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的碑刻文字
越南顺化皇城
越南汉喃碑铭文献的文字学价值
（一）越南文字变迁的价值
越南自968年独立建国至今一千多年以来，国家文字使用几经变迁。10世纪到12世纪基本上是汉字专用时代；12世纪喃字产生以后越南进入了汉喃并用时代；17世纪传教士创造了国语字；法国殖民者侵入越南以后，法文又开始推广；1945年以后进入国语字专用时代。
越南汉喃碑铭文献，自北属时期一直到20世纪绵延不断，从中可以看出越南文字的发展变迁，是研究越南文字变迁的第一手材料。由最初的汉字专用，到喃字出现后的汉喃并用，再到国语字的产生都可以在其中找到印记。
早期丁朝、陈朝的碑铭中，有不少关于施田、田界等方面的内容，其中涉及一些专有地名以及度量词语，难以找到对应汉字，不得不使用喃字，如表示地名的“洞个”（《古越村延福寺碑铭》，1157），以及表示“田野”的“垌”字（《多贝垌木牌》，1269）；度量词语如表示“丈”的“高”字及表示“亩”的“面”等喃字。以《崇天寺碑》（1331）为例，其中就有不少喃字，如“高”“洞”“面”“伴”“麻雷（即‘鬼’的意思）”等。
喃字产生以后，在越南民间流行，并逐步影响到上层统治阶级，偶尔会见到全用喃字写成的碑刻，如黎初黎圣宗于1486年御题诗碑刻。
黎初，越南国民民族意识高涨，而喃字作为民族独立性的表达手段之一，受到了文人政客的推崇，且影响到了当时的皇帝——黎圣宗。他既精于汉文，又精于喃字，所创作的《洪德国音诗集》是当时的喃文代表作。而这方纯喃字碑则忠实反映了这段时间的文字使用情况。
国语字产生以后，也成为铭刻碑文的一种文字，这时开始出现汉字与国语字夹杂使用的碑刻，有的碑刻甚至夹杂了汉字、喃字、国语字，还有阿拉伯数字，紧跟国家文字使用的政策。
纵观越南的铭文文献，从北属时期直到1945年，甚至少量延续至1945年之后，其碑刻所使用文字始终以汉字为主。此外，碑刻文字随着国家整体文字使用情况变化而变化，但又有其保守性和滞后性。喃字、国语字等在碑刻中均已使用，但相较于纸质文献或文学类文献数量明显偏少，不是主流。碑刻用字依然以汉字为正统文字，可显示碑刻的神圣性、正统性与契约性。
（二）汉字字体研究的价值
字体即字的外在形式特征以及字的风格。字体有个人字体，如欧、柳、颜、赵等书法字体；也有不同书写工具造成的风格，如契刻的甲骨文与铸刻的金文风格的不同，软笔字体与硬笔字体的不同；除此之外，还有文字用途不同形成的不同字体，如《说文解字·叙》中的“秦书八体”，现在使用最为广泛的“宋体字”也是应印刷而产生的。汉字字体经过古文字阶段以后，又经隶变，直至唐代楷体字定型才进入一个稳定的阶段。越南汉喃碑铭文献绝大多数在唐代以后，字体自然以楷体字为主，间有少量篆体、行书体、草体和行草体。
篆体字本是汉字字体发展史上的一种字体，后来有了专门用途，多出现在后世碑额以及墓志盖等处。在越南汉喃碑铭中，最早见于618年大隋九真郡宝安道场之碑文。此碑额篆体字比较有特点，艺术加工痕迹非常明显，字形已经简化很多。
越南独立以后，篆体字常见于碑额，如：
莫朝以后，后黎朝与阮朝碑刻数量大增，篆文碑额数量也不少。有的篆体不仅局限于碑额，在铭文中也有出现，如莫朝碑铭中，有篆文“信施”二字。
越南汉喃铭文篆文主要有以下研究价值。一是关于宋代刊刻《说文》以前的篆文，研究是较为薄弱的，中国的以及越南的出土材料是此项研究的重要材料。二是可探究越南篆文对于中国篆文的接受与改易，如艺术化倾向等。
除了篆体，越南汉喃碑铭中还有用隶书书写的。如：
越南汉喃碑文中还有艺术化的行书碑与草书碑。如：
以上行书、草书碑主要是艺术化倾向，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对越南书法史、艺术史的相关研究有着重要价值。从北属时期、李陈时期、后黎朝时期、阮朝时期选择代表性碑刻文献，对其书体变化情况进行系统梳理，可以揭示越南书法艺术发展的历程。书法比较研究方面，以楷书为比较对象，汇集不同时代、不同地点的碑刻进行研究，可以发现某些书法演进规律。书法分类研究方面，后黎朝前期的一些题诗碑多由当朝皇帝书写，对御制御书碑的书体风格进行考察，有助于勾勒书法在越南统治阶层的发展轨迹。
