重而且位尊。彼时，随着地方大姓、冠族的崛起，中央对地方的掌控力大不如前。所以刘焉的提议虽非一种良策，但它却让朝廷看到了一种可能：权力经过强化的伯牧，若由刘姓宗室或忠正之士担任，未必不能拱卫中央，使之重新恢复对地方的掌控。幽州牧刘虞与益州牧刘焉，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赴任的。影视剧中刘焉发布征军告示，围剿黄巾军。来源/电视剧《三国演义》截图及至汉末乱世，王纲不存，汉献帝一度沦为西凉军阀的傀儡。董卓、李傕执政期间，为了树立形象、维护自身统治，他们积极地为党锢士人平反，“幽滞之士，多所显拔”；同时，还征召大量名士、公族子弟入仕。名声在外的刘表、刘岱、刘繇三人，由此得到了荆、兖、扬三个大州的刺史、伯牧之职。相较于苦哈哈的刘备，这些宗室蒙受“皇恩”，早期的割据之路无比顺畅。可乱世之下，时局变幻莫测，董卓退守长安后，关东联军四分五裂，互相征讨，这些割据一方的刘姓宗室，也难免受时代洪流所裹挟，不得不抛却“帝系”身份，转而寻求更加稳妥且适合自身发展的道路。而他们之所以不打出“兴复汉室”的旗号，也是在一定程度上受时局所扰，导致其自身心态发生了转变。刘虞素有威望，最是忠正，可心有余而力不足，后为公孙瓒所杀；刘表、刘焉（子璋）为宗室名臣，本该坐守一方、拱卫朝廷，却因时局之变而渐生不轨之心；刘繇、刘岱兄弟俩本非封疆之才，又无强大后盾，自己尚且都朝不保夕，何况他事？唯有刘备于逆境中崛起，并高举“兴复汉室”的旗号成功建立蜀汉。这些汉末宗室的割据情况，详情可参见下表：在几位宗室大员中，刘虞的先天条件最好。论出身，其祖父刘嘉官至光禄勋，位列九卿之一；父亲刘舒也曾领丹阳太守，列为一方大员。有此背景，刘虞以举孝廉入仕，后虽“与时主疏远”，却凭借实打实的政绩累迁至幽州刺史。早在黄巾之乱前，他就是颇有才干的封疆大吏，非但幽州百姓对他感恩戴德，以“歌悦之”；就连时常扰边的鲜卑、乌桓、濊貊等少数民族也对其崇敬有加，并主动遣使朝贡。正是凭借这段经历，刘虞在免官后依旧能快速崛起，“征拜尚书令、光禄勋，以公族有礼，更为宗正”。在朝廷“废史立牧”后，刘虞顺利被封为幽州牧，成了最早割据一方的宗室大员。刘虞一脉，三代深受皇恩，他自己还以“德义”著称，自然会对汉室忠心耿耿。最能直接表明其态度的，莫过于袁绍、韩馥等人欲另立刘虞为帝，但后者坚决不允。以袁绍关东联军盟主的身份，都要借刘虞“宗正知名，民之望也”的声势，足见后者早已是“威信素著，恩积北方”。对此，《三国志集解》引何焯语曰：“但属宗室，自为人所服从，乃两汉稍存封建之效也。”刘虞名望高、血脉近，倘若他能打出“兴复汉室”的旗号，效果必然比刘备更好，可他为何没有这么做呢？实际上，刘虞是个“一根筋”，皇帝在哪儿，他的立场就偏向哪儿。董卓执政后，以刘虞为大司马，次年又征召他为太傅。据《后汉书·刘虞传》记载，刘虞未能赴任，并非他主观意愿上不想，而是“道路隔塞，王命竟不得达”。换言之，若道路畅通，刘虞极有可能会前往长安应命。这种现象绝非个例，汉室虽然衰微，却仍有一定的号召力：挽大厦将倾的名将皇甫嵩、朱儁，先后奉诏入京；名满天下的大儒蔡邕，也屈节入仕。以刘虞之忠正，若董卓以天子名义下诏，他又怎会不从？汉室尚在，未曾彻底沦落，以刘虞之忠正，自然不会另起炉灶，行“越俎代庖”之举。更何况，幽州境内的另一股强大势力——公孙瓒，也让刘虞难以分心去做他事。至初平四年（193），刘虞在与公孙瓒的战斗中落败，死于非命，提前结束了割据生涯。倘若他能活跃到建安年间，看到献帝孤怜，或许会打出“兴复汉室”的旗号吧。条件稍逊刘虞一筹的，是荆州牧刘表与益州牧刘焉、刘璋父子。同为西汉鲁恭王刘余之后，刘表与刘焉（刘璋）的出仕、经历与心态变化可谓极其相似。刘焉“少仕州郡，以宗室拜中郎”，可见他的帝系身份是其仕途顺畅的重要因素。刘表少有清名，名列“八顾”之一，是党人集团的中流砥柱，后虽遭到禁锢，却也让他的名气更甚从前。汉末乱起，刘表与刘焉分牧荆、益二州，一个孤身入荆，打造了文化圣地；一个割据巴蜀，使西南民殷物丰。客观而言，刘表、刘焉二位宗室都颇有才干。他们势单力薄，却能顺利执掌一州之地，并将其打造成一片乐土，倘若身处治世，未尝不是朝中肱骨，一方名臣。可惜遭遇一系列变故的两人，早对朝堂生出了不满之心。