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军官刺杀首相大臣：日本 “二二六”兵变背后的路线斗争

1936年2月26日的那个飘雪寒夜，一群青年军官带领着1400余名士兵发动军事政变，多名政要或死于非命，或身受重伤，杀戮进行了整整一夜，“尊皇讨奸”的旗帜在皇宫四周飘扬……

20世纪30年代的日本，军部当国虽已是大势所趋，但日本军队也并非铁板一块，陆军与海军积累多年的矛盾自不必说，陆军中也派阀林立，而最主要的两派即是以小畑敏四郎为首的“皇道派”和以永田铁山为首的“统制派”。

永田铁山

小畑敏四郎、永田铁山、冈村宁次是巴登巴登密约的核心人物，但后来随着政见分歧，小畑与永田的矛盾也与日俱增。据冈村的日记记载，“昭和七年（1932）六月，（从满洲）回到东京一看，已经听到永田和小畑在部长会议上激烈争辩的传闻。”“昭和八年（1933）八月，一夕会的下层人士透露出，永田、小畑之间关系渐渐变得险恶起来。”

那么皇道派与统制派究竟区别在哪？简单地说，皇道派是“超国家主义”“超天皇中心主义”，诸如“皇国”“皇军”都是皇道派挂在嘴边的常用词，他们将高层政要视为“君侧之奸”，叫嚣要“清君侧”实现“昭和维新”。陆军中如荒木贞夫、山下奉文等人皆是皇道派的核心人物。与皇道派的激进比起来，统制派则显得“保守”许多，参谋是这个团体主要的组成人员，尽管他们也将“国家革新”的希望寄托于军部，但不赞同对内使用武力，而是“在现行宪法下合法地开展国家革新的办法”。

从对外主张来看，皇道派代表小畑敏四郎认为“日本最大的威胁是苏联，没有什么比苏联更需要我们防备的……日本在苏联强大之后与之开战，显然不会是有利的，所以比较好的方式是在那之前先予以打击”。而统制派的永田铁山则认为，“在苏联尚未强大之前，在一旁存在一个因反日排日而敌视日本的中国……因此，首先应该彻底打击中国才是”。皇道派的理论基础为“预备战争论”，而统制派的理论基础是“中国一击论”，两者都主张对外发动战争，只是对象不同而已。

由于皇道派以“天皇亲政”为旗号，所以学者美浓部达吉提出“天皇机关说”，立即引起皇道派的强烈反弹，引发1935年的“天皇机关说事件”，所有支持此学说的学者均受到军部打压。皇道派过于激进的做法引起天皇的不满，1935年7月，陆相林铣十郎在天皇的授意下，借人事调整之机，将一大批皇道派军官转入预备役，皇道派头面人物真崎甚三郎的陆军教育总监职务也被免去。这种调整引起了皇道派军人的愤怒，但他们认为这是出于统制派的压制，从这时开始，这批青年军官已明显有“暴走”的倾向，最明显的表现莫过于“相泽三郎事件”。1935年8月12日，皇道派的青年军官相泽三郎闯入陆军省军务局的局长室，拔出军刀便向正在办公的永田铁山砍去，永田见势不妙，起身就往门外逃，哪知慢了一步，被相泽一刀由背部刺穿，钉在门上，随后相泽又将军刀拔出，对着他颈部连砍两下，死状极惨。

统制派的首领永田铁山在光天化日之下惨遭刺杀，而凶手相泽三郎被捕后，却成了审判席上的明星。审判过程中，相泽坚称自己“不过是尽了作为天皇的一名光荣军人的职责”，舆论一如既往地一边倒，多是对相泽的同情，而那些企图一夜之间完成改革的青年军官们也因这场审判团结起来。当时的日本陆军正如一个装满火药的大桶，只差点燃一根导火索，正如相泽的辩护律师所说：“如果法庭不理解相泽中佐的指导思想，那么，还会有第二个甚至第三个相泽出现。”

