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洁 | 再读陈旭麓先生《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以下简称《新陈代谢》）又重版了。这部起始于1980年代、成书于1990年代初的近代史著作，在近三十年的时间里，印就多少版、多少册数，几多人读过，已不胜枚举。而在2018年新年，拿到这本三联新版，想得更多的是，今天，我们读史、阅世、写史的人，为什么还要读它？该怎么读？又该在书中所倡导、书写的有关中国近代史的基本骨架之上，如何继续今天的历史观察与历史写作？

不夸张地讲，陈旭麓先生之后，治中国近代史者鲜有未受《新陈代谢》一书滋养的。这本书，从体例来讲，当属断代“通史”，但它不按类目，亦非面面包罗、一应俱全，而是将晚清至民初中国置于千年变化的脉络中，按照他自己对历史变迁的理解，以重要的时、势、人、事为区隔、为节点，编目而成。刘咸炘《治史绪论》将史学分为四端：一曰考证事实则为史考；二曰论断是非，是为史论；三曰明史书之义例，是为史法；四曰观史迹之风势，是为史识，“考论固在成书之先，然不能成书，则止是零碎事迹，不得为史；论断固为读史之的，然无识，则止是任意爱憎，不得为学”。《新陈代谢》一书诞生在马克思主义史学时代，然以“考”、“论”、“法”、“识”四则以衡，他又是这一代际的史家中既纯熟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与社会理论，又极能接续传统史学的一位。

因之，今日重读《新陈代谢》，我更关心的是，在身历数度史学思潮、史学方法的冲击后，在中国近代史研究这近三十年积累的大大小小的问题中，在从反对“宏大叙事”到反思“碎片化”的困境下，重新理解老辈史家勾勒的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主线与轮廓，这种“通”与“识”及其带来的整体眼光，对于我们历史叙事的方法、叙事的风貌，存在何种意义。

|   “变”与“常”   |

近代中国“将几个世纪缩在一时”，“变”与“不变”即是陈旭麓先生近代史学的核心论题。

《新陈代谢》论中西新旧，是在一个思辨的、变动不居的逻辑下展开的。他讲的“变”不是简单的历史变化——后来对先前的替代，而将“变”与“常”联系在一起；他讲的新旧，亦非界线分明，还包括了新与新之间的代谢。晚清这个剧变时代，每十年都不一样，从洋务到戊戌，从立宪到革命，看似只是代际之间的递进和取代，但先生讲“新旧如环”——环者圆圈也，但它不是循环的圆圈，乃是新旧不断的起承转合的圆圈。

1840年以降，中国经历了一个从变局到危局的变化，摆在那一代知识人面前的，是各种各样的“不得不”，在世变中变通成法。从庚申到甲午，“自强”作为一种观念，是在三十多年的变局中被逼出来的。又以自强派生出富强，重点是在师夷智、借西法。所以，从洋务到维新，以至戊戌之后的越走越远，这中间的变化就在于，洋务是以彼邦之长技守护中国自身和中国的固有，而甲午惨败之后的维新，则是大张自强与富强，要务是“变法”，价值变了，本位变了，观念和理路都变了，李鸿章的“取新卫旧”变成了康有为的“除旧布新”。

陈先生讲，除旧比布新更难；但“新”往往是“旧”衍生的。洋务一代，办机器局、制造局，从他们手上也开启了旧学新知的交汇。正是传教士和江南制造局编译的新书，哺养了戊戌一代士人。从洋务派到早期维新派到戊戌维新，这中间是层层接续又层层启动的。而百日维新的失败，又意味着新一轮的一个结束与另一个开始——日后在中国掀动革命大潮的、更广泛的“革命一代”，多半都是读着梁启超、《新民丛报》鼓荡起改造与革命的激情。洋务哺育了戊戌，戊戌又哺育了革命；这中间，还穿插了立宪派与革命派“由交替而并峙”，他们既是对峙的，又是联结的，其对峙和联结互为进退；反满之后的中国，则由“变”而越来越倾向“激变”与“巨变”；五四运动结束了戊戌以来的维新，又开启了一个时代。六十年间这三代读书人，洋务、戊戌与反满无非在围绕“除旧”与“布新”。他非常精准地引用了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中的一段话：“两种特别的现象，一种是新的来了好久之后而旧的又回复过来，即是反复；一种是新的来了好久之后而旧的并不废去，即是羼杂。”反复与羼杂，亦即先生在在申说的——新和旧是对立的，表明了他们的不同一性，但它们互相转化，又具备着同一性（《浮想录》第57页）。洋务与维新有同一，维新与革命亦有同一，“改良派”与“顽固派”、“保守派”在思维上也有许多一致的地方。这就是《新陈代谢》讲述的“变”与“常”，勾勒出近代中国历史变迁中螺旋式的新旧嬗替。他对于中西新旧的认知，到我们这个时代，仍然未被超越。

