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县生育八孩女子事件调查组”成立，“围观”何以改变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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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源：微博@央视新闻）

今天中午，央视新闻发布消息：江苏省委省政府决定成立调查组，对“丰县生育八孩女子”事件进行全面调查，彻底查明事实真相，对有关违法犯罪行为依法严惩，对有关责任人员严肃追责，结果及时向社会公布。

21天的全网追问，终于开启了程序正义的调查。十年前提出的“围观改变中国”，在今日得到了部分印证。

自1月28日徐州八孩母亲事件曝光之时，到省级调查的启动，其中，舆论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哪些学者的讨论走入了公共视野？

我们梳理了八孩母亲事件曝光至今的重要节点和议论，试图呈现“围观改变中国”的具体路径。

时间线梳理

1月28日，网上首次爆出“八孩母亲”视频。在江苏省徐州市丰县董集村，一名女子在近0度的天气中穿着单薄，被铁链锁在破屋中。

搜狐新闻报道称，该女子是孩子们的爷爷“捡”回家的，为孩子们的父亲（董某民）生育7男1女，总计8名孩子。董某民自称没有工作，仅靠家里几亩田和政府每个月的3000元补助生活，并称想为女子找到家人。视频发出后，引起网民极大的关注。

1月28日，中共丰县县委宣传部发布情况说明：

发现网友反映“八孩母亲”的相关信息后，丰县县委、县政府迅速成立联合调查组进行全面调查。经初步核实，网友反映的女子为杨某侠。1998年8月，杨某侠与丰县欢口镇董某民领证结婚，不存在拐卖行为。据家人及邻居反映，由于杨某侠经常无故殴打老人和孩子，故被用铁链锁在小屋中。经医疗机构诊断，杨某侠患有精神疾病。政府在得知后对杨某侠进行了救治，并对其家庭展开进一步救助。

丰县发布的第一份情况说明

（图源：腾讯网）

由于回应难以合理解释“八孩母亲”的境遇，此番说法并未平息舆论。1月30日晚，江苏徐州丰县发布第二份调查通报：杨某侠（此名为董某民所取）于1998年6月在欢口镇与山东鱼台县交界处流浪乞讨时，被董某民的父亲董某更（已故）收留，此后与董某民一起生活。生活在一起之后发现杨某侠有智障表现，但生活尚能自理。在办理结婚登记时，镇民政办工作人员未对杨某侠身份信息进行严格核实。

2020年11月，公安机关将杨某侠的DNA数据录入“全国公安机关查找被拐卖/失踪儿童信息系统”和“全国公安机关DNA数据库”比对。至今未找到能够匹配的亲缘信息，调查中也未发现有拐卖行为。

自2021年6月以来，杨某侠病情加重，为防止杨某侠发病时伤人，董某民在杨某侠发病期间会使用铁链约束其行为，待其精神状态稳定后再将铁链拿下。董某民该行为涉嫌违法，公安机关已对董某民开展调查。

2022年1月30日，经专家会诊发现，杨某侠患有精神分裂症，目前已安排在医院接受治疗。

丰县发布的第一份情况说明

（图源：江苏新闻广播）

在这份通告中，杨某侠的身份、案件是否涉嫌妇女拐卖等问题依然存有疑点。

2月8日，徐州就丰县女子事件调查情况发布第三份通告：

调查组查阅董某民、杨某侠的婚姻登记申请资料时，发现其中含有“云南省福贡县亚谷村”字样，当即派人员赴云南进行核查。调查走访、对比照片发现，杨某侠原名为小花梅（父母已故，下文杨某侠改称为小花梅），为云南省福贡县亚谷村人。据小花梅的亲戚及同村村民回忆，小花梅于1994年嫁至云南省保山市，1996年离婚后回到亚谷村，当时已表现出言语行为异常。

