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退休了，我的藏书怎么办——一位日本学人的“敝帚自珍”
本文作者与译者的合影：夫马进（右）为京都大学名誉教授，译者赵晶是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副教授
作为文学部的教员，退职时该如何处理此前一直置于研究室的自有书籍，这或多或少都是令人头痛的问题。对我而言，大学研究室是战前的建筑，十分宽敞，所以收藏了大量的书籍。曾经莅临研究室的前辈们屡屡询问：“退职之后，这么多书该怎么办？放哪里呢？”作为国立大学的普通教员，谁都可以想象得到，我们是无法拥有带有书库的豪宅的。
习惯于将所有麻烦的事情都往后推的我，在退职前一年总算开始着手来解决这个问题。以前因为孩子长大了，我们就从宝池搬家到现在的一乘寺。宝池的家占地面积不大，如果为出售而建造住宅（日本区分两种住宅，这里提到的为出售而建造的住宅并无确定的买家，出售者使用的是便宜的建筑材料；而另一种房屋则已有买家，且根据买家的设计进行建造——译者注），也卖不了多少钱，所以一直都握在自己手中。将一楼的全部和二楼的三分之一用作书库，二楼再追加一间小工作室和会客室即可。2013年1月上旬，我用尽了极为微薄的存款进行装修，3月下旬就把书籍搬入新的书库，二十多年来悬而未决的难题就此解决。
书籍大致上架完毕，我自己重新开始了工作，此时心情颇佳。从会客室看到的后山，也在几株樱花花开落尽之后，呈现出一片新绿，十分美丽。最令人高兴的是，在大学研究室，为了确保收藏容量，我在靠墙书架的内外两层都放了书，所以并不清楚内层有哪些书，它们大部分处于闲置状态，而在新书库，这个问题就基本解决了。
心情愉悦的我把这里称为宝池山庄。将这个从叡山电车宝池站出发、步行一分钟可到的地方称为山庄，或许会有人觉得奇怪。但是陶渊明不也曾吟诗“结庐在人境”，城市人夏目漱石不也自称为漱石山人吗？
在宝池山庄中，并没有一本像内藤湖南恭仁山庄所藏那样的国宝级书籍——我完全没有搜集珍本的兴趣。所有的书都是为了自己阅读而收集起来的。这次将书籍放置到书架上时，我注意到由复印件与照片装订成册的书实在太多了。如果要说宝池山庄的藏书有什么特点，无疑就是这批资料了。尤其是大量汇集了中国公益事业团体善会善堂印制的、被称为征信录的年度报告书的复印件，几乎没有一册是原本。知道我在持续研究这个主题的上海友人曾在旧书店购入几种征信录相赠。然而，这些书几乎不为公共图书馆所藏，所以我将原本转送给了文学部图书室，自己只是收藏复印本。对于被称为燕行录的朝鲜士人的北京旅行记，或是日本士人迎接朝鲜通信使而写下来的笔谈记录之类，我所收藏的基本上也都是复印件或照片。有关清代诉讼审判文书与讼师秘本这类诉讼指南，我应该是现今世上持有量最多的人，当然所持也全都是复印本。藏书之中，凡是市场上销售的影印本与活字本，基本上没有使用过的痕迹，品相良好，一如新书，而复印本则经常标记红点、写下批注。
2013年6月中，我获得了时隔三十年再访天一阁的机会。天一阁是创建于明代嘉靖年间即1560年代的藏书楼。由于科举制度与均分继承制，豪门大族难以维持，加上中国频繁遭遇大的战乱，作为现存的个人藏书楼，天一阁显得格外古老。我很早之前就读到过黄宗羲的《天一阁藏书记》，其开头部分有以下这句话：“读书难，藏书尤难，藏之久而不散，则难之难矣。”
对我而言，这就完全不同了。因为所藏之书中根本没有贵重的书与珍本，所以黄宗羲所说的“难之难”（即藏书在任何时候都不散佚）等都不是问题。我平常就跟妻子说，在我死了之后，就请废纸回收业者来，付一点钱，让他收走这些废纸堆。想不起来有什么为了购入珍本而到处奔走的事情，目前也不用担心因战祸而毁损或虫蛀的问题，所以没有什么“藏书之难”。目前面临的“一难”是，我该如何从迄今尚未得到充分交流的“书朋籍友”的身上汲取更多的养分，这无疑只是“读书之难”而已。而且就史料来说，根据研究者的提问能力，就会得出各种不同的答案。我过去经常阅读复印本，再重读几遍也是有必要的吧。
搬迁完藏书的我，现在正直面这个“难之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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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2019年7月11日《文汇报 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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