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曾经伫立，现在也还在这里——关于流行病文学的阅读和思考
圣塞巴斯蒂安是基督教艺术中的圣徒形象之一。他原本是古罗马禁卫军成员，在3世纪时因信仰基督教而被戴克里先皇帝下令乱箭射死。古罗马曾多次发生大瘟疫，传说第四次大瘟疫中，人们敬捧着圣塞巴斯蒂安的圣骨游行并虔心忏悔，大瘟疫因此得以遏制。因此，14世纪黑死病席卷欧洲时，圣塞巴斯蒂安被尊为“瘟疫主保”。他在文艺作品中常被描绘成遭乱箭射穿的形象，深受黑死病之苦的人们，把疾病的随机性和圣塞巴斯蒂安身上的乱箭联系起来，因此，这位圣徒的形象和他身上的箭镞更加引人共鸣。
画面上方，向神祈求的圣塞巴斯蒂安
正如约翰·凯利（John Kelly）在关于黑死病历史的著作 《大死亡》（The Great Mortality:An Intimate History of the Black Death,the Most Devastating Plague of all Time）中所表达的，对许多欧洲人来说，瘟疫被视为乱箭般的惩罚。
流行病也消解了信仰的力量，约翰·哈特彻尔（John Hatcher）在《黑死病》（The Black Death:A Personal History）中写道，许多人“听天由命”，因为“命运落在何处”，就像射向圣塞巴斯蒂安的箭一样难以预测。
而在医学史家罗伊·波特（Roy Porter）笔下，14世纪的黑死病不但给人们留下长久的阴影，也留下一些延续至今的文化元素。根据他在《理性时代的肉身》（Flesh in the Age of Reason: The Modern Foundations of Body and Soul）一书中的研究，今天的万圣节装饰、海盗文化中的标志等，都是一种纪念，纪念人类曾经在疫病大流行中的悲壮抗争。
15世纪瑞典教堂画家阿尔伯特斯·皮克托（Albertus Pictor）在斯德哥尔摩一处乡村教堂留下了主题为“与死神对弈”的壁画。这是导演英格玛·伯格曼（Ingmar Bergman）1957年的电影 《第七封印》（The Seventh Seal）的灵感来源。电影讲述了骑士布洛克与黑衣死神对弈，过程中回顾了他在瘟疫蔓延的欧洲大陆的经历。影片同时呈现了命运之手的操弄、人类的挣扎和幸存，更重要的是提醒我们，在命运的棋局中，人类并非时时是高手，相反，有时候面对的棋局非常糟糕。
《第七封印》剧照
流行病文学可谓文学中的一大传统，其意义并不仅仅在于记录恐慌、绝望等体验，还在于表现人类的“绝地反击”。最著名的瘟疫文学之一是薄伽丘的《十日谈》，讲述了几名意大利青年男女在佛罗伦萨郊外躲避传染病，用讲故事的方式度过十日。这些故事看似低俗，却是一种自我疗愈，青年感到命运和大自然的无常，也意识到宗教的无力，这些口无遮拦的故事意味着挣脱中世纪宗教的枷锁，而《十日谈》也成为文艺复兴运动的渊源之一。
杰克·伦敦（Jack London）的小说《猩红瘟疫》（The Scarlet Plague）则表现人类面对流行病的杀伤力时仍然竭尽所能追寻文明的连续性。小说的主人公、英国教授詹姆斯·史密斯（James Smith）回忆起2013年在伦敦暴发的被称为“红死病”的出血热，这场瘟疫迅猛发展，消灭了全世界绝大多数人口。大约60年后，史密斯回忆起红死病以前曾有过的复杂的人类文明，一时难以分清那是真实的过往还是脑海里的幻觉。伦敦写道：转瞬即逝的人类系统像泡沫般消失，人类在地球上的辛勤劳动简直就是泡沫。
《猩红瘟疫》故事直到遥远的2073年才结束，同一年，玛丽·雪莱（Mary Shelley）的流行病故事《最后之人》（The Last Man）徐徐铺开。小说的主角莱昂内尔·韦尔尼（Lionel Verney）在2073年全球流行病中幸存，成为了“最后的人类”。他独自留在荒凉的世界上，只有荷马和莎士比亚的幽灵与之相伴，只能对着空无一人的观众席侃侃而谈。但文学的意义正树立于此：微生物和细菌无法抹去人类的存在，人类的声音会始终回响在大地上。
