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政局在历代王朝中非常奇特——皇帝没有掌握实权，最高权力被士族垄断，历史学家田余庆将之概括为门阀政治，这一说法为现代史学界广泛接受。东晋实际当权的士族有四家，分别是琅琊王氏、颍川庾氏、龙亢桓氏、陈郡谢氏。颍川庾氏又是其中较为奇特的一家。
论渊源，庾氏不输其他家族，但现实中表现出的底蕴却最浅薄；论实力，庾氏比王敦更强，却一夜间沦丧执政地位；论学问，庾氏足以吊打王、桓，却以姻亲起家。然而，就是这个庾氏家族，在东晋政局几乎没有留下深刻的影响。那么，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庾亮（289-340），颍川鄢陵人。鄢陵即今河南鄢陵县，是秦汉时代经济繁盛、文化发达的区域之一。颍川庾氏在东汉末就有名人为正史所记，鄢陵庾乘因为博学多才被当时的大学问家郭泰赏识。魏晋时代，庾氏开始有许多人物进入朝廷，庾氏深厚的家学开始发力，逐渐成为颍川一带广为人知的世家。庾氏与太原王氏、琅琊王氏、颍川荀氏等大族不同，因为没有进入到晋室朝廷高位，永嘉之乱中无法借某个政治集团自保，因而大难爆发时，只能迁徙避难。庾亮与其父庾琛避难来到江东会稽郡，晋朝任命庾琛为会稽太守，这大概是庾氏在东晋参与政治的源流。司马睿闻知庾氏在江东，便征素有才名的庾亮为丞相府西曹掾，又与庾琛结为姻亲，娶其女庾文君为长子司马绍之妻。庾亮在文化方面是堪与王氏、谢氏、荀氏等传统文豪们相提并论的，他深通经传，对玄学也颇有造诣，骨子里还住着一个颇尚法家的灵魂，当然，许多政治家都是外儒内法的双重人格，庾亮在这方面也未能免俗。但是庾亮刚刚涉足于东晋中枢政局时，对法家思想还有一定的抵触。当时晋元帝司马睿宠任刘隗、刁协，行刻碎之政，颇有历史上秦政之风，这与当时好尚黄老、推崇仁政的士族风格是格格不入的。庾亮作为文化士族的代表人物，也不太赞成这种为政之法。晋元帝把法家思想的代表作《韩非子》赐给太子司马绍，让他学习。庾亮却不讲政治地说，申韩法家之术，过于刻薄，有伤圣人仁义治天下的圣化，不建议太子学习。当然，如果以后来的庾亮强化门阀政治作为出发点，来倒推当时庾亮反对晋元帝强化君权，肯定是不客观的。庾亮当时并没有什么话语权，地位也没高到足以影响朝政的地步。如此作为，大概还是出于文化、政见上的歧异。这件事真正能反映的就是庾亮积极的政治进取心，以及他与太子司马绍日渐亲近的政治关系。晋元帝时代，庾亮并没有太大的政治作为，但是名头却打得很响，王敦一度对庾亮比较忌惮。一方面因为庾亮拥有帝舅、帝师的双重亲近身份，另一方面，大概是文化地位上王庾等量齐观，昭示着庾氏或许具备强大的政治潜力。晋明帝即位后庾亮改任中书监，当时明帝更亲近温峤、庾亮，对王氏越来越疏忌之。王敦酝酿第二次叛乱时，屡屡上书挤兑庾亮，以砍削明帝的亲近大臣。庾亮迫于形势，不得不称疾辞官。到了王含、钱凤举兵进攻建康，庾亮受命督军进攻叛军，立下大功。而随着琅琊王氏外朝力量尽失，王导在朝中的地位也一落千丈，明帝越发排斥王导，同时更加重用庾亮和温峤、郗鉴等人。当然，晋明帝也不是庸碌之辈。晋元帝当年行刻碎之政，本质上是从江东士族中夺权，重振皇权。晋明帝虽然与庾亮感情不错，在朝政上也很依赖他，但两者在重振皇权与维持士族权力的基本立场上是对立的。晋明帝在位时间不长，仅有三年，但他在朝政的权力布局上却动作频频，在重用庾亮的同时，还逐渐重用司氏宗室以及其他外戚。如西阳王司马羕被任命为太尉，南顿王司马宗为左卫将军、元帝虞皇后的弟弟虞胤为右卫将军，其余参与平定王敦叛乱的功臣也都被委以重任，应詹为江州刺史，刘遐为徐州刺史镇守淮阴，苏峻为历阳内史，温峤加授前将军。特别是南顿王司马宗和虞胤，两人掌握了皇宫的禁卫兵权，与明帝关系十分亲密，晋明帝重病后经常不与朝臣见面，内外消息都是这两个人传递，反倒是庾亮这位正宗国舅被渐渐疏远了。遍观朝野内外，庾亮感到了深深的危机。晋元帝虽是开创之君，但遇到王敦叛乱，也吓得手足无措，以至于要让位给王敦。