直到1936年，相泽三郎案依旧悬而未决，但相泽的辩护律师所说的那个不祥预言却在2月26日的那个雪夜应验了。

1936年2月25日夜，东京上空飘起了百年难遇的鹅毛大雪，一队队头戴“烧饼帽”，身着昭五式制服，脚上打着绑腿的士兵们在雪夜中整装急行，整齐的步伐声中透着乖戾不祥的气息。这些士兵来自步兵第1联队、第3联队和近卫步兵第3联队。不久前，东京第1师团接到将在3月调往中国东北地区驻防的命令，这让部队中的青年军官们感到这已是实现“革新”的最后机会，必须在被调离东京之前发动军事政变。

政变指挥者皆为基层军官，他们分别是步兵大尉香田清贞、步兵大尉安藤辉三、步兵中尉栗原安秀等，参与部队共1483人。政变的目标是杀死首相冈田启介、内务大臣斋藤实、大藏大臣高桥是清、陆军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亲英美派代表牧野伸显等被皇道派视作“君侧之奸”的政要，通过武力实现“昭和维新”。

2月26日凌晨5时，政变部队各小组确定了袭击目标。负责袭击首相官邸的小组由栗原安秀带领，他们抵达目的地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强行闯入官邸，与警察武装发生激烈枪战，4名守卫的警察全部被打死，据说连大厅内的吊灯都全被打碎。首相冈田启介是海军出身，深知军部“下克上”之传统，当他听见官邸枪声大作时，瘫倒在床上叹息道：“他们终于来了。”冈田原本已做好必死的准备，但他的秘书兼女婿松尾传藏却硬将他从床上拽起来，推进洗澡间。随后松尾假扮冈田，冲到院子里与前来袭击的士兵对峙，因松尾与冈田相貌相似，变军果然误认为他是首相，一齐朝他开火，松尾大喊了一声“天皇万岁”便倒在了血泊中。栗原中尉等人以为冈田已死，带队离开，冈田因此逃过一劫。

不过藏相高桥是清的运气就没有那么好了。高桥因坚持削减上一年的巨额军费而被少壮派军人们恨之入骨，那晚当士兵发现他时，他正独自在一间宽大的卧室内休息，闯入卧室的一名中尉一脚踢开高桥的被子，大喊道：“天诛！”高桥竟毫无惧色地看着他，回喊一声：“白痴！”中尉迟疑片刻后扣动手枪扳机，对着高桥连射6枪，高桥当场身亡。另一位运气较差的是与冈田一样出身于海军的内大臣斋藤实，当坂井直中尉率领部队杀进他的私宅时，这位年已77岁的老人已无力反抗。尽管斋藤的妻子春子在叛军开枪前不顾一切地用身体挡住他，但在一阵乱枪扫射下，还是在劫难逃，命断当场。奇迹的是，为斋藤挡子弹身中数十枪的春子后来经过救治竟然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与春子一样在重伤后奇迹生还的还有侍从长铃木贯太郎。袭击铃木官邸的部队由安藤辉三带领，士兵们杀进住宅，一见到铃木便是一阵乱扫，铃木左脚、左胸和左头部皆中弹，顿时血流如注。当安藤拔出军刀准备砍下铃木首级时，铃木的妻子扑到不省人事的丈夫身前，恳求安藤手下留情。或许是出于敬重，同时也认为身中数弹的铃木必死无疑，在铃木妻子的恳求下，安藤命令部下跪在铃木身旁，举枪致敬，继而转身对铃木夫人说：“我为此感到特别遗憾。不过我们对如何在日本实现改革的观点与大将阁下（铃木曾是海军大将）不同。所以，我们不得不这样做。”说完便带着部队离开。令安藤没想到的是，铃木贯太郎不仅没有死，后来还在1945年日本战败时起到关键作用。

事件发生时的戒严司令部

26日早晨6时，负责刺杀陆军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的小组也赶到渡边私宅，部队由高桥太郎少尉和安田优少尉带领。在皇道派军人眼中，渡边锭太郎教育总监的位置是从真崎甚三郎手中夺来的，自然对其恨不得杀之而后快。见到叛军袭来，渡边“拿着手枪亲自率领着宪兵队和袭击队展开枪战。这场枪战极其激烈，根据渡边的次女渡边和子事后回忆，他的父亲遭到机关枪扫射，连脚上的肉都被扫得飞出去迸在墙壁上”。渡边也是这一夜被刺杀的政要中死得最惨的一位。此外，因亲英美政策而被列为“君侧之奸”的牧野伸显也遇到叛军袭击，所幸在警卫皆川义孝的拼死掩护下，得以逃生。