在成功割据后，出身宗室的他们目睹到王室衰微，竟产生了僭越自立之意。刘焉本是宗室名臣，在目睹“灵帝政治衰缺，王室多故”后，本“欲避世难”，远渡交阯。但侍中董扶却告诉他：“京师将乱，益州分野有天子气。”刘焉听罢，意更在益州。在东州人（南阳、三辅一带的流寓士人）与益州豪强的支持下，刘焉顺利掌控益州，而后又令张鲁杀害了汉中太守苏固，隔绝通道，从此与朝廷不复得通。于是，刘焉俨然成了益州的“土皇帝”。他听闻吴懿之妹吴氏（即蜀汉吴皇后）“当大贵”，便将其许给了儿子刘瑁。另外，刘焉还“造作乘舆（即天子御辇）车具千馀乘”，公然行僭越之举。他的这种行为，让刘表对其破口大骂。可讽刺的是，刘表虽自称“内不失负职，外不背盟主”，却也渐有“图窃神器”之意。据《后汉书·孔融传》记载：“是时荆州牧刘表不供职贡，多行僭伪，遂乃郊祀天地，拟斥乘舆。”联系上下文，可知汉献帝此时已迁都至许，“至是宗庙制度始立”。值此情形，刘表仍顶风作案，足见他对汉献帝的背离之心，当为“坐守之贼”。刘焉、刘表割据一方，妄图僭越，又如何能指望他们打出“兴复汉室”的旗号？恐怕在他们眼中，自己才是所谓的“汉室正统”吧。相较于前三者，扬州牧刘繇、兖州刺史刘岱这对亲兄弟才是混得最差的。从出身来看，两人虽然是太尉刘宠之侄，“皆有隽才”，但缺少治理一方的手腕。刘岱“孝悌仁恕，以虚己受人”，刘繇“藻厉名行，好尚臧否”，皆为一时名士。所以，董卓、李傕才会以朝廷名义加封他们为一州长官。但蔫坏的两人给刘繇、刘岱挑的兖州、扬州，都是各路军阀争夺的重点对象。刘岱虽名为兖州刺史，但辖内尚有陈留太守张邈、济阴太守吴资、济北国相鲍信、泰山太守应劭、东郡太守桥瑁、山阳太守袁遗、任城国相郑遂等人。这些地方官要么是本地大族出身，要么就加入了关东联军，彼此之间互相呼应。刘岱虽然攻杀了桥瑁，但东郡却落入曹操之手，可见他这个刺史还不如关东军盟主袁绍的话语权高。在后者支持下，曹操强势入主东郡，蚕食兖州各部。初平二年（191），袁绍割让渤海郡给公孙瓒，引他进攻北上的青、徐黄巾军。这支黄巾军在被公孙瓒截击后，又吸收了不少残部，并于次年“意外”来到兖州，杀死了刘岱与郑遂。不久后，曹操遂为兖州刺史矣。与自己的哥哥一样，刘繇也是个“倒霉鬼”。他在扬州，时刻处在袁术、孙策的夹攻之下；同样“意外”的是，原为陶谦（袁术同盟）麾下的笮融，也一路劫掠来到了扬州，并与刘繇展开大战。尽管刘繇击败了笮融，但他自己也心力交瘁，随即病逝在了建安二年（196）。诚如田余庆先生所言：“刘繇本人，本非封疆之才，在江东既无治乱安邦长策，又乏强大后盾。他以儒生外镇，只是汉朝风化所被、正朔所行的一种象征，别无其他作用。”这话同样适用于刘岱。这对兄弟固然是一时隽秀，但也是受时代洪流所裹挟、身不由己的苦命人。因此，他们虽能主政一方，却连基本的生存问题都无法解决。在此情形之下，深陷漩涡的刘岱、刘繇，又如何会打出“兴复汉室”的旗号呢？以上五位宗室，虽然自身境遇、发展各有不同；但不难看出，他们的宗室身份与清正之名为他们早期割据一方，提供了不少助力。与之相比，刘备才是真正的“孤迹发微”。《三国志》虽云刘备为中山靖王刘胜之后，但因为刘贞（刘胜之子）到刘雄（刘备祖父）之间的世系不明，所以不少史家都对此事持有怀疑态度。如裴松之所言：“先主虽云出自孝景，而世数悠远，昭穆难明。”司马光亦云：“族属疏远，不能纪其世数名位。”话虽如此，刘备以及他建立的蜀汉政权，却始终以“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为政治目标。那么，与其他真·宗室的顾虑重重相比，刘备又有什么资本，能毫无顾忌地喊出“兴复汉室”的口号呢？刘备最大的资本，就是他没有资本。陈寿为蜀国旧臣，以他对故国的了解，都无法编出一个完整谱系，可见刘备对此也知之不详。这便意味着，刘备发迹之初，无法用“帝系”身份获取政治资本。是以，刘备想要崛起，便必须拉拢一切可以拉拢的人脉、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名义。据《三国志·先主传》记载：“先主不甚乐读书……少语言，善下人，喜怒不形于色。好交结豪侠，年少争附之。中山大商张世平、苏双等赀累千金，贩马周旋于涿郡，见而异之，乃多与之金财。先主由是得用合徒众。”