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可以不这样吗？
今天是母亲节，你是否也在各大平台的母亲节促销活动中，挑选了一个礼物送给妈妈？或者在微信送上一个大红包，再加上一句：“妈妈，母亲节快乐”？
而今天过后，妈妈和你或许又会回到各自的轨道——依旧辛苦的母亲和她的孩子们。
长久以来，我们对母亲的表达都生硬地停留在对她们的“功绩”的感谢与赞扬上。每一句“您辛苦了”背后，都藏着一份 “牺牲感”。这种感觉难以言说，但却真实存在。
妈妈，应该怎样？
去年的中秋档电影《关于我妈的一切》，讲述了“完美母亲”季佩珍的故事：她操持家务、照料家人、相夫教子。即使面对孩子的不理解，生活的不如意，她也生活积极向上，对待家中一切事务勤勤恳恳、甘之如饴。她坚强、乐观、任劳任怨——她是母亲、是妻子、是儿媳，可唯独不是她自己。
但是，母亲，可以不会做饭吗？母亲，可以不母乳喂养吗？母亲，可以选择事业吗？……母亲可以追星吗？
“完美母亲”的生活，真的甘之如饴吗？妈妈，可以“不完美”吗？
油画作品《消失的妈妈》
（图源：微博@胡顺香）
“越是伟大的妈妈，越受到社会的惩罚”
像《关于我妈的一切》中，这样的母亲形象数不胜数。片名是“我妈”，讲述的却是母亲与各个家人之间的故事：女儿李小美不满她的事事管教；丈夫工作失意需要她出面解决，婆婆患有阿尔兹海默症，她要照顾婆婆的一日三餐、生活起居……
在传统的叙事设定中，母亲总是与家庭挂钩，好妈妈们都有一个核心的特点：围着家人转。
电视剧《我们的婚姻》截图
（图源：网络）
其实，这就是典型的“母职惩罚”。
英国作家蕾切尔·卡斯克在生育后，写下非虚构作品《成为母亲：一名知识女性的自白》。“母职惩罚”一词就出自于此。这本书的字里行间，充满了作者初为人母的挣扎、矛盾、痛苦与困惑。
她描写了女性怀孕、生育后身体和精神上的变化。这些具身体验让蕾切尔意识到：自己的身体正在从私人身体变为被持续监视、被规训的公共场所，社会角色意义上的女性也从公共领域逐渐被迫退居到私人领域。[1]
在更广泛的语境下，“母职惩罚”包括了职业女性由于生育在招聘、薪酬、工作经验等方面所面对的系统性弱势处境[2]，以及女性由于生育带来的精力耗损、身体损害、产后抑郁等生活方面的种种问题。
这些现象在生活中屡见不鲜。当今社会中，女性一旦成为母亲，就会在职场中面临各种难题，比如薪资减少、失去工作岗位、遭遇隐性偏见等。而同时，女性还被要求必须平衡事业和家庭，每日疲于奔命，劳累不堪。
而当部分女性因为生育离开职场，成为全职妈妈的时候，她们的劳动价值又会被严重低估。全年无休的高强度劳作，却没有任何薪水，有时甚至无法得到家庭和社会的认可，被视为“闲在家里”“很轻松”“不就是带个孩子”吗？[3]
（图源：电影《关于我妈的一切》豆瓣影评截图）
在《关于我妈的一切》里，母亲最后得到了“理解”。晚年，季佩珍得了癌症——全家人都悲痛万分，最终明白了母亲的伟大与不易。可是，正如复旦大学家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沈奕斐曾在演讲中说：“越是伟大的妈妈，越是受到社会的惩罚。”
现实中，更多的妈妈们像季佩珍一样，在家庭关系的协调、亲子代际的磨合和生活琐碎的操劳中，疲于应对、无法脱身。
如果我们忽视这些真实的困境，对母亲的境遇与权利闭口不谈，而只是利用亲情去粉饰生活的磨难，去歌颂近乎完美的母性——那这样的歌颂，并不能代表母亲们的声音。
从“母职”缝隙中逃离的自我
当妈妈们被期待有更多的责任感、更加无私时，她们成为自己的可能性就越少。
可尽管是最尽职尽责的母亲，也会在某个时刻想起被遗失的自己。
《俗女养成记》第二季中的奶奶李月英，老年的一次生日后突然决意要独自搬出去住一段时间，不顾家人孩子的劝解挽留，不顾邻里街坊的闲言碎语，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只是想出去独自生活一段，去吃她做姑娘时最爱的酸酸干干的番茄炒蛋。
《俗女养成记》第二季剧集截图
（图源：微博@果栗陳|）
我们的生活中，大部分女性都是李月英，家庭平淡幸福，儿女孝顺体贴。人生的大半辈子里，她们是妻子、是母亲，她们隐藏起不被允许看到的自我。可是，这不代表她们没有自我。
当李月英的老伴战战兢兢地来问她，是否会跟他回家，月英答道：“当然了，结婚之后我哪还有家？”即使在琐碎冗长的生活中得以片刻喘息，终归，她还是要回到现实的母职身份中。
这是我们上一代母亲的样本。在漫长的母职牺牲与自我奉献的规训里，一代又一代女性走进了母亲这个伟大的角色，“扮演”着被约束、被构建出的母职身份。
当我们不断地戳穿母职的面纱，社会观念也终于开始变化。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大家开始对牺牲文化抱有警惕，对个体价值更加重视。比起全心全意为别人活，我们更期待看到闪光的个体。
《你好，李焕英》电影截图
（图源：网络）
之前大热的《你好，李焕英》，同样讲母爱，这部电影却不仅在塑造母亲，还向观众展示了李焕英这个人本身。
李焕英不再只围绕着丈夫、婆婆、孩子生活，剧中的贾玲也不再以孩子的视角看母亲，而是以朋友、以平等的个体为视角，带着我们看见李焕英——一个鲜活的、真实的存在。
在社会舆论的对垒中，母性价值与母职惩罚总是成为互相对弈的两端。社会不断渲染母职赞美，也有许多声音在谈论母职剥削，但是，这两者对母性的注解都无疑把母亲推向被动的角落。
这两者的对弈最终会回到一个起点：究竟，什么是母性？
