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如兰 | 素描式的自传
我一生在美国和中国之间穿梭不知有多少次，没想到我三十多年来的家，竟在剑桥离我1922年4月20日出生的奥本山医院仅仅两条大街。我出生时父亲是个年轻的哈佛讲师，教哲学和中文。我取名如兰，因兰是我母亲的乳名……我两岁时，妹妹新那只有一岁，父母亲为要回中国前到欧洲各地旅行，便把我们寄托在个住巴黎的法国人家看顾。听说我们这两个小孩到了北京仍只会说法语。
做我父母亲的女儿有时确实不易，却从不会觉得沉闷。父亲到中国各地做研究，作田野调查，教书，又数次到美国。我们在中国除了北京的清华园外，住过上海、南京；中日战争时则逃难到长沙和昆明，马不停蹄。我们一家人很亲密，但到处需适应新环境，有的地方学校用英语，有的用汉语（法语早忘光了）。我大二入雷德克利夫学院（当时是哈佛的附属女校，后来合校）之前，在中国上过六所学校，在美国上过五所学校。
1946年6月1日，赵元任（前右）和杨步伟（前左）银婚，家庭成员合照。后排右起：卞学鐄、卞赵如兰、赵来思、赵小中、赵新那、黄培云（赵新那之夫，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中国粉末冶金学科奠基人）。
我们在背后偷叫王国维“王小辫”
我父母两人的性格都很突出，相遇之前各已有多彩多姿的生活。他们各写了自传……我和我的妹妹们常遇到一些对我们父母行踪比我们更清楚的人。最令我难堪的一次是南京入中学口试考官问起我父母，我报上父亲的名字，他马上另眼相待，但突然诡异地笑问：“你知道你父亲这一刻在什么地方吗？”这可不简单，数天前我忙着准备入学考试时父亲刚刚出门，但到什么地方我不清楚，后来才知报上有报道，只好低声回答：“不知道。”考官转身大声地对坐在他旁边的同事说：“赵元任到惠州考察方言去了。”他也许借此向我和他的同事炫耀他消息灵通。不知是否因此我口试没通过。
因常搬家的缘故，也因我父母付不起学费，我很少有机会正式学钢琴……然而父亲总想法子让我们家里有台钢琴，只逃难时在长沙和昆明没有。我和新那很小就学会看五线谱，好玩地弹琴自娱。我弹得像点样子后，便常和父亲四手联弹简单的曲子。我们从小也常一起唱歌，有时父亲伴奏，更常的是他和我们分两部或三部混声清唱。舒伯特是父亲最钟爱的作曲家之一，但我们唱的大多是他自己谱的歌曲。他随身带了小本子，里面都是要让我们分部合唱的歌；在家里或在户外没事时，他便把笔记本拿出来和我们一起练唱。我记得有一次我们三个人到北京邮局等一份挂号信，坐在板凳上便看着笔记本上的歌谱唱起来。当我两位小妹妹来思和小中可以参与后，父亲便写较复杂的歌曲让我们练习。父亲在美国漫长的高速公路开车时，也和我们唱歌消磨时间。回想起来，他对我们的音乐教育是很用心的，虽然看似玩玩而已。他很少对我们训话，总婉转地引导我们学新东西，譬如他会把新买的乐谱放在钢琴上，让我们自己学。我们弹错了他会突然出现替我们改正，话总不多。
从1925到1929年我们在清华校园的一些生活细节，我至今记忆犹新……王国维也住在附近，我们看着他坐黄包车出入南院，便在背后偷叫他“王小辫”，因为他民国时代还留着辫子，不肯和别人一样把它剪掉。有一天我们听到他竟投湖自杀了，母亲被叫到湖边抢救却已来不及。她回到家唏嘘不已……离南院不远有条铁路，我们很少注意它，直到一夜铁轨上载军火的车厢着火爆炸了，惊醒了我们，窗外整个天空通红，第二天早上便目睹伤者被抬到校内的医疗室。
“看那儿，新那！” 1925年，在法国
六岁时迷上了大我一岁的小男孩，名叫王元化
还是谈较愉快的事吧：我六岁时，迷上了个比我大一岁的小男孩，他可以说是我第一个男朋友，名叫王元化。我五十年后在上海和他又相见，他成了有名的学者和作家。
因父亲的兴趣所趋，我们姊妹幼年听的是西方古典音乐，偶然也接触到传统中国音乐。最早记得的是《小白菜》，是从街上的玩伴听来的。这首歌很悲哀，关于一个叫小白菜的孩子，母亲死了被后母虐待。我们邻居中有些妈妈认为此歌不吉利，不准小孩唱。我母亲不阻止我们唱，但告诉我们有些妈妈不喜欢听它。这首歌只有四行，每行有四个字，我们唱完一行便停一拍，这也是中国四言诗的通常读法。我后来明白父亲为什么替也是四言诗的《卖布谣》谱曲时用5/4拍。