据小花梅亲属、当事人、同村的桑某（女，当时嫁至江苏省东海县）表示，当年桑某某受小花梅母亲所托，带小花梅到江苏治病并找个好人家嫁了。桑某与小花梅自云南省昆明市坐火车到达江苏省东海县后小花梅走失，当时并未报警，也未告知小花梅家人。公安机关已对董某民是否涉嫌违法犯罪开展调查，后续调查将适时公布。

目前小花梅精神情况趋于稳定，入院时的检查结果表明，牙齿脱落因重症牙周病所致，其他各项健康指标正常。经南京医科大学司法鉴定所DNA鉴定，八个孩子与董某民及小花梅均符合生物学亲子关系。

徐州发布的情况说明

（图源：徐州发布）

同日，据财新网报道，丰县还有一名钟姓（钟某仙）女子与杨某侠处境相似。该女子与杨某侠约同时来到董集村，生育两个孩子。钟某仙丈夫见同村董家在抖音直播带来大量捐赠，于是主动联系抖音博主来家里拍摄。目前，钟某仙已被送往医院救治。

2月10日，徐州方第四次发文回应社会舆论中关于“妇女拐卖”的追问。

通告称，经部、省、市公安机关对杨某侠、光某英（小花梅同母异父的妹妹）与普某玛（小花梅已逝母亲）生前遗物进行DNA检验比对，结果为：普某玛与杨某侠、光某英符合母女关系，结合走访调查，组织确认杨某侠就是小花梅。

经公安机关侦查，董某民（男，55岁，丰县人）涉嫌非法拘禁罪，桑某妞（女，48岁，云南省福贡县人），时某忠（67岁，桑某妞丈夫，江苏省东海县人）涉嫌拐卖妇女罪，上述三人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第四份情况说明

（图源：徐州发布）

各界质疑

徐州丰县被拐女子事件发酵以来，各界对此女子身份质疑声重重。

2月8日，有网友发布一封亲笔信。

主笔人李大成在2月7日称，通过视频和照片再三确认，丰县女子与于1996年12月在四川南充失踪的亲侄女李莹高度相似，请求上级部门重视该案件，重新采集李莹亲属及丰县女子的DNA样本进行比对。与此同时，“宝贝回家”项目志愿者雅可夫也曝光了一封代李莹亲属向公安部打拐办主任陈士渠的公开信。

李大成申请信

（图源：微博@自由的蓝色鸢尾）

2月12日，《寻找小花梅》一文在微信平台上传播。该文作者马萨、铁木、TM在怒江州福贡县子里甲乡亚谷村实地挨家挨户走访后发现，亚谷村虽然是一个村，但因为紧邻219国道，主街上往来商客频繁，人流也都集中在这里。他们沿街打探，无人知晓视频中女子，也都否认有人来调查过。进一步询问后发现，亚谷村确实有一个小花梅。某受访者表示，早年她借住在现在的亚谷完小旁边，小花梅经常到她那里玩，印象中“胖乎乎”的。

然而，在整个调查中，唯一一个指认小花梅就是丰县女子的是一位醉酒大哥，这显然无法采信。也就是说，亚谷村确实有一名叫小花梅的女子，但是与丰县女子杨某侠是不是同一个人，并不能下定论。另外，小花梅的亲人中没有任何人能辨认出丰县女子是否为小花梅。

2月14日，出生于江苏丰县的作家王圣强发声：在丰县，“大家都知道她是李莹，但是，有人不能让她是李莹”。关于女子牙齿脱落的问题，王圣强认为，这并不是因为严重的牙周病，而是因为在被性侵时，由于咬人而被用钳子掰掉的，该事件或涉嫌轮流性侵等极度恶劣行为。

随后，王圣强发文称，老家的政府领导打来电话，为了避免争端，删除了之前发布的丰县女子相关的所有微博。

王圣强微博发声

（图源：公众号推文《现在徐州迎来了第六波精彩大戏了》）（现已被删除）

2月15日，记者邓飞收到了网友发来的董某民结婚证照片。照片显示发证日期为1998年8月2日（当日为周日），结婚证上的女子叫杨某侠，其出生日期是1969年6月6日。然而，通过对比结婚证上的照片，邓飞及部分网友发现，结婚证上女子与丰县被拐女子的容貌差异很大。

