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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224年，孙吴发生了一起政治案件：负责官员选拔考核的选曹尚书暨艳丢了性命，和他一起自杀的，是他的副手选曹郎徐彪，而引荐暨艳的张温则被软禁。
张温出身吴郡四姓“顾陆朱张”中的张氏，就在“暨艳案”发的当年，才以出使蜀汉时出色的表现重建了吴蜀关系。这样的出身、功劳双叠加都仅仅是保住性命，还连带兄弟姐妹受牵连。
表面上看，这似乎是一起整顿吏治失败的案例，实际上，该案件背后折射着孙氏政权作为外来者在江东本地站稳脚跟的考量与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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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剧中的张温。来源/电视剧《三国演义》截图
“江东子弟多才俊”，江东，也称江左，这块神秘的土地，是指与江西相对的地理区域。自秦汉始，以长江为界，长江下游北岸、淮水以南为江西；与之相对，江东指长江下游，江东六郡包括吴郡、会稽郡、丹阳郡、豫章郡、庐陵郡、庐江郡，若夹江而治，防御外敌，则天然具备割据一方的地理优势。三国时，这片土地已经得到一定的开发，江东大族数代经营于此，拥有深厚的基业。汉末三国早期的江东六郡范围。来源/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东汉末年，黄巾起义与董卓之乱并发，全国大小势力之间攻伐不断，严重破坏了中原地区的政治格局，影响了正常的生产生活。为了躲避战火，北方士族不得不举家迁徙。《三国志》载：“汉末大乱，徐方士民多避难扬土。”正是在这样北人南渡之风兴盛的背景下，淮泗地区的原住民大规模向江东迁徙。淮河流域地处华北大平原及长江中下游平原的过渡地带，泗水是淮河下游的主要支流，淮泗水路自古以来是南北水运的交通要道。淮泗流域的范围大致相当于今天黄河以南的河南、山东、安徽、江苏、湖北北部地区，与江东地区相比，地域上明显偏北，一北一南的格局十分鲜明。淮泗集团与孙吴政权的发家史密不可分。起初，孙坚手下只有千余人的队伍，乘着黄巾起义的东风渐渐成长为一支精锐。于孙氏而言，出身淮泗的豪杰之士是可以信托的老战友，是他们主要依凭的对象。此外，在孙策离世的危亡之际，是淮泗老臣张昭接受嘱托，亲自扶孙权上马，以示众望所归。因此，在政权建立之初，孙氏兄弟在情感上对淮泗出身的文臣武将有着天然的亲近，不但恩惠备至，而且减免刑罚，关系十分融洽。孙策自起兵之初就追随袁术，曾攻打江东士族出身的庐江太守陆康，与江东一派或多或少算是结下了梁子。更何况，孙策率军入驻江东，对原本偏安一隅的江东士族而言，无异于前来争抢利益的侵略者。在进驻江东时，面对江东大族的反抗，孙策毫不手软，采取了铁血手腕，诛戮吴会英豪“转斗千里，尽有江南之地，诛其名豪，威行邻国”。有这样的血海深仇，也无怪江东本土不愿与孙氏政权合作。其后，孙策的骤然遇难，使得本就根基未稳的孙吴政权更加风雨飘摇。当时天下群雄逐鹿，豪杰人才只是暂时寄寓江东，并不意味着孙氏是他们的唯一选择。因此，面对宾旅寄寓之士的怀疑和来去不定的动摇态度，孙氏的首要任务就是安定人心，证明自己可以稳定江东局势。孙策在临终之前，谆谆嘱咐弟弟孙权：“举江东之众，决机于两阵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孙策知道自己擅长攻伐征战，然而马上得天下不等同于马上治天下，想要长期在江东发展，就必须尽快消解旧怨，获得江东本土大族的普遍支持。惟其如此，孙吴政权才能打牢向外扩张的根基，而无后顾之忧。在孙吴政权建立之初，淮泗集团在情感上还占据优势，随着时间的推移，淮泗集团开始显露出后劲不足的迹象。赤壁之战后的十余年间，周瑜、吕蒙、鲁肃等相继离世，影响力已经渐不如前。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江东集团在当地经营多年，根深叶茂，有才之士层出不穷。再加上孙吴政权步入稳定期后，人才需求从“唯才是举”开始转向“尚德行”，与崇尚德行的江东大族不谋而合，孙吴政权转而向江东集团靠近也就顺理成章了。暨艳案是孙吴大案之一，其特殊之处在于，它不仅是江东与淮泗两大集团的第一次正面冲突，更在孙吴政权江东化的过程中扮演了转折点角色。暨艳与张温都出身吴郡，不同之处在于，张温属于吴四姓之一，有着更为显赫的家世。张温之父曾负责选官，《吴书》记载，张温子承父业，“拜议郎、选曹尚书，徙太子太傅，甚见信重”，可谓前途无量。暨艳得到张温的欣赏，被引荐至郎署，负责郎官的检核和黜陟。暨艳看到当时郎署的种种乱象，运用手中的权力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官吏考察，其中重点打击的是三署的郎官。暨艳的措施非常严厉，考察称职的不到十分之一，不称职的都被连降几级。如此大规模的贬谪行动自然招致不满，“怨愤之声积，浸润之谮行”，孙权不得不顾及局势，最终，暨艳自杀，张温也断送仕途，郁郁而终。