但眼前这位年轻的明帝，心志和手段可比乃父强得多了。不仅内朝亲信换了人，用上了司马家自己人，两位帝师（温、庾）却被弃之一旁，外朝还接连启用郗鉴、刘遐、苏峻这种实力派，这可让江东士族们何以自处？元帝在强化皇权、打压士族上只稍稍迈了一小步就停了，这位小皇帝却要大步流星的加快进度。说到底，这是路线之争、命运之争。所以王导和庾亮都起了怨怼之心，但王导受困于王敦叛乱的尴尬影响，敢怒而不敢言。庾亮则不然，他在晋明帝病重之际，强行冲开司马宗和虞卿的阻拦，到宫中控诉司马羕、司马宗两兄弟图谋废黜诸大臣，请皇帝立即罢斥他们。言下之意很明了，司马氏宗亲和庾亮，皇帝你二选一，用谁还是不用谁，非黑即白，无可妥协。可是晋明帝很有主见，一直强硬地拒绝庾亮的建议，即使已经病入膏肓、气若游丝，还是把庾亮怼的无计可施。可以想见，如果这位英明刚济、有手段有决心的皇帝，稳定地执政十年到二十年，必将进一步巩固皇权，改善晋朝的政治局面，什么王庾桓谢四大士族，恐怕就没那么容易联手执政了。只是天不假年，晋明帝于325年去世，遗命庾亮、王导、卞壸(kǔn)、司马羕、陆晔、郗鉴、温峤共同辅政。这个长长的辅政大臣名单，透露的政治意味再明显不过，晋明帝有意要把权力格局平摊，让众臣互相制衡，以使儿子的帝位江山永固。晋明帝的良苦用心，随着他的死亡而瞬间付诸东流。群臣尊晋成帝司马衍之母庾太后临朝称制，庾太后便晋升庾亮为给事中、中书令，成为东晋事实上的当家人。庾亮掌握实权后，迅速扔掉了之前一直努力维持的崇儒尚玄的面具，实施了一系列非常激进的措施，不断打击异己，剪削实权人物。在庾亮不断威逼之下，南顿王司马宗不堪其压，举兵反抗，结果被擒杀。西阳王司马羕也被降为弋阳县王，失去了辅政地位。庾亮成为东晋王朝实际上的操控者。来源/节目《百家讲坛》截图
处理完中枢政局，庾亮紧接着开始收拾重要州郡的实力派，首当其冲就是苏峻。苏峻是典型的流民帅。他是长广掖县（今山东莱州）人，在北方少数民族南迁之际，也像祖逖一样率众自保，但不同于祖逖，他不是世家大族出身，并不闻名。虽然实力强大，却没有得到东晋的认可，祖逖当上了大州刺史之时，苏峻还只是个保据一方的坞主身份。他的人生转机出现在第二次王敦之乱，晋明帝苦于手中无兵，采纳了同是流民帅出身的郗鉴的建议，召苏峻和刘遐两部流民军到建康，合力击败了王敦叛军。苏峻立平叛大功后，晋明帝嘉奖其功，任命为历阳内史，成了一支虎踞建康之侧的强劲势力。苏峻因此也野心膨胀，在历阳窝藏罪犯收买人心，对朝政一有不顺意者就肆意底毁，这引起了东晋朝廷的警惕。历阳是建康的门户，一旦苏峻有异心不受控制，发作起来，其危害不亚于当年王敦进攻建康。庾亮打算把苏峻征召到朝中当官，剥夺他对军队的控制权。苏峻既非名门，在朝中也没有什么政治根基，去朝中为官就只能任人宰割。苏峻两次上书回绝，为求自保，他还表态如果朝廷不放心，可以把他调到任意一处小州小郡，只求别剥夺他的部曲。王导、卞壸、温峤等人都觉得庾亮的做法未免太过激进，劝他缓一缓，庾亮却一意孤行。苏峻便有了叛乱之意，他与屯驻在寿阳、因为平王敦之乱后没有得到封赏而怏怏不平的祖约来往通使，约定一同举兵讨伐庾亮。温峤察觉了苏、祖二人的动向，便想带江州之兵东下建康，以镇慑苏峻、祖约。但庾亮仍未看清形势，他认为与荆州陶侃这种异己力量相比，苏峻之患没那么严重，致书于温峤说：“吾忧西陲过于历阳，足下无过雷池一步也。”但很快庾亮就为自己的误判和激进付出了代价。327年，苏峻与祖约联合起兵，进攻建康。庾亮对苏峻叛乱没有充分准备，军事指挥上又一再失误，结果苏峻率军出其不意地从陆路打到建康城外，卞壸在战斗中父子三人阵亡，朝廷高官也死了很多，庾亮无法抵挡，跑到了寻阳温峤军中。苏峻纵兵大肆劫掠，官库中储藏的二十万匹布、五千斤金银，钱数以亿万，绢数万匹，都被叛军抢走。苏峻还进宫逼死了庾太后，并矫成帝之诏大赦天下，惟有庾亮兄弟绝不赦免。庾亮不得不低声下气地向政敌陶侃求援，温峤出于公心也反复劝说陶侃出兵讨伐苏峻。陶侃在王敦之后独据荆州，是上流最大的实力派，但因为门第不高，没有资格进入中枢，和庾亮之间一直互有心事。因此，庾亮对陶氏的提防甚至还要过于苏峻。