经过一夜的杀戮，东京警察厅已被政变士兵占领，并宣布“停止警察权”，陆军省也陷入包围之中。此时的陆军高层态度暧昧，既不愿参与军事政变，又不敢得罪叛军。倒是那位九一八事变的罪魁，号称既非皇道派也不属统制派的石原莞尔表现得颇有勇气，他于上午7时来到陆军省，不顾政变军队的阻拦，强行进入办公室。

与此同时，打着“尊皇讨奸”旗帜的政变官兵给所有报纸与通讯社散发他们的“宣言”：“神国日本之国体，体现于天皇陛下万世一系之统率……元老、重臣、军阀、财阀、官僚、政党均为破坏国体之元凶。我等之责任乃清除君侧之奸臣，粉碎重臣集团。此系天皇陛下臣民之义务。祈皇祖皇神保佑我辈成功，拯救祖先国土。”

1936年2月26日， 日本东京的一所饭店被政变军队所包围， 他们打着的旗帜上大书 “尊皇讨奸” 的字样

“二二六事件”发生后，陆军上层的态度摇摆不定，甚至在对叛军发出的“训诫”中连“叛乱分子”这个词都不敢用，反而说“诸子之真意，乃国体显现之至情所致，予以认可”。这无疑助长了叛军的气焰。香田大尉在当日下午3时接到“训诫”后很快做出回答：“如果我们最初提出的要求得到同意，我们就服从你们的命令，否则我们不能撤离我们已经占领的地段。”

两军相持之际，裕仁天皇的态度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据说天皇在听到第一份关于“二二六事件”的报告后就将政变部队定性为“贼军”。事发当日上午9时，受到真崎甚三郎等人煽惑的陆相川岛义之拿着叛军发出的《蹶起意趣书》准备向天皇解读时，天皇就不耐烦地说：“朕不想听这个莫名其妙的东西，速速去镇压！”从26日晚到27日凌晨，天皇一直在询问镇压情况，当时担任侍从武官长的本庄繁是皇道派，出于派阀私心，他试图在天皇面前为政变军官开脱，没想到竟惹得裕仁天皇龙颜大怒：“杀戮朕之股肱，如此凶暴之将校，有什么可饶恕的！”

有人一定会很疑惑，政变军人是打着“尊皇讨奸”和“天皇亲政”的旗号举事，为何天皇本人反而对他们视若仇敌？主要原因有两个：其一，天皇本人对皇道派的做法早有不满。其二，在“二二六事件”中，叛军有一项非常重要的计划被长期忽视，即“占领宫城计划”，为此近卫步兵第3联队还动员了400余人，但这个计划却因执行者之间产生分歧而流产。日本学者半藤一利认为，叛军虽以“尊皇”为旗，但从占领宫城计划可以看出，这次行动明显带有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意味，这是天皇最不能容忍的。

根据天皇的命令，军方对叛军采取镇压方针并确定不成立临时内阁，青年军官们打算成立由真崎甚三郎为首的临时内阁的计划成为泡影，这意味着叛军“让军部所主导的国家改造计划闯关是行不通的。换言之，在事件发生之后几个钟头内，就已经注定奋起的失败”。

1936年2月28日， “二二六事件” 被平息后， 政变军队走出原先已被他们占领的警察厅， 返回自己的军营

2月28日早晨5点06分，陆军发出敕令，命令叛军“迅速撤离”所占地区。由于这道敕令是以天皇的名义发出，对“尊皇讨奸”的叛军产生极大影响，他们很快分化为两派，一派主张服从天皇；另一派则坚持说敕令是“君侧之奸”以天皇名义发出，应坚持反抗。安藤辉三就是号召部下战斗到底的代表，面对政府军的坦克，他甚至拔出军刀迎上前喊道：“再往前，就把我们压死再开过去。都是皇军，还要和我们打吗？把枪口冲上！退回去！”在安藤的喝令下，坦克竟然调头走了。但尽管如此，总体形势对叛军而言已急转直下，从外围城市增调到东京的部队越来越多，海军联合舰队开进东京湾，陆战队也整装待命，随时准备出动镇压。海军之所以如此积极，是因在26日被杀死或杀伤的斋藤、冈田和铃木都是海军将领出身。陆军在天皇的一再督促下，也一改此前暧昧的态度，于2月29日上午6时宣布：“本军将断然镇压帝都麴町一带制造骚乱的叛军。”