刘备虽拜师于大儒卢植，自己却不喜读书，没法走“经学致仕”的路子。恰好，他的同门师兄公孙瓒因军功担任涿县县令，于是刘备得以聚众乡里，并顺利得到了土豪的财力支持，建立起武装力量。关羽与张飞二人在此时的加入，更增添了刘备早年的“武勇”之名。适逢乱世将起，在公孙瓒的照拂下，刘备征讨黄巾军，屡立战功，累迁至平原国相，成了以军功起家的边地武人。这样的经历，让刘备不同于其他割据一方的宗室大员，也为其日后的成功积累了丰厚的资本。具体而言，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刘备折节下士，善于笼络各种出身的人才。陈寿赞刘备“弘毅宽厚，知人待士”，这既是他的性格，也是其用来拉拢人才效忠的必要手段。刘备与关羽、张飞“寝则同床，恩若兄弟”，对赵云“捉手而别”；在平原国为相时，“士之下者，（备）必与同席而坐，同簋而食”；到了荆州后，他又广树恩德，于是“荆州豪杰归先主者日益多”，庞、马、向、习等地方豪族皆跟随刘备入蜀。反倒是条件很好的刘表、刘焉等人，却在用人方面屡屡出现重大失误。刘表“外宽内忌，有才而不能用”，当时避难荆土者，皆海内俊杰，然而他们宁愿寻找其他出路，也不愿在刘表手下讨生活。刘焉、刘璋父子治理益州之初，多依仗当地大族、豪强；但掌权以后，他们又放任“东州人暴侵旧民”，以至于益州大族渐生怨怼之心。不难发现，刘备生于微末，可以放下身段；而刘表或少有清名、或出身优越、对待士人往往高高在上。影视剧中，刘备和他的两个“好弟弟”。来源/电视剧《三国演义》截图其次，刘备百折不挠，拥有时刻进取的积极想法。刘表、刘焉是宗室名臣，美名在外，故而很容易得到朝廷重视，位列一方大员。如此顺利的割据之路，加之地方大族阻扰，让他们缺少始终积极进取的雄心壮志，甘当“坐守之贼”。与之对比，以军功起家的刘备虽然屡次失败，流窜于中原各地；但这些经历反而激起了他的斗志，故陈寿谓称其为“折而不挠，终不为下者”。最后，刘备甘当枭雄，虽然重视名声却从不迂腐。刘备被誉为“宽仁有度”，常以“吾不忍也”为口头禅。可一旦关乎到了自己的切实利益，他往往能当机立断，痛下“黑手”。曹操对他礼遇备至，他却暗中参与“衣带诏”密谋诛曹；刘表托孤于他，但曹操打来时，刘备第一时间想着跑路；立足荆州后，刘备诓骗孙权，抢先一步从恩人刘璋手中夺来益州。因此，周瑜所言“枭雄之姿”，才是最符合刘备真实形象的评价。与之相比，刘虞的资本虽然雄厚，却过于看重名声，导致公孙瓒逆风翻盘，完成了对他的“反杀”。而刘表、刘繇、刘岱等人，也或多或少受名声所累，每每在关键时刻丢不下脸面、卸不下包袱。诚然，名声是宗室大员晋升的一条主要捷径；但在乱世之下，他们不知变通，反倒让过去积攒的好名声成了拖累。事实证明，只有真正成功，他的名声和身份才会得到世人认可。刘备早年的宗室身份，并未给他带来多少帮助；然而，当刘备拥有了一批坚实簇拥与认可他的一帮盟友后，其过去种种的一切行为，都能统一被归纳到“兴复汉室”这面大旗之下了，具体情况可参见下表——建安五年（200），刘备秘密参与“衣带诏”。国舅董承称受汉献帝委托，故而师出有名。在董承等人事败身死后，刘备作为这个计划的唯一幸存者，从此就拥有了对抗曹操“奉天子以令不臣”的政治资本。但此时的他寄人篱下，尚未形成自己的割据势力，就算打出“兴复汉室”的口号，也不过是一句虚言。真正的转折点应当在赤壁之战前后。随着刘备集团的逐渐成型，越来越多的人承认了刘备的“帝系”身份，并将其用作对抗曹操的重要依据。于是，刘备顺利得到了孙权、刘璋的资助。值得一提的是，“强而无义”“勇而不仁”的马超之所以能在蜀汉担任高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因为他曾对抗过曹操，符合刘备集团“兴复汉室”的政治目标与舆论宣传。关于这一点，具体可参见下表——由上表不难看出，蜀汉政权及其盟友在对抗曹操的过程中，已形成了“攘除奸凶、兴复汉室”的一致观念。想要做到这一步，仅仅是依靠身份、名义是行不通的；其最重要的一点，是拥有与口号对应的一系列政治、军事行动。这同样是其他宗室大员未能打出此旗号的又一主要原因。田余庆先生指出：“汉献帝的法统既然还存在，刘备就不能置之不顾而另外有所标榜。所谓帝胄身份并无助于刘备的成功。”