这种复杂度与曲折性的呈现，陈先生是怎么达到的？非常重要的一点——他讲中西新旧，不仅仅是观念层面的东西，还包括社会经济、日常生活，甚至是斗争方式。他所讲述的变迁不是政治、经济、思想任何单一意义上的变迁，而是处在各种关系的交互作用下的变迁。因此，《新陈代谢》讨论的各种嬗替，皆如“燕鹊之有双翼，舟车之有两轮”，总是环环相因的。比如中体西用的问题，陈先生讲，天下滔滔，多的是泥古而顽梗的士人，在封建主义充斥的天地里，欲破启锢闭，如果没有“中体”作为前提，“西用”无所依托，它在中国是进不了门，落不了户的（第106页）。近代中国的两极相逢，使社会成为“变形的社会”，由此造成了事物的多种质态、多重外观。分析一个历史事件、一个历史时段，就必须注意前后的纽结与关联。

这些都是从具体史事中凝练出来的论断，高度辩证，又高度概括。辩证与概括，均源于对史事本身深透的理解。先生曾讲过“洒盐入水”的道理，所有的理论与方法须得溶于历史本身，撑起大要，又不落痕迹，才是上乘。这个道理，先生运用得炉火纯青。所以，他的这些论断，至今看来，仍熠熠生辉，而我们各自所关心的具体研究和具体问题，又皆能从中获得灵感。一部史著之所以长久流传，可能不在于它具体解决了什么，而在于它能牵引出的更多问题和给予阅读者的思考。

|  思想、社会与经济  |

本书题为“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打通思想史与社会经济史也是其一大特色。思想及写作，与人的社会经验有密切关系。先生身历过战争与现代中国的离乱，对民生有过切肤感受，在他参与主编的四卷本《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中，负责的是经济部分，对近代经济变迁下过功夫。所以，他说“我们总是想把政治思想看做是同社会经济亦步亦趋的，我们写戊戌、辛亥、五四不都是这样写的？但是我们的政治思想像朵飞在天空的白云，想遮盖大地，其实它还是离地面很远的孤云”。新陈代谢，并不是一下子全部更新，而是局部地更新，那些还有生命力的“陈”仍然发挥它的功能，再为下一步的“新”代替（《浮想录》第33、35页）。那些“陈”，许多便是相对于更新更快的思想而言的经济与社会的缓慢变动。

比如，他讲太平天国运动，洪秀全的个人思想反映并影响了那时候的社会思想，反孔，不是反封建，因为“他站在小农经济基础上，它还不可能产生这样的眼光”。儒家思想是当时中国的社会思想，积两千年之久的浸润，已经深藏于中国人的心中，其支配性并不是每个被支配的人都能意识到的。洪秀全是一个向四书五经讨过生活，从科举制度寻过出路的人，还在他接受上帝的洗礼之前，儒学早就为他行过洗礼。造反可以不要儒学，统治却终究以儒术更为应手，于是三纲五常都在不知不觉中回到了天朝。他进而分析，在这里真正起作用的是千百万小农保守安逸的小生产意识，生产环境的狭隘造成了眼界的狭隘，眼界的狭隘造成了思想的狭隘。这个过程会产生相当数量的自耕农，而自耕农与新的商品与市场的结合，便会产生新的社会力量、社会思想，进而推动社会的根本变迁。（第66-80页）从太平天国，他又讲到晚清最后十年民变中的抗捐抗税，太平天国的平均主义反映了自然经济，抗捐抗税则反映了商品经济，两者的比较显示了太平天国之后半个世纪里中国城乡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程度和城乡社会关系的变化（第283页）。

这样的勾连与概括，非有极高明史识者不可得，而这样的概括又能启发我们对这场农民战争的许多社会影响作进一步思考。比如战争之后的江南重建，就是一个关系到中国近代变迁中许多关节点的关键问题。办理团练、设会防局、奏减赋税，在士绅武化、地方军事化的过程中，江南的绅权空前高涨，一路扩张。太平天国运动之后，江南一片荒落，蔓草荒烟，那么，江南社会秩序与经济秩序的恢复，就是一个非常大的题目。这既是江南的问题，也是与上海密切联动的问题，甚至是整个清帝国的问题。从经济秩序的恢复，再回过去看绅权，绅商的力量为什么在江南尤其突出？从庚子年间的东南互保，到辛亥革命中东南、江浙各州县的光复运动，都是绅士在起主导作用；辛亥前十年，立宪运动，为什么江浙的立宪派为魁首？这些，都与1860年代之后，江南作为一个整体，其经济秩序、社会结构的变动，有密切关系。把这些问题串起来，太平天国运动的社会影响便与整个近现代中国政治变动的格局联成一线。