陶侃本来不愿出兵，但目睹了苏峻的超强破坏力，他也担心如果真的任由苏峻、祖约一南一北（祖约虽然联兵叛乱，但其兵力都在寿阳）的乱搞，东晋王朝就此衰落，荆州势必也难独存，因此揣着一份儿恶心，与温峤、庾亮一同讨伐苏峻。纪录片中陶侃建言的形象。来源/节目《百家讲坛》截图苏峻兵力虽然处于劣势，但他长年活动于北方，在和羯胡的战斗中锻炼出了强大的战斗力，与陶侃、温峤对攻居然不落下风。双方的战争持续了一年多，庾亮一方靠着人多势众和粮草充足，才算把苏峻磨死。寿阳的祖约在晋朝官军和后赵的夹击之下，不得不弃城南下到历阳投奔苏峻，结果被官军击溃，祖约北逃后赵，后来被石勒处死。苏峻之乱造成的影响比王敦之乱还大，庾亮引咎辞职，说什么要带领全家隐居山海。这不过是士族们的场面话而已，庾亮是个热心政治的人，内心并无此念，只不过是想暂避一下政治失误的责任。经过一番辞让，他以豫州刺史的身份出镇芜湖，与仍在中枢的王导一外一内继续把持朝政。当时最有势力的三大权贵，一是庾亮、一是王导、一是荆州的陶侃。庾亮暂避中央的举动为他赢来了政治利好，陶侃经过平苏峻一战后威望达到极点，也在谋求着进入中枢，只不过碍于他出身不高，加上基本盘都在荆州，在京中全无根基，才没敢贸然进入建康。但为了争权，他提出废黜王导的意见，企图削弱中枢士族的力量。但陶侃由于先天政治劣势，加上实力派郗鉴极力反对废王导之议，陶侃到死也没能染指中枢。陶侃死后，上流荆州骤然出现了政治真空，庾亮乘机上表移镇荆州，全盘接手了陶侃经营多年的荆州。正所谓好了伤疤忘了疼。庾亮刚从苏峻之乱中缓过来，又犯了热衷内斗的老毛病。他也想像陶侃一样，以荆州实力为基础，举兵威胁中央，把王导废掉。此时王导虽然官高位显，但迭经大乱，已经成了一具政治僵尸，并不能掀起多大政治风浪。苏峻之乱前后，他对庾亮的权势也没构成任何威胁，在中枢也只是唯唯而已，谁也不敢得罪。把王导拉出来吊打一顿，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于庾亮看来，只不过想争取一个独相的名份。老臣郗鉴又站了出来，坚决反对庾亮再起此谋，力图维护中枢政局的稳定，以免再生变乱。从这件事也能看得出来，庾亮确然不是老成谋国之辈。这也隐隐为后来庾氏快速崩盘埋下了隐患。被郗鉴刺激了一顿之后，庾亮稍稍收起心思，把注意力集中到经营荆州上。339年，庾亮意欲北伐中原，以求进一步提高自己的威望。他分命诸将进屯襄汉流域，以大将毛宝、樊峻率兵一万进屯邾城（今湖北武汉），又遣偏师趁蜀中的成汉政权内乱，夺取了巴郡一带。庾亮跃跃欲试，自率主力十万，欲前出石城（今湖北钟祥）。当时东晋朝中都对这次临时起意的北伐不甚赞成，多数人认为北伐准备得过于仓促，取胜希望不大。而且石勒已死数年，石虎位置巩固，后赵国内并没有内乱可乘，实在不宜过度进取。庾亮固执己见，想要一力北伐。就在这时，后赵石虎闻听东晋准备北伐，于是先下手为将，发兵进攻邾城，毛宝抵抗不力，城陷身死。这场北伐还没展开便被敌人挫败，庾亮大为羞惭，不久去世，卒年五十二岁。庾亮死后，其弟庾冰、庾翼相继执政，也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庾亮稍显轻躁的政治作风。然而庾亮过于鲜明的个人色彩，终于对家族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庾氏子侄辈很少有能继承庾亮兄弟才略的，故而庾氏家族很快衰落，与王、谢二族代有英才俊士的盛况相比，无疑黯淡了许多。纵观庾亮一生，他虽然文才出众，风度洵然，固然是当时南北顶级士族，但在政治上却一反常态地器局狭隘，对外恢复没有什么本事，闭门搞内斗却是一把好手，徒然浪费了大量政治资源。庾亮的现象并非个例，代表了大多数士人的典型心态，这大概也是东晋百余年始终半死不活的一大政治原因吧。王谢桓庾四大家族的故事告一段落，不过，门阀士族中其他的家族往事，待国历君下回分解。*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