关于艾滋病危机的经典文本之一是托尼·库什纳（Tony Kushner）的戏剧剧本《美国天使》（Angels in America:A Gay Fantasia on National Themes）。《美国天使》糅合了20世纪初犹太移民问题、麦卡锡主义、同志社区对抗艾滋病的努力等丰富主题。剧本的洞察力体现在，认识到了美国社会中流行病与政治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治疗的权利和医疗资源的分配都无法躲开政治博弈。库什纳写道：“美国没有神，没有鬼怪，没有精神上的过去，只有政治，而欺骗者却在不可避免的政治斗争中回旋。”流行病的悲剧色彩在这部作品中格外浓重——处于生命顶峰的年轻人可以被自己的肉体谋杀。
相似的关怀在兰迪·希尔茨（Randy Shilts）的艾滋病经典著作《世纪的哭泣》（ And the Band Played On: Politics, People, and the AIDS Epidemic）中也有。希尔茨的写作与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在《瘟疫年纪事》中的手法相似，以科学理性的叙述传递流行病的杀伤力。里根总统的新闻发言人曾公开嘲笑艾滋病为“同性恋瘟疫”。《世纪的哭泣》中最令人痛心的结论之一恰恰是：艾滋病流行中不可逆转的悲剧在于，美国关注到这种传染病时，为时已晚。希尔茨在写作期间接受了艾滋病检测，他为了保证写作的客观性，直到全书完成以后才让医生告知其检测结果——不幸为阳性。他于1994年死于艾滋病并发症。无论如何，《美国天使》《世界的哭泣》等作品都清醒客观地记录了这种流行病最初几年的发展态势，尤其是在旧金山同性恋社区的爆发。
关于流行病的小说还可提到迈克尔·克莱顿（Michael Crichton）有关虚构病毒的《天外细菌》（The Andromeda Strain）、罗宾·库克（Robin Cook）关于加州埃博拉疫情的《暴发》（Outbreak），以及斯蒂芬·金（Stephen King）的《末日逼近》（The Stand）。尽管都是虚构作品，但其中对于疾病的反思仍具有严肃的意义。《末日逼近》的故事中，因为一次差错，致命病毒流出并迅速扩散，几乎导致美国的崩溃。金的写作有着中世纪传统，通过喉咙痒、流鼻涕以及咳嗽等症状的不断描述，呈现的是对于疾病和人类关系的深入思考——生命就像一个轮子，无人可以稳稳地久立其上。
罗伯特·凯克曼（Robert Kirkman）的小说《行尸走肉》（The Walking Dead）、乔治·罗梅 罗（George Romero）的 经 典僵尸小说等，同样受到读者喜爱。但是，这几部小说无疑充满了美国式的幻想，即可以看似很爽地任意攻击他国。流行病文学应该带来的启发显然不止这些。我们要深思的，除了人类的抗争本身，还应该包括生命的偶然性，以及人类文明的脆弱。后者正是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中的思考。病毒就像商品一样，可以在全球化的世界中自由移动，吊诡的是，恰恰是病毒的自由流动影响了全球供应链的稳定和商品的流动。
流行病文学也提醒人类“疾病始终与我们共存”这个亘古命题。加缪的《瘟疫》描绘了疾病肆虐的阿尔及利亚奥兰，作品极力呈现病因的难以捉摸、感染的任意性以及得病的随机性。由此，我们必须面对这样一个现实：尽管人类看似自然的主宰，但并非这个世界的主人。中世纪的艺术和文学充满宿命感，比如，鼠疫蔓延时，没人知道谁会第一个罹难，谁会是最后一个倒霉蛋。当黑死病席卷欧洲时，无人能置身事外，才华横溢的雕塑家、诗人、哲学家，腰缠万贯的银行家，病毒对他们的攻击，不分对象，不问贫富。当代小说也试图呈现类似的视野：在一声咳嗽之后，财富、权力和声望，全部微不足道。流行病文学最终的立意在于：提醒我们世界并不只属于人类，但在这个时而也被流行病统治的世界上，人类曾经伫立，现在，也还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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