《新陈代谢》讲义和团，既迥异于阶级定性式的农民战争叙事，也不作先进与落后的对立；他分析义和团“灭洋”首先是经济原因——暴烈的排外主义行动中藏着经济意识，近代经济改组的过程，触目地表现为来自西方的机制品夺走了小生产者的饭碗；来自西方的轮船火车夺走了船夫、纤夫、脚夫、驿站夫、水手、店员的饭碗。庚子前后，仅顺天府属州县的穷民中，“失车船店脚之利，而受铁路之害者”即在4万人以上。“闲游市中，见有售洋货者，或紧衣窄袖者，或物仿洋式，或上有洋字者，皆毁物杀人”，正倾泻了小生产者断了生路之后的发指眦裂之恨。这种忿恨所包含的愿望与旧的生产方式连在一起，他们不认识帝国主义，却认识洋人洋物，于是，所有的外来之物都成了痛苦的原因。这种斗争方式，既表现了那个时代多数人的民族感情，又寄托了旧式小农和手工业者的本来愿望（第175-176页）。经济原因，指向的便是先生特别强调的，思想与社会经济的脱节，而脱节又会带来相互之间的制约。近代中国的根本问题，新与旧比较容易理解。但新旧还牵扯到思潮变化快、社会经济变化慢之间的脱节。近代中国还有城市与乡村的脱节、国家与社会的脱节。脱节造成失序，失序导致乱世。在“辛亥革命”一章，他就特别讲到了，民国是新的，而国民是旧的，民国与国民之间的非同构导致了民国的变形。这样的历史叙事，充满了思辨，因为他往往不是从观念出发，而是从“存在”出发，所以能够看到表象底下的实质，能在单另的事件与个人之外，看到社会变迁的脉络，能洞察到新旧对立、两代人的冲突，在许多时候，是基于不同的社会经济条件，顽固亦或激进都是社会病症，不会是个人的、孤悬的。

同样是阶级分析，陈先生所做的不是刻板定性，而注重讲述起因与过程。他讲洋务运动，是在缺乏产业革命条件下出现的产业革命迹象；讲义和团运动中，阶级是对立的，但产生阶级的土壤并不是对立的；讲辛亥前十年“中等社会”的崛起，是近代社会新旧两种因素互相交织纠缠而又矛盾冲突的产物。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与物质形态上社会发展序列的重叠交错，决定了“中等社会”的社会关系及其观念意识的多重性。“中等社会”的出现，是中国社会阶级结构的深刻变化，但它的复杂性又说明它的不纯粹性（第248页）。他概括道，在晚清中国，资产阶级的形象已经可以辨识，但资产阶级的阵营是不明晰的；因此，辛亥革命是中等阶级的革命，北伐战争是国民革命。这样的梳理，完全摆脱了辛亥究竟是成功还是失败的缠绕，高度总结出辛亥年何以起始、以什么方式收场，这中间的原因是什么，它的“失败”对现代中国的共和体制意味着什么、又导引了什么，戊戌志士到五四成了老新党，而他们的最后退场，意味着中国进入一个国民革命与政党政治纠葛不息的时代。

将阶级属性，以及阶级所意味的、牵动的身份、地域、文化、民族等内容放在社会与经济的变迁过程中考察，这是《新陈代谢》对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法的灵活运用。阶级的代表者有其生活界限，政治变动中，阶级背后有社会集团的身份升降。晚清民国这段历史，从农民战争，到中等社会革命，再到裹挟了更大多数人群的国民大革命，每一度变迁都包含着相应的更深广的社会经济动因。此外，阶级亦与思想双向互动：阶级身份帮助我们框定其思想内容，并从中寻找特定人群社会实践的利益指向；思想则使得阶级的边界、自我认同、自我意识变得清晰。《新陈代谢》对许多单个历史事件的论断总能帮助我们勾勒出连续变迁的线索，由此，我们能进一步思考——是什么阻止了思想改造社会，新的经济因素如何从根本处、从历史深处塑造新的社会身份和利益集团，技术、产业化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并改变近代中国的面貌，凡此等等。以经济为基底，再向上溯，他才对近代社会变迁中的政治变动与思想变动有不同寻常的洞察力。