杨某侠董某民结婚证

（图源：公众号推文（现原文已被删除）《现在徐州迎来了第六波精彩大戏了》）

后续，有网友称找到云南亚古村小花梅真实照片，与结婚证上女子容貌几乎无异。但因无法确证照片来源，故无从认定结婚证上女子就是小花梅。2月16日，邓飞发微博称“期待徐州尽快查明结婚证上女性、云南小花梅和铁链女性的关系”。

2月15日上午，有网友总结了丰县的政府领导班子发现，几乎整个领导班子都姓渠。鉴定丰县女子病情的是与丰县有长期、稳定、频繁的精准帮扶关系的南京医科大学，鉴定医生为出生于丰县的渠姓精神科主治医生。这一信息引网友质疑丰县女子病情鉴定报告的真假。

丰县渠姓人员总结

（图源：公众号推文（现原文已被删除）《现在徐州迎来了第六波精彩大戏了》）

事件发酵期间，有两位女性志愿者到达丰县想要实地探访，但是在当地手机被抢，于2月11日15:30至孙楼派出所要求立案，但是直到当晚22:21仍未立案。

2月12日09:24当事人好友A联系丰县孙楼派出所，被告知当事人“安全”，对于其他问题含糊其辞。10:07当事人好友B联系丰县孙楼派出所，被告知当事人已被拘留。

2月12日下午后至2月13日，孙楼派出所电话未能再次拨通。

2月13日13:37当事人微博互关好友致电丰县政府热线，政府热线表示目前难以联系上派出所，会继续核实。

15:07网友发布消息，拨打徐州市人民政府服务热线证实当事人因“寻衅滋事”遭拘留的消息。

2月14日19:48，联系到两位当事人中其中一位的家属，证实当事人因寻衅滋事被拘留，家属收到纸质版刑事拘留通知书。

志愿者被刑事拘留

（图源：公众号推文（现原文已被删除）《现在徐州迎来了第六波精彩大戏了》）

各界评论

社会学方面

陈业强所著的《怒江傈僳族妇女跨省婚姻迁移研究》一书中，提到了福贡地区妇女跨省婚姻迁徙的具体情况。2010年，当时是云南大学民族学在读博士陈业强，第一次来到云南省福贡县做关于当地婚姻状况的田野调查。

福贡县总人口2100多人，嫁到外地的女性就有100多人，而福贡县公安局记录，福贡县从1988年到2009年，共有4005名妇女外流，被拐卖外流的有1750人。

“拐卖”，在这里有复杂的含义：王金玲将“拐卖”定义为“具有出卖的主观意图，以获利为目的，用欺骗的手段获取人或物后进行出售。”（王金玲，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中国妇女研究会常务理事，著有《被拐卖婚迁妇女访谈实录》《中国拐卖拐骗人口问题研究》等书）

陈业强得知，福贡县一些家庭因为家庭生活贫困， 且欠有外债，为了偿还债务，和改善家庭经济状况，把女孩嫁到了东部沿海地区。东部沿海地区的男性虽然年龄比较大，长相差，但是他们的家庭条件比怒江地区的家庭条件好。当面临生存危机时，婚姻有时就变成了一种交换，女性可以用自己的身体跟男性的经济条件相交换。

但是，来怒江讨媳妇的男性往往采取欺骗的手段，实现自己跟怒江傈僳族妇女婚配的目的。有的怒江傈僳族妇女由于对外面的世界存在着美好的幻想，以为嫁到东部就会过上幸福的生活。当嫁过去后，才发现现实与想象的差距很大，她们的丈夫一般是在本地找不到妻子的“剩男”，要么是家庭条件差，要么是身体有残疾，要么是犯过错误、口碑不好的男人。