此案逻辑看起来很简单，好似一个不懂官场人情世故的愣头青触了霉头，但实际却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反腐失败的故事。联系江东与淮泗两大集团对立的时代背景，可以看到孙权处理暨艳一案的综合考量。对于暨艳，当时的孙吴朝臣有不少人劝过他。同样出身大族的五官署郎中朱据曾以天下未定为理由，劝说暨艳“以功覆过”，切忌使用贬黜等激烈手段。另一位出自江东大族的陆渭也认为应当徐徐图之。举清厉浊，只能逞一时之快，倘若连累自身仕途，则万万不值得。那么对于一位想要厘清吏治的官员，作为统治者的孙权为何没有跟他站在一边呢？影视剧中，孙权与群臣。来源/电视剧《三国演义》截图关键要看，暨艳到底得罪了谁，也就是三署郎官们到底是什么来头。彼时的孙吴还没有科举制，官员入仕很多都是靠荐举。郎官们是一群日日跟随在主公左右，宿卫扈从的人。这样的好差事，各派势力少不得要往里“荐举”自己人。比如当时的从龙勋贵、吴郡太守朱治，为了维护江东本土势力，多年来积极荐举公族子弟以及江东四姓子弟，为他们日后的仕途铺路。朱治荐举的人都去哪儿了呢？据历史学者田余庆先生研究，在孙权称王之前，朱治荐举的人一般先进入孙权的将军府；孙权称王之后设了三署，再荐举的人就先进入三署，日后再以三署郎官为跳板迁转其他职位。说白了，日日伴随吴王左右的郎官实际上是世家大族将子弟送入仕途的机构，是官员的养成和储备之地。这些人云集郎署，等着补官。前面提到的对暨艳出言相劝的朱据，就是先拜了三署中的五官郎中，后补了侍御史。这些郎官中，江东大族子弟有多少呢？据《三国志》记载，“公族子弟及吴四姓多出仕郡，郡吏常以千数，（朱）治率数年一遣诣王府，所遣数百人”。也就是经过朱治荐举的有数百人，这足以让江东大族持续保持自己在孙吴政权中的地位。而暨艳检覆郎署就一定会触动郎官及其背后世家大族的利益。或许也因为此，出身江东大族的朱据、陆渭都很反对暨艳的行为。与此同时，暨艳的打击行动也打破了孙权苦心维持的两大集团之间的平衡。田余庆先生将暨艳案视作孙吴政权江东化的第三阶段，是全面江东化的前奏。其时，陆逊已经出任大将军，兼任荆州牧，上游军事系于一身；顾雍任丞相。顾陆当轴主政，标志着孙吴政权的文武核心人物已经完成了从淮泗集团到江东集团的平稳过渡，正需要以大量江东人才充实官僚队伍，能够快速养成人才的郎署责无旁贷。人才在三国鼎立的争霸之时是决定性因素之一，因而为自身政权招揽或培养人才是维持政权生命力的重要保障。那么，出身吴四姓的张温为什么要与暨艳联手，打击世家大族的晋升之路呢？这岂不是违背了家族利益吗？张温与暨艳二人虽然出身并不完全相当，却志趣相投，“亢臧否之谈，效褒贬之议”，这与东汉以来品评人物的传统是分不开的。出身吴四姓的陆逊得到孙权重用，稳坐孙吴军事头把交椅。来源/电视剧《三国演义》截图暨艳案爆发的时间点十分微妙，两大集团的关系正在升温，孙权正乐见其成。为了避免张暨二人的动作带来隐患，顾全大局的孙权果断出手，这也标志着孙吴政权完全转向江东化的道路。结合整个江东化进程来看，张暨二人的举动虽然是出于反腐败的单纯目的，却无意间阻碍了江东集团士人阶层的全面上升道路。张暨二人没有提出温和渐进的过渡方法，而是用强硬的雷霆手段，对鱼龙混杂的郎署展开大刀阔斧的改革；他们深受东汉以来清议传统的影响，却没能洞察上司的真实意图，与统治者维护江东大族利益的目的产生了直接冲突，暨艳案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此。以江东集团与淮泗集团二元对立的主流观点来论，张暨的行为是一次进攻，而孙权作为君主的处置方式是一次反击，根本目的是保证自身的集权。江东集团以吴四姓为代表，是具有浓郁地域色彩的地方豪族，盘踞已久；淮泗集团属于南渡而来的外来者，并没有稳固的经济基础。从政治追求上看，江东集团倾向于保存既得利益，偏居一隅以求自保；而淮泗集团追求北归，因此倾向于对外作战。以此来看，淮泗集团虽然得到孙吴政权的情感倾向，但因精英人才无法辈出，后续力量薄弱，而根基深厚的江东集团恰好有能力填补人才空缺，这是孙吴统治者通过郎署大量引进江东人物的根本需求，也是暨艳案爆发的导火索。不过，从更长的时间维度来看，孙吴政权出于自身发展道路的考虑，打击张暨而维护江东士族上升的行为固然在一定程度上拱卫了政权，但同时也腐化了自身官僚队伍，间接导致了政权的短祚，这种行为无异于饮鸩止渴。1.胡守为：《暨艳案试析》，《学术研究》1986年第6期。2.方北辰：《魏晋南朝江东世家大族述论》，台北：文津出版社，1991年。3.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重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4.庄辉明：《暨艳案与吕壹事件再探讨》，《江海学刊》1996年第1期。5.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6.陈寿：《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7.陈寅恪：《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2年。8.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