|   史学与价值   |

讲《新陈代谢》的意义，大概还必须注意和比较不同时空中的中国近代通史写作。陈旭麓先生之前的中国近代史是怎么书写的？略作分类的话，粗略可分“革命史范式”与“现代化范式”两类。前者以李平心《中国近代史》（1930年代）、范文澜《中国近代史》（1940年代）、李侃李时岳等《中国近代史》（1970年代）、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1980年代）等为代表，主要以反帝反封建及革命的发展为论述主线，讲述西方对中国的殖民压迫及中国人民的反侵略反殖民斗争。后者以蒋廷黻《中国近代史》（1930年代）、陈恭禄《中国近代史》（1930年代）、郭廷以《中国近代史纲》（1970年代）和徐中约《中国近代史》（The Rise of Modern China，1970年初版）为代表，以中西关系为中心，以近代化为主线，“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的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因为在世界上，一切国家能接受近代文化者必致富强，不能者必遭失败，毫无例外”（蒋廷黻《中国近代史》总论）。以“近代化”引领对中国未来出路的思考。徐中约版中国近代史着墨尤重外交，并着力于对冲击回应论的修正，“近代中国历史的特征并非是一种对西方的被动反应，而是一场中国人应付内外挑战的主动奋斗”。

在以上脉络中定位《新陈代谢》，可以看到这本书的特立之处。他笔下的中西新旧，是交互而并峙的，不因“西方”便一力贬斥，亦不因“中国”与“人民”便一力颂扬；他讲的是社会变迁中的“新陈代谢”，即其起因、转折，其曲折轨迹，以及历史如何选择、为何选择；他的立意不在于确定几个重大事件、几个阶段并分门别类，而是在一个隐伏的脉络中提炼出重要的问题，以问题引导叙事。陈旭麓先生对近代中国社会新陈代谢的思考，更多来自于经验，即他所身历的现代中国。所有的问题，从历史中来，也在历史的脉络中被把握、清理和讲述。所以，理论、范式、叙述模式的变动是常态，但史学真正的价值，永远在于时、事本身。

在当代史学评价里，陈先生和他的“近代新陈代谢”被归入“进步主义”序列。这个归类，大致不差，陈先生确实有他对进步与落后的明确判断，他讲历史有“沉默的必然性”。但进步主义又远不足以概括其近代学中的“新陈代谢”。他评论义和团，看到其愚昧，亦看到其悲怆，并确认悲怆亦是一种历史中的价值。他讲国粹派的爱国主义表现为归复旧物的倾向，但他们不是旧日的顽固党，他们把民族复兴的希望更多地寄托于“古学”的复兴。所有这些，都是那一时代爱国者忧国忧民的情感和心怀，他们各有宗旨，但都是语重心长、有感而发的（第212-213页）。他讲近代中国的历史事件中，失败本身包含着胜利，胜利的凯歌中也包含着失败。从这些零零碎碎的“浮想”中，我们看到，他眼中的进步不是笔直的，进步和落后都带有另面。从“新陈代谢”的意义上说，近代中国并没有真正的保守，所有人都在时势中想望求变，都是一种针对现状、指向未来的激进。

“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任何一部书，都有他的时代性。《新陈代谢》诞生于一个渴望现代、渴望进步的世纪，先生则是在后五四时代全面清理传统情境中长成的学人。所以，这部书亦有其鲜明的时代痕迹——他对于“新”的颂扬，对于“顽固”、“守旧”的贬责。历史学家立足于事实，比文学与艺术家更难跨越自己的时代，我们毋须溢美。但《新陈代谢》又不止于“进步”。他也低吟“落后”中闪现的那些有关坚执的价值，也书写“恐惧”激飏起的忧生念乱。他的写作，亦未受那个世纪习见的言辞风格熏染，而是写出“如果说汉唐盛世曾经是阳春天气的话，那么康乾盛世不过是晚秋晴日”，“新旧嬗递的每一步，都会遇到被利益和道德召唤来的愤怒的卫道者。近代中国就在这种矛盾中拖泥带水地趔趄而行”（第37、154页）这样漂亮的词章。词章是考据与义理的承载，呈现的是察源观流中的逻辑之美和历史之美。词章里还有他对物力、民生，对整个国家命运的思考。柳诒徵讲，“就史学而言通，则必就史学与心身家国天下之关系而言”。史学似乎是隔着纱窗看晓雾，又像是云端上看厮杀，须冷静直视；但卓越的史家又往往带着心身、怀抱天下去写史。陈旭麓先生这一代际的知识人，经历的世事沧桑、人事漩涡是习近代史者所共知的，他们本身即是现代中国历史的见证，他们中的赤子也几乎都致力于如何将学问投入国家与民族的未来，以史经世。

《新陈代谢》再版之际，又恰逢先生百年诞辰，不妨重温他笔下的世间事、世间人，以及沧桑与情味，体会他所认识的和信仰的。史学使时间与价值以文字方式被凝固下来，也使人的生命在终结之后得以如孤灯、如玄烛。文字流转，我们也多懂了一点他和他的时代。怀念，不如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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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林（2018.5.18）| 中西新旧之间的历史思辨

沈洁  上海社科院历史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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