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林伯格：看画要看得足够多，才能分辨出艺术的优劣
艺术批评家克莱门特·格林伯格1909年生于纽约一个立陶宛裔犹太人家庭，1994年在纽约去世。
格林伯格的文风慷慨激昂。自1940年代以来，他在艺术批评界的影响力相当大。他的工作以评价抽象表现主义，尤其是波洛克的作品而著称。他“制造”了一批天才画家。
格林伯格影响了人们对现代艺术的理解——正是他提出，现代绘画本质上与传统一脉相承。
1983年11月20日，在格林伯格的纽约公寓里，他与查尔斯·哈里森和特里什·埃文斯进行了如下谈话。
《文汇学人》节选第一部分，一起看看格林伯格是如何转向艺术的吧。
第一部分
克莱门特·格林伯格：我在一个只崇尚社会主义的家庭中长大。因受到意大利歌剧和俄罗斯小说文化的影响，我父母认为成为一个知识分子将至高无上。在我上大学一年半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我只想玩得开心。我的学习成绩很不错，所有科目都没有问题，但我不在状态。有一天下午，我在联谊会会堂那个烂地方打了个盹，然后睡醒。我在地板上拿了一本英国浪漫主义诗人选集，偶然翻到了《夜莺颂》：
我在黑暗中里倾听，多少次
我几乎爱上了静谧的死亡
我想，天啊，这简直妙不可言。
这听起来太戏剧化了，但这就是问题所在。这听起来像是后来编的。但事实就这样，从那时起我就开始对此非常感兴趣。那年我离开了联谊会的屋子，变成了一个埋头苦读的学生。从那时起，我就成为游泳队里一名糟糕的游泳运动员，但我一直坚持，直到我毕业。我对文学的兴趣比其他任何事情都要浓。我在高中时就已经学过法语，并且学习了德语和意大利语。
特里什·埃文斯：那么，你是如何转向艺术的呢？
我曾经是个神童。我大约画了五幅写生，像照片一样逼真。在家里，他们并没有把我当回事，因为他们认为他们的孩子做的任何事都没有什么了不起。最后，我父亲把我的一些画给了他的一个设计师看，那人说：“你应该把这个男孩送到艺术学生联盟里去。”他还推荐了理查德·莱希这位老师。那时我才十六岁，高中毕业后，我每周有三天晚上要从布鲁克林去艺术学生联盟学习。在那里，我生平第一次看到了裸体的女人。后来我父亲说：“如果我知道你要从裸体女人开始学画画，我就不会让你去。现在已经为时已晚了。”这位出色的老师，理查德·莱希，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风景画家，他看着我的画问：“你打算做什么？”然后我说我要上大学。“我不打算去读艺术学校。”我记得他说：“乔治·贝娄斯去上了大学，这并没有妨碍他的天赋。”
十七岁那年，我上了大学，不再去艺术学生联盟，尽管我仍然痴迷于画画。最后注意力全部集中在文学作品。我对艺术的关注很少，尽管我去的雪城当时有美国最好的艺术部门的工作室。这是第一所可以获得绘画和雕塑学术荣誉的大学。大学毕业后，我为父亲工作了一段时间，最终在公务员和海关服务部门找到了一份工作，成为葡萄酒和白酒部门的一名职员。
在那里我开始写作，因为我有自己的办公室，还有很多空闲时间。1939年，我在《党派评论》发表了文章。那篇文章写了布莱希特根据《三便士歌剧》而创作的小说。后来，我写了一篇叫作《先锋派与庸俗艺术》的文章。1940年，我成了《党派评论》的编辑之一。我们总共有五个编辑。我可以在《党派评论》上发表自己的主见，并获得发表。我在《国家》发表了艺术批评。我认识了玛格丽特·马歇尔女士，她是我背后的支持者，（我把《艺术与文化》献给她）。当时《国家》的艺术评论家们去度假了，我说想试一试。然后，我留了下来，除了在军队服役一年之外，一直待到了1949年。从那时起一直到1955年，我断断续续地为《党派评论》撰写文章。（1942年，我从《党派评论》辞职了。）
查尔斯·哈里森：《先锋派与庸俗艺术》这篇文章读起来像是深思熟虑的成果。它说了一些非常具体的关于什么是艺术的东西。
从1936年开始，我就已经重新审视艺术了。基于布莱希特的影响和高雅艺术创作的使命，我开始构思《先锋派与庸俗艺术》这篇文章，思考高雅艺术在当时明明能够被广大公众接受但却没有，而且不能被那样做的原因。一本德国移民杂志引发了一些事。我把这本杂志放在了某个地方，我大约每五年左右就找来读一读。但最重要的影响来自布莱希特。直到四十年代末，汉娜·阿伦特来到这里，我才听说了本雅明。尽管本雅明没有给我太多的启发，但我很佩服他。接着，我给Ｔ.Ｓ.艾略特《文化定义的札记》写评论，随后放弃了这个话题。关于文化和大众的问题，我没有什么可说的了。（我讨厌“大众”这个词。）我对这个话题思索了三年甚至更久，《先锋派与庸俗艺术》是我思考这个问题的成果。
埃文斯：你在什么阶段与艺术家们有直接的联系？是四十年代初吗？
