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11月，为满足革命战争对医务工作者的大量需求，中央军委总军医处处长贺诚提出创办军医学校的建议，中央军委很快予以批准，任命贺诚兼任校长并负责学校的筹备工作。同年11月20日，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军医学校———中国工农红军军医学校在瑞金宣告成立，红军总司令朱德、总参谋长叶剑英亲自参加开学典礼。朱德在开学典礼的讲话中指出：“中国工农红军已有了很大发展，但医务人员缺乏，必须培养自己的红色医生。”并勉励学员“要学好本领，为红军服务。”贺诚在开学典礼的报告中传达了毛泽东同志对办学工作的亲切关怀，强调了毛泽东为学校确立的关于培养“政治坚定，技术优良”的红色医生的办学方针。 

学校从红军中招收25名学员作为军医学校的第一期学员。这些人中有3人后来成为新中国的将军，他们是张汝光、游胜华、刘放。其中，游胜华在抗日战争期间曾协助白求恩工作，被白求恩称为“我最好的外科医生”。军医学校在瑞金办学期间共招收了9期学员。 

中国工农红军军医学校的成立，结束了中国共产党没有自己的专业医学教育机构的历史，中国工农红军军医学校从此跟随共产党成为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重要力量。

红军军医学校自成立之日起，就一边办学一边担负救护任务。当时的学习环境和中国革命的形势一样十分艰苦，但是革命必胜的信念时时激励着师生们，不论是教员还是学生，都义无反顾地投入到战斗和学习中。1932年10月，中央军委改军医学校为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学校。1933年8月，学校合并了红色医务学校。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做出战略性大转移的决定，开始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红军卫校10月中旬从瑞金随军出发。 

长征初期，卫校每位师生背着二十多斤重的书籍、行李、器材、枪支弹药等物品，每天要走八九十里山路。没有时间上课，学员们就把习题抄在纸上，挂在背包上，让走在后面的同学学习。 

为适应行军的需要，学校将军医九期和调剂班、看护班学员分散到各部队参加工作，军医六、七、八期学员和教职员则编成教导队，随总卫生部行动。行军途中，过湘江前后，战事迭起，师生们都投入到紧张的战地救护工作中。行至黎平，红军进行整编，又陆续有红军卫校部分学员被分配到部队做救护工作；另一部分师生则被分配到隶属中央纵队的干部休养连，教员做医生，学员当看护。 

1935年1月，党中央召开了遵义会议。这时学校召回了分散在部队的学员，集中进行学习，特别是对行军中的卫生勤务及有关急救知识进行学习和总结。不到一周，学员又分散到部队中随军长征。 

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地区会师，党中央决定兵分两路继续北上陕甘地区，以迎接伟大的抗日民族革命高潮。毛泽东主席率领的右路军穿过茫茫草地，进入陕甘地区，于10月到达陕北吴起镇。随左路军行军的卫校师生利用松岗地区比较稳定的环境，召回部分学员重新组成军医第六期，在松岗大喇嘛寺复课。复课后环境相当艰苦。师生们住牛棚，睡草窝，穿羊皮，打草鞋，借用藏民的牛棚或露天上课。当初从江西出发的一百多名师生中的许多人，在行军途中为革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彭龙伯校长、李延年教员就是先后在长征中光荣牺牲的。1936年，军医第六期在长征途中的四川芦霍地区毕业。 

红军卫校师生随军参加了长征的全过程。师生们不仅完成了行军任务，同时边行军边办学并且担任救护工作。特别是军医六期学员在长征途中毕业，创造了我党我军医学教育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壮丽篇章。 

1937年，学校迁至延安附近的闫店子，同年3月中旬第八期在此毕业。毕业典礼上，朱德总司令再次指示：“到前线去，好好为革命服务。”1938年3月，学校迁至延安南面的张村驿。同年秋，边区政府从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和青年训练班动员八百多名知识青年到卫校学习，为卫校增添了新生力量。 

从军医学校建立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的六年中，为红军培养了三百余名各类医务工作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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