除此之外，越南还有一种“宋体字”碑，也值得关注。“宋体字”是在明代伴随雕版印刷的“标准化”生产而产生的一种字体，主要特征是横平竖直，横细竖粗，与手写楷体字有明显区别。在越南碑刻中，可以发现以“宋体字”刊刻的碑。从这种“宋体字”碑刻中，可以发现雕版印刷以及刻本书籍对于碑刻的影响，也反映了两种不同介质文献之间的密切关系。
字体作为一种文字整体风格，可以说每一块都有一种风格。整体而言，所有汉字文献都可以分为两种风格：一种是潦草的、用字随意的、由知识水平不高的人写就，一种是严谨的、用字规范的、由知识素养较高的知识分子写就。按照一般道理而言，手写抄本比较自由随意，而碑刻文献传至久远，则相对严谨规范。现实却是，在碑刻中也有很多潦草随意、由下层人民写就的文字，字形不够规范，而这也正是其字形研究价值之所在。
（三）汉字构形研究的价值
越南汉喃碑铭文献中的汉字形体非常丰富，贮存了大量的域外汉字字样，能够真实地反映汉字在越南的传播、发展情况，为探讨汉字在越南发展演变的规律提供了可靠且丰富的材料。王宁先生运用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整理、描写不同层面汉字的构形系统，抓住汉字的本体结构和生发功能，依据部件在构字时所体现出的不同构意，归纳出汉字构形系统的5种构件类型、14种构形模式，基本涵盖了古今所有汉字。王宁先生的这一汉字构形理论，为我们研究越南汉喃文献中各阶段的汉字异写、异构现象提供了基础理论和基本方法。
越南汉喃碑铭中有大量的异体字，不仅可为汉字构形理论在域外的运用提供丰富的、有特色的字料，而且反过来构形理论亦可以用来分析碑刻讹俗字、记号字等的形体构造，沟通字际关系。
此外，越南汉字构形研究对《越南异体字字形表》的编撰可以起到辅助作用，同时为越南汉字字样学研究与越南汉字规范问题研究奠定基础。
（四）汉语俗字研究的价值
越南汉喃碑铭中的汉文是汉字在域外传承的活体文献，其中出现的这些俗字不仅可在中国历史文献中找到原形，而且其构字规律及形体发展趋势亦无异，内在传承性不言而喻。作为“异族故书”，越南汉喃碑铭不仅可以丰富和补充汉语俗字的新材料、拓展近代汉字研究的新视野，而且可以提供大量的新字样，对一些大型字书或俗字典进行增补。比如，俗字“斈、㪯、氷、斍”在《汉语大字典》有收录，同样在越南汉喃碑铭中也有出现。这些都可以作为补充汉语俗字的域外材料。还有《汉语大字典》未收录，但在《明清小说俗字典》中有收录的俗字，同样也可以在越南汉喃碑铭中找到。可以作为汉语俗字的域外佐证材料。
（五）地域文字研究的价值
越南汉喃碑铭文献是研究“地域文字”的宝贵材料。“地域文字”包括变异俗字（又称“国别俗字”或“特征俗字”）和喃字，这些字形在现有研究材料和成果中少见。这些变异俗字中变异的形式也非常丰富，有替换声符、会意变异、讹俗变异、符号代替、草书楷化变异等多种形式。
“喃字”则体现在自造字，即借用汉字部件仿照汉字构形原理创制新字，其与古壮字、瑶字、布依方块字等民族文字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六）越南汉字史研究的价值
越南汉喃碑铭文献数量巨大，大约有68000张拓片，并且时间跨度长，从968年之前的北属时期，到李朝、陈朝、黎初、黎中兴以及阮朝都有拓片留存下来，这是研究越南汉字史不可或缺的宝贵资源。此外，由于战乱频繁以及气候潮湿等原因，越南刻本数量较少，写本时间较晚，只能作为越南汉字史研究的补充材料。
我们可以利用越南汉喃碑铭材料梳理出汉字在越南的发展史，下面以“懷”“德”两字为例，可以大致看出“懷”“德”两字在越南的发展、演变情况。如下表：
（七）越南汉字传播史研究的价值
域外汉字传播与汉字在域外所处的生态密不可分。从载体来说，碑铭、刻本、写本在越南都是记载汉字、传承汉文化的载体，其中碑铭数量巨大，时间跨度长，是研究汉字在越南传播不可或缺的材料，可与刻本、写本相互补充研究越南汉字传播史；从文化生态背景来说，儒学、佛教与道教在越南的传播，以及中国的科举制度、礼仪官职制度、医学、民间风俗、印刷书籍等多方面、全方位的文化传播，无疑都推动着汉字在越南的传播、演变和发展。