此外，由于嫁到东部沿海地区的女性需要同乡同伴的情感陪伴，就像滚雪球一样，一个人找到了媳妇，这个媳妇又介绍了其他女孩过来，于是就有越来越多的福贡县女孩嫁到东部沿海地区。而这种介绍人，虽包含了欺骗的因素，但还是难以界定为“拐卖”。

文章链接：《“小花梅”背后的怒江傈僳族女人：被讨走？被拐卖？还是自主婚姻迁移？| 访谈》

法律学方面

针对“收买被拐妇女儿童罪”的刑罚，法律界的罗翔和车浩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罗翔主张提高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罪的刑罚，实现形式上的买卖同罪同罚。其主张基于共同对向犯罪理论。（共同犯罪，只要有共同的违法性，即共同的犯罪行为即可，至于是否有共同的有责性，即共同的罪名，在所不问。对向犯，又称对合犯，是指以存在二人以上互相对向的行为为要件的犯罪。）

在刑法中，共同对向犯的刑罚基本相当，如非法买卖枪支罪，买卖双方自然同罪同罚。罪名不同的共同对向犯，刑罚也相差无几，比如购买假币罪和出售假币罪，刑罚完全一样。只有拐卖妇女、儿童罪与收买妇女、儿童罪对共同对向犯的刑罚相差悬殊。

同时，当前法律对于买人的制裁力度甚至比买动物还要来得轻缓。刑法第241条规定，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而对于捕猎、买卖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处罚，则要有力得多。

刑法规定，非法捕猎、杀害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或者非法收购、运输、出售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甚至，购买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最高也可能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罗翔指出，在法定基本刑方面（法定基本刑：根据我国刑法规定结合犯罪构成对被告人应当判处的最低刑罚），单纯的购买妇女、儿童与购买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存在严重罪刑失衡。这样一来，不免有“人不如猴、人不如鸟、人不如物”的意味，无论如何都会让人对法律的公正性产生怀疑。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车浩认为，收买被拐妇女罪的收买行为本身，的确只有最高3年的基本刑。但是，收买之后极高概率甚至是必然伴随实施的各种行为，都是法定刑极高的重罪。

因此，如果全面地评价收买被拐卖妇女的行为，不能仅仅着眼于第241条第1款本身，片面地评价成一个轻罪，而要结合第241条的全部条款综合评价成一个重罪。

整体来说，违背女性意愿的“买媳妇”行为，几乎是天然地内含了强奸罪、非法拘禁罪、故意伤害罪等重罪的内容。在这个意义上，收买被拐妇女罪，甚至可以被评价为是强奸罪、非法拘禁罪、故意伤害罪等重罪的预备犯。在这种情况下，将收买被拐女的行为单独定罪，无论行为人是否实施后续的重罪行为，这已经体现出对收买行为的提前惩罚和从重打击。

中国政法学院大学副教授黎敏对车浩的观点提出质疑，认为车浩将收买被拐女罪犯罪性质的特别之处聚焦定位在：买方与被拐对象必然发生性关系及由此衍生强奸、非法拘禁、故意伤害等伴随行为，而单纯的收买行为本身不应成为评价收买被拐女罪社会危害性大小和罪质的核心要素。

黎敏认为，收买行为本身具有极大的社会危害性，收买行为本身的罪质已经非常独特，罪恶性非常深重。面对顽固强大的愚昧观念和渐成自然的收买陋习，立法不能给价值相对主义留有任何余地，而应通过严厉的刑罚配置表明态度。妇女的自由与尊严不可侵犯不可物化不可买卖，作为绝对道德律令，诚然不可能在短期内彻底完满地得到实现，但无论如何它们始终应该是刑法教义学、法律经济学、法律社会学都要拱卫的重叠共识。

采集丨60% 晨曦 阿爬 安吉拉 Dream

编辑丨安吉拉 阿爬 驼驼 晨曦  达生

排版丨Nana

视觉丨Nana

校对丨Nana

刘文利性教育工作组 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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