这一天，东京城“学校停课，电车火车停驾。电话不通，也无法打电报”，剩下的唯有街道上的军队。敕令发出后，航空大楼上空升起一个大气球，尾部悬挂着“敕令已颁，勿抗军旗”的大字标语，满载传单的飞机也在东京上空盘旋。政变军队已被明确定性为“叛军”，漫天飘撒着的“告下士官兵”传单上写着：“1.速回原部队，为时未晚。2.抗拒者为叛匪，将予枪杀。3.汝等父母兄弟皆因各位成为国贼而哭泣。”

接到传单的叛军士兵面面相觑，军心涣散。在广播电台的劝降呼吁声中，政变士兵们陆续带着步枪和机枪离开阵地，“下午2时，飘扬在首相官邸上的旗帜落了下来。一个小时后，军部通过电台宣布投降，未发一枪一弹”。当日下午五时，叛军首领全部被捕。在日本电影《二二六事件》的片尾，对安藤辉三进行了极煽情的渲染：政变失败了，士兵们踏着整齐的步伐返回驻地，在《昭和维新之歌》的歌声中，安藤大尉掏出一把手枪抵着自己的下颚，枪声随之响起。这个情节让很多人误认为安藤在政变失败当日便自杀身亡。但事实上安藤那一枪因为没有打中要害，经救治后活了下来，并与其他人一起接受审判。真正在当日自杀成功的只有野中四郎大尉一人，他切腹前留下遗言：“近年来，国内卖国贼的罪恶竟然要用我们在满洲和上海的同志的鲜血来偿还。如果我今后碌碌无为地在帝都苟且偷生，何以对得起那些人的英灵？我是神经错乱呢还是傻子？我的出路只有一条。”

走上了切腹这条“出路”的野中已经无法得知，即使他不自杀，也不可能有“苟且偷生”的机会了，因为这次军部对“二二六事件”首谋者的审判不仅雷厉风行，而且“不许辩护”，一审而终，所有人皆从严处理。香田清贞、安藤辉三、栗原安秀等16人被判处死刑，日本法西斯鼻祖北一辉和其追随者西田税这两位民间人士也因牵涉案中而被判死刑。除了负责刺杀牧野的河野寿中尉于3月5日在医院自杀身亡外，其他17人皆于7月12日被处决。

“二二六兵变”被平息后，最直接的影响就是陆军中的皇道派遭到大清洗，本庄繁、荒木贞夫等皇道派高级将领或被撤职，或被编入预备役，山下奉文即使后来在二战中“屡立战功”，也因是皇道派出身而长期不受重用。皇道派的衰落使日本军部走向统一，东条英机、杉山元等统制派将领独揽军政大权，“中国一击论”成为主流思想。美国学者约翰·托兰在《日本帝国衰亡史》中对“二二六事件”做出这样的评述：“在大多数西方人看来，这次叛乱不外乎是极端民族主义者制造的又一次大屠杀，而了解其意义的人屈指可数。但苏联人却了解，这主要是因为佐尔格（苏联著名间谍），他正确地推测到这次叛乱将导致向中国扩张。事情是过去了，但是好像池塘里扔进一块石头一样，其涟漪却已波及太平洋彼岸。”

1937年春天，日本女作家野上弥生子在年头的报纸上写下一段话：“只想做一个祈求。今年将是丰收之年吗？是凶作之年吗？不，哪一个都无妨。有洪水也好，有大地震也好，有暴风雨也好，……即使霍乱和鼠疫一起流行，也无妨。无论如何只希望不要有战争。”遗憾的是，就在这一年的7月，卢沟桥的枪声震惊了世界，她的国家已彻底步入战争的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