母性与母职，是天性还是枷锁
此前，豆瓣上有一个帖子叫“生育之后我才真正开始了女性主义的思考”，题主是一个90后新手妈妈。在谈及自己孕产前后的心态变化时，她说道：
“作为一个刚生了孩子的母亲，我个人对母性和母职的体验，既没有男权所描绘的与生俱来的玫瑰色光环，也无法认同母职是社会构造的结果，因为我无法忽视自己对这个长得越来越像我的小家伙发自内心的爱意，愿意为他付出时间和精力。”[4]
这就是生理学上所指的“母性行为”，它指的是哺乳动物从怀孕到生产，以及产后对幼崽的哺乳和护理这个过程中，母亲通常承担着亲代养育的主要责任。
不同于之前所谈到的社会建构的“母职”，母性行为从发生到功能执行，同时受到源于自身的动机驱动与环境刺激的诱发驱动，并伴随着复杂的神经调控。
由于成为母亲的过程存在巨大的生理改变和心理压力，在生育后，女性会因激素水平的变化在大脑结构上产生不可逆的改变。
这种生理上的变化，使得母亲们自发地想要为孩子付出更多，她们会在孩子身上投注更多的心力、对孩子的哭声更敏感、更关注孩子的一举一动，产生一种类似于应激性的母性行为。[5]
纪录片《母性科学》截图
（图源：网络）
不过，“母性行为”在每一个人身上的表现因人而异。即使在同一种情况下，不同的人也会出现不同的反应。
有些妈妈一旦听见孩子哭会产生怜悯，会想方设法地找到孩子哭声背后的需求；而有些妈妈会对孩子的哭声感到恐惧与绝望，不知所措也无法应对。
对于成为母亲的种种，有人甘之如饴，也有人负重不堪。
而母性与母职的关联是：男权社会认为女性有与生俱来的生育能力，承担孕育与哺乳的主要责任，母性是天生而来，而母职是女性的天职。
这种观念遭到了女权主义者们的强烈抨击，波伏娃说，“母性是使女人成为奴隶的最有技巧的方法”；提出“人造子宫”的费尔斯通也认为，男女有别并不必然导致男女对抚育下一代的分工，而“生育机制是女性受压迫的根源”。
诚然，在权力斗争的话语体系中，父权制与女权主义都要为自己的权力阵营站台，但是无论是进行母职赞扬的男性，还是提出“生育是压迫”的波伏娃，都没有真正地经历过生育。
而对于“母性”而言，如果说生育是女性独有的与生俱来的能力，“母性”就是妇女与生俱来的特性。它只有经历过生育的女性才能体验，它不会因生育带来的“剥夺”而贬损，也不会因男权制的母职赞美而变得更加神圣。
没有完美的母亲，只有真实的母亲。当我们看到每个人的独立性之后，我们应做的是，不要用任何立场来绑架她。
就如同独立女性不该被任何标签绑架，母亲也不必被任何声音左右。因为是软肋还是铠甲，是嘉奖还是惩罚，只有妈妈们说了算。比起“扮演”一个母亲，更重要的是，每个女性都有权选择成为真实的母亲。
日剧《坡道上的家》截图
（图源：微博@盐系对对碰）
结语
近年来，我国生育意愿持续走低。以育龄妇女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为例，2017年调查时为1.76个，2019年为1.73个，到2021年调查时则已降到1.64个。[6]
与此同时，生育给女性带来的困境也不断成为社会讨论的议题。在过往的认知偏见中，我们默认了母爱的牺牲性、剥夺性，便理所当然地摆出愧疚与感激的姿态。
这份偏见不仅禁锢着女性成为母亲以后的模样，也禁锢着孩子对母爱的幻想与期待。
日剧《我，到点下班》截图
（图源：网络）
而只有当我们承认每个人的自我价值之时，我们才不会苛责不完美的妈妈，才不会害怕成为不完美的母亲。
妈妈，可以不会做饭，也拥有发展事业的机会，也可以追逐自己喜欢的事物。
如果社会环境还不允许妈妈们成为自己，那么作为儿女，你仍然可以从身边开始做起：更多地承担家务、不要把母亲做的事当作理所当然、尊重母亲的爱好与事业。
除了“妈妈，您辛苦了”以外，请告诉妈妈们：
“妈妈，你怎样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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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怎么看母职与母性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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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5月9日晚20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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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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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丨柚子
编辑丨小毁 晨曦 达生
排版丨小伏
视觉丨噜咔
校对丨Fauna
刘文利性教育工作组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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