我记得跟女佣也学了一些歌，包括一首开头是“我家有个胖宝宝”，用的其实是很有名的《苏武牧羊》的调子。我还学会唱《孟姜女》，相当凄惨，关于一个女子的丈夫被征去建长城，从此就没回家。新那和我这时候也不知从哪里学来一首关于紫竹笛的歌，连我父母都喜欢跟我们一起唱……
当时中国的大事当然是日军侵入华北……年末最令我难忘的是徐志摩飞机失事。他是我父母亲密的朋友，常来我家打麻将。他写诗和话剧，父亲替他的《海韵》谱成一首大型合唱的歌曲，至今仍常有人演唱。徐志摩乘机到上海前一夜在我家，大人打麻将时我在父亲的书房发现小飞侠彼得潘的中译本，坐在父亲书桌上读了起来。徐志摩走进书房拥抱我数次说，“小朋友，我明天要走了，你会想我吗？”我沉迷在书中只觉得他讨厌，把他推走。第二个晚上父亲便接到电话说徐志摩死了。
……我们1932年起有一年半在美国……老师讲到世界各地文化，教我们学美国印第安人随鼓乐跳舞；她还写了一首关于北欧的维京人的诗……父亲替这诗谱了三部合唱的曲子，让我们在家一起唱……
我们1933年秋回中国，我在上海觉民小学上了一年便毕业，随即搬到南京……我学会打小鼓，常和同学们参与各种和爱国活动有关的游行，记得一次是庆祝蒋介石大元帅的五十岁大寿……我在学校的成绩最多差强人意，很多科目都不及格要重修，但课外却非常活跃，尤其喜欢话剧和各种音乐节目。明德中学教音乐欣赏的老师是杨嘉仁，热情活泼，令我憧憬当音乐教师（60年代的“文革”中，他是上海音乐学院十七位自杀的教职员之一）。这期间中国兴起各种教育革新运动，父亲常被邀参与制作提倡儿童和成人教育的歌曲，歌词多是当时的教育和政治名流写的，如陶行之、吴研因、陈果夫等，风格和父亲20年代所写的艺术歌曲不同。父亲在家仍不断写些二部或三部合唱的歌让我们唱。他1934年带我到上海百代公司 （Pathé Recording Company）录《小先生歌》，有钢琴伴奏，大概我未经训练的声音恰恰适合灌此教育唱碟……
1937年 搬到长沙
同学们叫我“北方人”
我们在长沙短短的五个月，是我一生中很重要的阶段。我侥幸进入周南中学，照例参加各种课外活动，学校知道我会打小鼓便派我到乐队，我们常到处向公众宣扬爱国。同学们叫我“北方人”，因为我在学校一个聚会上唱父亲写的《我是个北方人》，曲子便是他多年前在美国替“维京人”谱的，新词则表扬在北方打仗的军人。我在学校受一位和我有许多共同嗜好的同学的影响，她叫苏琴（音译），也打小鼓，我们一起参加乐队游行，不同的是她在班上是模范生，我便也开始认真读书，有生以来每门科目都及格……在长沙接到消息说我们在南京的房子被烧毁……长沙受轰炸，史语所要迁到更内陆的昆明时，我伤心透了，一生住过那么多地方，最舍不得离开长沙。
我们在昆明前后六个月，父亲这期间接到夏威夷大学的聘书。我们在昆明便没上学，在家补习。父亲每天读一段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芬历险记》让我们练习听英语……父亲在夏威夷大学教了一年后，在耶鲁又教了两年，我们搬到纽黑文，我在小山房中学读毕业班。父亲仍然设法继续我们的音乐训练，有一天开车带我们到纽约城里第三大道的一家卖便宜二手乐器的当铺里，替我们挑选了小提琴、双管、小号、大提琴，虽然都相当便宜，但当时对我家来说是笔可观的投资。父亲让我们随意玩这些乐器，新那却照旧弹她的钢琴，小中拉了一阵子小提琴，又恢复弹钢琴，来思却努力不懈地吹起双簧管来，结果吹得很够水平。我起初对小号有兴趣，大概因小号往往是和我以前打的小鼓一起演奏的。我照说明书吹了一段时间，搬到剑桥后才比较认真地学大提琴……
赵元任和赵如兰父女，摄于1944年
杨联陞命我翻译林谦三的一篇论文