汉字在越南的传播确实存在亦步亦趋的现象，如避讳文化对越南避讳字的影响，武周新字在越南碑铭中有出现，如“曌” ，越南碑铭文献中存在的大量民间俗字更是汉字在越南传播的一道风景线，俗字传播史也是汉字传播史的体现。
“汉字传播”是一个横向扩散的过程，具有时间性和空间性。越南汉喃碑铭时间跨度大，蕴含字料丰富，不但有助于厘清汉字在越南传播阶段和层次，而且对部分喃字创制时间及来源地的判定亦有启示。以碑刻中的汉字字料同中国的历代汇编字形作比较，可大致确定其传播时间的上限或下限。若有些字最早见于《明清小说俗字典》，那其传播时间多为明清；若有些字仅见于《汉魏六朝碑刻异体字字典》，《敦煌俗字典》《宋元以来俗字谱》《明清小说俗字典》皆未见，那这些字的传播时间至少在唐代以前。喃字从来源上分为借用字和自造字。在借用字方面，如果我们对汉字在越南传播阶段或层次有了大致的框架划分，就可以类推喃字中的借用汉字，同时结合碑铭喃字字料出现的具体时间，亦能分出一个层次。在自造字方面，除了对汉字部件传播时间类推外，还可与其他民族文字做比较进行推断。京族和壮族属中越跨境民族，所用文字分别是喃字和古壮字。由于两族在历史上混杂而居，文化相似度较高，喃字和古壮字同属汉字型文字，关系密切。韦树关《喃字对古壮字的影响》（2011）阐述了一定数量的古壮字的字形、字音、字义及造字符号受到越南喃字的影响；其中，形、音、义全借喃字的古壮字可以判定来源于越南。这种影响应该是双向的。同理，我们通过对照越南汉喃碑铭与壮族古籍，亦能发现古壮字对喃字的影响，从而对一些喃字的来源地进行认定。
（八）东亚汉字比较研究的价值
越南碑铭文献中既有传承俗字又有变异俗字，对这些俗字的研究有助于从整个东亚汉字圈的角度来审视近代汉字的演变，开拓近代汉字研究的新视野。越南汉字发展变化是否和中国汉字一致？如果不一致的话，中越双方各自的发展特点是什么？这些特点与东亚汉字圈的其他国家是否有相同或不同之处？同时，通过东亚汉字比较互证，有助于纠正学界对俗字国别的判定失误，如“芸”为“藝”的俗写，“対”为“對”的俗写，“伩”为“儒”的俗写，以上字形在日本、朝鲜和越南均有出现，但少见于中国。另外从民族角度看，记录“围”之“囲”见于中国京族地区，亦见于日本《常用汉字表》和韩国语文教育委员会1981年发布的181个“略字”中。我们并不能武断地认为这些字形为域外或少数民族创制，根据汉字传播的路线，如果汉字圈中其他国家都有相同字形，那么其源头很有可能是在中土。此外，这些俗字字料亦可为《东亚俗字典》的编撰提供字形和例证。
（九）汉字理论研究的价值
李运富《“汉字学三平面理论”申论》认为汉字本体应该具有形体、结构、职用三方面的属性。在形体和结构方面，何华珍《国际俗字与国别俗字——基于汉字文化圈的视角》（2014）将域外汉字中的俗体分为“国际俗字（传承俗字）”和“国别俗字（变异俗字）”。越南汉喃碑铭中既有通行于中越的“汉越通用俗字”，又有主要流行于越南的“地域俗字”，这些材料可进一步丰富“国际俗字与国别俗字”理论。在职用方面，汉字在越南汉喃碑铭中分别记录汉语和越南语。那么从历时和共时角度看，一个汉字字符可以记录几个越南语语符？其中的形义关系又是怎样的？一个越南语语符需要几个汉字字符记录？用字属性是本用、兼用还是借用？利用碑铭材料系统地对以上问题进行研究，可为越南汉字职用学的构建奠定基础。
（十）汉语俗字释疑解惑的价值
“対”字字形一般认为是日本创造的，中国本土的刻本作此俗写的情况比较少见。关于“对”字，我们在越南汉喃碑铭文献中找到大量俗作“対”的例证，可见“対”字在越南常见，日本也有，但在中国文献中还未发现，我们猜测其源头应是在中国，只是有待发现而已。
越南汉喃碑铭文献是贮存汉语俗字的宝库，可以为汉语俗字研究提供丰富的材料，为学界俗字研究释疑解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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