这个结论，其实更适用于另外几位宗室大员。反观刘备，在将身份、名义、行动三位一体化后，凭借其参加过“衣带诏”的独有经历，这才成功经营起了“兴复汉室”这块招牌，并将其成功运用到了蜀汉的称帝道路中。不难看出，刘备未必是想要“兴复汉室”，只是就他的出身与经历而言，这种政治宣传方式更有利于他的创业。其实，刘备与刘表、刘焉等宗室大员以及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刘姓宗室一样，对汉室的归属感根本不高。在曹魏政权中，以刘放、刘晔为代表的汉室宗亲，甚至早早就归顺了曹操，为曹氏一族的篡代鞍前马后。犹记西汉末年，王莽篡权，朝令夕改，以致天下大乱。以刘秀、刘玄、刘盆子为代表的汉室宗亲，积极讨伐不臣，试图匡扶社稷。为何到了东汉末年，割据一方的宗室大员或掌控地方资源的其他刘姓宗室，为何却毫无作为呢？上文已述，刘焉、刘表等宗室大员对汉室冷眼旁观，未曾打出“兴复汉室”的旗号，这固然与他们自身境遇与心态变化有关，但也离不开另外一个重要因素——即东汉时期，地方大姓与冠族已悄然兴起，这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刘姓宗室的意愿。包括刘备在内的汉末宗室大员，他们早期能割据一方，都离不开地方大族的支持。如刘表孤身入荆州时，行至宜城而止。按盛弘之《荆州记》：“襄阳郡岘首山南至宜城百余里间，雕墙峻宇，闾阎填列。汉宣帝末其中有卿士、刺吏二千石数十家，珠轩骈辉，华盖连延，掩映于太山庙下。”从宜城到襄阳的这段路途，住着很多地方豪族，刘表行至宜城，先得到了当地名士蔡瑁、蒯越的认可，才成功获得了这些豪族的支持。唐长孺先生曾指出：东汉时期的地方政权，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当地大姓、冠族控制的。刘表虽然是荆州之主，但荆州绝非是他的一言堂。他的很多决策，要先通过这些地方大族的支持，才能顺利施展下去。否则，便会如刘璋与蜀国末期一般，丧失其自身的统治基础。问题的关键是，这些大族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已牢牢与地域深度绑定，故而相较于地方长官而言，他们才是最不希望打仗的。张邈、鲍信等人迎奉曹操入主兖州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要借助曹操的军事才能，消灭在兖州一带劫掠的黄巾军。显然，刘表、刘虞等宗室大员的“坐守”心态，也曾深受地方大族影响。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地方大族可以在关键时刻出钱、出人，但若是长官想要奋起反击、或是争霸中原，这些大族豪右就会重新计较得失。亦如赤壁之战前的江东，张昭等人极力劝说孙权投降。对他们来说，不过是换个主公罢了，自身利益又不会损失。故何焯云：“（蒯越等）封列候者十五人，此子布等所以望风劝权迎操也。”同理，孙权称帝以后，以陆逊为首的江东大族对其“进图淮南”的战略计划表示反对，也是出于他们偏向于自保的消极心态。影视剧中，张昭劝孙权投降。来源/电视剧《三国演义》截图因此观之，就算刘表、刘焉等人有匡扶汉室之心，那些原本支持他们的地方大族，也未必会继续赞同。若宗室一意孤行，还有可能引起当地大族的反弹，亦如陈宫、张邈选择背叛曹操，改迎吕布做了兖州新的话事人。从刘备的经历中可知，想要打出“兴复汉室”的旗号，就必须要有与之对应的政治和军事行动。这种“费力不讨好”的折腾行为，显然是“高风险，低回报”，很难让看重利益的地方大族为之心动。在他们的反对下，不少宗室成员也只能有心无力，眼睁睁看着汉室衰微。这种局面，其实正是东汉帝室一手造成的。正如开头提到的，东汉自建立之后，便对宗室实施了颇为严苛的限制政策。宗室想要入仕，可谓难如登天，“自汉兴以来，宗室子弟无得在公卿位者”。彼时，东汉豪族因为垄断了基层选官权，所以在地方上得到了快速发展。如此一来，东汉宗室既无法在政治上获得高位，又没实力在地方上与豪族大姓相争，其整体实力自然一落千丈。更令他们感到气愤的是，朝廷非但没有为刘姓宗室出头，反而默许地方大族侵犯他们，以至于“天下争欲思刻贼王以求功”，给宗室带来了非常大的压力。