我大学第一年在康州大学念……父亲1941年到哈佛教书及编字典，我便转学入拉德克利夫学院，先在哈佛暑期学校选了一门数学和一门音乐课。我虽然长年浸淫于音乐，但一直假定以后将从事数学或某些科学的专业。虽然我父母没有明示，但我总觉得这是他们对我的期望。我二妹主攻化学；三妹来思得了数学学士和硕士，虽然后来专写小说；幺妹小中学士和硕士以及后来的工作都和天文物理有关。但暑期学校的音乐教授塔涂（Stephen Tuttle）比教数学的教授有趣，夏季末我便已决定主修音乐。回想起来，我不能说当时对要从事什么行业有个明确的决定，只感到选音乐史和音乐理论，有更多有意思的理念值得思考……
40年代剑桥的中国学生已经相当多，就有人要组织合唱团。有趣的是：中国历来并没有合唱的传统，但合唱成了各地中国学生最热衷的音乐活动……一个合唱团请我当指挥……合唱团里有个麻州理工学院的学生叫黄培云，约我妹妹新那出去玩，他成了我的妹夫；另有个麻州理工学院的学生叫卞学鐄……他后来成了新那的姐夫……
我1946年得硕士学位，修的仍是西方音乐史……那时杨联陞在哈佛教中国历史，是他提议我回研究院攻读中国音乐史的……由于我汉学训练特别差，杨联陞从一开始便用心引导我进入每阶段。我上完数门必修的日文后，他就命我翻译林谦三（Hayashi Kenzo）20世纪初写的一篇论文，关于一份现存法国国家图书馆里的10世纪敦煌四弦琵琶乐谱。林谦三引用许多日本尚存相似的乐谱，杨联陞要我全篇翻译，包括所有的脚注，并尽可能找出中文和日文的原始资料，其中有些我多年后才在别的国家别的图书馆里看到。我花了一学期多的功夫才把翻译草草完成，但这过程却让我受益无穷……杨联陞60年代开始便健康欠佳较少开课，但我学术上有什么问题仍去找他。1990年他去世前数月，我去告诉他我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他高兴得几乎流下眼泪……
卞学鐄和卞赵如兰夫妇
齐如山示范京剧的手势让我拍照
50年代初音乐系来了个令人振奋的新教授——甘波斯（Otto Gombosi）,是位匈牙利音乐理论家，是系里极少数课后和学生同去校外咖啡馆继续讨论的教授。我选了他的研讨会，另跟他上了个别导读的课，他介绍我看萨克斯（Curt Sachs）的数本书，包括《古代音乐的源起》（The Rise of Music in the Ancient World）和《乐器的内在精神与发展》（Geistund Werden der Musikinstrumente），对我很有启发，后者对乐器和文化的关系有更深的思考。我的德文比日文好不了多少，花很长时间才把此书看完，但一点都不后悔。他许多观点至今仍影响我，譬如他说音乐往往是怕它消失，或从一个地方迁移到另一个地方时，才会被记录下来的。我感到中国音乐文献不少是这样产生的……从1958到1959年我得到哈佛燕京学社的奖金在日本逗留九个月，除了学习演奏一些雅乐乐器外，还借机会看文乐木偶戏、能剧与歌舞伎表演……在日本期间我还去了台湾和韩国的汉城……有幸见到京剧权威齐如山，他曾教过梅兰芳并当他的顾问。齐如山有一次示范京剧的各种手势，让我用照相机拍摄……
我1959年夏从东京途经欧洲回美，第二年交了博士论文，毕业典礼上获悉论文得了CarolynI.Wilby奖，翌年远东系升我为讲师，我在此职位十三年。音乐系1962年聘我为访问讲师，教一门有关中国音乐的课。我继续教汉语外，开始尝试教些自己有兴趣的东西，如中国演唱文学，口头文化等……前面提及我小时候在中国并没有机会接触到京戏，现在正可趁机会补上。学鐄早在我认识他以前就会唱几段，男女的角色都可来一手。我们常专门开车到纽约去看京戏。
我大约1967年和荣鸿曾（Bell Yung）结识。他当时在麻州理工学院读物理博士，弹得一手好钢琴，是波士顿中国同学合唱团的一员……他得了博士后马上到哈佛音乐系再念个博士，论文写粤剧。他和我自此合作无间，大大小小的事都询问我的意见。这些年来，更多的是我大大小小事都询问他。
（此文得ACMR的允许转载，并得荣鸿曾帮助翻译，特此鸣谢）
学林（2014.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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