我认识李·克拉斯纳，哈罗德·罗森伯格和梅·罗森伯格。我遇到了德·库宁。我认识戈尔基和其他一些人。我在汉斯·霍夫曼的学校附近闲逛。在1937年和1939年，如果你想谈论艺术，那是唯一可去的地方。我在1936年、1937年左右去上了联邦艺术计划的艺术课，那里有免费的模特。我每周大约去两次。我重新回到了人物素描。
我在海关鉴定服务商店外遇见了波洛克。李和波洛克站在人行道上，这位先生戴着一顶灰色的软帽，穿着一件漂亮而得体的灰色外套。她向先生介绍我，说道：“这家伙将会成为一个伟大的画家。”他有张坦率的脸。这是我唯一一次见到他戴一顶帽子；他看起来比我更令人尊敬。随后我在军队里服役了一年。复员回来后，我看到了杰克逊在1943年的第一次展览。我对这次展览印象深刻，我在《国家》上给它写了评论，但并没有因此而感到兴奋。过一段时间后，1943年底他为佩吉·古根海姆的公寓门厅画了一幅便携壁画。它现在收藏于艾奥瓦荷大学。这幅作品不断地重复着自身，我觉得它很棒。从那以后，我们成了更加亲密的朋友。
我辞职离开《国家》杂志社，不是像很多人那样是出于政治上的原因。我觉得自己的评论作品已经足够多了。从那时起，我偶尔会为《党派评论》写评论。在这段时间里，我不再写评论了。
1945年，我找到了一份工作，在美国犹太人委员会出版的一本名为《当代犹太人档案》的杂志社上班，这本杂志后来变成了《评论》。我一直为《评论》杂志社工作，直到1957年我被解雇。原因无关紧要。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为任何人工作。我在1956年结婚了，我的第二段婚姻。
哈里森：你难道不认为自己从某一种意义上来说是一名批评家吗？
我想从一开始就这样想。或者说，我认为自己并不是一个批评家。作为一个批评家，我感到某种自信，因为我觉得自己可以和艺术家做同样的事情。虽然并没有那么好，甚至一点也不好，但是我知道它内在的原理。
埃文斯：你是否觉得艺术批评家应该……
这里没有“应该”。一个艺术批评家应该有眼光，其他没什么好说的。
埃文斯：但是你认为它有助于艺术批评家对绘画实践形成一些看法，是吗？
我真的不能这样说，因为像格拉夫这样伟大的批评家根本就不会画画。另一方面，像罗杰·弗莱这样伟大的艺术批评家懂得画画，而且我认为他的绘画水平比大多数人所认为的要高。
埃文斯：但是你认为这对你有帮助，是吗？
这让我有了一定自信，否则，我本不可能有这种信心。
哈里森：如果说艺术批评家应该有“眼光”，而你说你作为一名艺术批评家很有信心，因此在这点上你一定非常自信，因为你确实有“眼光”。
独具慧眼。正是在被抽象派艺术吸引之后，我才有了眼光，然而，1937年以前，我并没有理解它。我曾经接触过抽象派艺术家，但是直到1937年，我才真正开始欣赏抽象画。
哈里森：你是怎么做到的？
看画要看得足够多。我在现代艺术博物馆里偶然发现了保罗·克利的《唠叨的机器》这样的作品。上帝啊，你知道，它原来就在那儿。我曾经试着像他那样画画，但我最终放弃了抽象艺术。它对我来说无趣得很。我没有认真对待的风景画、人物画，它们却很有趣。抽象画无趣。但是，我意识到自己可以看懂抽象艺术，可以分辨出优劣艺术之间的区别，并对优秀的艺术感到震惊。对于非抽象的艺术道理也是一样，就是你看得足够多就行。人们问我：“你怎么分辨出抽象艺术的优劣？”我会说：“和你分辨拉斐尔作品之间的好坏的方法一模一样。”它们本质上是一样的，当然如此！
埃文斯：你如何看待艺术批评与文学批评之间的关系？
我没想过这个问题。我认为艺术批评更加艰难一些。它更难写。文学批评是否比艺术批评更容易？我想不是。它似乎更容易让人信服。
埃文斯：你如何看待艺术评论家在艺术界的作用？
该死的问题！我每次都被问到这个问题，这就不值得问。艺术批评家来回答，好吗？他来回答。
埃文斯：那么批评家的批评意见和其他人的指点意见有什么区别呢？
批评家应该更努力，试图看到更多东西。可能要反映更多。还有一点恐怕是批评家把自己的批评意见公之于众，而其他的一般人则不需要。
埃文斯：为了使他的指点公之于众，或者发表出来，批评家需要在某种程度上证明它的合理性吗？
好吧，正如康德所指出的那样，你无法证明你的审美判断。你无法证明它们。当涉及艺术、文学和音乐时，就价值判断而言，你无法证明任何东西。
埃文斯：你什么都无法证明，但你可能需要辨明它的合理性。
你用了一些形容词，然后含蓄地说，“你自己去看看吧”。如今皮奥里亚的人们的确不可能这么容易来到纽约，这真令人沮丧。在文学和音乐可以复制的情况下，你可以要求读者自己去阅读，听者自己去聆听。但是由于我不相信视觉艺术的复制品，也不相信他们，所以我感到一种束缚。
马奈，《在咖啡馆》，1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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