朝庭的这种态度，不仅让宗室一脉损失惨重，无力发展，也同时让他们与朝廷离心背德，丧失了对中央的凝聚力与归属感。正因如此，即便桓、灵二帝执政期间，曾提拔了不少宗室进入朝堂；但对早已伤透心的远支宗室来说，此举已是覆水难收，再难起到显著效果。许多刘姓宗室，为了寻求自身这一脉的发展，或依附于拥有强大军事实力的军阀、或干脆舍弃了宗室身份，转变为地方豪族。因此，一些来历不明的刘姓人物，也很有可能是宗室出身。如，献帝一朝的司隶校尉刘嚣、劝曹操进魏公的建武将军刘若、庐江太守刘勋、蜀汉议郎刘豹以及刘备的养子刘封等人。此外，从第一张图表中还能看到，汉末割据一方的宗室大员，除了三代深受皇恩而对汉室忠心耿耿的刘虞外，包括刘备在内的另外五位宗室大员，皆为西汉宗室出身。这种远支宗室的身份在东汉，自然是被打压、侵犯的主要对象。可想而知，刘焉、刘表以及拥有同样遭遇的其他刘姓宗室，在目睹汉室将倾时，恐怕很难真正发自内心地去匡扶社稷。备受朝堂器重的真·宗室刘焉，尚且在第一时间内想着消极避世、坐守一方，就更别提那些如刘备一般，早已家道中落的落魄宗室了。在这一点上，不少世代深受皇恩的名族、学门、士大夫，反而做得更好。[1]陈寿撰，裴松之注，卢弼集解 《三国志集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6[2]范晔撰，李贤注《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82.7[3]司马光编，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2018.5[4]唐长孺：《东汉末期的大姓名士》，《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北京：中华书局，2011.04[5]田余庆：《孙吴建国的道路》《<隆中对>再认识》，《秦汉魏晋史探微（重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11.6[6]方诗铭：《曹操起家与袁曹政治集团》《刘备“争盟淮隅”》，《曹操·袁绍·黄巾（增订本）》，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21.8[7]杨联陞：《东汉的豪族》，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7.12[8]毛汉光：《中国中古社会史论》，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12[9]王永平：《中古士人迁移与文化交流》，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6[10]饶胜文：《大汉帝国在巴蜀：蜀汉天命的振扬与沉坠》，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12[11]尹建东：《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关东豪族研究》，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04[12]王玲：《汉魏六朝荆州地区的经济与社会变迁》，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2010.09[13]岳庆平：《东汉在政治上对宗室的限制与利用》，《山东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2期[14]张楠 《东汉末年的宗室刺史、州牧》，《唐都学刊》，第36卷第6期[15]赵宣淳：《刘备帝系凭籍与其集团形成关系之研究》，国立东华大学硕士论文，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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